陈毓贤︱战乱走出来的学者：裴溥言与糜文开

裴教授4月在美国加州走了，我感觉是一代学人在消逝。

我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马尼拉认识裴溥言教授的时候，她是我母亲在中正师专的老师，我中学同班同学糜咏丽的继母， 驻菲大使馆糜文开三等秘书的夫人。我从母亲口中知道裴教授是学生们崇拜的对象，而她与糜先生是令人羡慕的一对。听说有一次全班到外地旅行，裴教授穿了浴衣跟学生一起到河里游泳，糜先生很欣赏地说：“贵妃出浴！”也许是在大使馆一个典礼上吧，远见穿旗袍的她，头发整齐地梳到脑后，不像我想象中的杨贵妃，倒像个观音菩萨，行动却敏快俐落，一团和气的样子。糜先生显然也认为裴教授长相性情都像菩萨，“普贤”这名字是他给她取的。

不久我和我表姐到台湾念书，要找两个法定担保人，恰巧糜先生被调回台北，裴教授也要回台大教书，我父母亲便问裴教授和恰巧要回台的彭震球教授肯不肯当保人；做保人是冒风险的，他们都不认识我，却都慷慨答应了。我到了台湾，他们那么忙，并不富裕，却不时招待我和表姐吃饭。我年轻无知，居然感觉是理所当然的。

那时糜家在台北临沂街，离我們就读的师范大学不远，大概是台大宿舍吧。裴教授是山东人，住临沂街似乎也理所当然。我跟着咏丽和年幼的岱丽叫裴教授的母亲“姥姥”，最喜欢看姥姥和面擀皮包饺子，我和我表姐这两个菲律宾长大的广东人没吃过饺子，更不用说包了。缠足的姥姥冬天头上套个像帽子样的圈子，中间空的，对热带来的我们又非常新奇。我们很少跟糜先生交谈，因听不懂他的无锡话。

后来糜家搬到北投的外交部宿舍，我星期五便常到总统府附近等外交部的专车到他们家过周末，从而渐渐认识裴教授坦率幽默的一面。 我有一次问她小时有没有叛逆。她说：“我们那时不知道可以叛逆！”许多年后读到《溥言杂忆》才明白她在诸城上小学时山东已战事频频，父亲让她打扮成男孩，她曾抓了个笑她的野孩子狠狠揍一顿，那时学校女生很少，碰到有男生欺负女生，她也就打抱不平跟他们打架。有这样的童年自然不必叛逆。

她从小便喜欢念书。家里请了个老秀才教他们兄妹三人读《千字文》《论语》《孟子》《礼记》《左传》以及《古文观止》中的一些选文，并教他们作近体诗，临父亲选的裴休《圭峰碑》写毛笔字。入学则上县立第一小学（后改名为观海书院）。她说比她大四岁的哥哥，文章、书法和诗作都比她好；小四岁的妹妹很淘气贪玩，但是最有才气，可惜因为环境未能有所发挥。

裴教授进高小后，级任老师是她至老仍怀念的臧丙兮，是个大地主的独生子，但不愿用家里的钱，经常穿一袭蓝布大褂，一双布鞋。他有一次神秘兮兮地笑着走进教室，学生仔细一看，原来穿了一双新皮鞋，也都笑了，他才说是要去青岛参加一个亲戚的婚礼。他不但古书背诵如流，也读了许多中外名著；国语文法用图表解释，历史课就讲历史故事，要学生背诵同情苦难人们的古诗，还教他们唱弘一大师的歌，弹《马赛曲》给他们听，校歌以及毕业歌的词都是他作的。班上有位学生得了肺病，臧老师就为他延医诊治；有位贫穷的刁姓学生家在远方，寒暑假就留这学生住他家。可惜这位老师1939年参加游击队，被诬告为共产党托派遭活埋。五十多年后两岸通邮，裴教授跟那位刁姓同学连络上，想替臧丙兮修座衣冠冢，却因人人都怕扯上关系，连他生前衣物都找不到一件；只好找健在的同学写些纪念文章刊登在诸城的文史资料上，聊表心意。‬‬

裴教授读过三所中学。最初在天津上南开女中，学会了讲国语。该校作风自由，思想开放，不准有钱的家长用汽车接送学生，校长张伯苓每到南方考察就对全校师生报告时局。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南开迁到重庆，她便回诸城上县立中学，不到一个学期就开始逃难。

裴教授的祖父也带过兵，是诸城远近闻名的“大善人”。卢沟桥事件发生第二年正月，诸城清晨炮声隆隆，眼看敌人从北面打来，民众冒着酷寒慌恐地往城南奔跑，因天未亮，城门未开，大家抱怨咒骂，经她祖父找县长责问，才开城门。裴家以高价雇了辆独轮车，载了女长辈及年幼的弟妹，她则用脚踏车载着年迈的祖父，其他年轻的跟着走，奔往离城六十里的刘家槎，那里有游击队保护。她的祖母因半身不遂不能远行，雇人用椅子抬着，由裴教授的缠足母亲陪同逃往城外一个佃户家。事后才知悉她们在佃户家受土匪勒索，母亲把所带的财物都送上不算，还遭土匪拳打脚踢，从此失去嗅觉。

她再回天津后考上耀华中学，男女合校不合班，训导人员连发型都要管，但教师也和南开女中一样是一流的，教国文的是著名报人吴秋尘，西洋史是位爱尔兰女教师用英文教。耀华中学虽在英租界，仍被强迫教日文，日本的纪念日要放假，有一次规定所有学生摇日本国旗参加游行喊口号。前任校长被日本特务枪杀了，继任校长便不敢有所作为，也不敢让学生组织任何课外活动。谁知裴教授在这时候，正秘密帮父亲从事抗日工作。她家中有电台，晚间重庆来密码电报，她便帮忙翻译，白天就以上学为掩护，骑车到处送钱或送情报。日本特务数次透过英国工部局派人来搜查，幸好都有惊无险。 ‬‬‬‬‬

裴教授的父亲一定很疼爱这聪明可爱的大女儿，但我六十年代在台湾四年，裴教授从没向我提起她父亲，更没有让我知道她父亲也在台湾，而且是国民大会山东代表裴鸣宇。我第一次听到裴教授的父亲在台湾，是2008年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开了“白先勇、《现代文学》与现代主义国际研讨会”，“美女作家”裴在美从西雅图来，我到机场去接，对她说：“姓裴的人很少，我倒认识台湾一位裴普贤教授。”她就说：“她是我大姐。”我听了差点把车开到沟里去，说：“怎么可能？我跟她相当熟，她比我父母亲大，而你比我年轻多了！”原来她们的父亲前后有三个妻子，裴教授十多岁时，他在天津又娶了妻子，是天津师范学院音乐系毕业的新式女子，生下一子二女，裴教授在《溥言杂忆》里谈到1937年在诸城年幼的弟妹，是这第二位太太生的，裴教授很疼爱这些弟妹。但这女子1943年便因病在青岛去世。裴鸣宇后来到台湾又组织另一个家庭，又有二子三女，裴在美是最小的女儿。‬‬

根据网上维基百科的资料，裴鸣宇十八岁便加入同盟会，组织学生推动山东省独立，曾被县长以土匪罪名逮捕，坐了一年多的牢；其后参加北伐，当过县长，又因反对蒋介石被蒋扣押；出狱后仍旧在天津英租界设立电台出版报纸反蒋，然而一旦抗日战争爆发，即加入地下抗日运动。战后参与制宪国民大会，1949年随国民政府撤退至台湾，1983年去世，享年九十三岁。

裴教授在耀华中学高一高二都是班上第一名，指望高三也第一，就可保送燕京大学了；然而高三上了没几个月太平洋战争就爆发，英租界已不保，她随时会被捕，决定和妹妹两人经上海逃往后方。她们到了上海发现行李箱在火车上被人割破，衣物被偷光；而上海像个人间地狱，所有巷弄被日人封锁，让里面的人自生自灭，人行道到处躺着饿死的人。她们找到父亲的朋友，跟七个人一起租了本来供人游玩的画舫，冒着生命危险在黑夜里静静地划过关口，到达国民政府管辖的江苏宜兴一带。这时她们姐妹俩已经半年没有父亲的消息了，也不知道他的下落，想起他是个资深革命党员，便打电报到中央党部请他回电到她们下一站。从宜兴到浙江她们是步行的，脚穿草鞋，头戴斗笠，持了竹竿，有时住客栈，有时住民家，有时住人家的灵堂，有时住猪圈，身上都长满虱子，翻山越岭到了浙江金华，果然收到父亲的电报，指示她们到某人处领费用。此后有车的时候坐车——火车、煤车、木炭车、邮车——没车的时候躲避着炸弹步行，三个多月经十一个省份到达重庆。‬‬

裴教授在四川上成立不久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校舍很简陋，物质条件差极了，老师们生活很艰苦。有些师母做了馒头不舍得吃，悄悄拿到远处卖，免得被学生看到难为情，卖了馒头在路上采点野菜回家下饭。但教师阵容特别强大，教语言文字学的魏建功和教大一国文的台静农对裴教授一生影响甚巨。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第二年台湾光复，指导裴教授论文的魏建功当了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请刚毕业的她去当助教，没想一待就是四十多年，是裴教授一生居住最久的地方。

她先到青岛探望家人，再乘货船赴台，校方派给她一栋日人离台留下来的大宅，她一个单身女子却不敢住，宁愿住拥挤的单身教职员宿舍。助教本来是不可以教课的，但系里派裴教授教大一国文，学生们觉得有女老师给他们上课很奇怪，她走在校园里常有几个学生跟着看，她也觉得很奇怪。

魏建功不久被北大请回去，两位继任的一个被小偷打死，另一个回大陆一趟竟自杀了，之后才是台静农担任系主任。台静农和鲁迅是好朋友，在北大旁听过鲁迅的课，出版了一些受鲁迅影响的乡土小说，鲁迅视他为知音，主持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选了自己四篇，也选入台静农四篇，是入选作品最多的作家。台静农三十年代因政治曾三次被捕，在台湾不谈政治也不写小说了，闲来练书法，成了很有造诣的书法家。1949年国民政府从大陆撤退，台大来了一些顶尖学者，历史系有沈刚伯、姚从吾、刘崇宏、劳干等，中文系有王叔岷、屈万里、董同龢、周法高等。台静农能在台湾戒严时期平安主持台大中文系二十年，培养一大批人才，暗中帮助了许多受政治迫害的作家，委实不易。 ‬‬‬‬‬

裴教授的家人也来了，她看到母亲为家操劳，却常不开心，便安置母亲住妹妹家，雇一位女工代劳，自己兼了三份家教奉养母亲。有一次家教出来，突然倾盆大雨，不远就是“父亲的家”却不能去避雨，泪水和着雨水齐下。

1956年文学院院长沈刚伯因病住院，沈夫人要到医院陪丈夫，请她照顾年幼的女儿。一天下午有一位男士来探病，客厅坐定后说了两句话，裴教授都没有回应，便问：“你是不是听不懂我的话？”她说是。他就是印度文学家与外交官糜文开，是钱穆的学生，太太刚去世一年，与前妻有四个女儿，但除幺女詠丽外都在国外自立了。沈夫人认为他们很相配，有意做媒，对裴教授说他看来很穷，不过知道她不在乎钱。糜文开的无锡话难懂，他们就以书信交谈，而他写的信都是泰戈尔诗风格的；看来的确穷得很，约她看电影都和三轮车夫讲价。裴教授爱他为人忠厚，一点都没有官场习气，遇上气味不相投的人，则连礼貌的应酬话都不说。他求婚时，裴教授说：“结什么婚？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他却说：“我们可以买房子。”他有“财”不露让她很惊讶。他们1957年在法院公证结婚，在中山堂宴客。那年裴教授三十六岁，出门前已打扮好，糜先生却慢条斯理地整理领带。他对她说：“你那么晚结婚，就是在等我。”

糜先生当时星期六下午在台大和师大兼课教印度文学，早年得长女榴丽的帮助，在印度译了《奈都夫人诗全集》，1949年由香港商务出版；他办公教课之余又继续翻译泰戈尔作品，裴教授便和他合作把泰戈尔七部诗集以及一部小说戏剧译完。

根据2012年8月24日的《泰州日报》“君子谦谦糜文开”一文，糜文开生于无锡县一个诗书礼仪之家，考入江苏县立第三师范学校，班主任恰好是钱穆； 1937任福州《小民报》副刊“新村”编辑，1938年任泰州《战报》副刊“战鼓”主编，抗战期间先后任职于缅甸、印度使馆，在印度生活了近十年，战后又曾在香港新亚书院教书。《奈都夫人诗全集》所用的是奈都夫人三本诗集的合集，是奈都夫人送给当时驻印度大使罗家伦的。糜文开在《译者弁言》里交代说：“我与榴丽译诗时， 每译一首即请著名英语教授许孟雄兄代为仔细校订，诗中有疑难的印地文，由榴丽查印地文字典，并请教印度朋友，遇有乌都文或阿拉伯文，则请教回教语文专家海维谅兄，遇有生僻的典故，我也不怕烦难地查阅印度历史及印度古今文献，最后也去请教作者自己。罗大使也时时予以指导及协助。所以，这部译文虽不能称完美，实在已是集合许多人的力量才完成的了；这许多人的聚集在一起，却是不可多得的机会。”1948年夏，糜文开出于偶然看郑振铎译的泰戈尔诗集《飞鸟集》，发现里面错误很多，于是决定在办公之后以休闲的态度，把全书三百二十六首逐一译出。

此文又引述了林文月2007年在上海《书城》杂志发表的“奈都夫人诗全集”， 回忆糜文开在台大教课的数段文字：“他讲课的内容充实，虽然在外交界工作，罗家伦先生驻印度时，也在当地居住长时间而认识许多印度政坛及文化界的重要人物，但他课堂上绝少提及耳闻目睹的异国事迹。有些选课或旁听的同学，听不到糜先生的外交辞令和浪漫花絮，难免有些失望。初开学时坐满一教室的学生，逐渐退出，后来坚持旁听的若干外系同学，余下的便是我们中文系的研究生和大学部四年级的一些弟妹了。”“戴着细金色眼镜的糜先生，是谦谦君子，听众多或少都未影响他上课的热忱和情绪，一贯地带着乡音轻声慢讲，引领我们进入邻近而陌生的古国文明之中。”‬‬

裴教授和糜文开星期天喜欢爬山，利用爬山时间背诵陶诗杜诗，轮流先提某诗的第一句，另一个人就接诵第二句，接不上就算输了。后来合作写了数本关于《诗经》的书以及《中国文学欣赏》。《诗经欣赏与研究》一版再版 。她自己的《经学概论》也一再重版。我数年前偶与以翻译《论语》以及研究先秦文化著称的汉学家白牧之（Bruce Brooks) ‬通信，他对他们两位老前辈对《诗经》文法精微的分析至为佩服。‬‬

《中国文学欣赏》，三民书局，1970

糜先生1959年被派到马尼拉，裴教授在中正师专教国学导读。回台数年后1970年又到泰国，没想到出事了，因多年前在一个聚会上拍了一张团体照，其中有中共人士， 被人检举“通匪”，坐了十三个月的冤狱。裴教授那时除台大外，还在别处兼课，家里有老幼，每次搭数轮公车探监，带给他吃的饭菜，份量总预备足够分给同牢的人吃。她每逢想起这段日子，都不知怎样挨过来的。糜先生这案子劳动了钱穆出庭作证，最后判无罪恢复原职，但身心都受了创伤，需吃流质食物，一碗汤至少要喂半个小时，半夜也要服药。他1982年去世，享年七十六岁。裴教授送他的挽联是：“赏词章，如兄如弟，往常琴瑟和谐，伤时短；研义理，亦友亦师，今后天人两隔，苦日长。”‬‬‬‬

我1969年赴美后一直都和裴教授保持连络，但除1974年和朗诺到台湾玩见过一次外，一直到我们分别搬往加州，才有机会再聚。记得我父母有一次从东岸来，我陪他到尔湾见裴教授，她住在一所离岱丽家不远的公寓，门前种满月季花，家中挂满字画。我父母在她面前突然又恢复嬉皮笑脸的学生身份。她请我们吃饭，詠丽、岱丽和她们的丈夫与孩子都在，非常热闹。我父亲最怕看牙医，缺了一只门牙不肯装假牙，她见了劝他去，并自告奋勇要替他出钱，笑得我们腰都弯了。据她一位学生洪国梁说他们夫妇在台湾曾受骗，把省吃俭用买来的房子租了给友人，怎知此人居心不良，把它占为己有。难怪裴教授有一次摇头对我笑说：“我做什么投资都总是赔钱，因为我姓裴！”然而他们对人性并没有失去信心，常替学生交医药费，并替了好几个年轻人供学费。

裴教授最初到台湾曾随溥心畲学画，1991年七十岁退休后重拾画笔，师从黄君璧的高足吴定夫，开过两次个人画展；赴美又跟着她父亲的世侄王友遂学油画。在尔湾定居后，不断义务为华人作家协会讲授《诗经》，为尔湾读书会讲授《诗经》《左传》《战国策》和《史记》。‬‬‬‬

她八十五岁在岱丽和金保家里庆生，我弟弟和我去，客人走后她带我们到她家，给我们一人一幅裱好的画，送我的那一幅是“树下读书”，朴实可爱；她告诉我她跟女儿成了基督徒，也搓搓麻将。六年前她九十岁生日朗诺和我都去了，见了她许多新朋友，大多是她在尔湾义务教的学生，有位开旅行社的女士站起来说，裴教授报名参加她办的旅游团，她本不愿收年纪那么大的人，到了中国目的地才发现裴教授比她还强，自己扛行李，健步如飞。可惜我们不久便搬到北加州，与裴教授见面的机会更少了。‬‬

二月初岱丽给亲友发邮件说她母亲突然跌倒，医生发现她的脑癌已经扩散，决定进入安养院。安宁治疗（hospice）制度是六十年代英国一位护士发起的，主张一个人病危应有权自决不继续进行治疗，而尽可能减低痛楚度过余生。现在美国各地医疗机构都有这种服务。我马上回覆岱丽说我母亲经三年洗肾后发现肝脏亦有问题，也作此决定，是个很明智的抉择。我母亲在家里，医院每天派人服务，数星期后在睡眠中安然去世的；裴教授最后住院一个多月，陆续接受远近亲友的慰问，度过她九十六岁生日，在家人的关爱中走了。

岱丽四月末在尔湾替裴教授办了个追思会，著名台语歌手施文彬的母亲裴深言，回忆她母亲在青岛逝世时她只三岁，做大姐的裴教授很爱护他们这几个同父异母的弟妹。她结婚半年后丈夫飞机失事，留下遗腹子，大姐从马尼拉写信慰问她，叫她不要劳神多听音乐。她说大姐有赤子之心，对人总肝胆相照。还说有一次她从台湾到加州看大姐，问她：“你以前都不打麻将的，怎么打起麻将来呢？”裴教授嘻嘻笑道：“交友不慎，晚节不保！”引得到会的人都笑了。另有一位先生分享道：“裴教授从台大退休，宿舍照规矩是可以终身留下的，她决意把宿舍退还学校给别人住，这是闻所未闻的。”

岱丽请亲友把奠仪都捐到她和金保在台大中文系成立的“糜文开、裴溥言教授奖学金”。裴教授在天之灵必定高举双手赞同这作法。

2017年5月于加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