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穆特·科尔其人轶事：德国前总理的“特立独行”

日前，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1930年4月3日-2017年6月16日）逝世。恰逢德国面对难民融入问题举棋不定，欧盟团结亦面临危急之时，这位德国统一事业的支持者、欧盟缔造之父的去世，为时下欧陆的萧瑟风雨平添了几分阴霾。作为自铁血宰相俾斯麦后德国在任时间最长的总理、二战后德国党争乱局中难得的制衡大师，科尔在德国政坛的一幕幕演出历程里，既有精彩绝伦的政治手段，也有高瞻远瞩的时世洞见，但也不乏各类或令人捧腹不已或令人瞠目结舌的轶事趣闻。语云：能力愈强，责任愈重。科尔统领政党25年，操持德国国柄16年，为党派崛起而奋斗，为两德统一而奔走，为欧洲团结竭力斡旋，为人处世形成了一套特立独行的作风，也难免树大招风行事失察，引来媒体舆论的嬉笑怒骂，乃至后世的针砭调查。以下便择要罗列一干并略加解析，愿这位国人以为素来刻板的德国要人形象在我们心目中更加丰富生动起来。

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科尔

“被低估的总理”

在谈起欧洲大陆的政治时，美英学者往往会对其中的非民主“精英政治”因素嗤之以鼻。确实，由于贵族传统与官僚体制的影响，像德国这样有着长久专制独裁历史的国家，其行政官僚体系难免有着大量论资排辈、故步自封的“小圈子”影响，有着政治传统的家族出身和名校高等教育的官员依然在国家机器中占据优势地位，甚至依稀可见帝国时代“无‘冯’不为官，无证不成吏”的印记。但是科尔恰恰是其中反例，这位总理出身不可谓不草根。他所出生的路德维希港虽是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以下简称莱法州）的第二大城市，仅次于美因茨，但德国西南部本就是重镇稀少之地，与德国原来政治中心所在的原普鲁士柏林地区相比重要性相去甚远。其家庭也非世家望族，科尔的父亲是巴伐利亚州财政部地方上的一个小小税务官，全家在1929年后的经济危机里饱尝饥贫之苦，科尔6岁上学时仍要在莱茵河边钓鱼捞虾换些零钱补贴家用。哪怕从教育程度而言，科尔的简历也算不得优秀，虽然有幸考上了文理中学，但在德国当时高等教育尤为重视的数理和外语方面，他的成绩都只是勉强及格而已。之后他在法兰克福大学学习法律，在海德堡大学学习历史、社会学，最终以一篇地方性极强的《1945年后普法尔茨政治发展与党派的产生》（Die politischeEntwicklung in der Pfalz und das Wiedererstehen der Parteiennach 1945）获得博士学位。相对于德国政坛各种出自贵胄家庭、名校毕业、品位高雅、满口流利外语，不假思索便可畅谈天下政事的精英政客，科尔不但无一门外语精通，说话还带着一口浓重的莱茵河西部地区特有的“乡下”口音。西德人打趣称，这位历史学出生的总理在介绍自己学历时总是把“历史”（Geschichte）说成“了史”（Gechichte），大家都听不懂他是什么专业毕业的，只好让他做没有专业要求的总理了。相对于热爱音乐和艺术品的前任总理施密特，科尔既无精通的高雅特长也没有各类亮眼的资质证书。以至于他执政之后西德坊间流传起这样一个笑话：联邦总理科尔和一位流行歌手、一名网球明星一起过奥地利边境，三个人都忘带了自己的护照。海关官员要求他们拿出足以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才肯放行，于是歌手拿出了吉他，官员让他过了海关。运动员拿出了网球拍，也被允许过了海关。科尔看见了着急嚷嚷：“可我什么也不会啊！”官员听到了，赶紧上来放行说：“你什么也不会？那你一定是科尔总理没错了。”不过正是这位西德百姓都觉得不上档次的“乡巴佬”，凭借自己高超的政治手腕和敏锐的时局嗅觉坐上了总理之位，并引领德国走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曲线登顶”

二战刚刚结束，由于父亲天主教中央党党员身份的影响，年方16的科尔加入了由中央党改组的保守党派基督教民主联盟（以下简称基民盟，DeutschlandsChristlich-Demokratische Union，CDU）。他因为积极热情的工作和对自己地区的深刻了解而青云直上，在1959年成为了西德最年轻的州议员，1969年成为莱法州州长，1973年成为基民盟全国主席，开始进入全联邦范围的政治竞争。但也是从此开始，科尔碰上了“钉子”。尽管他在1976年就被定为基民盟党内总理候选人并得到同属保守派的基民盟、基社盟（Christlich-Soziale Union，CSU）联合推举，取得了两党历史上第二高的投票支持率，但仍以微弱劣势（48.6%）输给了左翼社会自由联盟（SozialliberaleKoalition）推举的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1918-2015年）。直到1982年社会自由联盟内部因为经济政策分歧发生了分裂，科尔才又取得了介入的机会。9月20日，为了推行一部基于新自由主义立场的就业市场改革法案，自由民主党（FreieDemokratischePartei，FDP）转而与基民盟、基社盟联合，并在10月1日共同在联邦议会发起了的不信任动议弹劾了施密特，提名科尔为联邦总理。

赫尔穆特·施密特

可以看到，科尔获得任命更多是党派间议会斗争的结果，而不是联邦议会正式选举的产物，颇有些纸牌屋般政治交易的意味。加之自民党违背结盟承诺，戏剧性地临阵倒戈，更加渲染了党派勾结操纵议会的阴谋色彩，引发了左翼媒体的共同谴责，一时间使得西德舆论大哗。为了平息舆论，科尔巧妙地利用了议会程序将自己的政府总理身份彻底合法化：他预计新的政府联盟代表们会在1982年10月16日的会议中通过《1983年联邦预算案》，于是安排在预算通过第2天进行针对他的信任案投票。这就将使得反对派议员们处于两难境地：要么放弃对于科尔总理任命的抵制，让政府得以顺利过渡；要么就否决总理人选，让已经通过预算，形式上已经形成的政府与联邦议会对立起来，这样便不得不请出德国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联邦总统来对政府议会之争进行仲裁。而当时的总统卡尔·卡斯滕斯 (Karl Carstens，1914年12月14日-1992年5月）正是1973年至1976年间基民盟和基社盟的议会党团主席，无疑会做出有利于科尔一方的决定。果不其然，在反对派抵制信任案后，卡尔·卡斯滕斯决定于1983年1月解散联邦议会并在3月6日进行联邦大选。基联盟、基社盟（CDU/CSU）和自民党（FDP）组成的联盟顺利地在新大选中获得了联邦议会的多数席位，成功将科尔政府彻底合法化。

纵观科尔的掌权历程，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先就任，再选举”的“曲线登顶”过程，在联邦德国历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举，也就难怪德国政界至今对此事依然颇有微词，耿耿于怀了。

“纳粹疑云”

举凡德国的右翼保守党人，均难免被媒体有意无意地勾连上“纳粹”的帽子，科尔亦不外此。有关科尔的这方面传闻说法有二：

一是暗示科尔青年时曾是希特勒的狂热拥护者。在二战末期1944年末，盟军轰炸并攻入德国本土之时，科尔曾经加入希特勒最后组织的国民军，以抵抗盟军进攻。这种说法无形中把科尔的青少年时代与狂热的希特勒青年团等同了起来。然而若细细查究其中细节，则会发现事实全然相反。当时在盟军空袭下，德国城市的社区往往会组织民间人员成立防空志愿队，以承担应对轰炸的预警救援任务，小科尔就作为社区一员加入过当地的自救组织。由此可见，当时他并不属于纳粹组织下的军事人员。1944年9月25日，希特勒认为西方盟军对于本土的进攻已是迫在眉睫，下令组建由盖世太保头子希姆莱指挥的国民军，强征从16岁到60岁的所有德国男人接受军事训练。在这种情况下，1944年末，即将16岁的科尔确实被和其他同龄人一起送进贝希特斯加登的军训营，以接受军训预备加入希特勒的“国民军”。但事实上，由于科尔父兄都曾被征入军队，其兄瓦尔特还因此战死，故而科尔十分反感军队，并在1945年5月趁盟军即将胜利，军训营疏于看管之机冒生命危险逃了出来。综上可见，这一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二则声称科尔是同情纳粹的反犹主义者。这一说法主要是说科尔与他领导的基民盟曾经受到二战时帮助纳粹进行战争发家的德国工业家弗里茨·瑞斯（Fritz Ries）的经济支持，因而有着亲近纳粹分子，仇视犹太人的倾向。为佐证这一说法，媒体往往引用1984年1月24日科尔在以色列国会演说时引用的君特·高斯（Günter Gaus）的“对后代当行宽恕”（Gnade der spätenGeburt）一语，并举出1985年科尔与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向比特堡二战士兵墓地敬献花圈为例（当时有舆论认为科尔有意“诱骗”了美国总统去拜访这一墓地），因为这座士兵墓地也埋葬有党卫军的尸首。但总体来看的话，这些抨击虽然甚嚣一时，但难免有捕风捉影之嫌，更何况作为右翼派政客，科尔本就在一些关乎民族感情的问题上持保守立场，而德国国民也大多对此持默许态度。在这两场大风波后，科尔依然在1987年的选举中连任总理，便是德国当时国民取向的力证。

总而言之，作为基民盟这一传统右翼党派的领头人，科尔的言行不可谓不保守，但贸然将“纳粹”的帽子扣上，无疑是不甚客观之举。毕竟对于一名始终持谨慎自保以图德人选票的保守派政治家，要其摆脱本土本族的利益立场行事，实在是强人所难的求全之策。

1985年美国里根总统拜访德军公墓

“阴谋与背叛”

尽管科尔一生历经诸多大风大浪，但像欧盟建设、两德统一、苏东解体这些足以让欧洲任何一国领导人手忙脚乱的重责大任，在科尔手中却是早有铺垫，足可应对的顺理成章。然而历史的因果律却是在他最为自信的党内事务上重演了果报循环，造成了他一生的遗憾。

早在1966年成为基民盟莱法州主席之时，36岁正值春风得意之时的科尔便把上位的矛头对准了在位30年，比他年长31岁的同属基民盟的州长彼得·阿尔特迈尔（Peter Altmaier）。为取得上升空间，科尔对内利用自己在莱法州党内的地位剥夺老州长的发言权，通过党内斗争一点点控制了州政府的权力；对外则以改革派形象要求抛弃旧习惯旧机制，争取青年人的支持，暗讽州政府思想僵化、垂垂老矣。最终，科尔硬是在基民盟本就牢牢控制着的莱法州进行了一场令人瞩目的政权更迭，在1969年凭借支持票数的绝对优势击败阿尔特迈尔，以39岁的年龄成为西德最年轻的州长，风光一时。但此举也导致了党内不少人的不满，毕竟以阿尔特迈尔的年龄和莱法州的政治态势，州长之位本就是科尔的囊中之物，如此大张旗鼓羞辱性地战胜老州长对于党派利益来说似乎并无必要。

然而让科尔意想不到的是，同样的情节竟然出现在了他辉煌政治生涯的末尾。自80年代开始，作为基民盟首脑的科尔卷入到了一系列献金丑闻之中：1986年，科尔从不知名的账户中汇出来路不明的275万马克分派地方政党，面对调查始终难以自辩。1989年至1996年，黑森邦党部从瑞士边境小国（列支敦士登）陆续得到将近1300万马克资金，调查部门认为其中有强烈逃税、洗钱嫌疑，至今金主及用途仍不明了。1991年，被认为与沙特阿拉伯存在有秘密军售合同的德国坦克军火商施赖伯集团交给基民盟会计100万马克，这笔钱被存入法兰克福银行的秘密账户，因此，科尔被认为同时涉及政治献金和非法军火交易的重大疑案。1998年，汉堡一对夫妻捐赠将近600万马克给基民盟，不久这对夫妇的企业在一次国际竞标项目中顺利中标，而另一家日本公司即便开出了高于他们出价近10亿马克的价码仍未竞标成功，再次引起了德国社会上对于执政党进行权钱交易的怀疑。随着当局调查深入，有关当年科尔对苏援助、东德统一后大量苏东文件档案与苏制武器装备的流出、乃至苏联解体后武器级钚和铀材料向外走私的各种疑问都被挖出，并被认为可能与科尔直接相关。基民盟联邦议会党团财务主管面对调查畏罪自杀，又进一步加深了社会舆论对科尔的怀疑。在这种情况下，由科尔一手培养的时任基民盟秘书长、如今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公开发声呼吁基民盟党员与科尔“划清界限”，并依靠清理党务澄清德国政治的承诺在基民盟和德国政坛得到了长足发展——彼时，默克尔称科尔为自己“政治导师”，还被媒体叫作“科尔的小姑娘”。要知道，1990年科尔执政时，跟默克尔相识不久，就将她指定为统一后首届内阁部长人选，知遇之恩不可谓不厚。因此，默克尔的表态让此时已下野在路德维希港赋闲的科尔极为尴尬。

默克尔与科尔

类似的悲剧也发生在科尔家庭生活之中，2001年，科尔的发妻汉娜罗尔·莱娜（Hannelore Renner）因光敏性皮肤炎造成的抑郁症自杀身亡。2005年，科尔与基民盟的经济顾问、与自己年龄相差34岁且有着深厚媒体背景的麦克·里希特（MaikeRichte）结婚，这场婚姻被社会小报猜测有政治目的。而科尔的次子沃尔特此时更是公开出书，声称科尔对家庭漠不关心，应对亡妻之死负责：“他真正的家在基民盟，他娶的不是我妈而是党。”科尔对其子的指控始终未予质评，但其晚年的心境想必也是极其悲凉的。

“统一总理”与“中餐老饕”

凭借高屋建瓴的预见和长袖善舞的斡旋安排，科尔在冷战之中与苏联及东德长期保持着密切联络，为统一铺平了道路。在西欧内部，又凭借与法国总统密特朗在凡尔登战役旧址的见面，一举敲定了法德和解后在欧洲的实际合作策略，军事上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各国军队联合的“欧洲军团”（Eurokorps）计划，经济上缔结了标志着欧洲一体化正式启动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并达成了欧元方案，为法兰克福争取到了欧盟的经济中心地位。在1990年12月2日，居功至伟的科尔领导基民盟在两德统一后的首次大选中获胜，于1991年1月17日组阁成为统一德国第一任总理，在德国历史上留下了“统一总理”的美名。但是这位此时已名满天下的“统一总理”，在德国报纸中的漫画形象却是令人不敢恭维，小报们把这位大总理的体型描述为“鸭梨”形象，以至于“鸭梨”一词后来成为了科尔在讽刺类报道中的代名词。这倒不全然是因为画家们有意使坏抹黑，而是总理先生习性所致。科尔身高1米93，1984年10月10日访华时，邓小平同志就借此打趣称“天塌下来也不要紧，我是小个子，天塌下来有你们大个子顶着”。这样的身高，哪怕在联邦德国历届总理中也是独占鳌头、傲视群雄的，但偏偏，他体重达到120公斤以上，两下相抵，其伟岸的身材也就难以在德国百姓喜闻乐见的时事漫画中凸显出来了。若追根究底，此事多半要归咎于科尔那来自于普法尔茨的胃肠。相对于其他欧洲国家领导人在餐宴上的细致考究，科尔颇具德人土著习性，他烟酒不拒，菜品不拘，对于各类浓汤及坚果馅饼更是情有独钟。唯一的忌讳，就是因家乡以猪肉牛肉为主的饮食习惯而不近禽鸟之属。但就是这唯一的忌讳，也在1974作为州长首次访问中国后，因为对北京烤鸭的滋味惊为天人而果断破了戒，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此外，他还特别欣赏中国的高度白酒，对于茅台等优质名酒更是爱好有加。

邓小平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科尔

值得一提的是，科尔还对中餐菜品的丰富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11月9日，科尔率代表团转赴广州，洽谈以德国技术建设广州地铁一号线的项目。由于听到德国驻广州领事馆人员报告说广州乃中国美食之都，科尔果断放弃了在宾馆的盛大招待晚宴，仅带几名随从深入市内，在广州知名的泮溪酒家点菜用餐。为了不受特殊待遇，品尝真正的当地食品，科尔一行还明确提出要求，要在大堂与大家共享晚餐，且不愿接受现成菜单，非要按照自己的家乡风味用牛肉、洋葱、辣椒和水果做菜。当地厨师并无事先准备，也没有制作西餐经验，只好按照科尔规定的食材，用制作咕咾肉的方法仓促做出了一份“咕咾牛柳”以供科尔品尝，不料此菜竟让科尔大喜过望，吃完后又点了一份方才作罢。为此科尔还亲自到柜台结账支付小费，并为餐厅签字留言以示谢意。此后，泮溪酒家正式推出此菜，将其命名为“科尔牛柳”，竟风靡至今。据称科尔回国之后，依然时常造访中国使馆食堂及柏林各中餐馆，以一慰饥肠。

当然，科尔对于中国的印象也绝非只有美食而已。作为德国统一的功臣元老，他始终对于中国两岸的态势关注有加。在任联邦德国总理期间，科尔四次访华，与邓小平同志在坚持捍卫民族统一问题上始终一致。2005年，已经卸任多年的科尔以学者身份来到中国参加学术研讨会，在演讲中表示“德国人，尤其是他本人，永远不会忘记，中国人民始终支持德国人民实现国家统一的愿望”。他直言，当年邓小平“难道说席勒是西德人，而歌德是东德人？”这句话触动了他，因此“德国人自己的亲身经历使我们完全理解贵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立场……对于将要进行的改革你们有自己的规划。我相信，中国将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

斯人已逝，功过是非付于流水，待后人评说。科尔总理于德国主政多年，历经沧桑风雨，盖棺定论，其中曲直自有德国民众观之，非我国人所当置喙。然于内政之外，科尔先生所维系之中德友谊，我们自当珍惜，以慰先人而启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