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故事|河南大学教授李建伟: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正在搬砖

张静/东方今报·猛犸新闻

2017-06-13 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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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伟(河南大学1977级学生,河南大学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新闻奖审核专家)
“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今年,是个很特殊的年份。1977~2017,恢复高考四十年了,我们这代人也差不多都进入了花甲之年。 ”
“近来,我在朋友圈转发的一些回忆当年高考的文章,常常引发同学的感慨、学生的评论。忆往昔,“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对于我们那代人,格外重要。”
谁去下乡? 大弟“偷”走了户口本
1972年6月,我和大弟一起高中毕业。当时的政策,家里两个孩子同时高中毕业的,可以只让一个人下乡。
高中时,我和大弟都是班里的积极分子,在各自学校的班里做团支书,我们曾经一起出席安阳市首届三好学生代表大会。对于下乡,我俩也“争先恐后”。当时,我的身体不如大弟,他坚决要求自己下乡。最终,大弟“偷”走了家里的户口本,先去报了名。
于是,大弟下乡到农场做了知青,后来又到武汉当了兵。而我,则留在了城里,开始了 “临时工”生活。
高中毕业四年,我换了五个工作
“我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用这句话来形容我高中毕业后的工作状态,一点儿也不为过。在高中毕业后四年多的时间里,我换了五个工作。
高中毕业时,我17岁,先是去小学当代教,语文、数学、体育……大半年的时间里,我几乎教过所有的课程。之后,我去了区里的医院,在制剂室做葡萄糖。在医院待了一年多时间,我又到了毛纺织厂,上班第一天,就让我学开织布机,看起来很简单的动作,做起来真难呀!那一天,我管理的织布机断了十一次线。一年后,我又到第二制药厂烧锅炉。
随后,有个街道办事处招人,我又去那里打了几个月临时工。无论在哪里工作,我都会想到,我要努力工作,不怕脏不怕累,因为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总有一天,要靠我们把革命的红旗插遍全球,解放全人类。这样的想法,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理解,甚至听起来会觉得有几分可笑,但这确实是当时我们最真实的想法。
有一天,父亲的朋友找到我,说新建的燃料化工厂招工,问我去不去。从此,我成了国家正式工人,那是1975年12月。
父母是教师,让我有机会读了不少书
有同学说我很幸运,因为我的父母是教师,很重视几个孩子的教育,后来有了考试机会,我们都通过考学成才了。
确实,相对其他同学而言,小时候的我,读书的机会比其他人更多一些。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休学期间,我就钻到父亲所在学校的图书馆看书 ,几年下来,我读遍了图书馆的小说。除此之外,我身边有几个同学也喜欢读书,谁有好书就互相借着看,因为借来的书要及时还,我常常是通宵读完。《静静的顿河》、《第三帝国的兴亡》、《勃列日涅夫传》、《红旗谱》、《红岩》……都是在那个时期读的。
良好的读书习惯,也让我对文学格外偏爱。我在安阳一中读高中时,就参加了编发“一中通讯”,自己写新闻写评论,用铁笔刻钢板,然后油印好,发到每个班。后来在工厂里,工作之余经常在单位写东西、办板报、做宣传。
幸好有了这些小时候打下的“童子功”,才让仅复习一个多月就仓促进了考场的我,有机会迈入大学校门。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我得去考考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冲入脑海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得去考考。别人不理解,工人是领导阶级,考什么大学?我不管,我就是要试试。
当时,三弟也下了乡当知青。为了让他有上大学回城的机会,家里把能找到的复习资料都给了他。至于我,当时有的高中晚上办起了培训班,我就白天上班,晚上去听课。
报志愿时,全然不懂。凭着对文学的偏好,我报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广播学院编采系,第二志愿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第三志愿是郑州大学中文系。最后,给调剂到了河南大学(当年叫“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
记得语文考试时,我选的作文题是“我的心飞向了毛主席纪念堂”,因为平时读书看报,在作文里纪念堂的位置、各处名花名石和雕塑布置我都写得清清楚楚,就像自己去过一样。而数学基本上全是瞎蒙的。高考成绩出来,我考了270多分,在当时算是高分了。语文考了80多分,数学只考了20多分,当时,河南大学的最低录取分数线是240分。
而三弟,第一年考试,失利了。
一家四个大学生 被评为“全国五好家庭”
录取通知书送到工厂那天,我正带着工友搞基建,搬砖、挖管道……全厂一千多个工人,那年考上了两个,另一个是老三届。厂长召集全厂工人开欢送大会,宣布这个好消息。
我考上大学,也让三个弟弟备受鼓舞。1978年,大弟也考上了军校,从一名普通士兵变成了大学生。1979年,三弟考上了郑州铁路师范学校。而年龄较小的四弟,在1980年高考中是安阳市文科状元,全省文科第五名,上了北京大学法律系。
一家考上四个大学生,一传十十传百,整个安阳小城传开了。我家从“区五好家庭”到“市五好家庭”,又被评为“省五好家庭”,最后被推荐评为“全国五好家庭”,父母也被多所学校和工厂邀请去做报告,传授教育孩子的经验。
“知识改变命运”,对于我来说,感触格外深刻,我们兄弟几个的命运因为高考而改变。其实,对于整个时代来说,恢复高考,成为我们国家的时代拐点,人才得以迅速补充,人力资源素质得到了大大提升。
1977年,成为难忘的改变我们命运的一年。
(原标题为《 1977•那年高考⑤河大教授李建伟:我搬砖时接到录取通知书》)
责任编辑:钟煜豪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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