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怪人”林损是胡适解聘的吗

【编者按】民国时期，胡适与林损之间有过一桩颇为有名的公案，孰是孰非，不少学人撰文争辩。2017年最新一期《瓯风》刊载方韶毅先生《林损胡适交恶考》（现题为编者所拟）。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此文。

今天我们谈论起林损，总无关他的学术，只留使酒骂座的狂名。周作人更是把他与辜鸿铭、黄侃、刘师培并列为北大怪人。这多少有些令人遗憾。

“关于林教授，社会自有公论。我不因你谩骂，致更史实”

林损的狂与怪，典型的一次表现是发生在一九三四年四月的辞职风波，至今仍有人津津乐道，是为著名的北大旧事。

这桩公案有人认为是胡适公报私仇所致，有人以为是林损咎由自取。先是张中行在《负暄琐话》里的《胡博士》一文中写道：“说起北大旧事，胡博士的所为，也有不能令人首肯的或至少是使人生疑的，那是他任文学院院长，并进一步兼任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立意整顿的时候，系的多年教授林公铎解聘了。林先生是反对白话，反对新式标点，这都是胡博士提倡的。自己有了权，整顿，开刀祭旗的人是反对自己最厉害的，这不免使人联想到公报私仇。如果真是这样，林先生的所失是鸡肋（林先生不服，曾发表公开信，其中有“教授鸡肋”的话），胡博士的所失就太多了。”

程巢父对此却另有看法，专门写了《张中行误度胡适之——关于林损对胡适怨怼的辨证》来反驳，认为张先生对胡适的理解并不深，通过从《林先生公葬墓表》《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知堂回想录》《天风阁学词日记》《吴宓日记》等处寻来的材料进行一番论证，得出结论：“（一）林损在人性上有弱点；（二）林损在被解聘前，耽酒，学问上无所进展，殊少创新；（三）解聘林损，与胡适无关。”

过了几年，李振声在《书城》发表《且说林损怨怼胡适这桩陈年公案》一文，依据程文采信的证据，得出相反的论断：当时胡适与蒋梦麟、傅斯年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中兴北大”的旗帜举得高高的，“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林公铎的被解聘，胡适必有脱不了的干系”。刘永翔《胡适与林损间的一段公案》也持相同意见：“蒋梦麟、胡适二人所为则难免党同伐异之讥，远远背离了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了，而这一治校方针从此再也没有恢复！”

新得黄恽《燕居古道》，内有《林损辞职的真正原因》一文，亦关于该话题，但矛头直指蒋梦麟：“高仁山与李大钊一起为张作霖杀害数年以后，蒋梦麟迎娶了高仁山的遗孀陶曾谷，这在旧派旧思想的林损看来，很是不能忍受，朋友妻尚不能戏，更不用说是朋友的遗孀了。……在林损眼中，蒋陶婚姻很不道德，因此书呆气发作，在北大校园里又开骂了。这次骂的不是胡适，却是代理校长的蒋梦麟，据说诗作得‘极为刻骨’，把蒋氏骂得极为不堪，甚至辱及私德。这样一来，林损就生生把一把保护伞给骂走了，不要说胡适想拿他开刀久矣，现在蒋梦麟也想拔了眼中刺，去之而后快了。于是一年一送的聘书就没有了，林损这一次，因为得罪代理校长，连马裕藻也救不了他了。我想，事关蒋梦麟的声誉，即便是蔡元培也不可能再帮林损的了。”

潘猛补则从朱希祖书信里找到胡适“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证据。一九二〇年，北大一位叫孔家彰的学生，因为升学的问题对林损有意见，便写信给胡适反映，胡适把信转给负责此事的朱希祖处理。朱希祖为了说服林损，又把信转给林损看，虽然把具名的末页藏了起来，但林损还是查出告状的学生是谁，并闹到胡适那里，胡适羽翼未丰只好忍气吞声。所以，朱希祖给胡适写信，表示歉意：“今天接得你的信，知道林公铎先生因为孔家彰事闹得不休。这事多是我粗心不好，不该把孔生给你的信给林先生看。但是我的初心并不是把这封信给林先生看了，与孔生及先生为难。我因为学生中对于国文教员写匿名信的很多，凡我可以与教员说得通的，我同他面说，不把信给他看；说不通的，只好把匿名信给他看，使他警悟。孔生给你的信，我仅把一二两页给林先生看，末页具名的不给他看。不料信中有升班的事，我起初只看骂人的地方，并不看到这件事。这是我粗心不好。林先生却因这件事查出孔家彰的名姓来，又误以为此事是先生办的，或因此迁怒先生。万望先生海涵大量，勿介意为幸。至于孔生升班的事，却是一件公事，我也不能劝林先生不说。……如其该升，也不能听林先生与他为难；如不该升，也不能禁止林先生与他为难。因为林先生课程上与他有关系，不比旁人。况林先生处我已劝他勿为己甚，且对他说此事与适之先生无关。不料他愈闹愈甚，简直使我难堪，使我蒙‘撩人是非’之嫌，友谊上说不过去，我也不愿再与他交涉。这事我对先生开罪之处，或有见谅之一日。对孔生我只好独负其责。先生对于孔生已遂他英语升班之愿，也不算对不住。至于其余升班的事，其中必有误会之处，也只好不管他了。” 潘猛补认为胡适与林损早结下梁子，一旦“手握尚方宝剑，必开杀戒，将林损这刺头剔除”，所以，“不必为胡适避讳而强为辨证”。

早在四十年代初胡门弟子胡不归发表《胡适之先生传》后，就引发过一番争论。胡不归认为林损在辞职事件中大失学者风度，当时舆论界对林损大起反感，而胡适的气量很大，“一笑置之”。故林损门人薛凝嵩颇为不满，两度致函胡不归质问。薛凝嵩信中说，当时天津《大公报》、北平《晨报》均刊消息，林损请辞职后，国文系学生闻讯表示挽留，何来“大起反感”。“林公铎、胡适二先生，道虽不同，其致力与中国之学则一，其致力于中国文学之主张见仁见智，各有千秋。夫学术见解，与政治主张迥不相侔，绝非标榜本户、推助波澜所能得逞。”“夫古今学术之争，不能破则不能力。孟轲斥杨墨为禽兽，庄周指仲尼为盗丘，如此谩骂，岂不十百倍于林教授之胡先生两函。”对于薛凝嵩的指摘，胡不归复函讽刺薛“如林教授化身一般”，“关于林教授，社会自有公论。我不因你谩骂，致更史实”。报人赵超构则评论胡不归这种“捧生人、贬死人”的做法 “不见得怎样合乎学者风度”。

林损

“人生各有适，吾道竟何之”

林损辞职事件整整八十年过去了，“社会自有公论”的现实是胡适如日中天，而林损徒有狂名，只是人们谈论胡适的配角。落入胡不归之口，实乃有失公允。考量林损与胡适的关系，有必要还原当事人的说法。

林损曾两度进出北京大学。第一次是从一九一四春年至一九二六年冬，达十二年之久。先任法预科讲师，后升任教授，因军阀混战，北大经常发不出薪水，要养活一大家子的林损迫于生计，遂去东北大学执教。一九二九年秋再度进入北大，任国文系教授。胡适虽然比林损迟几年到北大，一九二六年离开后，也于一九三一年重返北大，这样一对“冤家”又聚在一起了。

林损与胡适的矛盾是公开的。张中行在《红楼点滴》中回忆林损把对胡适怨气发泄在课堂上。“一次，忘记是讲什么课了，他照例是喝完半瓶葡萄酒，红着面孔走上讲台。张口第一句就责骂胡适怎么不通，因为读不懂古文，所以主张用新式标点。例举标点的荒唐，其中之一是在人名左侧打一个杠子（案即专名号），‘这成什么话！’接着说，有一次他看到胡适写的什么，里面写到他，旁边也有个杠子，把他气坏了；往下看，有胡适自己的名字，旁边也有个杠子，他的气才消了些。”

还有个学生严薇青在《北大忆旧》中专门写了林损和胡适他们的事。“林之解聘，可能是和他课堂上公开辱骂蒋梦麟、胡适和傅斯年有关。这三人中，对校长蒋梦麟只是附带及之，主要是骂胡和傅；但他骂的并非学术上的问题，只不过是一些生活细节。如林自己所说：有一次教授聚餐，他向胡适敬酒，胡谢绝不喝，并出示手上的戒指，说这是胡夫人让他戒酒的信物。林当即说：‘胡夫人让你戒酒，你就不喝，如果令堂让你戒酒，你又该怎样呢？’弄得胡适十分狼狈。”如对傅斯年，则当面告诉他，“你考北大的入学考卷，还是我看的呢！”严薇青回忆林损在上课经常以文言代口语，第一次上课就对学生讲明：“考试时你们必须要用文言文答卷，白话文我一概不看。”

又据《林氏宗谱》所载《林公铎先生行述》，一九一九年九月，蒋梦麟代长北大，在今雨轩宴请林损，胡适、马叙伦、黄节、伦明、朱希祖、吴梅、张尔田、陈怀、林辛等均在座。有胡适粉丝拿《尝试集》给林损看，他翻遍全书，扔书在地，说：“此狗屁不通。”胡适尴尬问：“适固不通，请指其短。”林损把全书从头背到尾，一一指出哪字不当哪句不通。“胡适为之赧然”。

《每周评论》一九三四年第一四八期有《林损作联嘲胡适》一则：闻胡适演讲蔑视儒家，林损嘲为“狗之屁”，联嵌“适之”：“人生各有适，吾道竟何之。”横批“胡为乎”。胡适听说后，不甘示弱：“他自发于余窍耳，于我何损。”

胡适

胡适在一九一八年四月刊行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倡导“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林损撰万言《汉学存废问题》予以反驳。据陈谧《林损传》，该文“力辟其不可行凡二十五事，识者韪之。玄同及适亦不敢谓非，号为‘骨董’，盖言其说之可贵也”。在此背景下，林损还写了《天下文字必归六书论》《转注从戴说》《注音字母为灭学之原》等文，惜均已佚。

林损对白话文的态度，在一九一三年撰写的《说报》一文中可见一斑：“所谓文之工者，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者咸备，即尔雅渊懿之文也。”“尔雅渊懿，则入人必深；粗犷鄙倍，则入人必浅。”“文与语分，此文章之所以离群而立也。”他举《列子》中“使龙发于余窍，子亦将承之”和《荀子》中“如以狐父之戈触牛矢”两句为例，如翻译成白话即“若公孙龙所发之屁，魏牟亦将食之”“硬棒触粪”，则“鄙倍极矣”“粗狂至矣”。但大势所趋，后来林损对白话文的态度也有所改观，他的学生徐英《林公铎先生学记》称《中国文学讲授发端》涉及文言与白话的关系，“白话之提倡与否，今所不论也，然要不能屏之于文之外，则似无可疑者”。

林损写过一首白话诗，这大概是鲜为人知的。题为《苦—乐—美—丑》，发表在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五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第四卷第四号：“乐他们不过，同他们比苦！/美他们不过，同他们比丑！/‘穷愁之言易为工’，毕竟苦者还不苦！/‘糟糠之妻不下堂’，毕竟美者不如丑！”周作人说这首诗传递出来的思想对鲁迅塑造阿Q产生了影响。但显然林损是意气用事，只想说明我不是不会做，而是不屑做而已，他“送给刘半农、胡适之看，他们便登上了”，胡适他们是想读者看林损的笑话。林损有一首《初试白话》，应是写此白话诗后所感：“相鼠有皮人有礼，当筵避席汝何心。爱才吾亦兼怜物，千笑初闻第一音。”

《林损集》收录了一篇《论演讲会作用》，系林损一九二一年左右在北大的演讲纪录稿，是目前能找到的唯一白话文演讲稿，里面谈到胡适及《尝试集》：“军人拿人家的生命来尝试，所以叫万恶的军人。胡适居然要拿人的心灵来尝试。庄子有句话说：‘哀莫大于心死。’胡适要把人心死尽，岂止万恶教员而已！譬如打铜的匠人，打铜把铜质耗废完，却剩点铜渣充数，这就不能打铜。……大家想一想，我们的命难虽不值钱，难道比铜渣、玻璃管都不值吗？为什么应该受他们这样的断送呢？但是胡适本只是一个人的胡说八道，本没有人听他，教育部里头不应该毫无主见的听他胡闹。”

在林损未刊手稿中，有“辩奸论，诛胡适也。言行矛盾，好名无耻，揽权尝试，淫乐思乱，骑墙诈欺”等句，未写具体内容。北大学生郑汝翰因病去世，林损作《郑汝翰哀词》，斥胡适之言行有损学生之纯洁：“郑生肄版太学，号位高朗纯洁。然胡适之流，挟其淫妖狡险之才，倡浮薄无根之学，为异族走马，揭旗帜以拥皋比，陷溺人心，不知所底。使郑生尚在，其能不受磨涅与否，未可量也。”

他在与表侄陈谧的信中，分析形势，同样表达了对新文化的抵触以及胡适的反感：“今日之患，不在末坏，而在本衰，学者无以自立，务求胜任，碎义难逃，哗世取宠，非徒文学之一世也。逐新者妄，守旧者愚，其大本大法皆失之矣。唯愿精造自得，资深逢原，暂居闇然，不患不日章耳。乾坤之速，不能无变，文学之变，由来亦久，气化推移之中，必有刍狗筌蹄之设，昔之八股，独盛五百年，及今一蹶，遽为灰烬；白话虽行，不待五百年也。……蔡元培本一浮华小人，寄迹他国，情均聋瞽，纳采游士，以推行其竞名死利之为，非知学者。胡适鸡狗虫豸，更无所置之。设速朽之业，以邀不朽之名，自古断无此理，昔尝戏驳其说，凡数百条，批隙导窾，颇云砉然，既而秘之，诚不忍割鸡以牛刀也。”胡适曾作《不朽——我的宗教》。

此外，长兄林辛先他几年被排斥出北大、《北大月刊》不予刊登他的一篇《醉石先生事略》，林损都以为是“媚梦麟者”所为。林损平素器重的同乡学生梅思平卒业时居然在试卷上作白话文诋毁，故意与他作对，使他怒不可遏，认为“必受胡适教唆”。这些都逐步加深了林损对北大掌权者尤其是蒋梦麟、胡适的厌恶。

一般以为林损固步自封，他与胡适交恶是白话和文言之争，进一步是进步与保守之争，但事实上林损对科学精神一直保持着敬畏。他自小对数学很有兴趣，尝言“通人硕士，耻事笔砚之间，咸以输入文明振兴科学为己任，算学亦六科之一也”，对科学亦向往，到了三十年代，还写诗阐述科学真理不可抛弃：“尺棰日取不竭，厥理真实非诬。原子电子立喻，科学岂可舍诸。” 并且，他早年参与编辑《黄报》，与黄兴、宋教仁、姚桐豫等共同“驰驱革命”。

《林损集》的编者陈镇波认为，林损与胡适的分歧主要在学术、政见方面，集中表现在《惜士》一文中：“夫所谓中国可暂亡五十年者，此何言也？谓中国无文化者，此何心也？谓宜弃国粹而一归于欧化者，此何理也？排除老成而抵斥异己者，此何行也？拜夷酋而随戎师，此岂出于五藏哉？恐亦非夫已氏之性然矣。一堕荆棘，逆施倒行，皇帝之臣欤？浪士之徒欤？父母之不孝子欤？执政之一顾问欤？狗非犬类，而犬可以为羊。呼啸朋俦，皆如斯类。而刑戮不加，权威不损，极无道之为，取富厚之实，乘国家之危，作乐志之机，乾坤为之震荡，正人为之伤气。”胡适曾在《我们可能等候五十年》一文中，认为“我们的最后胜利是毫无可疑的……在一个国家千万年的生命上，四五年或四五十年算得了什么？”并说过，中国的文化传统都是“无济于事的银样的蜡枪头”，主张“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杜威来访，胡适作欢迎词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因此，林损说：“为异族牛马走，则颠覆国本之罪也，此而不诛，则不足以为兆民之表率矣。”“今外侮之来抑甚矣！无伥何虎，伥之毒甚于虎也。杀人之身者何如死人之心，二死人之心者，则皆此伥之所为也。” 但林损接受《申报》记者采访，只承认学说上与胡适不同，并无政见上差异。“本人系教授，教授教书，各有各之学说，合则留，不合则去。”

终于，当胡适着手改革时，许之衡选择默默离去，而林损一如既然，公开叫板。他分别给蒋梦麟、胡适写了信。致蒋梦麟云：“自公来长斯校，为日久矣。学生交相责难，瘖不敢声；而校政隐加操切，以无耻之心，而行机变之巧，损甚伤之！忝从执御，诡遇未能。请从此别，祝汝万春！”致胡适云：“损与足下，犹石勒之于李阳也。铁马金戈，尊拳毒手，其寓于文字者微矣。顷闻足下又有所媒孽，人生世上，奄忽如尘，损宁计议于区区乎？比观佛书，颇识因果，佛具九恼，损尽罹之。教授鸡肋，弃之何惜！敬避贤路，以质高明。”又在系里贴了布告：“损自即日自动停职，凡选课者务祈继续自修，毋旷时日，以副平素区区之望，是所至祷。”留下别学生诗：“终让魏欺佛，难求铁铸心。沉忧多异梦，结习发狂吟。敦勉披襟受，余情抵海深。吁嗟人迹下，非兽复非禽。”

林损在北大，“学生中喜新文学者排之，喜旧文学者拥之”。他携眷南归，有人欢喜有人忧。一位叫赵钫的学生献诗惜别：“每笑白室睹缁帷，深惜先生抱道归。避世无烦关尹问，忧时终致鲁人讥。甘陵往事分南北，儒墨于今有是非。回首旧京三月暮，不堪桃李门芳菲。”更有旧时学生和在校生来信慰问，李如汉在信中说：“胡适者，亦复说之成理，言之动人，不为之惑者既寡，而能指其瑕疵者更不易得，况能面责以词乎？斯人之易文言为白话，虑文言无以见胜于人，仅欲自掩其丑耳，而其流毒于天下，小人得志，往往如是，可胜叹乎!”

风波顿起，流言飞扬。林损给黄侃写信，通报情况，并附以致蒋、胡函：“奉阅致颖民书，有‘林君辞职，不胜惋惜，隋侯之珠，何致弹雀’等语，高谊深情，铭之五内，然蒋梦麟、胡适之为雀鼠，非私害也。食苗食麦，太仓其空，若不加以弹击，所学何为？一击不中，倏然远逝，损今为空空儿矣。报载种种，类不以情。至于‘君子不非大夫’，‘绝交不出恶声’诸流言，希以经术裁之，聊存正气于南国，非欲争于北鄙也。”

几位知情教授在日记中留下了对林损辞职的记录，亦各有看法。刘半农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六日日记：“下午到一院上课，忽于壁间见林公铎揭一帖，自言已停职，学生不必上课云云。殊不可解。电询幼渔，乃知梦麟嘱郑介石示言公铎，下学年不复续聘，你先为之备，公铎遂一怒而出此也。以私交言，公铎是余来平后最老同事之一，今如此去职，心实不安，然公铎恃才傲物，十数年来不求长进，专以发疯骂世为业，上堂教书，直是信口胡说，咎由自取，不能尽责梦麟也。” 邓之诚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八日日记：“北大蒋、胡数易马幼渔及黄、林诸人。公铎遂先起辞职，与书痛诋蒋、胡，腾诸报章，看来此事必有大波澜也。前三年，蒋之逐朱逖先，意即在孤马之势，特马不知耳，然尚能免撑三年之久，马亦倔强哉。”

林损离开北大，黄侃介绍他到中央大学任教。遇朱希祖、吴梅等老友。朱希祖感曰：“忆民国六年夏秋之际，蔡孑民掌校，余等在教员休息室戏谈：余与陈独秀为老兔，胡适之、刘叔雅、林公铎、刘半农为小兔，盖余与独秀皆大胡等十二岁，均卯年生也。今独秀被捕下狱，半农新逝，叔雅出至清华大学，余出至中山及中央大学；公铎又被排斥至中央大学。独适之则握北京大学文科全权矣。故人星散，故与公铎遇，不无感慨系之。”

“此等败类竟允许其在北大如此久，亦吾等一切人之耻也”

但胡适对此并未作多解释，复信林损：“今天读手示，有‘尊拳毒手，其寓于文字者微矣’之论，我不懂先生所指的是哪一篇文字。我在这十几年之中，写了一两百万字的杂作，从来没有一个半个字‘寓’及先生。胡适之向来不会在文字里寓意骂人。如有骂人的工夫，我自会公开的骂，决不用‘寓’也。‘顷闻足下又有所媒孽’，这话我也不懂。我对人对事，若有所主张，无不可对人说，何必要作‘媒孽’工夫？来函又有“避贤路”之语，敬闻命矣。”引来林损又一通骂：“字谕胡适，汝本乱贼，人尽可诛，律无专条，遂尔兔脱。然为杜威作夷奴，为溥仪作奴才，纵有他技，亦无足观，况无之乎？尝试怀疑诸邪说，只遗臭耳。盍张尔弓，遗我一矢。”胡适接信后再无声响，此事才渐渐平息下去。只是到了晚年，他对胡颂平两次提及林损，一次说陈介石、林损“舅甥两人没有什么东西，值不得一击的”，再一次是相反的意思：“公铎的天分很高，整天喝酒、骂人、不用功，怎么会给人竞争呢？天分高的不用功，也是不行的。章太炎、黄季刚他们天分高，他们是很用功的啊。公铎当我面时，对我很好，说：‘适之，我总不骂你的。’”

胡适的日记、书信除一九三四年五月卅日日记涉及“商定北大文学院旧教员续聘人数”外，只字未提林损的事。倒是傅斯年不想隐瞒什么，他于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修书胡适：“在上海见北大国文系事之记载为之兴奋，今日看到林损小丑之文，为之愤怒，恨不得立刻返北平参加恶战，事以如此，想孟麐先生不得不快刀斩乱麻矣。此等败类竟允许其在北大如此久，亦吾等一切人之耻也。今日上孟麐先生一书，痛言此事。此辈之最可恶者，非林而实马，彼乃借新旧不同之论以欺人，试问林、马诸丑于旧有何贡献？此小人恋栈之恶计，下流撒谎之耻态耳。越想越气，皆希努力到底。”五月八日致函蒋梦麟：“国文系事根本解决，至慰。惟手示未提及马幼渔，深为忧虑不释。据报上所载情形论，罪魁马幼渔也。数年来国文系之不进步，及为北大进步之障碍者，又马幼渔也。林妄人耳，其言诚不足深论，马乃以新旧为号，颠倒是非，若不一齐扫除，后来必为患害。此在先生之当机立断，似不宜留一祸根，且为秉公之处置作一曲也。马丑恶贯满盈久矣，乘此除之，斯年敢保其无事。如有事，斯年自任与之恶斗之工作。似乎一年干薪，名誉教授，皆不必适与此人，未知先生高明以为何如？”

对于马幼渔等浙江人把持北大之情形，杨树达日记亦有所涉，如一九二九年八月十四日，“饮席遇杨丙辰，谈北大学生近日开会，以朱希祖、马裕藻两主任把持北大，不图进步，请当局予以警告云云”；一九三〇年三月三十日，参加单不庵追悼会，想起单曾对他言：“欲北大办好，非尽去浙人不可。”“不庵固浙籍，盖愤朱、马辈之把持也。故余挽之云，‘众人皆醉，灵均独醒’，指此事也。”一九三三年四月六日，访陈援庵，“谈及北平教育界情形，援庵深以浙派盘据把持不重视学术为恨。于此知天下自有真是非，宵小之徒不能掩尽天下人耳目也”。在胡适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日日记中也可看到类似态度：“六点半赴北大教授俱乐部第一次聚餐，饭后有长时间的讨论。马叙伦发言最多，多没有意思，也全没有煽动力量。此人破坏了教育界多少年，尚不知愧悔，妄想打劫，可怜！”

行文至此，林损辞职风波的来龙去脉大致可以清楚了。当初胡仁源招林损等来北大，是排斥桐城派的势力，蔡元培继任，“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在胡适、蒋梦麟、傅斯年们看来，朱希祖、马幼渔、林损等“浙人”个个是绊脚石。虽然林损曾对《申报》记者说：“其实本人与适之非同道久矣。此次辞职，完全闹脾气。”林损的性格固然是造成与胡适矛盾的不可忽视的因素，马叙伦归结为“有气节，犹是永嘉学派遗风也，既不肯屈己附人，而尤疾视权势”，但个中奥妙怎是“闹脾气”了得。借用陈平原的话：“北大校园里的改朝换代，如何牵涉政治潮流、学术思想、教育体制，以及同门同乡等具体的人事关系，远非‘新旧’二字所能涵盖。”

（此文断断续续写成，中间穿插写了谢磊明一稿，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五日脱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