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欧洲研究委员会主席:颜宁去普林斯顿是流动,不是流失

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悦 虞涵棋

2017-07-04 07:26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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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加完大连夏季达沃斯后的7月,法国几何数学家、欧洲研究委员会主席Jean-Pierre Bourguignon(让-皮埃尔•布吉尼翁)将迎来自己的70岁生日。当他还是一名年轻的法国学者时,因为一次意外的午餐邀请而与中国结下缘分。邀请人当时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教授, 是以“微分几何之父”之名为世人所知的华人数学家陈省身。
“陈省身教授已是数学领域声名卓越的学者,我那时还很年轻,心中疑惑,为什么他会请我吃饭?” 布吉尼翁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聊起这段旧事,神情中仍有雀跃与好奇,和揭开谜底时的几分失落,“那之后我发现,陈省身经常会请年轻人吃饭。”
“但无论如何,能让这样一位数学家听我讲述自己的研究,对我意义重大。”
法国几何数学家、欧洲研究委员会主席Jean-Pierre Bourguignon(让-皮埃尔•布吉尼翁)。
陈省身比另一位数学家华罗庚晚了三十年回到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从伯克利退休后定居天津南开大学,竭力恢复中国数学界与世界的联系。1981年,布吉尼翁应陈省身邀请,第一次来到中国参加学术会议,而此次他来中国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陈省身辞世已有14年。
布吉尼翁在欧盟下设的欧洲研究委员会任主席,欧洲研究委员会为科学研究者分三个阶段提供基金,高达150万欧元、200万欧元、250万欧元。申请者不论国界、年龄、性别,只看他们能否将人类知识的边界再向前拓展一步。在欧洲研究委员会成立至今的第十年,有6位受资助者获得诺贝尔,也有23名中国学者加入了欧洲研究委员会的项目。
几十年过去,市场瞬息万变,科技快速迭代。而基础科学研究却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基础科学探索知识本身,耗时漫长,尤其难以在一届政府任期间就能有所产出。二是科学无国界,科学家却有祖国。即使欧洲研究委员会的资助宗旨是打破科学的国际界限,而一旦英国脱离欧盟,欧洲研究委员也还不知道欧盟委员会的决定,是否能继续为英国项目提供资助。
布吉尼翁强调,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科学家的自由流动对于研究来说平常而又重要,比如颜宁离开清华前往普林斯顿任教。而基础科学研究也不应当以经济效益去衡量,比如,量子科学最初诞生时,还是一门边缘学科。或许,一个世纪后,量子力学成为工程师必修的知识基础,那已是许多科学家终其一生都没能见证的时刻。
布吉尼翁在2017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讨论当代科学问题。
基础科学没有国界
1870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溃败,国土沦陷。当时法国科学家巴斯德愤而退回德国波恩大学授予给他的医学博士学位证书,并留下一句名言“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2017年,生物科学家颜宁接受普林斯顿大学教职,离开清华大学,让这句名言一再被讨论——颜宁应当前去美国,因为科学没有国界,颜宁不应当前去美国,因为科学家有祖国。
布吉尼翁认为,这是一种流动,而不是流失,“尤其是一位学者离开清华前往普林斯顿,我认为这是一件平常的事情。在数学界,据我所知,就有两位顶尖的学者,一位来自美国,一位来自荷兰,他们现在于清华大学任教。”
“人们可以说,这是一种信号,一些事情改变了,我不这样想。从一个地方,前往另一个地方,我认为这只是学者界的日常生活。有时候,只是因为科学家想要发现一些不同的环境,有时候,只是因为学者知道,在他们要去的地方,有他们想建立联系的人。”
布吉尼翁说,他在这几十年间,看到中国了不起的改变。他说中国科学界在改革开放前历经艰辛,设备奇缺,那时很多学生认为,唯一能够接受良好教育的途径,是离开中国。布吉尼翁不认为这全然正确,那时却是许多人的想法。一些学者由此获得了成功,现在回到了中国的大学任教。这是因为中国政府给予了高等教育和研究诸多优待,社会的发展也让中国成为了一个具有活力的地方。
布吉尼翁认为,在科学界来说,科学家的流动是极为重要的。有19年的时间,布吉尼翁在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IHÉS)任所长。他形容研究所的规模非常小,所有的科研人员加起来不过只有六个人,但是一年时间会邀请200多名访问学者,从世界各地而来。“感谢陈省身教授,我们专门有一个项目,邀请到了中国的学者。”
在这座小规模的研究所中,诞生了7名菲尔兹奖得主(编注:菲尔兹奖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是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布吉尼翁把这些成就归因于来往的学者和学术交流,带来了这样的机会。“我们也想充分利用这一点,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中国的教授,但是有一些来自俄罗斯,有一些来自其他国家。国籍从来不是一个问题,我们只看有哪些最适合的学者,是我们可以邀请的。”
基础科学不应用经济效益来衡量
布吉尼翁领导的欧洲研究委员会,在决定把每项数百万欧元的研究基金交给哪一个科学家、或是哪一个项目的时候,总会面对艰难问题:
“当科学家开始做一项研究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这项研究能够促成什么,谁可从中受益,或是能有哪些商业化的成果。但这些研究有益于基础科学的扩展,或是有益于长远的研究。”
布吉尼翁说起量子力学在20世纪初被发现时,在工程师的教育中,只是一门无关紧要的边缘学科,现在却计算机、手机的功能中有基础作用,现在我们也想改革计算机的系统,如果我们能够把量子计算机变为现实。现在很少有工程师学校会不提供量子力学的教育,因为在他们的工作中,基本都要面对这个理论。
“所以在选择支持哪些项目、支持哪些研究机构的时候,我们很难预判研究成果会有什么重要的用途,这是我们面对的艰难问题。”
于是在评估项目的过程中,布吉尼翁重点看科学质量与评估。欧洲研究委员会也会顺应研究者,“如果在研究发展的过程中有可能产生商业的利益,我们得帮助他们实现这件事。”
但是布吉尼翁强调,不应当用经济效益来衡量科学研究,欧洲研究委员会应该确保科学家,有条件实现他们最好的想法,不会因为经济效益而放弃研究方向。
另一个问题让布吉尼翁为难的问题则是,政策的制定者、政治家,需要去了解基础科学研究漫长的时间跨度。基础科学对于创新的作用或许要等待很久才能显现,通常不会在一届政府任期的几年时间内大有作为,也无法让当政者去证明他们执政的高效和政绩。
“人们经常看不到基础科学和经济成果之间的联系。一些人和科学家交谈的时候,不会了解他们的工作是永恒的,甚至或许在科学家一生所能看到的长度之外。”
布吉尼翁说,量子力学从最初诞生到今日的万众瞩目,中间横亘了一个世纪的漫长路程,一百多个年头。科学家最初只是将科学的边界推进了一步,在有生之年没能看到世界因此而起的波澜。“所以对人们解释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欧洲研究委员会欢迎更多的中国科学家
布吉尼翁记得,陈省身教授从伯克利退休,返回南开大学安顿之后,开始学着适应“文革”后的学界。彼时陈省身竭尽全力,确保中国学界能够重新与世界重建联系。那时陈省身举办了一系列的学术会议,“一个月那么长的学术会议”,布吉尼翁忍不住强调,“会议两周在上海,两周在合肥。合肥在那个年代,还没有什么外国人,现在却是一座不同的城市了。”
从那时起,因为陈省身教授的邀请,布吉尼翁访问了南开大学,以及中国的许多所大学。当他在法国任教期间,也时常担任中国学生的导师。如今这些学生散布在中国各地,有的进入了高校,有的进入了企业工作,比如中国银行。这些学生成为了布吉尼翁四十多次到访中国的另一个原因。
“中国有非常严格的学术传统。在我所见的学生中,中国学生总是最有才华与最勤奋的群体。去年我教授的学生中,最优秀的学生总是中国人。中国学生真的很聪明。”
布吉尼翁表示,欧洲研究委员会是对世界敞开的,申请者来自全世界,目前中国受资助者数量并不多,有23人。不过这些受资助的学者自己组织项目团队,又有一千多名中国学者在为这些项目工作。布吉尼翁说,“我们希望更多的中国学者能考虑为他们自己申请资助。”
“一些中国的学术机构也明白,让这些学生出国留学,并不意味着中国会失去他们,一些学校又成功把这些学生们聘请了回来。他们带回了研究科学的不同手段。科学是没有国界的,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
另一方面,欧洲研究委员会也与中国签订了协议,让更多的中国科学家能够访问欧洲研究委员会的资助项目。布吉尼翁表示,这个项目启动不久,还没有很多人参与其中。但他知道愿意接收中国学者的欧洲研究委员会项目非常庞大。去年,有400多个项目表示欢迎中国科学家加入。他相信,这个协议会将更多的中国科学家带入欧洲,建立起大规模的交流基础,也让欧洲研究委员会与中国的学术机构有更多交流的机会。
“欧洲研究委员会为科学家提供研究基金,不是雇佣这些科学家,所以我们也没法命令科学家们做我们想做的事情。我相信如果合作顺利,这些受欧洲研究委员会资助的优秀科学家,也会以各种方式,来到中国。 ”
学术道德是共同问题
除了学界的交流,布吉尼翁认为,学术道德失范也是全球学界共同面对的问题。近期中国有107篇论文涉嫌学术造假,被斯普林格出版集团撤回。在欧洲研究委员会所支持的学者中,也有一些科学家违反学术规则的案例。他认为不仅是中国,所有国家的机构,都应该以正确的方式看待这个问题。
布吉尼翁总结了两个原因,一是现在的学者总有压力,要去发布更多的论文,更好的论文。二是抄袭的工具也更为便利,不再像从别人的写字桌上窃取文件。“现在的抄袭,你只要按几个键。”布吉尼翁打了一个响指,“然后就完成了,在那之前,抄袭还是体力活。这不是开玩笑。”
布吉尼翁建议,当对一些学术论文有怀疑的时候,应当立即进行调查,调查组应当查明情况,嫌疑者也应当有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学界应该建立一个日常的机制,妥当运行,或许学术违规的事件就会减少发生。另外在学术教育的过程中,也应当强调学术道德与诚实的问题,对于学生论文剽窃和其他的学术不规范问题,也应当在其学术生涯中有所影响。
布吉尼翁表示,他不觉得中国的问题比其他国家更严重,中国科学界的扩张剧烈和快速。中国科学家的数量更为惊人,当他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人员交谈的时候,得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今年一年就看了20万份计划书。
“中国的规模总是……我以为欧洲研究委员会项目的规模已经很庞大,一年有9千名申请者,中国却有20万个。你总是要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的一个巨大数字,或许对应着其他国家的一个涉及人数较小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这种现象在全世界都有,不是中国独自面对的问题。”
布吉尼翁补充说,当然严肃对待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规则应当明晰,研究机构应该组织起来,去对抗这个问题。“但是我们都需要面对这个问题,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全世界的问题。”
责任编辑:蒋晨悦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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