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图之︱CIA的间谍术

以前看过美国谍战片《冷战疑云》（The Company）和《特务风云》（The Good Shepherd），对CIA特工印象深刻。CIA不是Company（公司），不能按公司那套考核绩效，但可以用Company做伪装。最近看的《十亿美元间谍》（The Billion Dollar Spy，David E.Hoffman著）也提到了这一难题：有一个叫托卡契夫的苏联人主动提出要为CIA莫斯科站当间谍，因为他是苏联无线电工程科学研究所主任设计师，该研究所是苏联两所研究军用雷达的机构之一，他拥有仅次于研究所所长的接触高度机密的最高权限。在经过近两年的考虑和试探后，CIA才派人和他会面。在此后六年的二十一次会面中，托卡契夫向美国提供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苏联军用雷达及相关武器情报。

与其他投靠CIA的KGB官员不同，阿多夫·托卡契夫本身不懂情报，当间谍的主要目的也不是为了钱。他向CIA索要几十万卢布（是他全家年收入的近百倍），是为了凸显自身的价值，因为这些钱在物资短缺的苏联买不到多少东西，大手大脚花钱也容易露馅。他也不怕死，所以向CIA要了自杀药丸以备不时之需。他这么做，是为了报复妻子与岳父在大清洗中受到的迫害，用他的话说，要给苏联这个体制以最大程度的伤害。这一想法也受到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启发，他不像他们会写书撰文来反抗，而且那样也很容易令他这种身在与外界隔绝的研究所的人被定点清除。

CIA发现托卡契夫这一无价之宝后，激动之情可以想象。但对这一VIP“客户”，CIA又不能像一家公司那样竭泽而渔，他们不想做一锤子买卖。因此，CIA不仅要满足托卡契夫的药品、文具、西方摇滚乐唱片乃至海外出版的俄文书籍需求，还必须像个神父似的，倾听他的告解，劝说、安慰、鼓励他。这一工作起初由熟练的特工专人负责，但后来被派去接头的菜鸟傻傻地问托卡契夫：“这样做不危险吗？”他回答说：“天底下有哪件事不危险？”

这一细致的争取人心的工作也体现在书中另一位苏联间谍谢默夫身上。谢默夫是KGB掌管密码的少校，人生失意的他要求CIA把他一家三口弄到美国。1980年5月17日（这一天全斗焕宣布韩国全国戒严），谢默夫一家从苏芬边境偷渡成功。他后来对与之接头的CIA特工说：我之所以相信你是CIA而不是KGB的“诱饵”，是因为为了让我四岁的女儿在偷渡时保持安静，你提供了五种适合幼童的安眠药给她试服，而没心没肺的KGB只会给一种药丸，“我晓得是和有人性的组织合作”。

与谢默夫相比，托卡契夫就没那么好运了，虽然他自己拒绝了离开苏联的提议，但1985年他被捕后，不知情的妻子受牵连入狱三年，出狱后患上卵巢癌的她1990年托人写信向美国大使馆求助，遭到了婉拒。作者说大使馆不知道她是谁，CIA几年后才听说此事。这也太不可思议了。CIA替托卡契夫存在海外银行的一百多万美元，后来也没了下文。

那么，托卡契夫是因何被捕呢？作者说是由于CIA前特工爱德华·李·霍华德向KGB告密，此人后来逃到苏联申请了政治庇护，可谓斯诺登的“前辈”，他被CIA解雇前接触过有关托卡契夫的情报。尽管霍华德在回忆录里否认出卖了托卡契夫，但作者说他谎话连篇。

问题在于，托卡契夫所在研究所的安保人员要求拿到接触机密资讯的人员名单，是在1983年4月26日，那一天可能是托氏被怀疑或盯上的开始；但霍华德1983年5月3日才被CIA炒鱿鱼，几星期后他才走进苏联驻华盛顿特区的领事馆，留下要出售情报的字条，而第一次和KGB见面则是10月20日。这半年的时间差有两个可能：苏联1983年上半年就怀疑上了托卡契夫；或者霍华德在下半年的告密，使KGB确认了托卡契夫的间谍身份，但问题又来了：托卡契夫从1984-1985年与CIA的三次会面中又提供了不少高质量的情报，而KGB惯例是不会拿好情报作诱饵的。更何况，1985年一名投奔美国的KGB官员称，KGB有个他不知道具体名字的内线以前是CIA的职员，曾被拟派往苏联任职。虽然可以肯定这人就是霍华德，但只能说明他投靠了苏联，却不能证明他出卖了托卡契夫。不过，霍华德能在CIA和FBI的眼皮子底下从美国逃到苏联，证明这两大情报机构严重失职。

本书的台湾版译名叫《终结冷战》，可能是因为作者说托卡契夫提供的情报使美国解开了苏联雷达的秘密，得以在空战中占据上风。但这显然远远不足以终结冷战，倒是可以在热战中速战速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