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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一百年前，鲁迅为何劝导青年去做“培养天才的泥土”？

2022-03-14 13:34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叮！3·12植树节到了~

鲁迅于近一百年前的1924年1月，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演讲里，提出了他对青年的期待：要做“培养天才的泥土”。这颇有些令人意外：像北师大附中这样的学校，培养精英是无可厚非的，而且年轻人总是心怀雄心的。那么，鲁迅为什么提出让大家都做做泥土？

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钱理群教授在新作《钱理群新编鲁迅作品选读》中的相关文章。他在文中讲到，鲁迅所提倡的“泥土精神”，是期望年轻人既要有高远的理想，所谓“不想做将军的兵绝不是好兵”，也要以一个平常心，更要有不怕做小事情的精神。

钱理群文

本文原刊于《钱理群新编鲁迅作品选读》

导读

《未有天才之前》

鲁迅于近一百年前的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演讲里，提出了他对青年的期待：要做“培养天才的泥土”。这颇有些出人意外：北师大附中这类学校本来就是培养未来的“天才”（精英）的，而且年轻人总是心怀雄心大志，“不想当将军的绝不是好兵”嘛。但鲁迅也自有理由：

一、“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

二、“（天才）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

这是能够显示鲁迅的历史观、人才观的：他总是着眼于每一个普通人，“大家都可以做”；更重视作为社会、历史基础的民众的作用。这是鲁迅心目中的理想人生：“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

更重要的是鲁迅由此提出的“泥土精神”。其大概有三个要点。

其一，“做土要扩大了精神，就是收纳新潮，脱离旧套，能够容纳，了解那将来产生的天才；又要不怕做小事业”。“做土”首先应该要做纳新脱旧的现代人，要“扩大”自己的“精神”，有大胸怀，大视野；同时又“不怕做小事业”。

我把它概括为“想大问题，做小事情”。我们常常走两个极端，不是高谈阔论不屑做具体事，就是陷入忙忙碌碌的日常事务失去了大目标。鲁迅正是要求理想和实干的结合，把高远的精神追求落实在一件件的具体事情上。鲁迅说，“中国正需要肯做苦工的人，而这种工人很少”，他自己就是“数十年来，不肯给手和眼睛闲空”，“早已成了习惯，不觉得什么了”（《书信·致欧阳山、草明》）。

其二，要“认真做事”。

这是鲁迅一再说到的他最痛心和忧虑的事。“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日本则不然。他们不像中国这样只是作戏似的”，“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集外集拾遗·今春的两种感想》）。在鲁迅这里，能否认真做事，关系着整个民族精神，如果不能，将导致民族危机，万万不可小觑。

其三，执着现在。

这又是鲁迅的两大忧虑：中国人“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两地书·第一集·北京·四》）；“我们常将眼光收得极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极远，到北极，或到天外，而这两者之间的一圈可是绝不注意的”（《集外集拾遗·今春的两种感想》）。前者放弃“现在”，后者回避现实“社会问题”。

鲁迅一眼看穿：所谓“怀念‘过去’”、“希望‘将来’”，“不过是自慰——或者简直是自欺——之法，即所谓‘随顺现在’者也一样”（《两地书·第一集·北京·六》）。而不谈社会问题，则是为了安全，形势所逼，也暴露了自身的怯懦。但鲁迅仍要大声疾呼：“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灵魂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华盖集·杂感》）不管“现在”多么令人不满，现实环境如何恶劣，都绝不逃避，绝不顺从，一定要“执着现在”，直面现实，从改变现在、改造现实做起。这或许是“泥土精神”更为深层的含义。

坟

1927年3月，未名社

未有天才之前⊃1;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在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讲

我自己觉得我的讲话不能使诸君有益或者有趣，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什么事，但推托拖延得太长久了，所以终于不能不到这里来说几句。

我看现在许多人对于文艺界的要求的呼声之中，要求天才的产生也可以算是很盛大的了，这显然可以反证两件事：一是中国现在没有一个天才，二是大家对于现在的艺术的厌薄。天才究竟有没有？也许有着罢，然而我们和别人都没有见。倘使据了见闻，就可以说没有；不但天才，还有使天才得以生长的民众。

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有一回拿破仑过Alps山⊃2;，说，“我比Alps山还要高！”这何等英伟，然而不要忘记他后面跟着许多兵；倘没有兵，那只有被山那面的敌人捉住或者赶回，他的举动，言语，都离了英雄的界线，要归入疯子一类了。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仑非有好兵不可一样。

然而现在社会上的论调和趋势，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面却要他灭亡，连预备的土也想扫尽。举出几样来说：

其一就是“整理国故”⊃3;。自从新思潮来到中国以后，其实何尝有力，而一群老头子，还有少年，却已丧魂失魄的来讲国故了，他们说，“中国自有许多好东西，都不整理保存，倒去求新，正如放弃祖宗遗产一样不肖”。抬出祖宗来说法，那自然是极威严的，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就现状而言，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我们和古董商人谈天，他自然总称赞他的古董如何好，然而他决不痛骂画家，农夫，工匠等类，说是忘记了祖宗：他实在比许多国学家聪明得远。

其一是“崇拜创作”⁴。从表面上看来，似乎这和要求天才的步调很相合，其实不然。那精神中，很含有排斥外来思想，异域情调的分子，所以也就是可以使中国和世界潮流隔绝的。许多人对于托尔斯泰，都介涅夫，陀思妥夫斯奇⁵的名字，已经厌听了，然而他们的著作，有什么译到中国来？眼光囚在一国里，听谈彼得和约翰⁶就生厌，定须张三李四才行，于是创作家出来了，从实说，好的也离不了刺取点外国作品的技术和神情，文笔或者漂亮，思想往往赶不上翻译品，甚者还要加上些传统思想，使他适合于中国人的老脾气，而读者却已为他所牢笼了，于是眼界便渐渐的狭小，几乎要缩进旧圈套里去。作者和读者互相为因果，排斥异流，抬上国粹，那里会有天才产生？即使产生了，也是活不下去的。

这样的风气的民众是灰尘，不是泥土，在他这里长不出好花和乔木来！

还有一样是恶意的批评。大家的要求批评家的出现，也由来已久了，到目下就出了许多批评家。可惜他们之中很有不少是不平家，不像批评家，作品才到面前，便恨恨地磨墨，立刻写出很高明的结论道，“唉，幼稚得很。中国要天才！”到后来，连并非批评家也这样叫喊了，他是听来的。其实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因为幼稚，当头加以戕贼，也可以萎死的。我亲见几个作者，都被他们骂得寒噤了。那些作者大约自然不是天才，然而我的希望是便是常人也留着。

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幼稚对于老成，有如孩子对于老人，决没有什么耻辱；作品也一样，起初幼稚，不算耻辱的。因为倘不遭了戕贼，他就会生长，成熟，老成；独有老衰和腐败，倒是无药可救的事！我以为幼稚的人，或者老大的人，如有幼稚的心，就说幼稚的话，只为自己要说而说，说出之后，至多到印出之后，自己的事就完了，对于无论打着什么旗子的批评，都可以置之不理的！

就是在座的诸君，料来也十之九愿有天才的产生罢，然而情形是这样，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

做土要扩大了精神，就是收纳新潮，脱离旧套，能够容纳，了解那将来产生的天才；又要不怕做小事业，就是能创作的自然是创作，否则翻译，介绍，欣赏，读，看，消闲都可以。以文艺来消闲，说来似乎有些可笑，但究竟较胜于戕贼他。

泥土和天才比，当然是不足齿数的，然而不是坚苦卓绝者，也怕不容易做；不过事在人为，比空等天赋的天才有把握。这一点，是泥土的伟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而且也有报酬，譬如好花从泥土里出来，看的人固然欣然的赏鉴，泥土也可以欣然的赏鉴，正不必花卉自身，这才心旷神怡的—假如当作泥土也有灵魂的说。

〔注释〕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刊》第一期。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京报副刊》第二十一号转载时，前面有一段作者的小引：“伏园兄：今天看看正月间在师大附中的演讲，其生命似乎确乎尚在，所以校正寄奉，以备转载。二十二日夜，迅上。”

2 Alps山：即阿尔卑斯山，欧洲最高大的山脉，位于法意两国之间。拿破仑在一八○○年进兵意大利同奥地利作战时，曾越过此山。

3 “整理国故”：当时胡适所提倡的一种主张。胡适在一九一九年七月就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同年十二月他又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一九二三年一月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他更系统地阐述“整理国故”的主张。本文中所批评的，是当时某些附和这一主张的人们所发的一些议论。

4 “崇拜创作”：根据作者后来写的《祝中俄文字之交》(《南腔北调集》)，这里所说似因郭沫若的意见而引起的。郭沫若曾在一九二一年二月《民铎》第二卷第五号发表的致李白岑函中说过：“我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他的这些话，是由于看了当年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双十节增刊而发的，在增刊上刊载的第一篇是翻译小说，第二篇才是鲁迅的《头发的故事》。事实上，郭沫若也重视翻译，他曾经翻译过许多外国文学作品，鲁迅的意见也不能看作只是针对个人的。

5 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作家。著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都介涅夫(1818—1883)，通译屠格涅夫，俄国作家。著有小说《猎人笔记》《罗亭》《父与子》等。陀思妥夫斯奇(1821—1881)，通译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国作家。著有小说《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等。

6 彼得和约翰：欧美人常用的名字，这里泛指外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