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教授黄霖谈《金瓶梅》：吹尽“黄”沙自得“金”

《金瓶梅》在我国小说史上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自问世以来，便聚讼纷纭，毁誉不一。千百年来，毁之者将它视作“坏人心术”、“决当焚之”的“古今第一淫书”；崇之者则称它是“云霞满纸”的“逸典”，是“稗官之上乘”，是“中国小说发展的极峰”......

近期，东方出版中心推出了“金学”名家黄霖先生的著作——《黄霖讲〈金瓶梅〉》。1942年生的黄霖是我国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复旦大学资深特聘教授。曾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现任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金瓶梅》研究会会长等。

近日，笔者就如何看待《金瓶梅》中的性描写、《金瓶梅》研究的现实意义等问题采访了黄霖。

澎湃新闻：黄教授您好，我刚刚拜读了您的《黄霖讲〈金瓶梅〉》。我特别好奇的是，您与《金瓶梅》缘起何处？您是如何走入研究《金瓶梅》的世界的呢？

黄霖：我从小就是一个“小说迷”。大约九、十岁时，记不起怎地知道一位要好的同学家里藏有不少小说书，就鼓动他“偷”出来看。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后，我不仅可以名正言顺地读小说了，而且还懂得了“研究”这一项。可惜，“文革”使我晃荡了十年。直到1978年回到复旦，受命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理论，这时，一个“怪杰”金圣叹，一部“奇书”《金瓶梅》，时时梗在我的心中，总想为长期以来评价不公的这“二金”说点公道话。

1979年的一天晚上，我在《社会科学战线》上看到了朱星先生的《〈金瓶梅〉的版本问题》一文。这是“文革”后第一篇研究《金瓶梅》的文章。我非常佩服朱先生的学术勇气，但对他试图抹去《金瓶梅》“秽语”来肯定这部小说的做法有点异议。第二天就写下了《〈金瓶梅〉原本无秽语说质疑》，向“金学”的大门莽撞地迈出了第一步。随后，我关于《金瓶梅》的研究一发而不可收，被人戏说为搞最正经的学问，又搞最不正经的学问。好在做人还正经，尽管姓黄，却未曾戴着有色眼镜来读《金瓶梅》。倒是想：长期被人看作“不正经”的《金瓶梅》，何时能使普天下人都承认它名副其实地姓“金”，而不是姓“黄”？

澎湃新闻：对于《金瓶梅》，一个比较普遍的印象是书中有不少的性描写，请问黄教授如何看待书中的性描写？它究竟是不是一部所谓的“淫书”？

黄霖：这本书中确实有不少的性描写，我们可以从这样五个角度来看。第一，整部小说中性描写的文字并非想象的那么多，实际只有百分之二的笔墨，有的甚至是一笔带过的。第二，这本书中的说淫话其实不是游离的部分，它是升华主题、刻画人物、推动情节的核心手段之一，并不是单纯的为写淫而写淫。这和真正的黄色小说有着明显的区别。小说的主旨也不是在宣淫，而是在暴露整个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败。第三，我们要看到作者对于性的问题的矛盾心理。作者大致是持一种性的节欲观，欲还是要的，但是要加以节制。第四，我们也不能说这部小说的性描写都是好的，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它确实受到社会低俗、戏谑风气的影响，性描写当中夹杂了不少的庸俗低下、张狂失实的文字，影响了它的艺术性。第五，我们一定要看到性描写和读者接受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在《金瓶梅》问世的时候有一篇序言就谈到：“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这些话实际上是有经典意义的。

总的来说，《金瓶梅》是一部出色的世情小说、写当时社会现实的小说。正确地对待它的性描写，就能更好地认识它的价值，这就叫做“吹尽黄沙自得金”，再不要将它打入十八层地狱，应当正确认识它的价值之所在。

澎湃新闻：除了您刚才讲到的《金瓶梅》对于当时封建社会的讽刺与揭露，您怎么看这本书的现实意义呢？

黄霖：是的，今天我们去阅读和研究《金瓶梅》，不仅仅因为它是一部名著，更重要的是让它对现实社会发挥有益作用。我从上世纪80年代研究开始，就强调《金瓶梅》的暴露性。《金瓶梅》在我国文学史上的最大特色，就是第一次全心全意将人间的丑恶相当集中、全面、深刻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在这里，能看到昏庸的皇帝、贪婪的权奸、堕落的儒林、无耻的帮闲、龌龊的僧尼、淫邪的妻妾、欺诈的奴仆，就是几个称得上“极是清廉的官”，也是看着“当道时臣”的眼色，偏于“人情”，执法不公。到处是政治的黑暗，官场的腐败，经济的混乱，人心的险恶，道德的沦丧……整个世界是漆黑漆黑的。

《金瓶梅》就是这样一面当时社会的镜子。面对着这面镜子，不能不令人惊，令人叹，令人哀，令人怒，令人迫切希望彻底改变这样的现实。怎样才能将《金瓶梅》时代的那些污泥浊水彻底地洗涤干净，建设一个和谐美好的新社会？这才是我们今天研究《金瓶梅》的一个重要目的。

澎湃新闻：《金瓶梅》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众多欲海沉浮的女性形象，您是怎样看待书中的这些女性形象的呢？

黄霖：明代后期，女性个人主体意识开始觉醒。她们开始自觉地选择自己的命运，为此不惜与社会的传统观念决裂，乃至遭遇悲惨的下场。这种觉醒自有它的积极意义，但凡事过了头，完全不顾任何一个正常社会所必须维护的正常秩序，也必然为社会所不容。比如潘金莲，她因为贪图与西门庆的“取乐欢娱”而把武大活活毒死。她个人的私欲得到满足了，但这是以他人的生存权作为代价的。她的情欲的膨胀，人性的扭曲与泯灭，无疑是有罪的，而且罪孽深重，毋庸讳言。潘金莲的死，是“淫”与“法”冲突的结果。另一个与潘金莲对比和抗衡的主要角色是李瓶儿，李瓶儿不像潘金莲那样无情无义，她是重情的。尽管她追求西门庆的基础只是生理上的满足，但她一旦嫁给西门庆后，其爱情是专一的、真诚的。而先前作的孽也给了她沉重的精神负担，压垮了她的心灵。这个曾经摧残别人而最后又被人逼死的女人，很难让人说清对她是怜还是恨。

澎湃新闻：有人认为《红楼梦》是脱胎于《金瓶梅》，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优劣一直存在着许多争议，关于这个问题您是如何看待的呢？

黄霖：从社会意义上讲，至少在反映封建社会的黑暗面，或者从反映封建社会腐朽真实的情况来看，没有一部小说——包括《红楼梦》——比《金瓶梅》广泛和深刻。《金瓶梅》从最基层、最底层一直反映到最上层，反映到皇帝，它把社会最后的矛盾实际上归结到皇帝。这个在封建社会中是很不容易的。《红楼梦》的作者就讲，我不敢讪谤朝廷，而《金瓶梅》它就是讪谤朝廷。

另外，从艺术表现来看，《金瓶梅》给《红楼梦》有多方面的启发，比如，从结构来讲，《金瓶梅》的结构是网状结构，不是一条线连一条线那样一串串穿下去的。这对之后的《红楼梦》有很大的影响。脂砚斋讲《红楼梦》深得《金瓶梅》的奥妙。所以它在小说发展史上，艺术表现上，也是具有转折意义的。

当然了，《金瓶梅》和《红楼梦》相比，有比《红楼梦》反映的面更广泛的一面，被《红楼梦》借鉴的一面。但《红楼梦》毕竟在它的基础上有很多发展，在艺术表现上更高明，更圆熟。另一方面，《金瓶梅》的确有很多粗糙的，不成熟的，很累赘的地方。总的来说，《红楼梦》正是在继承和发展《金瓶梅》的基础上，从一个高峰走向了另一个高峰。《金瓶梅》是中国古典世情小说的开山鼻祖，《红楼梦》是后起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