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故事|复旦教授陈思和:大学最宝贵的就是一种大气象彰显

澎湃新闻记者 陈竹沁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生 赵慧敏

2017-06-14 08:55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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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爆发时,陈思和年仅12岁。那时“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他在小学读书时的成绩也不理想,渐渐地,他对知识产生了迷茫。
在一个冬天的清晨里,外公把陈思和从被窝里拉出,将他带到菜市场里,看营业员费力地将包裹着鱼的冰敲碎,同样的动作周而复始。“你看吧,你不好好读书,就和他们一起敲鱼去。”外公大声地批评道。
经此一事,幼年的陈思和知道了读书的重要性,更加发奋努力,在读书的起步期才没有落下。尽管当时街坊四邻被批斗,甚至抄家的事情令他惊恐不已,他也依旧坚持读书,积攒下丰富的知识,使他后来参加高考时能有的放矢。
1978年4月,陈思和顺利被复旦大学中文系录取,毕业留校任教至今,成为当代著名文艺评论家。他总是毫不吝啬地表达自己对大学的爱意,“大学给予我很多方面的资源,最宝贵的就是一种大气象的彰显。也许并不是所有复旦人都能感受这种气象,但如果不进复旦,我可能走的是另外一种道路。”
为同学们上课的陈思和
陈思和在办公室
1978年4月才拿到了通知书

陈思和的办公室里,长约六米、高两米有余的书架上,密密麻麻地堆满各种书籍。这与他的另一身份“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颇为相称。
一头白发的他,说起话来总是带着温和的笑意。“我的生活经历极其平淡,没有上山下乡插队落户,1977年恢复高考,我是第一届考上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的,毕业后就留校任教,一直到现在。可以说是半生都是在复旦校园里度过的。”
陈思和的父亲是一个知识分子,在陈思和刚学会走路时就到西北支援新兴城市建设去了。母亲没有跟随父亲去“支内”,而是被安排到南京路商业局里当电话总机的接线员,这样方便照顾三个孩子。后来父亲突发脑溢血在西安去世,家中重担落在母亲一人身上。
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一时之间,1966年以后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几乎全部前往农村。但是,他的母亲说什么也不愿意让他再出去,便让他留在家中,陈思和就有了大量的时间学习。
陈思和尚未在卢湾区淮海街道图书馆工作之时,便买了十来册的数理化自学丛书,用于自修。他相信未来会有一段文化建设高潮的时期,那时秩序将得以重建,知识的重要性也一定会被重提。
十年过去,“文革”结束,中央下达的第一个跟老百姓有关的措施就是恢复全国高考。在陈思和看来,此举对稳定民心的效果是显著的。“你可以恢复你的学习,然后通过高考来重新学好本领为国家工作,这样就激发了全国的年轻人,‘老三届’加‘新三届’,高中生加初中生,即九批九届的同学一起去参加高考,那个时候不管考得上考不上,很多人都愿意去试试。”
陈思和所在的淮海街道,当时报考的人非常多,大家在一起复习功课,做习题,学外语,节奏紧张,氛围愉快。高考之前,街道让几个退休教师来给报考的同学们做辅导,并且组织了一次模拟考,也正是这次模拟考,让陈思和知道了高考是什么样的。
高考结束之后,他的录取之路并非一帆风顺,1977年高考于12月结束,录取时间是1978年初,第一批发榜的时候陈思和没有迎来好消息。但他坦言当时的心情是极其平静的,之后他很快就又去参加了一个上海市专科学校的考试,并且被录取了。
陈思和认为,第一批高校招生,仍然受到观念因素的影响,主要在工厂、农村和基层上招,“不愿意上山下乡的学生则像一个处理品一样,好像要比其他人低一档。”
过了一个月左右,区招办传出消息来说,政府决定在若干学校内扩大招生。过了没多久,大约是1978年4月2日,陈思和拿到了录取通知书,他成功被复旦大学中文系录取。
其实当时上海考生报考院校时的主要选择是师范类院校,如上海师范大学、上海教育学院等,可以保证将来毕业分配工作时能留在上海。复旦虽名声在外,但是全国统一分配,很多考生怕以后再一次分到外地,反而不敢报。陈思和没有非留上海不可的意愿,加上对复旦一直以来的敬仰和崇拜,他还是报考了复旦并最终如愿。
陈思和与贾植芳先生
贾植芳、任敏夫妇与学生(前排左起:任敏、贾植芳,后排左起:李辉、范伯群、曾华鹏、陈思和)
“成为一个自觉的人”

“大学生活对我来说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环,没有大学生活,我后来的一切便都没有了,它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陈思和说,在复旦读书时最幸运的事情,便是遇见了贾植芳先生。在他眼里,贾植芳先生不仅是他学业上的导师,更是他人生的导师。
在陈思和的印象里,贾先生在“文革”甚至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受苦。1952年院系调整,贾先生被调到复旦大学,建立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1955年他受到胡风案的牵连被捕,并被宣判了十年有期徒刑,1965年出狱后放回学校监督劳动,旋即又遭遇了“文革”的迫害。“文革”结束,他从强迫劳动的印刷厂回到中文系资料室,虽然同样是劳动,但待遇要好多了,也自由多了。
尽管当时的身份还不是老师,但贾先生依旧乐于给同学们一些指导。陈思和与他的第一次接触,还是贾先生主动。
那时陈思和和同学李辉每天都要去资料室读书,时间一久,老先生便注意到了他们两个,并指点他们现在所读的书对他们的研究是否有所进益,并时不时推荐一些好书。
著名作家李辉也很感念这段相遇。
“晚几个月也许就碰不到他了,因为他(平反了)要带青年教师做事情。”李辉一度觉得,“他好像受难的20多年,就为了等到我们两个人。而我执着地要到上海来,想看看新世界,实际上就是为了看他。”李辉说。
后来贾先生带领中文系教师主编巴金研究资料集,缺少外文翻译人员,便找了当时正在研究巴金著作的陈思和和李辉帮他翻译文章。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陈思和见识到了那些和国内大相径庭的外文研究,研究思路也由此打开,和贾先生也因此熟悉起来。
与贾先生相熟后,陈思和和李辉在图书馆关门之后,经常会到贾先生家里去,三个人喝喝小酒,吃点小菜,天南地北地聊着,直到凌晨一两点才会想到要回学校。也正是每晚的思想碰撞,让陈思和慢慢地认识到了现代文学的魅力。陈思和曾说:“是贾先生带领我走进了现代文学领域的大门。”
贾先生经历过四次入狱的人生起伏,却性格开朗,胸襟坦白,硬硬朗朗地活了一辈子,令陈思和十分欣赏。贾先生为人正直,即使在身陷囹圄之时,也依旧在大是大非面前遵守自己的原则,他经常说:“他的一生就是要把‘人’字写端正了。”
“我这一辈子走的路,就是我自己会引导自己,怎么样去做一个最合理、合格的人,做一个对社会有自觉的贡献的人。”陈思和说,自己能成长为今天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就是来自于贾先生的影响。
《伤痕》刊登于《文汇报》上
文学批评之路的源起

1978年8月,陈思和的同班同学卢新华写了一篇小说《伤痕》,控诉了“文革”带给青年人的心灵创伤。小说写出来之后,便张贴在了学校四号楼的墙壁上,引发了热烈广泛的讨论。
中文系为此专门召开了讨论会,许多老师也参与进来,有的人支持,有的人反对。“他们当时的思想还比较‘左’,认为小说写得太悲观了,污蔑社会主义。”陈思和自然是站到了支持卢新华的这一方。
后来,有人将小说投递到《文汇报》,并于当年8月11日发表,通俗的小说语言和新闻媒体强大的影响力,使得文章一经发表就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并间接掀起了整个社会对“文革”的反思和讨论。
在陈思和看来,《伤痕》得以面世,得益于在其发表前3个月就开始的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逐步获得了大家的认可。“如果不是时代发生了转变,《伤痕》肯定是发表不出去的。”陈思和说。
陈思和和卢新华的关系很好,他们不仅是同班同学,还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在《伤痕》发表后,陈思和也写了一篇评论性文章,肯定了《伤痕》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试着将其寄给《文汇报》。
陈思和还记得,当时《文汇报》文艺版编辑褚钰泉看到这篇文章,在《伤痕》发表的第二周就组了一个版面的争鸣文章,将他的文章作为支持意见发表在头条。“那时我很兴奋,似乎从那时开始,我就决定了走文学评论的道路。”
以后至今的三十多年中,陈思和与文学创作紧密联系,文学评论也成为他的主要工作之一。
这么多年来,陈思和的批评观丝毫没有发生改变,“评论家并没有天赋的特殊的批评权利,评价家与作家应该是携手与共、并肩站在这个世界面前发表自己的看法;作家创造了艺术形象来表达自己,而评论家是借助作家的艺术形象进行理论的再创造,同样是为了表达自己。”陈思和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作家和评论家的关系就像大道两旁的树,“它们之间各有规律,各成体系,不是对立的、依附的,一方为另一方服务的,而是谋求一种互为感应、声气相求的关系。”
回首当年的“伤痕文学”,无疑带着深厚的“文革”烙印,也印证了一个时代的文学和与其所在的时代是紧密相连的。陈思和说,“当下的文学创作与时俱进,迅速反映社会生活的各种矛盾与冲突,唤起人们对生活的思考,这是现实主义文学最有魅力的地方。”
但同时,他也认为,“文学不仅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它还是一种精神的派生物。精神有时候和时代是脱节的,因而艺术有时候会超越一般读者的要求,这也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还有更高的追求。”
责任编辑:钟煜豪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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