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千年前的中国规模最大史前城址——石峁古城又发现哪些秘密

“四千多年前华夏先民的印记正透着每片石板、每道石墙扑面而来。”

石峁遗址是陕北已发现规模最大的龙山文化晚期人类活动遗址，也是中国发现史前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距今已有4000左右的历史，面积约425万平方米。

1976年遗址被发现后，经过系统调查和考古发掘，在2006年石峁遗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过堪探的石峁古城已经被确认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座组成，基本完整并且是由相对独立的城址构成。

石峁遗址：2016年考古纪事

文／孙周勇 邵晶等

2016年，是石峁遗址考古工作全面启动的第六个年头，也迎来了石峁考古的收获季节。外城东门、韩家圪旦贵族墓葬区、樊家庄子哨所的发掘以及秃尾河流域区域系统考古调查的全面开展，向追溯石峁古城的辉煌过往不断逼近。与此同时，从国家文物局到各级政府，石峁遗址在考古发掘、保护展示等方面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

2016年，陕西省人民政府颁布了国家文物局批准的《石峁遗址保护规划（2016-2030）》，《石峁遗址保护条例》草案定稿提交陕西省人大审核。2016，神府地区大雨滂沱，50年不遇，石峁古城告急；2016，群贤毕至，精英荟萃，“何以石峁”萦绕心头，挥之不去。 

2016年的石峁，充满了喜悦和忧虑。石峁国际学术会议的成功举办，一批重要学术成果的集中公布，将石峁遗址的考古研究推进到了新的高度。然而，当我们从冰天雪地的野外撤回温暖的整理室，回顾一年工作之时，脑海里首先是拂不去暖暖的感动。我们感动大雨滂沱中在外城东门扛沙袋篷雨布的人们、感动救灾会议上那句掷地有声的“守土有责”、感动国际会议前凌晨时分修复陶器的沙沙打磨声、感动所有为了石峁遗址安全及国际学术会议顺利召开而辛勤付出的同仁们。

巍巍皇台——皇城台门址发掘记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6年发掘地点选定的是皇城台地点。“皇城台”是以大型宫殿及高等级建筑基址为核心的宫城区，多达九级的堑山而砌的护坡石墙环裹着状若“金字塔”般的台体，高大巍峨，固若金汤。之所以在石峁考古工作持续了五年之后，才考虑着手皇城台的发掘，主要是考虑作为核心区域的皇城台，面积宏大，已知遗迹包括了大型宫室、池苑、护墙、门道等等。经过过去数年的全面复查及航拍资料的反复比对，我们基本了解皇城台的结构及周边台体的构建方式。决定选择皇城台通往内城的唯一通道（其余三面三沟环绕），疑似门址的区域进行发掘，了解登台的门址结构及城内主干道路“皇城大道”的走向，同时选择东部保存较好的护墙清理，展现其台体构建方式及气势。

2016年3月前期工作准备妥当，但直至5月中旬方正式入场发掘。期间经历了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波折与斗争。石峁遗址发现以来引起的社会轰动效应，使得原本善良朴实的当地百姓对考古发掘带来的预期收益充满了想象，远非考古工作者能够承受。面对皇城台上忽如一夜“长”出来的数百万杏树苗，巨额的青苗补偿费、安置要求等使得考古工作无法按期开展。在省、市主管部门的通力协作支持下，根据有关赔偿办法核算了赔偿标准后，神木县调集了数百名警察和环卫工人对发掘区域新栽树苗集中处理，发掘工作才开始启动。

2016年皇城台发掘工作主要集中在门址处。皇城台三面临沟，仅北侧偏东有一窄梁通往外界，门址即扼守于此。自皇城台顶下观门址，犹一大坑，因而得名“地牢壕”。相传“石峁女王”审判嫌犯时，会将嫌犯从皇城台顶部投入下方的地牢壕，若此人无罪，将从“欢喜梁”逃出升天，若有罪，则走到“恓惶梁”后再无生路。截至11月中旬，考古队全面揭露了地牢壕，清理出一座规模宏大、结构复杂、保存较好的门址。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广场、南北墩台、瓮城、石板道路等。目前，仅广场揭露完整，面积超过2100平方米。

广场向东外敞，由南、北基本平行的两道石墙及西部瓮城一线围成，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63米、东西宽约34米，广场内地面系用黄褐色沙土铺垫，夹杂较多碎石块和小陶片，局部有踩踏迹象，中部发现一座石砌房址残迹。南、北墩台位于广场内侧，平面都是长方形，分别与广场南墙和广场北墙相接，均为石砌外框包夯土内芯的建造结构，体量上北墩台要大于南墩台，南墩台顶部的层位关系揭示出其建筑年代可能要早至公元前2200至公元前2300年。瓮城位于广场内侧、南北墩台外侧正中，是平面呈“U”形的一座石砌单体建筑，在其外侧墙根处，发现完整玉钺两件，系铺设瓮城外的广场地面时埋入，出土时光彩照人。门道位于瓮城内，以南、北墩台为界，遍铺平整砂岩石板，自外而内大斜坡向上攀升，保存较好，大部分石板上有清晰的摩擦痕迹。

与外城东门址两相比较，大同小异，两者均以瓮城、南北墩台、道路为主要组成部分，不同的是，皇城台门址外有广场。从现在的发现来看，皇城台门址的修建要早于外城东门址，看来这两处城门遗址的建造设计理念似乎具备一定的相互承袭关系。

如今，走进皇城台门址内，穿过空旷的广场，由瓮城南北两侧折入门道，踏上齐整的石板道路，多多少少会有些穿越之感，四千多年前石峁先民的印记正透着每片石板、每道石墙扑面而来。

金石同鸣——石峁铜器的发现和确认

中国境内龙山时代晚期至夏时期（公元前2100至公元前1800年）使用和制造铜器，已被越来越多的考古材料所证实，主要发现于新疆、青海、甘肃等地，器形主要是刀、锥、镞、斧等小型工具或环、镯等饰品。石峁遗址所在的河套地区，除内蒙古朱开沟遗址出土的一些环、镯类饰品外，龙山时代晚期至夏时期的工具类铜器情况不明（榆林火石梁遗址出土铜刀残件，年代在“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

早在2012至2013年展开的石峁城址内部调查时，石峁考古队就曾在内城后阳湾地点采集到一枚小铜片，呈正方形，铜色发红。后来的试掘显示，后阳湾地点包含有瓮棺墓、竖穴土坑墓、窑址、白灰面房址等遗迹的重要地点，年代从龙山时代延续至夏时期。2014年发掘内城韩家圪旦地点时，石峁村民寇凤岐主动上交铜锥一件，截面略呈正方形，铜色发红，寇凤岐说明是数年前在韩家圪旦地点捡到的。韩家圪旦地点包含了白灰面房址、石棺墓、竖穴土坑墓等重要遗迹，年代自龙山时代延续至夏时期。上述两件铜器，虽非发掘出土品，但其明确的出土地点，向我们提出了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石峁人是否已经使用铜器，抑或制造铜器？

2016年皇城台发掘至门址上层文化层时，铜刀、铜镞、石范等遗物如期而至，同层共出的典型陶片年代似不晚于公元前1800年。石范均残，有“一范多器”和“一范一器”两类，器形可辨环首刀、直背刀、锥。铜刀存尾部，刀背很直。铜镞完整，双翼有銎。刀类样式常见于齐家文化、四坝文化诸遗址，双翼有銎镞在青海诺木洪、甘肃干骨崖等遗址都有发现，大致属齐家文化、四坝文化遗物。命题似乎有了回应，但石峁的回答还没有完毕。当门址清理至下层文化层时，一枚完整的铜锥破土而出，据周边地层关系及同出陶器年代判断，应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看来，龙山时代晚期至夏时期的石峁先民，确实使用了刀、镞、锥等小型工具，并有可能本地生产了自用铜器。

台居何人——皇城台蠡测

六年来的考古工作不断证明，皇城台应为石峁遗址的“核心区域”，那么“地位突出”的皇城台到底为何人居住或使用？六年中，我们不停地问，尤其是2016年考古工作进行的九个月以来，这个疑问愈发强烈。

斯人已去四千年，当如何追寻？发掘工作开始后不久，我们便在山坡上的“垃圾堆”里找到了线索。皇城台西北角小地名曰“獾子畔”，因此处野獾聚居，庄稼难成，所以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平整土地时被“遗弃”，也因此该处皇城台墙体常年暴露在外，一眼望去，气势恢宏。

2016年8月，我们对皇城台西北角的三阶外露墙体进行了简单清理，发现在墙体倒塌堆积层下普遍分布着一层倾斜堆积，该层内包含较多陶片、红烧土颗粒、草木灰及一些残石器和少量碎玉片、朱红色漆皮，特别是兽骨，其数量可用巨大来形容。各种迹象综合分析，此层应为皇城台顶部在使用期间的弃置堆积，而在大量兽骨中我们发现了骨针的完整“制作链”，包括砸裂骨料、切片骨料、磨制毛坯、钻孔毛坯、残次品、成品、砺石磨具等遗物，在我们清理的约30立方米的土方内，仅针类骨器数量就超过250枚，还有骨锥、骨铲、骨片（饰品）等，各类骨器总计逾300件。这些迹象似乎预示着在皇城台顶部偏向西北的某处存在着手工业作坊，以骨针、骨锥、骨铲等为主要产品，尤以骨针产量最大。

值得一提的是，獾子畔还发现了一些疑似“筒瓦”残片，2016年试掘的30余平方米堆积内，出土约200余片，最小个体数13件。以泥质灰陶为大宗，有少量泥质灰褐陶，常见粗疏篮纹，有少量绳纹，内皆平素，边缘可见明显的切割痕迹。厚0.7~1.3厘米，常见0.8~1厘米者，修复标本弧长21、高13、残长27厘米。可见最大残长34厘米。这一发现意味着皇城台顶部建筑可能存在着覆顶形式。

另外，在以往的调查中，我们已经发现了直径约1.5米，疑似柱础的圆饼形大石块三处，分布于皇城台坡下，随着今年发掘期间问访的再度深入，皇城台台顶存在大型宫殿建筑的可能性愈发加大。70余岁的石峁村民杭玉生，家族三辈一直居住在皇城台东南坡下的山沟内（石龙西沟），其家窑洞顶上即为皇城台东侧墙体，杭老人说，上世纪七十年代在皇城台顶部平整土地时，发现了多个直径约80厘米的粗木桩，成排竖立分布，因时值严冬，社员们用这些木桩烧火取暖。根据老人提供的线索，我们确定当年那些木桩分布在勘探发现的夯土基址范围内。看来，我们距离揭开皇城台顶部居住何人的面纱正在一步一步靠近，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皇城台的全貌必将会再现于北方大地。

狂风暴雨肆虐——石峁抢险记

2016年7、8月间，神府一带迎来了50年不遇的强降雨，突如其来的连续暴雨使得考古发掘工作完全停滞，而过去数年揭露的外城东门址已经完全暴露在强降雨的肆虐中，保护迫在眉睫。据县气象局统计，7月7日至13日，石峁遗址周边降雨量超过300毫米，接近全年降水量的一半。石峁山下的明代高家堡城已是一片汪洋，民屋坍塌，街面上满铺一层由山上冲下的细泥淤沙。此时的石峁遗址又该如何呢？

面对暴雨红色预警，当然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石峁遗址。因当时皇城台门址发掘开始不久，大部分遗迹尚有覆土保护，所以保护的重点在外城东门址。7月9日晚间外城东门址南墩台一角的意外崩塌，一场持续38天的抗洪抢险战打响了。7月9日至13日，通往神木县、榆林市的高速公路因桥基开裂封闭，低速道路被山洪斩作三段，仅有沿洞川沟经西沟镇通往神木县城的战备公路勉强可行，神木县石峁遗址管理处副主任苏永华和赵益几乎是在一夜间将县城所有的防雨布、塑料布集中购买，由赵益冒险在10日上午经战备公路运抵外城东门址。接下来的三天里，映入石峁和雷家墕村民眼中的是一个个篷雨布、扛沙袋的身影，仿佛不知疲倦，白天黑夜，黑夜白天。7月10日上午至13日上午，石峁考古队、石峁遗址管理处累计工作52小时，除9日夜间外城东门址南墩台小范围崩塌外，基本再无险情。

石峁考古队积极展开保护东门址的行动后，及时将面临的险情上报陕西省文物局。7月13日，省文物局组织召开石峁遗址抢险救灾紧急会议，周魁英副局长现场分派任务，由文物保护与考古处处长李斌带队，14日抵达石峁遗址救灾现场，这次会议上，赵益同志面对雨灾，说出了那句“守土有责”，言由心生，心系石峁，掷地有声。

7月15日后的一段时期内，石峁遗址仿佛盼来了能妙手回春的大夫，外城东门址在陕西省文保公司的有效保护下，灾情趋于稳定。但不甘寂寞的大雨好似学会了“声东击西”，早已发出邀请的石峁遗址国际学术会议定于8月16日考察外城东门址和皇城台，可就在8月13日晚，本来淅淅沥沥的小雨骤然加剧，通往皇城台的山路变作小河，至15日下午3时不见缓解。就在大家决定将遗址考察时间推后时，15日下午5时许，石峁遗址上空的天终于放晴了，16日的日程顺利进行。国际会议结束后，天空好像收到了来自国内外学者对于石峁遗址的褒奖和肯定，后来，再未出现灾险天气。 

皇城台是石峁先民们留下的圣地崇台，此时仿佛化身为一个大家心爱的孩子，每一次轻轻回眸，总能让为她默默付出着的人们惊喜、欣慰，并无怨无悔的付出更多努力。 

（本文转载自中国文物报“文博中国”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