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从儿童公益机构看合肥公益行业生态

在一座中等规模，流动人口较多的城市，民间儿童公益组织与社区、学校、政府部门的关系是什么，它们为何选择儿童作为服务对象？多家民间儿童公益组织都将“儿童性教育”作为他们服务的内容之一，儿童真能从中获益吗？5月15日至17日，记者跟随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探访了安徽省合肥市的四家民间儿童公益组织，考察相关被资助项目的实施情况。

合肥新站综合开发试验区站北社区内。本文图片均为 澎湃新闻记者 沈健文 图

在这几家记者随访的公益组织中，太阳伞儿童慈善救助中心把学龄儿童和青少年作为他们主要的服务对象，华益儿童服务中心和边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要致力于改善城中村和回迁社区内的流动儿童和居民的城市融合，快乐童年公益阅读坊和中途宿舍主要为前来安徽省儿童医院就诊的白血病患儿服务。由于城中村和回迁社区中聚集了大量租户，儿童医院的患儿当中也有相当比例是从外地临时来到合肥的，这些公益组织服务的对象当中就自然包含了许多流动儿童。而这些组织正试图补充已有体制内资源未能满足的流动儿童对于教育和健康的需要。

在彩色的中途宿舍思考公益的本质

医务工作者出身的王大成在创办“快乐童年公益阅读坊”（以下简称公益阅读坊）和“中途宿舍”之前，曾被任命为安徽省青年志愿服务总队队长、合肥市无偿献血者协会负责人。他于2001年成立快乐童年公益阅读坊。起初他将快乐童年公益阅读坊设立在安徽省儿童医院的空置院舍中，后活动场地的一部分面积被医院收回，他才把阅读坊转移到附近的城中村，这里租金便宜，离安徽省儿童医院也近。不过，搬到这里以后，服务对象除了儿童医院的白血病新收患儿，也包括为治疗白血病而住到儿童医院附近这座城中村的患儿和他们的家长。

快乐童年公益阅读坊与“中途宿舍”的创办人王大成。

但一间小小的图书室对王大成来说还不够，他又成立了“中途宿舍”。新确诊和来合肥复诊的白血病患儿家庭可以免费在这里居住，初诊家庭两周，复诊家庭一周。尽管现在白血病患儿的医疗费用已经能够从医保当中报销大部分，王大成暂时还不想收取患儿家庭任何住宿费用，只是要求所有使用中途宿舍的家庭遵守这里的“游戏规则”，例如在互助厨房使用完毕后收拾干净，离开中途宿舍的时候把屋子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中途宿舍”的互助厨房使用登记表。

“在这里是一个互助的关系，如果收住宿费，大家会把这里当成宾馆，就不是这样的关系了。在那种情况下，孩子们玩耍或者奔跑吵到邻居我们也没法说了。”他和年轻的人工作人员团队招募的大学生志愿者把房东租给他们的这几幢楼房涂画得色彩斑斓，颇有童趣。来到这里的患儿家属可以自发使用图书室、互助厨房等设施。米、面、油一般都有人捐赠，只有菜蔬需要自己准备。王大成希望患儿家庭不仅能在这里放松并愉快地度过这段”艰难时期“，而且在”助人自助“的过程中，心理上也能获得力量。

曾经有一段时间，当王大成刚刚做起“公益阅读坊”的时候，有好心的来访者留下现金、物资、文具等，委托公益阅读坊的工作人员分发……然而物资总是有限，儿童和家庭却是流动的，由此出现分配不均的问题，引发过儿童家长与公益阅读坊之间不必要的争端，甚至就此疏远。

在“中途宿舍”屋顶能看到安徽省儿童医院。

还有一件事也让他难以忘怀。一位当地报社记者通过摄影道让很多人知道了快乐儿童公益阅读坊，也知道了这个“白血病城中村”。报社记者张罗着让孩子们上电视，接受现场捐助。王大成在电视里看到，孩子们不愿抬起头。另一方面，他们的脸直接曝光在电视机前的观众面前，其实侵犯了他们的隐私。诸如此类“站台”接受“献爱心”的活动参加得多了，竟也有城中村其他”没有参加上“的家长埋冤公益阅读坊的工作人员，以为他们和”电视台的人“是”一伙“的。而参与其中的儿童家庭，孩子治病的经济困难可能得到解决了，但孩子脸上对于这类“帮助”逐渐麻木的表情，甚至对其他事都失去了兴趣，只等下一次“献爱心”来临的心理变化，都让王大成觉得不是滋味。

他细细思量，这是他要的“公益”吗？究竟是这些孩子成了一些“爱心人士”献出“商品化爱心”的工具，还是“献爱心”的人真的懂得孩子需要什么？

中途宿舍，王大成的背影。

如今，他把“不接受机构运作必须的资金以外针对个人的捐款、捐物”明文写在公益阅读坊门口的须知上。如果有人执意要捐，他会请捐助人直接把物质或钱财给到儿童家庭，公益阅读坊不会经手。“公益不是怜悯，而是互相的支持。这里的孩子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做这些事情，才会走到一起。如果有一天这里的人不需要我们了，那我们就走到别的地方去。”王大成说得坦然。

中途宿舍里的“口罩天使”。

记者走访快乐儿童公益阅读坊和中途宿舍的时间是一个工作日的上午，见到两、三个孩子探头探脑地看我们，通常到了下午孩子们放学后，阅读坊的人数会多起来。这里的孩子都戴着口罩，他们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口罩天使”。王大成说，这样一来可以有效阻隔空气中一定数量病菌的传播，二来也可以保护孩子们被拍摄时的隐私。这一个上午虽然没有见到很多的孩子，但再看看这里乐园般的中途宿舍，记得边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刘慧说过合肥市把“改造城中村”作为近期很重要的市政目标，但听王大成说以后还计划把第三幢城中村房屋也租下来使用，隐隐希望政府届时对于这一块城中村除了推倒以外能有更好的处理方式。

性教育约等于生命教育

安徽太阳伞儿童慈善救助中心（以下简称太阳伞）从过去十年的助学、支教项目中积累了丰富的组织经验。在支教过程中，他们了解到在农村有儿童受侵害的现象，媒体上也报道了不少儿童受性侵的案件。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自2014年起，太阳伞开始发展“童成”儿童性教育项目。时任太阳伞秘书长的蒋倩把“性别平等”作为培养和发展工作人员时头等考虑的要素，如果有意加入他们的志愿者对任何多数性别或少数性别群体有歧视，例如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病态，她会毫不犹豫地把他们拒之门外。

到底什么是性教育？对小学生进行性教育是不是有点“操之过急”？连成年人都不一定搞清楚了的问题，要让孩子们去理解，真的可行吗？对儿童性教育持保留态度的人，多半有这样的顾虑。

太阳伞自主编写的青春期性教育教材。

记者在太阳伞办公室翻阅他们培训教师使用的两种儿童性教育教材，光看目录，就产生了“原来性教育涵盖的面可以如此广”的感想。不久前引起过大量争议的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珍爱生命》1至6册（适用于小学一至六年级学生）即为太阳伞采用的教材之一，此外，他们还使用自主开发的《青春期性教育课程》（适用于初中生）。从认识身体到认识性别，从珍爱生命到珍惜家庭和友谊，从自我保护到寻求帮助……综合性教育课程的内容其实涵盖了儿童在其他课程上得不到的生理知识和心理支持，视之为“生命教育”或“生命平等教育”也是合适的。

一名学生对儿童性教育课程的反馈。

两种教材每一册的目录框架大致不变，内容随学生学年的增长而递进。当一些家长还在顾虑是否应该让自己的孩子上性教育课的时候，太阳伞的工作人员已经突破了这个瓶颈。现任太阳伞秘书长许锦屏说，“学生们非常喜欢上这个课，他们上了性教育课程后，和老师的关系更紧密了”。从公立学校自愿报名来参加太阳伞的儿童性教育授课老师的“阵容”也很强大，从班主任到校长，从数学老师到音乐老师……“学校里其实是有规定开设性教育课程的，但没有相关的师资……我们这儿培训了老师，他们回到自己的学校就能把性教育作为校本课来实施”。

太阳伞秘书长许锦屏展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珍爱生命》儿童性教育教材。

许锦屏还介绍道，把培训教师作为工作重点之一，是由于教材里简明的对话和图像背后还有许多可以向孩子们解释的余地。机构全职工作人员的数量非常有限，不到5人。她们请来中山大学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的教授、北师大性别与发展研究中心的教师、玛丽斯特普公益机构的性教育专家来为小学教师做“综合性教育”培训，使他们回到学校后能更好地利用教材讲授性教育内容，而非把教材发到学生手里让孩子自行处理，后者容易引起家长们所担心的教材被误解的问题。太阳伞发挥了它作为平台的优势作用，公立学校也得以更有把握地开设性教育课程，这方面可以说是双赢。

两本不同年级的《珍爱生命》儿童性教育教材比较，看得出内容循序渐进。

在学校以外，太阳伞又将家庭性教育的理念和方法带到社区中。“家长们认为这只是学校的事情，但有的学校只是应付一下上面的任务，没有真的好好开性教育课程，家长在和青春期孩子沟通的时候遇到问题了，也会来找我们。”起初，太阳伞面向所有对青春期孩子性教育感兴趣或有疑问的家长开展家庭性教育宣讲会，通过社区宣讲会和青春期家庭教育宣传员培训，使参加了培训的家长学会如何在家庭当中更容易地开启性教育的话题，并和孩子平等地，不带偏见地讨论这些话题。其中的一部分，日后成为了太阳伞的青春期家庭教育宣传员。家长自发担任的“宣传员”越来越多，无形的“社群”在“太阳伞”的周围形成，为太阳伞把“综合性教育”的理念带到更多的社区打下了基础。

儿童性教育课程教师收集的学生反馈。

在开展性教育项目的同时，太阳伞同时也在继续他们的支教项目，慢慢地把儿童性教育的资源优势也在其他项目中发挥出来。支教的对象主要是合肥农村的留守儿童，太阳伞通过夏令营等方式把性教育融入到支教的内容当中。由经过培训的大学生通过游戏等方式，带领孩子在轻松的氛围下了解性教育的内容。“这种方式和老师在学校里讲学又不一样，孩子们接受得很快”。不过，由于夏令营需要投入的前期准备较多，当地能够对接的学校目前只有一所，未来可能还会增加。

合肥市儿童公益组织现状及问题

说起安徽省成立较早的公益组织，不会不提到华益儿童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华益）。华益是由志愿者QQ群发展而来的安徽义工联盟，较早专注于儿童教育与心理发展，在城中村、流动社区和回迁社区都有服务点。服务点之一的丁香社区同样是一个回迁社区，华益在这里成立了“月牙湾”儿童成长乐园，为儿童提供阅读空间、亲子活动、美育类课程和自主开发的儿童综合成长课程等多方位的服务。“月牙湾”的负责人戚书娟告诉我们，从这些课程招生情况来看，儿童和家长对于能够实际提到美育修养的绘画课和能够培养动手能力的手工课的兴趣，远超过了包含儿童性教育、安全保护和自我认知等内容的综合成长课程的兴趣，这可能是“老革命”华益需要面对的诸多“新问题”中的一个。

华益儿童服务中心自主编写的《儿童综合成长教程》。

2013年10月，合肥以“1+4”形式正式出台社会服务具体政策，除特殊审批外，其他各类社会组织可由当地民政部门实行直接登记，并减免3万元注册资金。这在全国同类政策中，都是比较前卫的。2014年，包河区在全省首开先河，划拨800万元设立了社会发展公益基金，并拿出500万元启动公益创投活动，向社会组织和社会服务企业购买服务。同一家公益组织的同一个项目，在申请到政府项目基金的资助后，如果还有缺口，仍可以申请公益基金会的资助。在走访的过程中，记者经常听到乐施会、联劝等公益基金会，以及致力于孵化本土环保组织的绿满江淮环境咨询中心等支持型公益组织的名字。拥有公募资质的公益基金会需要将上一年收入总数的70%用于公益支出，因此对公益基金会来说，培育能够持续发展的公益组织同样是其使命的重要部分。

两名华益的工作人员带我们走进城中村的服务点。

除了向政府和公益基金会申请资助，与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合作也是公益组织的生存良方。脱胎自华益的边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边城）“挂靠”在站北社区服务中心内，负责人刘慧曾在华益工作。边城在站北社区提供的服务以“农家书屋”作为核心内容，兼顾其他面向回迁社区儿童的活动，包括亲子阅读课、戏剧班等等。

站北社区是一个规模较大的回迁社区，由三个村的居民回迁组成。

站北社区由三个村的村民回迁组成，还有另外三个村的居民在等待回迁，因此是一个体量非常大的回迁社区，现在下属有三个居民委员会，即原来三个村的村委会。这样的新社区在刚刚建成的时候面临很多的社区融合的问题，村民如何适应自己城市公民的新身份，如何融入城市生活，如何与外来租客分享这里的公共生活，这些问题村民们是第一次遇到，年轻的社区工作人员也是第一次遇到

边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刘慧。

赵雨荷就是这样一位八零后的社区工作者，“为了情怀”每天通勤四小时以上往返站北社区。社区内有一幢多层房楼用作社区服务中心，“但还是不够，我们还有三个村的村民没回来，到时候肯定是不够用的。”她请人重新装修了二楼的老年休息室、四楼的图书室，将大人的阅读区和儿童的阅读区分隔开来，使孩子的阅读区更活泼，“孩子不像大人，他们喜欢到处跑，自己就会过来”。这块地方原是农村，算是熟人社区，低龄的孩子经常一个人跑来跑去，不太有人担心安全问题。但有个别孩子一个人待在家里，父母在外面打工，孩子自己就弄个面，弄个馒头吃……“后来这个孩子被家里人接走了”。

赵雨荷（左一）介绍站北社区服务中心的项目。

这样的“城市留守儿童”虽然属于个例，但赵雨荷和刘慧作为社区和公益组织的工作人员，了解到第一手情况，不会坐视不管，又只能通过吸引孩子来参加活动，继而吸引他们的家长也参与进来这样“迂回”的方式，慢慢培养家长的新习惯。他们想改变的是这里的家长对于“教育孩子是学校的事”这样的刻板印象。从“社区融合”到“为老服务”，再到“农家书屋”和儿童剧的开发，有时还要兼顾调解纠纷，他们的目的都是为这些城市的“新居民”更快地融入到城市生活当中。

边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项目之一“农家书屋”经常迎来小朋友。

像边城这样的公益机构与社会服务中心合作解决了他们的场地问题，联劝公益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也表示，公益组织的合作方是否能有力支持项目的开展也是他们衡量项目是否值得资助的因素之一。不过规模有限的小型公益组织能否有效运营下去，人事和财务上的流程是否占用了过多的精力以至于无暇提高开展核心业务的能力，这些初创公益组织都会碰到的问题，以前只能自己想办法，现在有了更多支持型公益组织可以帮助应对这些瓶颈了。

从服务型公益组织到支持型公益组织之路

在经营太阳伞的过程中，太阳伞前秘书长蒋倩关注到了公益行业当中的一些共同问题和初创公益组织容易存在的短板，并参与创建了“安徽益和公益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益和）。益和由原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ICS）和安徽本地公益人士于2009年共同发起创建，2011年直接在省民政厅登记注册。益和的使命之一，就是为初创公益组织提供专业的支持型服务和培训，帮助它们从繁琐的程序当中解放出来，把原本就不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到核心事业中去。

自从创办太阳伞开始，蒋倩非常注重吸收外部经验，学习其他机构的工作方法。她乐于参加针对公益组织成长的培训、工作坊。由乐施会主办的一个工作坊曾给了蒋倩很大启发。当时太阳伞正处于成长期，在工作坊中被任命为由三家公益机构共同发起的新项目的负责机构，上承成熟机构的实战经验，下教初创机构入门方法。蒋倩认为这段经历使得太阳伞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同一个小组的初创公益组织也成长了很多，对小组内的成熟公益组织来说又不会增添太多负担，可谓一举多得。成立益和以后，这一类的经验就可以被用到培育当地的公益组织当中。

对于像乐施会和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这样以公益筹款和项目资助作为首要工作目标的基金会来说，为公益组织搭建培训和引导的平台也在其工作范畴之内。益和本身不包含基金会的职能，但它的目标包含了为众多行业的公益组织提供如同专业基金会一般的支持型服务。据蒋倩介绍，除了培训和工作坊等项目，益和还将成立研究部门，助力安徽民间公益生态系统的完善。

中途宿舍里一面由大学生志愿者绘制的墙上写着“小朋友天天开心”。

“公益”一词如今早已不是“做好事”能简单概括的了，民间公益组织可以成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当中“软件”部分很好的补充。除了儿童教育和城市融合以外，公益组织可以发挥的行业领域还有很多，2016年出台的《慈善法》中列举了五种范畴的公益组织可以依法开展慈善活动。在乐施会的网站首页，可以看到接受项目资助申请的八种项目领域，再如联劝公益基金会，很多人仅仅通过其知名筹款项目“一个鸡蛋的暴走”了解他们资助儿童公益项目，不知联劝也资助助老、教育、社区发展、助残、扶贫帮困等12个公益领域，还通过“U泉计划”扶持草根公益机构自身的成长和发展。

大众参与公益事业也有了多种途径。除了向慈善组织或慈善受益人直接捐资、捐物，还能参与公益基金会主办的筹款活动，资助人对捐赠去向拥有知情权，甚至有时对基金会资助哪些项目还有投票权。另一方面，一部分年轻人在就业时选择成为民间公益组织的工作人员，或直接创立一家民间公益组织，这些都可以不再被看作”业余“行为。《慈善法》立法后，民间公益事业的多元发展和规范化应当属于我们看得到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