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楯︱我听陆宗达讲《说文》

这是我从陆宗达先生学说文的笔记。

1964年，李大魁老师带我去陆宗达先生家，陆先生送我他新出的书《训诂简论》，教我怎样读书（读古籍。陆先生的学说，及陆先生所师承的学说，可以说是一种文献语言学）。自此，我师从陆先生，直至先生辞世。其间，经文革，经先生去干校，又回北京后，即开始为我讲说文。

我每星期去先生家一次，与先生在他北房西屋窗前的书桌旁相对而坐，听先生讲。十多年中，间或还有李舒（陆先生的外孙女婿）、顾建平（陆先生过去的学生的儿子），及一个姓冯的年轻人来过，又有一段时间，有陆先生过去的两个学生来，后来，王宁从青海调入北师大，作陆先生的助手，有时也来。每当不只先生与我二人时，大家就围坐在堂屋的圆桌旁，听先生讲。

我先后从陆先生学，时间有十多年，前后跨越二十四年，先生主要是为我讲说文，也有较少的时间讲左传和毛诗。有时候还讲讲唐诗，说是调剂一下（先生曾说他在辅仁开过唐诗的课）。

讲说文叙时，陆先生说：必须做笔记。说文叙讲了大致半年，笔记整理则达几年，送陆先生看，后有骆新民先生（我父亲的学生，徐悲鸿先生的义子）曾帮我谋划在香港出版，陆先生把笔记交给王宁，请她帮助按学术著作的结构做调理。于是，王宁在笔记上留下了不少字迹。王宁老师的学问，我是很敬重的，在我处于困境时（“文革”后，去农村插队八年，回北京，没有工作），王宁老师也曾极力想帮助我。但这次出版我却没有用王宁老师调整过的体例，因为我想尽力保持陆先生授课时的情境和讲求“旧学”的原貌，而不想把它装入一种今日的“学术著作”体例中去。另，陆先生还安排他的一个老学生（我忘了他的名字了）写了出版要用的篆字，现在用的就是当年陆先生的那个老学生写的篆字。

笔记的两个章节得李爱冬老师帮助，在1979年和1981年在内蒙古师范学院中文系的《语言文学》刊物上发表过，笔记的前半部在1982年北京市语言学会的年会上印发过。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人们只知道我以法学家、社会学家称，主要从事中国制度研究，工作涉及司法制度、法职业、立法决策的公众参与、劳工、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诸领域，而极少有人知道我有从陆先生学说文的这段经历。我曾受聘为人民日报社三法律顾问之一，受聘为福特基金会顾问，受聘为中国政府一些部委和联合国六个机构的专家，也出版、发表一些著述，而唯独我下大力苦心记述整理的这部笔记一直没有出版——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有我工作过的北京一个街道小厂（厂桥风机厂）的工人帮我誊写、刻印，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从事出版的人帮我录入，本世纪初，有学古汉语的研究生帮我再次校对，我至今感念这些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本世纪初，我都曾准备出版这部笔记，但终因他事相扰，未能如愿。

黄侃

出版这部笔记，是为了保留下来陆宗达先生与其老师黄季刚先生，与其太老师章太炎先生这样的一个中国近代文化的谱系中人自身内在的研习、传承、讲述的样式与方法（尽管我师从陆先生时，中国当代所特有的制度文明质态，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陆先生的学问表述），以使这样一种自汉至宋、至清的中国读书人面对典籍的文化传承，一种于清季面对外部世界须予回应的文化表述，能与现在居绝对强势的（来自外部的）学术的理论框架、概念体系，及学术规范的套路和样式，与在文字学中居强势的甲骨文研究，与在语言学中另成体系的“古代汉语”教学（研究），并列共存，各成体系，而有可能对等交流。

在大学中，学中国的（如中国哲学、中医、中国古代语言、中国古代法律、中国画、中国民间音乐等），必学“本专业”外国的一套，而学外国的（如哲学、医学、语言、法律、美术、音乐等）则不一定或不必须学中国的一套。这种态势，使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存形去魂，使血统上的中国人对传统的中国语言、文化，如对异国语言、文化。当然，我要想改变这些，如蚍蜉撼树，谈何容易，但“知其不可而为之”也是中国读书人的一种选择；希望的是：接续传承，而面对一个开放的世界。

最后，与陆先生相关的，还有几事，记述如下：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从农村回城，长时间找不到工作，后来，好不容易到了一个街道小厂，虽然政工（主要是给文革中遭受迫害的人落实政策，及清理档案）、生产（当时，月生产任务只完成百分之二十八，由我制定生产管理规则，年终总结工作，督促有关车间的生产）、科研（和中科院声学所、沈阳鼓风机厂共同研制用于毛纪念堂上的低噪音屋顶风机）、保卫（当时社会秩序不好，我能破案），以及党的组织发展外调等工作都做，但我只是个集体所有制工人编制的一个党外人。

陆先生看我日夜工作（白天在办公室，晚上在车间），没有出路，就让我考他的研究生。五门课，我只考了四门，外语没考（中学学俄语，早忘了），尽管总分比录取中的两人还要高，但没有录取。事后，李大魁老师告诉我：在中文系的会上，陆先生多里哆嗦地从衣袋中掏出一张纸来念，希望能先录取我读研究生，再补外语，但没有用。

我四十八岁前，所遇多乖舛，由于父亲在当时是第一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工作组的成员，所以我看过文件，知道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有不少人门门不及格也读了研究生，陆先生是训诂学方面的权威，但在我读研究生这事上，陆先生的话，没有起作用。后来，我还是没学外语，联合国机构和外国政府的会议请我去，要多出一份钱给翻译；请我写报告，也要出钱请人翻译。陆先生曾说：学说文，其实用不着外语。我非常看重外语，因为这是今天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中工作和人际交往所需要的（在封闭社会和半开放社会中，外语的作用除考试、平职称外，作用有限），我不掌握外语，是在知识结构和能力上有缺陷，但也是那个时代和我坎坷的经历所造成的。另外，我又认为：比外语重要的，是个人无可替代的学识能力，因为只一般地会外语而学识能力平庸的人太多了。

在陆先生面前，我是个旧式的学生，先生家平时换煤气（当时用罐装煤气），冬天安炉子（当时烧煤取暖），年前扫除，收拾东西，春天，把荷花缸从东屋里搬出来，以及，给西墙边的竹子浇水，都是我的事。

陆先生吃饭要喝酒（陆先生的老师季刚先生也善饮），每留我吃饭，陪先生饮酒，也是学问中一趣事。

陆先生喜昆曲，我的一个昆曲的老师侯玉山先生是河北乡村出身的昆弋演员，与陆先生是老朋友，民国年间战乱时，侯先生唱不了戏，就住在陆先生家（陆先生教他顺便教自己的儿子陆敬练功，但陆敬不喜欢）。陆先生与我谈及《扫秦》《训子》《嫁妹》《棋盘会》《安天会》《弹词》等戏，则会击节放喉一唱，由于我也会这些戏，常与先生唱和，我们还唱过京剧《白良关》的大、小黑。有一次，帮陆先生整理书，找出几册集成曲谱，陆先生说：老了，不用了，送给你吧。当然，陆先生还给过我一些音韵、训诂方面的线装书。

上世纪七十年代，高考还没有恢复时，在大学中，像陆先生这样的人没有什么事可做，被安置在一个词典编纂机构，在辅仁的老校址（北师大化学系）上班，好像是每星期去一次，离家走到琉璃厂，坐14路汽车到厂桥，然后再走到那里。在那里也没有什么事，离我家不远，有时间走到我家。我家在什刹海前海北沿的会贤堂（曾被辅仁校友会买下后，成了北师大的教师宿舍），陆先生来，要讲到饭庄的历史，讲到院中过去的戏台。我送他出去，又会指我看他年轻时在这一带住过的地方。

后来，大学恢复高考，再后来，又恢复了研究生教育。陆先生每外出讲课，必要我陪他同去。有一次，去社科院讲课后，我问他：为什么我听您给我讲课和给学生讲课不一样。陆先生说：两人对面，是可以谈学问的精细处，但给学生上课，是在课堂，人多；人多了，就要组织教学，跟演戏一样，要注意结构、层次，以及气氛。下功夫的地方，往往产生不了一般的轰动效应，打基础的东西，不会写在论文著作中。再则，两人相对的讨论，在大课堂上也没法做，所以就不一样了。

于是，我明白了：陆先生、季刚先生，这都是大学问家。陆先生没有什么著述（陆先生后来出版的书多是王宁帮着写的），季刚先生“不到五十不著书”，辞世时恰临五十，因此也没有什么著述，而他圈点批注的白文十三经、说文段注等，在他辞世五十年后，竟值得黑、红套色出版。如以今天的教授年终考评要求，硬要出版多少著作，在“核心刊物”上发表多少文章，他们就都做不成教授了。

从一些小地方看，陆先生要我读没有标点符号的线装书，用朱笔断句，要我辑录说文中的“文”、说文中的“读若”、说文中的见于别字下说解等，也都是些坐冷板凳的事。如说：前人早已做过，拿前人的东西来看看即可，就不是中国读书、做学问的方法了。陆先生总是说季刚先生讲：读一书，要从头读去，不能“砍书头”（从中翻看）。其实，先生教导，我不能完全做到，实有愧于心。

我不能读陆先生的研究生，而又师从先生多年，于是提出想按旧礼给先生磕头拜师，先生答应了，对我父亲说：你的孩子，我历来看待跟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先生虽然答应了，但后来并未成礼。先生辞世后二十年，有年轻人在季刚先生家乡湖北蕲春青石设黄侃图书馆，请我去作开馆讲演，于是瞻仰了季刚先生故居读书处，及笔架山、砚池塘、圣旨碑、大树等处，又去季刚先生墓前，行三拜九叩之礼。礼，不在其外在之形，而在心之敬。我一生不轻易行大礼，为季刚先生行礼后，归京，才又去父亲墓前，补行此礼。陆先生辞世后，骨灰存八宝山革命公墓，不持证，不准进入，我一直想，当以适当的方式为陆先生补行此礼。

后学 楯之

岁在乙未，时年六十有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