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里397弄:灶披间里成长起来的书香门第

杜飞龙

2017-07-02 09:57 来源:澎湃新闻

字号

前几天勇龙小弟发来微信照片,说是淮安里老屋终于在拆了,看到拆下的木梁和砖瓦的照片,感触良多。
我小时候住在麦根路麦根里192号,当年在大弄堂口的墙上,镶嵌着一块黄色花岗岩的条石,上面镌刻着“麦根里”三个大字。据说著名作家张爱玲1920年出生在麦根路313弄(现康定东路87号),与麦根里相距甚近。隔河相对的上海老东站也曾叫过麦根里货车站,可见麦根路麦根里在当时还小有名气。
解放后,麦根路改成了淮安路,麦根里改称淮安里,路牌号是淮安路397弄。因为麦根路(淮安路)弯弯曲曲,从昌平路到康定路这一段与泰兴路直线相接的部分,从五十年代末改为泰兴路,我们这条弄堂地址就改成了泰兴路703弄,但仍叫淮安里。       
摄影 顾颖
淮安里紧靠苏州河,处在泰兴路与苏州河弯道的交叉口,淮安里大弄堂口对面就是我父亲工作过的上海第二煤球厂,早期称为上海义泰兴煤球厂。解放后,人民政府非常关心和重视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问题,为提高煤球供应量,工人师傅钱仲渊创建了煤球自动生产流水线。为此,钱伯伯当上了第一批全国劳动模范,见到了毛主席。父亲就是他当年的得力助手。大弄堂的南面是上海国棉十三厂,原称鸿章纱厂,据说是广东潮州企业家郭子彬置下的产业。纱厂南面,则是原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创办的上海市立儿童医院。
淮安里很长,有13条支弄,我家就住在第10支弄。记得第9支弄弄口有个老虎灶,每天清晨、傍晚会有许多人去泡开水,一分钱一热水瓶,可谓经济实惠。第6支弄处,有个破墙而开的烟纸店。店主是个浙江人,瘦削精乖,嘴上有着长长的一撮毛,人称王“格里”(洋泾浜英文男士、先生的称谓),生意上却是笑容可掬,童叟无欺,还可赊账。我替妈妈买盐买糖拷酱油、晚上替父亲买飞马牌香烟,经常要去这个小店,从没见过王“格里”与人发生过争吵。
五十年代,大弄堂靠南墙的一边全是搭出来的披屋,大多是大饼油条、面条点心,以及理发、裁缝和修理等杂货摊。小时候,父亲偶尔会带我去吃碗阳春面,一毛钱一碗,只见雪白的面条,清水面汤,碧绿的葱花,再加大半条羹的猪油融化在面汤中,至今想来心存余香。
1948年的夏天,我大概只有4岁,那年发生了我记忆得非常清楚的一件事。这天下午,楼下灶披间的“抛筒作”(就是用旋转布轮为赛璐璐眼镜架抛光的小作坊)突然起火,于是邻里之间用面盆铅桶泼水救火。我记得,当时我和妈妈正在192号后门口,父亲从厂里突然回来,冲上楼去,抢出一只“契克”(小皮箱)从燃烧着的灶披间冲出来。这只“契克”大概是我家唯一像样的东西。我相信里边既无钱财也无细软,当时只觉得父亲实在英雄得很。晚饭时,一个警察模样的人到我们晒台上,父亲同他对话,警察穿着灰白色的衣服,戴着硬壳帽,当时没听懂他们在说些什么,事后,父亲告诉我这个警察想来敲竹杠,现在想来这人的装束像是消防队的警官。
1949年5月,正值解放上海期间,那天上午我和小伙伴到大弄堂口去,见弄口厚厚的木门紧闭着。于是我们就从木门底下缝隙中,向外张望,路上不见行人与车辆,只有少数军人在路上走动。突然听到一声枪响,哇,我们拔腿而逃!在第6支弄处摔了一跤,把嘴唇也跌破了。后来知道,恒丰路桥(当年称舢舨厂桥)北面,国民党军队据守面粉厂垂死挣扎,解放军就在煤球厂苏州河南边与其开火对峙。
解放以后,新中国新上海发生着越来越大的变化。1958年是个意气风发的年代,隔壁国棉十三厂扩建,占去了我们大弄堂约四分之一的面积,为此这一边的棚户摊头全部拆掉,筑起了近一米二宽的绿化带,当年淮安里的居民齐心协力,夯地填土,还用方砖斜插着作分隔,然后将各种小树苗和花朵种在期间,煞是好看。弄堂虽然小了,但确实干净清爽了许多,精神为之一振。为此,淮安里群众搞绿化的事情还上了解放日报的图片新闻,小弄堂出了自己的新闻,让人看了十分高兴。
在解放后的几十年里,支弄里几乎家家夜不闭户,人人相识如友,到了大热天整个小弄堂成了大家庭。七八月份的上海实在热得很,支弄石库门的前后楼又是东西走向,烈日烘烤下活脱是个大蒸笼,大人小孩几乎全在弄堂里“避暑”。好在192号后门口斜对面有口水井,热天它就成了活动中心,有吊井水洗刷衣服的,有擦身降温的,也有孩子们把吊桶扔下提起闹着玩的,最有趣的是不少人家买了西瓜便扔到水井深处降温,过了几个小时才小心翼翼地用扎了长绳的铅桶提上来,把水井当作“冰箱”使用。傍晚时分,弄堂里坐满纳凉的人,男人赤膊,女人短衫,一家人坐在小板凳上吃饭。你要从第10支弄弄堂口进到192号(不过三四十米)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走路必须绕过纳凉人的脚边,挤过他们人前身后的缝隙才进得去。因此,这条弄堂里谁要带个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回家,必定要经过弄堂里老老小小的集体注目审视。记得当年我带着端庄大方的女友惠澄进去,看到满弄堂的眼睛探照灯似的朝我身后扫视,我屏住呼吸,根本不敢与人对视,两眼往下只顾找路,进了192号,才算穿过“封锁线”到了“安全”地带。玲珍大妹带了男朋友履敏来,算是风光无限,他一米八二高个,脸方鼻正,挺拔潇洒,真是帅气逼人,得了满堂彩。
记得当时淮安里有位户籍警,人称王同志,他高个、文气,态度和善、热心办事,深得淮安里居民的尊重和喜爱。后来11支弄有个漂亮女孩嫁给了他。因为我家前楼窗口对着她家的晒台,当年王同志喜气洋洋抱着大胖儿子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摄影  顾颖

淮安里的石库门是没有东、西厢房的小石库门房型。大门的门框用花岗岩石头做成,里面装嵌着漆黑的木门。底楼有天井、前客堂、后客堂和灶披间,二楼有前楼、后楼和亭子间。三楼是搭出来的前三层阁和后三层阁,还有亭子间上的晒台。总共约150平方米,这样的房子在设计的时候是给一户人家居住的,但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石库门大都挤着“七十二家”房客。
192号,我之所以要写这栋石库门,是因为我的成长与这个小宅门有关。那是个穷人的院落,却出人意料的又是个“书香门第”。那里出了将近十位大学生。楼下的李雄豪,特级语文教师,曾担任上海南洋模范中学的副校长,西南模范初级中学的校长。他的弟弟雄杰毕业于同济大学,比我小两岁,是我童年时的朋友。前三层阁的范洪良是上海农科所研究员、水稻种植专家。后三层阁陈森洪,上海县某中学的校长。住在前楼的我,读了研究生,曾担任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校长、教授。退休后,又被聘为民办大学上海震旦职业学院院长。我的大妹玲珍,毕业于第二医科大学,教授,也曾担任瑞金医院的医生、人事处长、瑞金医院卢湾分院的副院长。我家的下一代五个孩子全是大学生。大姐的儿子克英毕业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我的儿子杜迅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大妹的女儿陈珺毕业于复旦大学,小妹的儿子晨捷和小弟的女儿薇薇都考上东华大学。现在大姐的两个孙女也成了大学生,孜清是复旦大学医学院博士生毕业,孜玫是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的在读硕士生。
我的父亲来自浙东山村,从小到上海打工,解放后,连年评为先进工作者,1954年光荣加入了党的组织,还一直担任上海第二煤球厂机修车间的车间主任,可惜因家境贫寒没读过一天书,母亲也只读过两年小学。我的成长离不开父母含辛茹苦的培养和教育,但192号的环境对自己也有很大的影响,比如李雄豪(阿雄)和范洪良两位大哥。
阿雄和洪良这两位大哥全是育才中学的高才生。阿雄父亲开着一家做赛璐璐眼镜架子的小作坊,是个殷实的小康人家,按他们的经济条件是不会住在192号这穷人聚居的地方的。但因为他们家生产的眼镜架是易燃品,进不了较高档的住宅区,于是只能在192号落脚做二房东。小时候,因为楼下阿雄家的客堂有无线电,我就常常去听姚慕双、周柏春和杨华生的滑稽节目,有时候也听苏州说书,听三国演义和岳飞传。那时,经常看到阿雄在认真读书,特别他在学俄语时,让我看到了外国字,觉得十分好奇。阿雄很耐心地告诉我俄文字母怎样读写,印象尤深。后来我从高中开始到大学也学俄语,是学得不错的一门功课。尤其要提一笔的是,我在1979年考研时外语考的就是俄语,成绩不错,成了我跨过研究生门槛的垫脚石。
记得当年阿雄因身体不适,中学时休学了一年,理工科很好的他,毕业后改考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就读期间还在《新民晚报》以陆放的笔名屡发文章,后来当了上海南洋模范中学的特级语文教师和校长。
洪良住在前三层阁,他母亲是常州人,我至今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我们管她叫常州阿姨。常州阿姨是弄堂隔壁国棉十三厂的工人,心肠特好,她见我家孩子多,家境不好,常常送布料和棉花胎给我们。记得有一年过新年,我穿着常州阿姨送的布料,妈妈手工缝制的蓝布裤子十分开心。还记得当年我在读大学时,每当回家、返校时,我已经背上了书包,但15元的伙食费往往没有着落,这架势真是逼迫着妈妈去借钱啊!最近听94岁高龄的母亲告诉我,这15元钱就是从常州阿姨那里借来的,至今想来,仍让我感激涕零!
洪良大哥对我很好,他初中快毕业时,有次带我到育才中学去。那天下午,我看到许多同学都在操场周围的树林里复习功课。学校规定下午四点离校,但到点后大家都没走,校工摇铃就是不听。一会我突然发现很多同学慌忙而出,洪良也匆匆带我出去,我一看,教学楼那边远远地站着一个穿着白衬衫的老师,表情严肃,没说一句话。我问这是谁啊?好威严啊!洪良说,这是段力佩校长,我们赶紧走!
摄影  朱瑜懿
初中毕业时,他报考了上海机器制造学校,当时是最热门最难考的学校之一。发榜那天,他领着我走到街口去买报纸,录取信息就登载在报上,他查了好一会,没有他的名字,很失望,我的心里也很不好受。后来听洪良说,他没有考取是因为他漏做了一张考卷背面的试题。但他没气馁,在工厂里打了两年工,最后考取了上海农学院,分配在上海农科所工作。他工作认真负责,不怕辛苦,并富有创造性,曾被评为上海十大杰出科技工作者,是上海水稻种植专家。
1962年国家处在经济困难时期,也是大学比较难考的一年。在阿雄、洪良大哥们榜样的鼓舞下,我竭尽全力复习迎考。当时正值七月流火,前楼朝西,热头逼人,窗子虽有布帘遮掩,但仍难挡炎阳,同时为避邻室小孩,只得闭门谢客。于是,我竟连日在“闷罐子”里苦读,真是赤膊短裤,汗如雨下,实在热得不行,用芭蕉扇浸在面盆的水里,朝身上淋水降温。苦哉,苦哉!却又乐在其中,老天不负苦心人!最后,我考取了上海科技大学,是当年淮安里唯一考取大学的。去大学报到那天,妈妈陪我去,还叫了辆三轮车拉进第10支弄192号后门口,车子放上蓝色木板箱、被子,还用网线袋放了面盆、热水瓶等物,装得满满当当,三轮车开动时,四周围着左邻右舍,表扬赞叹声不绝于耳,犹如状元骑着高头大马出巡。
淮安里192号是我出生、成长的摇篮。有趣的是,淮安里路牌号397这几个数字几乎伴了我大半生。1970年9月我赴黄山小三线工作前,与惠澄登记结婚并领取了证书,当时的政策三线工作婚房优先,但婚房分配皆从女方,因而我从淮安路397弄出来,搬到惠澄妻的住地福州路379弄;1993年我到版专担任校长,校址是杨浦区内江路397号,又回到了397这个似乎带着神秘色彩的数字。心中的淮安路397号是永远难以忘怀的。
如今淮安里拆了,心中的淮安里却是永存的。我更是感谢淮安里192号的兄弟姐妹、叔伯阿姨给我和我家的帮助,并一直铭记在心。
责任编辑:饶佳荣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石库门,街坊,上海史

相关推荐

评论(15)

热新闻

澎湃新闻APP下载

客户端下载

热话题

热门推荐

关于澎湃 在澎湃工作 联系我们 版权声明 澎湃广告 友情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