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荒孤女”血泪史：爱尔兰大饥荒之后的女性

1848年到1850年间，超过4000名爱尔兰女性被送到澳大利亚。她们大多数年龄在14到20岁之间，经过几个月的海上颠簸，她们抵达悉尼、墨尔本和阿德莱德，告别苦难深重的故土，在他乡迎接未知的命运。

饥饿的爱尔兰

1848年，第一艘运输爱尔兰女孩的船只到达澳大利亚。此时的爱尔兰本土已经遭受可怕的大饥荒蹂躏长达三年多。自从1845年以来，马铃薯晚疫病横扫以马铃薯为主食的爱尔兰，引发了这次爱尔兰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饥荒。

当时的爱尔兰还处在英国统治下，但处于鼎盛期的日不落帝国在救灾时表现得非常冷漠。爱尔兰居民多为天主教信徒，在信奉新教的英国人看来，他们懒惰、道德败坏，饥荒是上帝在表达对爱尔兰人的不满。而英国当权者则固守亚当·斯密的教条，认为应通过自救来缓解爱尔兰饥荒，尽量少干预自由市场的运作。

饥荒前，大部分爱尔兰人的生活已经十分贫困。1800年到1841年，爱尔兰人口从约450万暴涨到800万。人口密度增大，可耕作的土地越来越少，贫穷的农民不得不租种小块地种植马铃薯。社会贫富差距很大，没有中产阶级，只有作为社会领袖的少量教士和地主，以及大量赤贫的、依靠马铃薯养活自己的农民。爱尔兰的经济匮乏已经发展到了以物换物的地步。

这种普遍贫困使英国固有的自由经济教条失效。最初英国的政策是取消所有输入英国和爱尔兰的保护性粮食进口关税，以降低市场上的面包价格。这一政策对同样遭受了马铃薯晚疫病冲击的英国本土是有效的——哪怕英国最穷的阶级也吃得起除了马铃薯之外的其它主食。然而对于爱尔兰的穷人来说，他们是无论如何都买不起面包的。

英国的其他救灾措施和取消粮食进口关税一样，是建立在“爱尔兰穷人能在市场上具有购买粮食的能力”这一假设前提上的。当权者谨慎小心地不直接向爱尔兰民众提供食物，害怕这样做会压低市场价格，从而导致商人不敢向市场投入食物。然而爱尔兰人已经买不起市场上的食物了，只能忍饥挨饿，直到饥荒爆发后半年多，政府才主动进行了一次开仓售粮，几乎引发饥荒民众的骚乱。

英国还尝试了其他救济措施，但这些措施仍显出很大的不足。一项措施是通过公共工程提供就业，让灾民获得收入来购买救济委员会提供的粮食，这一措施参与的人群及其家属可达到70万人左右。另外，爱尔兰济贫院最多能够容纳十万人，除此之外，还有140万人左右并没有受到任何程度的救济。

“饥荒孤女”

1848年，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00万，其中五分之一是死在条件很差的济贫院里。济贫院人满为患，环境恶劣，伤寒、霍乱、坏血病等疾病丛生。时任殖民地大臣的格雷伯爵决定将爱尔兰济贫院里的女孩送到澳大利亚。他期望这项计划能一举多得：年轻的女孩们能免于饥馑，在新的土地上生活；原本拥挤的济贫院环境可以得到缓解，而澳大利亚在作为罪犯流放地数十年后女性紧缺，急需年轻女性来繁衍人口、劳作和照管家务。

在这项计划中，女孩们来自济贫院，她们至少有一位双亲去世，或是被遗弃、流落街头。被选中的女孩必须年轻、单身、听话、健康并对天花免疫。她们在澳大利亚的记载中被称为“饥荒孤女”（famine orphans）。

当时还有为数众多的爱尔兰人因饥荒逃难至北美，穷人们乘坐最廉价的船只横跨大西洋，而这种船只条件极差，只给乘客们提供少量的水、食物和空间，乘客们的死亡率往往高达30%。与她们前往北美的同胞们相比，饥荒孤女们在旅程中幸运得多。得益于都柏林的爱尔兰济贫法委员会、伦敦殖民地土地和移民委员会和澳大利亚当局等政府机构的密切监管，以及多年向澳大利亚运输罪犯的经验，孤女们在远航中的死亡率不到百分之一。

然而孤女们的到来引发了当地居民的强烈敌意。

随着定居澳大利亚的自由移民越来越多，澳大利亚定居者们开始反对英国向澳大利亚运输罪犯。向除了塔斯马尼亚岛之外的澳大利亚运输罪犯最终于1840年停止，而格雷伯爵曾提出重新开始向澳大利亚运输罪犯，这招致了当地人对他的不满，他向澳大利亚运输孤女们的措施也就引起了当地居民的恐惧。

除了对格雷伯爵本人的积怨外，当地居民对大量——尽管不是全部——信仰天主教的、来自爱尔兰的女性涌入澳大利亚心生警惕。澳大利亚的报刊媒体、上层和中产阶级谴责这些到来的孤女，认为她们不道德、无用、未接受训练，无法成为合格的女仆，只会浪费公共支出。由于该计划在最理想状况下，每月能让700名孤女抵达悉尼，当地居民还担忧这项计划会造成天主教人口的大量涌入。

《悉尼先驱晨报》评论称：“这不是几百名，而是数千名女孩到来。她们也不单单是孤儿，而是淹没我们的爱尔兰贫民浪潮。”带有更强烈仇视和歧视意味的评论来自《墨尔本阿格斯报》：“我们的资金并没有花在体面、合格、有教养的女孩身上，却被浪费在一群无知的生物身上，这简直是赤裸裸的抢劫！她们对家务的知识只有如何分辨土豆皮和土豆仁。她们迄今为止的主要职业的确包括了一些运用智力的场景呢，比如偶尔跑过沼泽去追回一头逃跑的猪。我们的钱理当花在带着红润面颊的英格兰女孩身上，或花在美好的苏格兰女孩身上，而不是浪费在这些粗糙的、无用的生物身上。她们有着矮胖的、生长不良的身材，腰粗、脚踝笨拙，对维多利亚州未来殖民者的体质有着很坏的影响。”

在澳大利亚的反对声中，这项计划的最后一艘运输船于1850年8月1日停靠在悉尼。计划实施的两年以来，共有4114名孤女从爱尔兰的济贫院送上前往澳大利亚的运输船。

她们的命运

一个典型的饥荒孤女应该是个天主教徒、识字、父母双亡。到澳大利亚2年半以内，她在19岁左右结婚。她的丈夫很有可能是个来自英国的第一代移民，比她年长十岁左右。与她天主教的信仰不同，她的丈夫很可能是个新教徒。如果她幸运地在多次分娩后存活，她将生育9个孩子。孤女们有着更高的生育率。如果她生活在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两处殖民区，她可能会在到达后再活四十岁，而如果她生活在昆士兰，她的寿命会更长一些，会在到达澳大利亚后再活50岁左右。由于她的丈夫比她要大十岁左右，她可能会面临长达二十年以上的寡居生活。

孤女们的丈夫多数出身工人阶级，以农场雇员、警员、伐木工、鱼贩子、鞋匠等工作为生。这也让她们中的大多数人过上了那个年代典型的澳大利亚工人阶级的生活。她们每隔两三年就要生一胎，在一个只有两个房间的小屋内养育一个大家庭。

除了上述较为常规的人生轨迹之外，还有少数孤女有着悲惨命运，或实现了阶级跃升。

不幸的孤女们有着各自的不幸。有人在到达澳大利亚不到一年后的16岁时，怀上了雇主的孩子，绝望中在墨尔本投河自尽。有人被女雇主锤击面部，失血昏迷，在邻居的干涉下才逃离凶恶的雇主。还有人嫁给了具有酗酒和暴力倾向的男人，因丈夫殴打而五度流产，最后死于流产引发的伤寒和肠炎。

少数孤女们嫁给了有资产的人，或是幸运地与丈夫一起发财。埃伦·帕克斯，来自贝尔法斯特，嫁给了伦敦出生的乔治·克拉克，后者在悉尼经营餐厅。受困于早年的营养不良，埃伦在分娩时困难重重，不过她还是成功地生下了九个孩子。等到她去世的时候，她能给尚在世的六个孩子留下一笔丰厚的资产。另一名孤女，玛格丽特·布莱尔，嫁给了一名鞋匠，约翰·哈德格雷夫，他们一起奋斗，在新的家园上积攒财富，到1908年玛格丽特的丈夫去世的时候，她继承了一处价值9,450英镑的不动产，这在当时也是一笔不小的财产了。要知道，刚到澳大利亚的时候，一个孤女做女仆每年的工资只有大约11英镑。

随着时间的流逝，孤女们的故事也逐渐尘封在澳大利亚的档案和各种记录里。只有她们为数众多的后代，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偶然间发现他们的女性祖先，居然还有过这样一段不可思议的经历。有些孤女的后代甚至成为了澳大利亚的著名人物，比如前新南威尔士州长麦克·贝尔德。

20世纪九十年代，在爱尔兰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的推动下，纪念爱尔兰孤女的活动不断增多。1999年8月，在澳大利亚总督威廉·迪恩爵士主持下，大饥荒纪念雕塑在孤女们最初落脚的悉尼海德公园军营开幕。此后每年，包括孤女们的后代在内的人来到这里，静静地望着那面写满孤女名字的玻璃幕墙，想起那段远去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