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里397弄：灶披间里成长起来的书香门第

一

前几天勇龙小弟发来微信照片，说是淮安里老屋终于在拆了，看到拆下的木梁和砖瓦的照片，感触良多。

我小时候住在麦根路麦根里192号，当年在大弄堂口的墙上，镶嵌着一块黄色花岗岩的条石，上面镌刻着“麦根里”三个大字。据说著名作家张爱玲1920年出生在麦根路313弄（现康定东路87号），与麦根里相距甚近。隔河相对的上海老东站也曾叫过麦根里货车站，可见麦根路麦根里在当时还小有名气。

解放后，麦根路改成了淮安路，麦根里改称淮安里，路牌号是淮安路397弄。因为麦根路（淮安路）弯弯曲曲，从昌平路到康定路这一段与泰兴路直线相接的部分，从五十年代末改为泰兴路，我们这条弄堂地址就改成了泰兴路703弄，但仍叫淮安里。        

淮安里紧靠苏州河，处在泰兴路与苏州河弯道的交叉口，淮安里大弄堂口对面就是我父亲工作过的上海第二煤球厂，早期称为上海义泰兴煤球厂。解放后，人民政府非常关心和重视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问题，为提高煤球供应量，工人师傅钱仲渊创建了煤球自动生产流水线。为此，钱伯伯当上了第一批全国劳动模范，见到了毛主席。父亲就是他当年的得力助手。大弄堂的南面是上海国棉十三厂，原称鸿章纱厂，据说是广东潮州企业家郭子彬置下的产业。纱厂南面，则是原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创办的上海市立儿童医院。

淮安里很长，有13条支弄，我家就住在第10支弄。记得第9支弄弄口有个老虎灶，每天清晨、傍晚会有许多人去泡开水，一分钱一热水瓶，可谓经济实惠。第6支弄处，有个破墙而开的烟纸店。店主是个浙江人，瘦削精乖，嘴上有着长长的一撮毛，人称王“格里”（洋泾浜英文男士、先生的称谓），生意上却是笑容可掬，童叟无欺，还可赊账。我替妈妈买盐买糖拷酱油、晚上替父亲买飞马牌香烟，经常要去这个小店，从没见过王“格里”与人发生过争吵。

五十年代，大弄堂靠南墙的一边全是搭出来的披屋，大多是大饼油条、面条点心，以及理发、裁缝和修理等杂货摊。小时候，父亲偶尔会带我去吃碗阳春面，一毛钱一碗，只见雪白的面条，清水面汤，碧绿的葱花，再加大半条羹的猪油融化在面汤中，至今想来心存余香。

1948年的夏天，我大概只有4岁，那年发生了我记忆得非常清楚的一件事。这天下午，楼下灶披间的“抛筒作”（就是用旋转布轮为赛璐璐眼镜架抛光的小作坊）突然起火，于是邻里之间用面盆铅桶泼水救火。我记得，当时我和妈妈正在192号后门口，父亲从厂里突然回来，冲上楼去，抢出一只“契克”（小皮箱）从燃烧着的灶披间冲出来。这只“契克”大概是我家唯一像样的东西。我相信里边既无钱财也无细软，当时只觉得父亲实在英雄得很。晚饭时，一个警察模样的人到我们晒台上，父亲同他对话，警察穿着灰白色的衣服，戴着硬壳帽，当时没听懂他们在说些什么，事后，父亲告诉我这个警察想来敲竹杠，现在想来这人的装束像是消防队的警官。

1949年5月，正值解放上海期间，那天上午我和小伙伴到大弄堂口去，见弄口厚厚的木门紧闭着。于是我们就从木门底下缝隙中，向外张望，路上不见行人与车辆，只有少数军人在路上走动。突然听到一声枪响，哇，我们拔腿而逃！在第6支弄处摔了一跤，把嘴唇也跌破了。后来知道，恒丰路桥（当年称舢舨厂桥）北面，国民党军队据守面粉厂垂死挣扎，解放军就在煤球厂苏州河南边与其开火对峙。

解放以后，新中国新上海发生着越来越大的变化。1958年是个意气风发的年代，隔壁国棉十三厂扩建，占去了我们大弄堂约四分之一的面积，为此这一边的棚户摊头全部拆掉，筑起了近一米二宽的绿化带，当年淮安里的居民齐心协力，夯地填土，还用方砖斜插着作分隔，然后将各种小树苗和花朵种在期间，煞是好看。弄堂虽然小了，但确实干净清爽了许多，精神为之一振。为此，淮安里群众搞绿化的事情还上了解放日报的图片新闻，小弄堂出了自己的新闻，让人看了十分高兴。

在解放后的几十年里，支弄里几乎家家夜不闭户，人人相识如友，到了大热天整个小弄堂成了大家庭。七八月份的上海实在热得很，支弄石库门的前后楼又是东西走向，烈日烘烤下活脱是个大蒸笼，大人小孩几乎全在弄堂里“避暑”。好在192号后门口斜对面有口水井，热天它就成了活动中心，有吊井水洗刷衣服的，有擦身降温的，也有孩子们把吊桶扔下提起闹着玩的，最有趣的是不少人家买了西瓜便扔到水井深处降温，过了几个小时才小心翼翼地用扎了长绳的铅桶提上来，把水井当作“冰箱”使用。傍晚时分，弄堂里坐满纳凉的人，男人赤膊，女人短衫，一家人坐在小板凳上吃饭。你要从第10支弄弄堂口进到192号（不过三四十米）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走路必须绕过纳凉人的脚边，挤过他们人前身后的缝隙才进得去。因此，这条弄堂里谁要带个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回家，必定要经过弄堂里老老小小的集体注目审视。记得当年我带着端庄大方的女友惠澄进去，看到满弄堂的眼睛探照灯似的朝我身后扫视，我屏住呼吸，根本不敢与人对视，两眼往下只顾找路，进了192号，才算穿过“封锁线”到了“安全”地带。玲珍大妹带了男朋友履敏来，算是风光无限，他一米八二高个，脸方鼻正，挺拔潇洒，真是帅气逼人，得了满堂彩。

记得当时淮安里有位户籍警，人称王同志，他高个、文气，态度和善、热心办事，深得淮安里居民的尊重和喜爱。后来11支弄有个漂亮女孩嫁给了他。因为我家前楼窗口对着她家的晒台，当年王同志喜气洋洋抱着大胖儿子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二

淮安里的石库门是没有东、西厢房的小石库门房型。大门的门框用花岗岩石头做成，里面装嵌着漆黑的木门。底楼有天井、前客堂、后客堂和灶披间，二楼有前楼、后楼和亭子间。三楼是搭出来的前三层阁和后三层阁，还有亭子间上的晒台。总共约150平方米，这样的房子在设计的时候是给一户人家居住的，但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石库门大都挤着“七十二家”房客。

192号，我之所以要写这栋石库门，是因为我的成长与这个小宅门有关。那是个穷人的院落，却出人意料的又是个“书香门第”。那里出了将近十位大学生。楼下的李雄豪，特级语文教师，曾担任上海南洋模范中学的副校长，西南模范初级中学的校长。他的弟弟雄杰毕业于同济大学，比我小两岁，是我童年时的朋友。前三层阁的范洪良是上海农科所研究员、水稻种植专家。后三层阁陈森洪，上海县某中学的校长。住在前楼的我，读了研究生，曾担任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校长、教授。退休后，又被聘为民办大学上海震旦职业学院院长。我的大妹玲珍，毕业于第二医科大学，教授，也曾担任瑞金医院的医生、人事处长、瑞金医院卢湾分院的副院长。我家的下一代五个孩子全是大学生。大姐的儿子克英毕业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我的儿子杜迅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大妹的女儿陈珺毕业于复旦大学，小妹的儿子晨捷和小弟的女儿薇薇都考上东华大学。现在大姐的两个孙女也成了大学生，孜清是复旦大学医学院博士生毕业，孜玫是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的在读硕士生。

我的父亲来自浙东山村，从小到上海打工，解放后，连年评为先进工作者，1954年光荣加入了党的组织，还一直担任上海第二煤球厂机修车间的车间主任，可惜因家境贫寒没读过一天书，母亲也只读过两年小学。我的成长离不开父母含辛茹苦的培养和教育，但192号的环境对自己也有很大的影响，比如李雄豪（阿雄）和范洪良两位大哥。

阿雄和洪良这两位大哥全是育才中学的高才生。阿雄父亲开着一家做赛璐璐眼镜架子的小作坊，是个殷实的小康人家，按他们的经济条件是不会住在192号这穷人聚居的地方的。但因为他们家生产的眼镜架是易燃品，进不了较高档的住宅区，于是只能在192号落脚做二房东。小时候，因为楼下阿雄家的客堂有无线电，我就常常去听姚慕双、周柏春和杨华生的滑稽节目，有时候也听苏州说书，听三国演义和岳飞传。那时，经常看到阿雄在认真读书，特别他在学俄语时，让我看到了外国字，觉得十分好奇。阿雄很耐心地告诉我俄文字母怎样读写，印象尤深。后来我从高中开始到大学也学俄语，是学得不错的一门功课。尤其要提一笔的是，我在1979年考研时外语考的就是俄语，成绩不错，成了我跨过研究生门槛的垫脚石。

记得当年阿雄因身体不适，中学时休学了一年，理工科很好的他，毕业后改考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就读期间还在《新民晚报》以陆放的笔名屡发文章，后来当了上海南洋模范中学的特级语文教师和校长。

洪良住在前三层阁，他母亲是常州人，我至今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我们管她叫常州阿姨。常州阿姨是弄堂隔壁国棉十三厂的工人，心肠特好，她见我家孩子多，家境不好，常常送布料和棉花胎给我们。记得有一年过新年，我穿着常州阿姨送的布料，妈妈手工缝制的蓝布裤子十分开心。还记得当年我在读大学时，每当回家、返校时，我已经背上了书包，但15元的伙食费往往没有着落，这架势真是逼迫着妈妈去借钱啊！最近听94岁高龄的母亲告诉我，这15元钱就是从常州阿姨那里借来的，至今想来，仍让我感激涕零！

洪良大哥对我很好，他初中快毕业时，有次带我到育才中学去。那天下午，我看到许多同学都在操场周围的树林里复习功课。学校规定下午四点离校，但到点后大家都没走，校工摇铃就是不听。一会我突然发现很多同学慌忙而出，洪良也匆匆带我出去，我一看，教学楼那边远远地站着一个穿着白衬衫的老师，表情严肃，没说一句话。我问这是谁啊？好威严啊！洪良说，这是段力佩校长，我们赶紧走！

初中毕业时，他报考了上海机器制造学校，当时是最热门最难考的学校之一。发榜那天，他领着我走到街口去买报纸，录取信息就登载在报上，他查了好一会，没有他的名字，很失望，我的心里也很不好受。后来听洪良说，他没有考取是因为他漏做了一张考卷背面的试题。但他没气馁，在工厂里打了两年工，最后考取了上海农学院，分配在上海农科所工作。他工作认真负责，不怕辛苦，并富有创造性，曾被评为上海十大杰出科技工作者，是上海水稻种植专家。

1962年国家处在经济困难时期，也是大学比较难考的一年。在阿雄、洪良大哥们榜样的鼓舞下，我竭尽全力复习迎考。当时正值七月流火，前楼朝西，热头逼人，窗子虽有布帘遮掩，但仍难挡炎阳，同时为避邻室小孩，只得闭门谢客。于是，我竟连日在“闷罐子”里苦读，真是赤膊短裤，汗如雨下，实在热得不行，用芭蕉扇浸在面盆的水里，朝身上淋水降温。苦哉，苦哉！却又乐在其中，老天不负苦心人！最后，我考取了上海科技大学，是当年淮安里唯一考取大学的。去大学报到那天，妈妈陪我去，还叫了辆三轮车拉进第10支弄192号后门口，车子放上蓝色木板箱、被子，还用网线袋放了面盆、热水瓶等物，装得满满当当，三轮车开动时，四周围着左邻右舍，表扬赞叹声不绝于耳，犹如状元骑着高头大马出巡。

淮安里192号是我出生、成长的摇篮。有趣的是，淮安里路牌号397这几个数字几乎伴了我大半生。1970年9月我赴黄山小三线工作前，与惠澄登记结婚并领取了证书，当时的政策三线工作婚房优先，但婚房分配皆从女方，因而我从淮安路397弄出来，搬到惠澄妻的住地福州路379弄；1993年我到版专担任校长，校址是杨浦区内江路397号，又回到了397这个似乎带着神秘色彩的数字。心中的淮安路397号是永远难以忘怀的。

如今淮安里拆了，心中的淮安里却是永存的。我更是感谢淮安里192号的兄弟姐妹、叔伯阿姨给我和我家的帮助，并一直铭记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