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成为有温度的城市

为何会有“逃离大城市”这样的声音？

“这是因为城市的温度出了问题。”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刘士林称，2014年3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首次提出“注重人文城市建设”。2017年5月，上海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将人文之城列入上海建设“令人向往的卓越的全球城市”三大战略目标之一，其中特别提出“城市始终是有温度的”。“这九个字内涵丰富、耐人寻味。”刘士林认为，它既是一个新的城市概念，也是一种新的城市气质。

6月24日，“城市发展与城市治理”高端论坛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与会学者就城市规划与治理方式的现代化、城市治理的文化向度、城市发展与治理难题展开交流探讨。

刘士林认为，无论是建设“人文城市”还是培育“有温度的城市”，我们都要认真研究导致城市“不温暖”的根源和病理，也要能够明辨需要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谱系和人文思想资源。

他指出，“城市温度”本身有三层内涵。一是“科学的温度”，也可以叫“自然温度”，这主要和城市的地理区位、气候条件等相关，比如热带、亚热带、温带、寒带及火炉城市、寒地城市、雾都等。

二是“伦理的温度”，也可以叫“社会温度”，这主要和作为“第二自然”的“社会环境和生态”的现状相关。比如城市是开放包容还是闭关自守、城市的贫富分化程度和不同阶层间的流动是否通畅、原居民和新移民的排斥和认同等。

三是“情感的温度”，也可以叫“人文温度”。刘士林表示，在三种温度中，“人文温度”是最难测量和把握的。常言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每个人对环境和事件的感知和判断既受客观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制约，也受个人的感觉、心理、价值判断甚至是潜意识和偶然因素的影响，再加上城市的基本特征是人口众多，要想形成一个客观的评价和共识难度可想而知。

“我们很多城市的政策或改革举措，之所以大家的反应、评价和感受上差距悬殊，根源也在于此。一般说来， ‘人文温度’的实现在难度上最大，但同时又是影响人们获得感、幸福指数最重要的。”

刘士林说，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之所以一再出现“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悖论，包括流行歌曲里唱的“高楼大厦里找不到我的家”，主要原因不在“自然温度”和“社会温度”，而是人们感觉上不舒适和心里面不愉快。“也可以说，如果不能把城市的 ‘人文温度’调试好，其他工作做得再多也会功亏一篑。这也是上海在自身这个发展阶段提出这个目标的根本原因。”

但他也强调，对中国城市发展一定要有耐心和信心。“中国城市发展很快，自然遇到的问题多。但要相信这些问题一定会得以解决，只是要给人们发现问题、查找根源直到解决问题的时间。对于一个城市的‘温度’，最重要的是在规划和建设之前，开展相关的基本理论研究，为当代城市从它日趋机械、呆板、冰冷和无情的 ‘现代’形态中解救出来提供思想武器。”

华东师范大学社科处处长、教授吴瑞君对2015年上海的流动人口家庭进行统计与分析，发现上海流动人口中有老人家庭比例过半，占51.5%；上海携带老年人口一起流动的家庭占比相较广东、浙江和江苏都高；上海随迁老人占老人总数的近10%，平均居住时间7.26年；这群上海随迁老人以60至69岁的低龄老人为主，占78.86%。

而从流动原因来看，这些老人的随迁行为多出于对子女的照料支持，延续传统的社会角色，是一种被动迁移。

吴瑞君尤其关注这些老人在上海获得的社会支持。她发现，医疗保险方面，大部分随迁老人依然在户籍地参保。在社会支持方面，吴瑞君发现对这些老人而言社区医疗公共服务可及性低。

“我们发现照顾家庭成为老年人口随迁数量增加和行为强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吴瑞君总结，就上海而言，随迁老年人口的社区支持体系目前尚未形成，医疗服务获得率较低，“需要政府进一步加大公共资源供给，着力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

在论坛上，清华大学教授张成岗作了题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与城市社会治理创新》的发言。在他看来，这样一次新工业革命不仅是一场技术与产业革命，更对全球价值链结构、全球产业竞争格局产生深刻影响。它是一场社会、文化、价值与思维等领域的全景式的整体性变革，带来城市风险治理的新挑战。

“双新（新全球化和新工业革命）叠加下的城市治理充满了机遇和挑战。”张成岗举例，如何构建“好的人工智能社会（good AI society）”是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随着人工智能广泛应用，第二产业中的“第三产业”将重构城市人群就业结构，对社会稳定构成挑战；网络空间快速生成与伦理规约空间建设滞后的冲突对新时代的道德生活构成挑战；未来的不确定性对新兴领域的高端人才培养及传统人才储备形成挑战。

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张成岗指出，首先，城市化的过程要促进现代性与地方性的深度融合。其次要结合顶层设计与行动主义，解决发展失衡、治理困境、数字鸿沟及分配差距，进一步推进城市健康、协同发展，服务于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最后还要促进网络空间和城市空间的深度融合。

张成岗同时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为发展中国家全面参与全球治理与改革提供了历史机遇，随着中国从技术创新跟随者到引领者角色的变化，中国正在积极参与和引领国际话语权、规则制定权和议程设定权，倡导新型全球化，为世界困境贡献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