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楷模”黄大年：地质宫里那个工作起来就不要命的人走了

中国长春，吉林大学地质宫507室，棕色办公桌上还放着两个记事本，摊开的纸上是一排排工整的字迹，记录着主人一项项要做的工作和分配出去的任务。桌上的白瓷杯也维持着它一贯的姿态，随时等着主人忙完，能喝口水润润嗓。

又有什么变得不一样了。

记事本永远没法用到最后一页，白瓷杯也等不到端起它的那只手了。办公桌对面的墙上，却多了一幅黑白照片，这间办公室的主人在照片里慈祥地笑着。

这是我国著名地球物理学家黄大年的办公室。2009年12月24日，黄大年毅然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回到祖国，担任母校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过去的两千多个日日夜夜里，黄大年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带领科研团队顽强攻关，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填补多项国内技术空白，为我国深地资源探测和国防安全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这些耀眼的成绩是黄大年拿命“拼”出来的。黄大年太想为国家做点儿事情了，所以总像个陀螺一样，忙转个不停，连生病要手术了，还在操心着科研工作的进展，嘱咐学生们一定要做好手里的工作。

他的办公室靠门一侧的整面墙上是一张巨大的表格，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黄大年2016年的日程表。赴西北地区指导地方科技建设有他，吉林省内地市的调研还有他。

地质宫值夜的大爷庞春江说，黄大年是他见过的工作最忙的人，“要是有段时间没看见黄老师，那他准是出差去了，不出差他就会到地质宫来上班，背个双肩包，走得可快了。很少看到黄老师按正点去吃饭，他是整个地质宫下班最晚的人，经常忙到后半夜，有时候我早上去开门，往他办公室看一眼，灯还亮着。”

现在，庞春江再也看不到507室窗下那盏长明灯了。2017年1月8日，那个地质宫里工作最忙、下班最晚的人，走了，年仅58岁。

缺席

今年5月26日，是周帅参加博士生论文答辩的日子。对周帅来说，这是他人生中极为重要的一天。他渴望那个对他来说极为重要的人——他的博士生导师黄大年参加这个重要的仪式，见证他的成长。然而，黄大年缺席了。

周帅是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三年后又攻读了博士学位，均师从黄大年。

一开始，周帅并没有想到，这位如兄如父如友的导师会深刻影响他的工作和生活，成为他此生的“坐标”和最珍贵的财富。

在周帅的回忆里，黄大年老师见证了他很多的第一次：第一次划船是跟黄老师一起；第一次考汽车驾照，也是黄老师帮的忙；第一次考无人机驾照，还是黄老师鼓励他去，并且帮他交了3万元的培训和考试费用。

“我人生中还有好多第一次都希望黄老师来见证，但是没办法了，我的喜酒老师喝不到了，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他也没参加上。”

“当时宣布我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如果黄老师在下面坐着多好，以往每年的博士生答辩，黄老师都在下面坐着，有他在，我们就特别安心，但是这次到我的时候，黄老师缺席了。”

对周帅而言，这就像一个拍得不够如意的电影镜头，如何倒带也播不出最想要的内容，残忍的是，也没有重拍一次的机会。

答辩之后的周帅哭得很伤心，眼泪流了满脸。他踉跄着冲到了黄大年的办公室，跪在恩师的遗像前，磕了三个响头，一遍遍告诉黄老师“我毕业了”。

周帅说，他没想到他最敬爱的黄大年老师会走得那么匆忙。

“去年12月份，黄老师生病要做手术之前，还特意问过我论文写得怎么样了，还跟我说下一步的安排，让我写完毕业论文去什么地方开会，去国外哪个机构交流这些，跟我说了好多，当时我还跟黄老师说‘您不用跟我说这么多，您手术完还会回来的’，我临走前，老师还跟我握手，我也说‘不用握手，整得那么正式’。”这一幕成了周帅最痛心的回忆。

周帅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回忆这一切的时候，已经是今年的6月16日。那一天，他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正式成为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的一名教师。

周帅想要成为像黄大年一样的老师，就像他在自己的博士论文致谢里写的那样：“您（黄大年）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渊博的学识、创新的思维、宽厚仁慈的胸怀、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为我树立了一辈子学习的典范。”

榜样

黄大年也是弟弟黄大文的榜样，从小就是。

“他好像做什么都很厉害，功课上努力，成绩也好，连上树抓鸟、下河摸鱼也比我们做得好。”回忆起哥哥黄大年，黄大文对澎湃新闻说，“他做事很认真嘛，遇到问题也会想办法，就是我们追不上的那种人。”

黄大年1958年8月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母是广西地质学校的教师。由于这项工作的流动性很强，黄大年也随父母来回奔波，以至于他的小学换了4所学校才读完。

比小学条件更艰苦的是初中。黄大文告诉澎湃新闻，哥哥黄大年的初中是在广西罗城县下面一个叫“牛毕”的地方读的，“那基本上算是一处荒地，在柳江的上游。要不是广西地矿部门去那儿工作，没什么人烟。后来广西地矿局在那儿建了一所学校，下面各个地质队就把孩子送去读书，我哥也去了，学校很多设施都没建好，我哥他们边读书边劳动。”

对于哥哥黄大年，黄大文记得清楚的都是小时候的事儿，因为后来随着黄大年考学、出国深造越来越忙，黄大文能和哥哥坐下来聊聊天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高中毕业后，17岁的黄大年考到了广西地矿局下辖一个地质队工作，成为一名物探操作员。这是一个在黄大文眼里“干起来就没日没夜”，“经常需要东奔西走”的工作。

然而，黄大年深深爱上了这个职业。这个工作让他有机会第一次接触到航空地球物理知识，并在此后与这项事业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黄大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长春地质学院（现吉林大学朝阳校区）。

“大年是一个你跟他相处过，就很难不记住他的人。”这是吉林大学党委原副书记、副校长韩晓峰对黄大年的评价。

韩晓峰也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是比黄大年大一级的学长。韩晓峰回忆说，在他们读书的那个时候，长春地质学院的学风非常好，虽然大家就读的专业很艰苦，但好学劲头都很足。

在一堆尖子里还能显得突出，这样的人才一定会成为焦点。“大年就是这样的人，我俩都是三好学生，然后三好学生里还要评出标兵，他就是那个标兵。”让韩晓峰最记忆犹新的是黄大年不但学习成绩突出，而且志向高远，爱国情怀很深，是他们的榜样。

黄大年（最后排右一）长春地质学院的毕业照。

黄大年在长春地质学院先后完成了本科与硕士研究生的学业，并留校任教，还因业务水平突出，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

1992年，黄大年被选中公派出国，在“中英友好奖学金项目”的全额资助下，被选送到英国攻读博士学位。1996年，他以排名第一的成绩获得英国利兹大学地球物理学博士学位。

拿到博士学位后，黄大年一刻没有耽搁地又回到了母校。这是一次短暂的停留。数月后，黄大年又赴英国继续从事针对水下隐伏目标和深水油气的高精度探测技术研究工作。他也成为当时从事这一技术研究的少数华人之一。

“很多人会觉得大年得到了好的机会，出去了，就不回来了。他们都想错了，大年后来多次跟我说起过，说他出去的时候，就是下定决心要回来的。”韩晓峰向澎湃新闻回忆说，黄大年的家国情怀曾深深地触动了他，“大年不是嘴上说说的，他有情怀，也有行动。”

归来

黄大年回来了。2009年12月24日，平安夜，黄大年拖着疲惫的身体，却带着饱满的激情回到祖国，回到长春。

“大年老师是听到祖国的召唤回来的。”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党委书记黄忠民向澎湃新闻回忆，2008年，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学院领导第一时间想到了远在英国的黄大年。

2009年4月，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原院长刘财把材料发送给黄大年，但刘财心里也没底，不敢确定黄大年是否会回来。

黄大年的答复出乎意料的痛快和肯定。

刘财至今保留着黄大年从英国给他发回的一封邮件：“多数人选择落叶归根，高端科技人才在果实累累的时候回来更能发挥价值。现在正是国家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这批人应该带着经验、技术、想法和追求回来。”邮件不长，却字字心声。

从英国到中国，买一张机票，飞行十几个小时，并不是难事。但对黄大年来说，这不是简单的归国探亲之旅，他要做的，是和英伦18年的生活彻底告别，放弃骄人的事业和优渥的生活，还要留下彼时尚在英国求学的独生女儿。

可是这些都没有牵绊住黄大年归国的脚步。

不是没有人惊讶和疑惑的。黄大年所带的2014级博士生周文月在第一次见到他时，就问了一个问题：“黄老师，你为什么毅然回国？”

“黄老师当时笑着说‘能够留洋求学是偶然，回归故里报效祖国是必然’，而非你说的‘毅然’。我当时还不太明白，毅然和必然有什么不同，后来经过一次次和黄老师的交谈和学习，我才意识到，黄老师回国确实是必然。”周文月告诉澎湃新闻，黄老师总是鼓励他的学生要出国学习长长见识，并毫不吝啬地提供机会和经费，“但是，”周文月话锋一转，“黄老师还说，出去了一定要回来，要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黄大年的爱国之情为何这么深沉？他的报国之志又为何如此坚定？或许，可以在他1988年上交的入党志愿书里找到答案。

这份现保存在吉林大学档案馆里的入党志愿书上有这样一句话：“人的生命相对历史的长河不过是短暂的一现，随波逐流只能是枉自一生，若能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中推动历史向前发展，我觉得这才是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对于黄大年的归来，最早动员其回国的国土资源部科技与国际合作司副司长高平这样理解：“回国，使他将事业和情怀融合在一起。”

黄大文也觉得，哥哥黄大年就算走得再远，也一定会回来。“我们生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这批人，是听着邓稼先、李四光的故事长大的，父母对我们的教育，也是要‘努力学习’‘报效祖国’。”黄大文说。

他至今还记得，父亲2004年春天过世时，哥哥黄大年没在身边，“父亲留给我哥的遗言，也是希望他记得，他是有祖国的人，要早点儿回来，为国家做点儿事情。”

拼命

因为总惦着要为国家做点儿事，黄大年铆足了劲儿。

在黄大年回国不久，他就被国土资源部“盯”上了。当时国土资源部要搞一个涉及经费数亿元的地球深探项目，即“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专项”，就是通过研发一系列高精度地球探测设备、高精度方法及软件平台，来提升对地下深部地质体的分辨率，达到深地探测的目的。

当国土资源部的相关负责人找到黄大年的时候，他又痛快地答应了，出任该项目第九专项“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项目”的负责人。

接到任务后，黄大年把自己关进了地质宫的办公室，钻研设计起科研思路。为了努力追赶、超越欧美在这个领域取得的先进成果，最终，黄大年提出“从移动平台、探测设备两条路线加速推进”的思路。

随后，黄大年又向吉林大学打了一份报告，提出创设移动平台探测技术中心，启动“重载荷智能化物探专用无人直升机研制”的重要课题。

2011年7月，科技部的航空重力梯度仪项目启动。彼时，我国对于航空重力测量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尤其是重力梯度仪的研制，还停留在理论和实验室样机的研究阶段。

黄大年又一次扛起了重任，率科研团队在这一领域进行攻关。

多个科研项目相继启动后，黄大年便进入“陀螺”模式。

“黄老师太拼了，他要写项目规划，要和其他专家一起开会研究方案，还要为设备采选的事儿操心，团队成员的任务是不是按时完成了，做得怎么样，老师也都要问。”黄大年生前的秘书王郁涵说。

如果有人随意拖拉进度，对工作不认真，一向慈和的黄大年也会发火。

王郁涵记得有一次黄老师气到摔了手机。那天上午10点，黄大年召集项目中各个课题组的负责人开会，但是时间到了，参会的人却没有到齐。

“黄老师当时特别生气，手机屏幕都摔碎了，我没见过黄老师发那么大火，能看出他很焦虑，老师是真的着急，他觉得搞科研项不能人浮于事，总出岔子，这样下去，中国拿什么赶超别人。”王郁涵对澎湃新闻说。

对别人要求高的黄大年，对自己更狠。

王郁涵跟随黄大年工作多年，最经常见到黄老师的两个状态就是：加班和出差。

不出差的话，黄大年习惯早上到办公室，先喝一大杯黑咖啡，然后就埋头在资料里，时不时抬起头，又转向电脑前查看文件数据。

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如果工作没做完，黄大年一定不会扔下手头的工作去吃饭。“两个烤苞米就能对付一顿”，王郁涵说，“要不就是啃两口面包。”

不出差时，黄大年办公室的灯经常到后半夜还亮着。因为白天他要尽可能安排开会，讨论方案，辅导学生，王郁涵说，“有时候一个下午的时间，来找黄老师请教咨询的人都有十几个，都得在黄老师办公室门口排长队。”

晚上，别人休息了，黄大年才能进入自己的思考时间，不停地修改项目PPT。出差的话，黄大年的习惯也是订夜里的航班，这样就不会耽误白天的工作安排。

黄大年办公室书架前面有一张黑色沙发，刚好可以躺下一个人。黄大年熬累了，就窝在沙发里眯一会，醒了再继续工作。

黄大年入职吉林大学后带的第一批研究生之一马国庆告诉澎湃新闻，黄老师把办公室当成了家，“有时候师母都不忍心催老师回家，就自己到办公室来看看黄老师。”

马国庆透露了一个细节，黄大年的电脑桌面上，有十几个文件夹，“每个学生一个，里面存着的都是黄老师布置下来的作业，还有他帮学生查找的资料。他对每一个学生都非常负责，论文都会逐句修改。”

黄大年成了同事和学生眼里的工作狂，有人送了他一个绰号——“拼命黄郎”。

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党委书记黄忠民一度非常担心：“我问过大年老师，这么熬下去，身体能受得了吗？他都说没事，工作起来还跟打了鸡血似的。”

黄大年恨不得一天有48个小时。他曾在微信朋友圈留言：“我是活一天赚一天，哪天倒下，就地掩埋……”

同为科学家的施一公说，他能理解黄大年这种的“惜时不惜命”劲头儿。因为“在科学的竞跑中，任何取得的成绩都将马上成为过去，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总会有极其强大的不安全感，生怕自己稍微慢一步就落下了。”

将近7年的时间里，黄大年就是这样拿命做科研。令人欣慰的是，黄大年和他团队成员的付出，有了回报。他们创造了多项“中国第一”，为我国“巡天探地潜海”填补了多项技术空白。

黄大年直接负责的“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项目”经过5年的推进，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地面电磁探测系统工程样机研制取得了显著成果，为产业化和参与国际竞争奠定了基础；固定翼无人机航磁探测系统工程样机研制成功，填补了国内无人机大面积探测的技术空白；成功研制出万米大陆科学钻探工程样机“地壳一号”，为实施我国超深井大陆科学钻探工程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装备支持；建成首个国家“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野外实验与示范基地”……

忘我

7年间，黄大年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心血都献给了祖国的科研事业，献给了他的学生，唯独亏欠的是至亲的家人，和他自己。

黄大年2009年底回国后，在广西南宁生活的黄大文见到哥哥的次数，一双手数得过来。

“每年清明节前后，我哥才会回一次南宁，给父母扫墓，给他打电话，他总是在忙，忙，忙，有时候也不在长春，到外地出差去了。”黄大文回忆里的哥哥，是个超级工作狂，“有时候想劝他注意身体，多休息一下，结果说不上几句，有别人给他电话，我这边就挂掉了。”

黄大文来长春探亲，黄大年都只能安排妻子陪同接待。黄大文说，他可能要等一两天，才能和哥哥黄大年吃上一顿便饭。

远在英国的女儿要结婚，婚期定了，又改，两次推迟，只为了等黄大年忙完工作出席婚礼。黄大年的女儿黄潇最后一次见到父亲，就是在自己的婚礼上。黄潇和黄大年一起跳了一支舞，那是父女间的第一次共舞，也是最后一次。

2016年的元宵节，黄大年又在办公室加班到半夜。加完班，他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办公楼内灯稀人静，楼外正是喜气洋洋。我们被夹在地质宫第5层，夹在‘十二五’验收和‘十三五’立项的接合部，夹在工作与家庭难以取舍的中间。”

2016年教师节，出差在外的黄大年又在朋友圈发文感叹：“可怜老妻一再孤独守家，周末、节日加平时，空守还空守。”

有时看到妻子担心的神情，黄大年总是安慰妻子说，“再给我点儿时间”，“再忙一年就好了”，但转过头又去出差，又在办公室加班到半夜。

为了把科研和教学工作做好，黄大年几乎把一天当两天过。尽管已经这么忙，但只要对国家的科研工作、人才培养工作有利的事找到他，他还是会积极参与。

吉林大学党委统战部副部长、吉林大学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任波说，黄大年老师就是一个“心里没有自己的人”。

2013年，任波邀请黄大年担任吉林大学欧美同学会会长。一开始，黄大年碍于科研任务繁重，说要考虑下。“后来大年老师看到国家层面特别重视留学人员，他就答应担任会长，他希望自己能感染和引领这个群体中更多的人投身科研，报效祖国。”任波回忆说。

黄大年不是“挂名”的会长，在他任职期间，总是和任波一起认真地做活动策划，积极参与到各项活动中。在这个过程中，黄大年与一大批包括马芳武、王献昌、崔军红在内的专家建立起深厚的情谊。

此后，2016年，在黄大年的倡议组织下，一个辐射吉林大学地学部、医学部、机械学院、计算机学院等院系的非行政化“科研特区”初步形成，这就是吉林大学新兴交叉学科学部。黄大年担任首任学部长。

现任吉林大学新兴交叉学科学部副学部长的“马芳武评价黄大年此举是“具有战略眼光的”，“大年的这个战略设想涉及卫星通讯、汽车设计、大数据交流、机器人研发等领域的科研，可在传统学科基础上衍生出新方向，有望带动上千亿元的产业项目。”

冲刺

让黄大年挂心的事情太多了。身体多次敲了警钟，他也没时间理会，还是继续忙工作。

马国庆记得，2016年的夏天，黄大年老师和整个团队都忙得昏天黑地的。那是“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项目”进入最后阶段，准备验收的关键时期，熬夜通宵差成了家常便饭。

“我们年轻人熬两天都受不了，黄老师一把年纪了，也跟我们一样不眠不休，有时候学生会问他‘黄老师，你是超人吗？’”在马国庆的回忆里，那段时间，黄大年的黑色双肩书包里总会备着速效救心丸，感觉胸口闷了，就倒几粒药扔嘴里。

身体承受不了超负荷的工作。2016年6月底，黄大年在办公室里突然晕倒了。

这个突发状况让王郁涵吓坏了。她回忆说，黄老师晕倒的第二天在北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要向很多专家演示“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项目”的PPT。

看着晕倒的黄大年，王郁涵想着，等黄老师醒来，一定好好劝劝他，会是开不完的，还是要多休息一下，身体是第一位的，“结果黄老师在醒来之后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却是‘不许跟别人说’。”

黄大年是带着兴奋的心情走进第二天的会场的，外人完全看不出他的疲态甚至是病态。

2016年11月29日，黄大年又是出差，又是赶夜里的航班，从北京飞成都，去参加“第七届教育部科技委地学与资源学部年度工作会议”。

“黄老师在飞机上又昏过去了，飞机一落地，人就被救护车接走了。”每次回忆那一夜，黄大年生前的助手于平老师都觉得“心揪揪着疼”。

没有人，包括黄大年自己都没有意识到，那个时候，他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

结果第二天，黄大年又跟没事人一样，去开会了。

在多次晕倒后，黄大年被同事和家人强制安排做了体检。检查结果很糟糕：胆管癌，肿瘤已经蔓延到了肝部和胃部。

2016年12月8日，黄大年住进了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按照治疗方案，12月14日，黄大年要接受手术。

这是一个谷玥眼里“看上去很配合”，实际上“非常不安分”的病人。谷玥是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肝胆胰外科护士长，负责照顾手术前的黄大年。

谷玥觉得，已经病得这么重的人应该多休息，但黄大年却把病房当成了第二个办公室。谷玥回忆说，每天都有不少人来病房看黄老师，有他的同事和学生，还有一些项目伙伴，“黄老师见到他们就忘了生病的事儿，不停地跟他们讨论专业问题，我听不懂，只知道黄老师应该休息，但是劝也劝不住。”

黄大年所带的2015级博士生王泰涵说，他没想到，和黄老师最珍贵的一张合影是在病房留下的：黄老师坐在病床上，拿着笔在纸上勾画，王泰涵坐在病床边的凳子上，垂眸听着老师的讲解。

2016年12月13日，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青年教师焦健收到了黄老师在病房交给他的U盘，里面装的是黄大年给学生拷贝的学习和实验用的文献资料和软件程序。“那些都是黄老师住院的几天里收集出来的。”焦健说。

在科研的竞跑中，病重的黄大年仍在做着最后的“冲刺”。

灯灭

手术很顺利。12月24日，平安夜，黄大年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

7年前的平安夜，黄大年回到祖国。这是一个对他而言特别有意义的日子。

那一晚，黄大年通过微信感谢了一起并肩奋战的团队成员。他留言说：“今天正逢平安夜，这是我从英国剑桥回到长春的日子。一晃整整7年，我们的团队正在壮大，我们的成果正在展示，我们走过了不平凡的日日夜夜，都是大家辛勤工作努力的结果。我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谢大家的努力。我铭记大家跟我在一块儿，为了一个共同的志向和理想所付出的全部心血。”

感激、鼓励的话，黄大年在2017年的第一天里，又跟来看望他的同事说了一遍。

此后数天里，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高烧不退，咳嗽不止，内脏大出血，转氨酶升高，肝功能衰竭，失去意识，血压下降……

这一次，奇迹没能出现。2017年1月8日下午1时38分，忙碌半生、加班不停的黄大年“辞职”了。

1月8日晚上，王郁涵接到一个电话，是刘国秋打来的。因为黄大年经常出差，王郁涵为他找了一个开专车的司机，从2013年秋天开始，负责接送黄大年去机场。专车司机就是刘国秋。

刚开始接送黄大年的时候，刘国秋很郁闷，“他从北京出差回长春，总是坐最晚的那趟航班CZ6180，飞机落地都快凌晨1点了。第二天我还要上班，两三次下来我就有点吃不消了，有点不情愿干了。”

“后来有一次，黄老师上车后跟我说，他是为国家做项目的，说‘我能为他服务，也算为国家做贡献了’，我当时觉得，他可能不是一般的老师。”就这样，刘国秋一直接送了黄大年3年。

一直到最后一次接送，刘国秋也不知道黄大年具体在做什么工作，只是隐隐地感到：这个人很忙，也很累。

刘国秋总是能听到坐在后座的黄大年谈工作，“他一上车就开始打电话，听着说的都很专业，我有时候想，都大半夜了，还给人家打电话，人家不休息啊，但他还是打个没完。这边撂了电话，那边也快到机场了，他就挺不住了，就靠着后座眯一会儿。”

后来相处的机会多了，刘国秋反倒心疼起黄大年来。他从家里给黄大年拿了一个枕头和小被子，就放在车的后座上。这样，黄大年累的时候，就能在后座趴一会。

刘国秋好几次都从后视镜看到，黄大年打完电话，就趴在枕头上，“几乎是分分秒秒，黄老师就打呼噜了，就到了那种程度，真是个工作狂。”

没有人告诉刘国秋，黄大年病了。是刘国秋自己觉得“好像有什么不对劲儿”：一个以前隔三差五就出差的人，怎么突然闲了一个月没出差。

他想知道，黄老师怎么了？

1月8日，星期日下午，刘国秋在家休息的时候，用手机百度了“黄大年”的名字。那一刻，刘国秋才知道，自己一直接送的人“原来那么了不起”。

然而，百度百科介绍里最后的一行字刺痛了刘国秋，上面写着：“黄大年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17年1月8日13时38分在长春逝世，享年58岁。”

于是，难以置信的刘国秋给王郁涵打了一通电话。

王郁涵对这个通话记忆犹新。“我跟刘师傅说，黄老师真的去世了，最近一直在生病，做手术。他就跟我说，说他是个粗人，但这三年接送黄老师，已经把黄老师当成兄弟一样看待，说怎么那么巧，他会在黄老师去世当天去查百度，他说可能是黄老师在跟他告别。”

刘国秋跟王郁涵说，他还想为黄大年再做点什么。“我没啥能力，我只会开车，我就跟小王说，如果黄老师的骨灰想运回老家广西的话，我愿意跑一趟广西，可能很多开车的有这个忌讳，我没有，我也只能为黄老师做这点儿事了。”刘国秋说。

传承

6月中旬的长春，阳光明媚，绿意盎然。距离黄大年病逝，已经过去半年。悲痛仍在，思念愈浓。

地质宫值夜的大爷庞春江说，他有时候会忘了黄老师已经过世，“感觉就像他又出了一次差，只是这次时间长一点。”

黄大年生前的助手于平说，现在打开一份报告，还是会首先想到黄大年，“如果是黄老师，他会怎么想这个问题，他是怎么教我的。”

之所以如此难忘，于平觉得，是因为黄大年对他们的影响不是某一件事情或者是某一天的事情，而是7年里的每时每刻。

“黄老师不是说教式的，他是用自己的行动在做这些事情。其实黄老师回国后的条件并不比在国外差，但他没有时间去享受这个，他不在乎这些物质的享受，在他的心中始终有一件大事，就是为祖国搞好科研，他要做成这件大事，所以其他的一切因素他都不在乎，别人的误解他也没时间去解释。”于平认为，这也是黄大年留给整个团队成员最有价值的财富：像他一样去埋头做事，无怨无悔。

6月，周帅完成了从学生到老师的身份转换。虽然他总为不能与黄大年老师分享这份喜悦感到遗憾，但他觉得，对恩师最好的回报，或许就是“把黄老师这些年教给我的东西，也传给我的学生们”。

黄大年教给了学生什么？

黄大年在本科毕业纪念册上的留言。

对这个问题，周帅的回答没有犹豫：“黄老师一直说，做研究永远不能只看自己，要想到国家需求是什么，你做的东西一定要对国家有一些贡献。”

另一位学生周文月也给出了相似的答案：“黄老师说，出去学习一定要回来，回来一定要报国。”

黄大年用生命践行了他写在本科毕业纪念册上的留言：“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

如今，吉林大学正在筹划建立“黄大年基金”，设立“黄大年班”，以永远纪念这位“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