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斯坦福学者林孝庭：新研究证实冷战时“两岸密使”传闻

冷战时期海峡两岸究竟有无秘密接触与谈判，一直是令海内外华人社会关切与好奇的话题。过去十余年来，两岸三地陆续出现亲历者的日记、叙述、回忆资料，这些各自表述的故事让人们相信传闻并非捕风捉影，却也令事件细节愈发扑朔迷离。曾是国民党“靠山”的美国对此进行过大量侦查和情报分析，近年来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有关档案解密，为今人了解这段“秘闻”打开了一个窗口。

《困守与反攻：冷战中的台湾选择》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林孝庭在过去十年中爬梳中、美、英最新档案资料所写出的研究著作，“冷战与两岸密使”是其中扣人心弦的一章。林孝庭生长在中国台湾，博士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自2010年起担任胡佛档案馆东亚馆藏部主任。过去十年间，他出版了五部中英文专著、百余篇期刊与会议论文，并获选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士，学术表现引人注目。历史学家杨天石说，他是“读人所难见的档案，写人所难知的历史秘密”；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史研究中心沈志华教授盛赞《困守与反攻：冷战中的台湾选择》是了解冷战时期国共关系的“必读之作”。而在林孝庭自己看来，写这本书，是出于对自己生长的那片土地的关怀，又恰好结合了档案馆工作与学术研究的一桩幸事。

赫赫有名的《蒋介石日记》开放在胡佛，用来做研究可谓占尽地利之便，可林孝庭说，那只是蒋介石眼中的历史。参照日记以外、甚至与日记相互矛盾与对立的资料，才能让研究更靠近真实。他在十年间“上穷碧落下黄泉”，从美国中央情报局解密档案、美国国务院解密档案、英国外交部档案、台湾“国史馆”、台湾“国防部档案”……这些千头万绪的文件中发掘冷战格局之下的台湾。

他在厘清两岸“密使”往来时意识到，冷战时期的国共关系，并不像人们过去理解的那样完全对立。看似铁幕重重、音信隔绝，实则沟通渠道未断；美国人横插一脚，尽管悉数掌握双方往来，却终究难以彻底搞懂中国人的复杂心思。冷战时期两岸关系、美国与中国台湾、大陆之间的互动与角力，比人们想象得更加诡谲和复杂。

是真是假？有真有假！

澎湃新闻：关于“两岸密使”其实我们早有耳闻，但始终是“江湖传言”或者“一家之言”；在当前很多档案未公开的情况下，您如何证实这种“秘密管道”的真实性？

林孝庭：冷战时期两岸之间的秘密接触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并不陌生。周恩来年谱、童小鹏（曾任周恩来办公室主任）回忆录，都曾隐约透露出这方面信息；又比如新闻界的曹聚仁，他曾被赋予在北京和台北之间传话的任务，其回忆文字也已公开出版。但这些基于某一个人、某一方面的回忆资料，有时难以确证是否真有其事。而最近十年来由于美国中央情报局解密档案、《蒋介石日记》、台湾“外交部”档案等资料的公开，我们通过多方比对，可以厘清这些传言中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暂时无法确证或基本上可以证伪的。

澎湃新闻：您发现哪些传闻是真实的？

林孝庭： 自从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申明愿以和平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两岸局势开始由危急趋向稳定。从一些回忆文字里我们看到，张治中、曹聚仁、章士钊等过去与国民党高层颇有关系的人士，开始与台北高层有书信往来，向对方传达对话的意愿；蒋介石的“外交部长”黄少谷（其胞弟黄逖非1949年后留在中国大陆，曾任天津市政协副主席）也与对岸有接触……现在都证明确有其事。

不仅如此，台北方面的态度也不尽然是如过去国民党所宣传的那样“势不两立”，而是透过一些驻在香港的人物、机构进行了接触。从美国CIA近年解密的文件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美方后来详细掌握了两岸秘密沟通和往来的讯息，而且非常愤怒，因为这显然违背了他们在冷战铁幕下围堵红色中国的计划。

CIA报告称，1949年以后两岸领导人之间首次信函往来是在1955年8-12月间，曹聚仁曾写三封密函给蒋经国，邀请小蒋派人前往香港，沟通中国对台和平政策的最新讯息。《蒋介石日记》则记录了1956年台北高层的一些不寻常的举动，如“研究派人进入大陆生根之计划”，当然可能指台湾派遣情报人员潜伏大陆，也不排除暗指派遣“密使”前往一探中共高层“和谈”的虚实。

很微妙的是，蒋介石在日记中虽屡次批评中共“和谣伎俩”，认为这是心理战，试图分化美国与蒋介石的关系，但他并没有急于澄清，而是一直在思考如何利用两岸之间秘密接触的传闻，转化成对美国的谈判筹码，为台湾争取更多经济和军事援助。

所以，当两岸秘密和谈的传言甚嚣尘上时，双方似乎都有意“让传闻飞一会”。中共方面的出发点，既不排除真诚和谈的可能，也不排除分化美蒋的因素，而蒋介石则以此试探美国的态度。我认为这三方的互动是非常有意思的。

澎湃新闻：您在《困守与反攻》中写到，蒋介石甚至有主动出击？他是基于什么立场来打“密使”这张牌？

林孝庭：是的，譬如蒋介石曾暗中派定居香港的国民党“立法委员”宋宜山，也是国民党被俘将领宋希濂的哥哥，以前探亲名义前往北京；宋于1957年与包括周恩来、李维汉（统战部长）在内的中共高层见了面。另外，曹聚仁回忆称，台湾方面曾通过香港的中间人士传话，希望他回到浙江奉化溪口，看看蒋氏祖坟是否完好；这一时期蒋介石日记中确实有思乡情切的记载，我认为曹聚仁的这个叙述很可能是真实的。

蒋介石知道对岸有接触的意愿，他也未必完全排除接触的可能。但他希望把这种秘密沟通设定在他能掌控的范围内，以此作为跟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特别是在1956、1957、1958年这段时间，蒋介石担心美国不愿意支持他回到中国大陆，他的正当性在台湾会受到冲击，他曾经试图思考如何利用“和谈”的传闻转化为自己对美“外交”有利的部分。

澎湃新闻：有没有证伪的内容呢？

林孝庭：有。过去很多人相信一个传闻，即周恩来或是中共的某位高层，曾和蒋经国或者陈诚在南海的一个小岛上晤面。也有传言说1965年8月曹聚仁曾在台湾日月潭和两蒋父子见面，谈未来两岸和谈的架构。但目前我所见到的资料中没有证据显示这是事实。特别是所谓日月潭的会面，逐日检视蒋介石当年七、八月份的日记，他一直待在台北，不太可能与曹聚仁见面。

以假当真？弄假成真！

澎湃新闻：曹聚仁在“密使交流”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我注意到他是一个相对“高调”的人。

林孝庭：曹聚仁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和国共双方都有深厚的交情。1937年他是中央社的战地记者；1939年他在皖南地区和共产党高层打过交道；到1940年蒋经国在江西赣南担任专员，后邀曹聚仁创办《正气日报》，两人过从甚密、亦师亦友。1949年以后，他离开大陆，留在香港，保持了中立派人士的身份。

他的确承担了沟通北京与台北的特殊任务。最著名的事件就是“预报金门炮战”：1958年8月23日上午，曹聚仁任职的《南洋商报》赫然出现一则短新闻：“金门即将发生炮战”。台北方面并没有在意，不料当天晚上解放军即大规模炮轰金门，国民党军措手不及、伤亡惨重。后来北京方面又通过曹聚仁秘密转告台北“单打双不打”，给对方以喘息的机会，果然也兑现了。

曹聚仁确实比较“高调”，与高层领导人会面，往往要在报纸上大书特书一番。不排除有自抬身价的可能，但也可能是中共有意选择他来释放消息。

澎湃新闻：对于这些真真假假的消息，有一句话很有名，据童小鹏回忆是毛泽东、周恩来说，在面对台湾传来的这些消息，要做到：“心中有数，以假当真，假戏真做，最后弄假成真。”

林孝庭：是这样的。国共之间在1949年之前已经有两次合作，所以对于当时很多人来说，台海之间尽管处于“分治”的状态下，但第三次合作也并非不可能。毕竟国共之间分分合合，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两岸接触的“秘闻”中有“真”的成分，不论是派人去香港，还是写信给台北，这些动作都是真实的，但又有宣传的成分，希望让国际社会去猜，究竟是怎么回事。其中有北京方面释出合作的诚意，但中共也不会天真到忽略当时美国的因素，认为这种合作是轻而易举的。

我认为，看两岸秘密交流的这段历史，要超脱这种接触本身，多方面地观察。这些消息在当时的作用，可能有分化的效果，宣传的效果，打心理战的效果。此外，考虑到蒋经国和陈诚之间的权力竞争关系，“两岸密信”也在分化国民党内部势力方面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假戏真做？美国懵圈

澎湃新闻：美国的参与使事情走向变得复杂。您在书中大量使用了美国中情局的档案，不知美国是何时注意到两岸间秘密交流的？

林孝庭：我看到的CIA档案编写于1971年前后，解密于2007年。但我认为这些讯息在1950年代台海危机期间就已经被美方掌握了。

乔石（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委员长）在1990年代的一次访谈里透露过，第二次台海危机期间蒋介石曾通过秘密渠道转告北京，希望停止炮击金门。因为如果中共持续进攻，美国势必向蒋介石施压，要求国民党部队完全撤出金门、马祖等外岛，以免美国被外岛危机拖下水。毛泽东心领神会，明白一旦切断国民党和金、马的关系，相当于切断台湾和大陆之间的联系，如此将造成中国永久分裂之势。这似乎成为毛泽东最后决定暂停炮轰金门的关键因素之一。两岸领导人之间的这种默契其实非常耐人寻味。而我认为正是在这个时候，美国情报部门掌握了两岸之间秘密往来的信息。

CIA的解密文件显示，美方就两岸可能进行和谈一事向国民党高层施压，最后蒋经国将这些年来他和曹聚仁之间的接触向美方全盘托出，甚至将信件交给美方过目，因此他们对两岸往来的细节一清二楚。

澎湃新闻：美国人的介入对两岸接触产生了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林孝庭：我想是有影响的。美方警告国民党不应该和中国共产党有进一步接触，在这种压力、猜忌和反对下，蒋经国立刻站出来辟谣，表示他和他的父亲会“坚守在国际反共的民主阵营里，不会与对岸谋和”。

我在书中提到一件事：1958年10月，章士钊奉毛泽东之命到香港进行“和平运动”，国际间即有台湾将与章士钊在港秘密接触的传闻；蒋介石为免美国人误会，便要求当时原本要经香港前往罗马的“外交部长”黄少谷临时改道，避开香港，以澄清传闻。我想，此后蒋经国收到来自香港或大陆的信函，应该也都会与美方通气，以免猜忌。

澎湃新闻：那么此后两岸的沟通机制是否停摆了呢？

林孝庭：不是的。1958年过后，曹聚仁还是偶尔给台北写信，双方仍是藕断丝连。

譬如有一件事很微妙：蒋介石在1963年3月23日的日记中提到，傅作义托人带来亲笔信，表示“悉贡所能”。傅作义在1949年后留在中国大陆，任水利部长，是蒋眼中的“叛将”。从日记中可以发现蒋氏父子在某一段时间里不断地在讨论，如何回应傅作义的接触和表态。但很遗憾他没有写得更具体。但至少我们可以证实，直到1960年代初期还有来自中国大陆的沟通信息。

我认为直到“文革”之前两岸之间的信息传递都没有完全终止。“文革”期间有过沉寂，到1972、1973年前后，国际间又突然传出消息，两岸可能重启谈判。

这时台湾当局已经被逐出联合国，尼克松、基辛格正准备开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台湾的处境一落千丈，蒋介石已经年迈……在这种情况下，既然蒋经国不可能接受“台独”，那么重启两岸交流也许是他能够接受的选择。而自《上海公报》之后，美方的立场也转为鼓励台湾问题由两岸中国人自己解决。在这种大环境之下，有人猜测蒋经国可能与北京接触，讨论未来两岸关系。

不过这仍是传闻，目前没有证据说明两岸当时重启了谈判。但考虑到1973年章士钊再度被派往香港，这似乎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可惜章士钊抵达香港后不久就病逝了。

在此之前，曹聚仁于1972年过世；1975年至1976年短短两年间，蒋介石、周恩来、毛泽东也相继去世。他们这一代人的恩怨也好、努力也好，也就成了历史。到1980年代以后的开放、通航等等，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我想说的是，自1949年以来两岸间的交流和接触从没有真正停摆，这是我们在回顾两岸关系史时要非常注意的。

澎湃新闻：刚才您提到，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对于保留金、马外岛作为两岸联系枢纽是心领神会的。能否具体地谈谈两岸之间的这种“默契”？

林孝庭：这一点非常重要。蒋介石在金门炮战高度紧张的9月27日当天日记中写：“中国事只有中国人才能真正了解，尤其是中共的行动，中共的心理，以及其大陆的真相内容与民心，更是只有中国人才能了解。”我认为这些话看似没有头绪，但是有所指的。他的意思是美国人很难了解两岸中国人之间这种心领神会的事情。他当然不可能明确地记录他向北京传话要求停止炮轰金门，只能用隐晦的方式写下一些心绪。当然这是我的猜测。

从蒋介石的日记来看，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对美国的态度是非常矛盾的。1949年以后，蒋必须依靠美国人才能维持在台湾的统治；但他在内心深处完全不信任美国人，痛恨他们的嚣张跋扈、横加干涉。在这种情况之下，他面对国际上的两岸和谈传闻流露出一种“让谣言飞一会”的态度，也许恰恰投射出对美的一种不满情绪。

澎湃新闻：作为一个档案工作者和档案研究者，您在看美国中情局档案时，是否也觉得美方对中国国情的微妙之处，有把握不准的地方？

林孝庭：没错。当时美国的外交人员中有一些“中国通”，他们对国民党内权力斗争、台湾岛内政治变化，的确有客观、独到的见解。可在遇到中国历史和政治上的微妙因素时，他们的理解总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情报掌握得不错，但对于事件的叙述，我总觉得没有抓到中国政坛规则的精髓。所以，在使用美方档案时需时时警惕，这是他们认知下的中国，未必等同于事实。

举个简单的例子，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美国人竟然天真地以为蒋介石已经出局，全心全意地开始准备跟桂系磋商，后来还要扶植孙立人、吴国桢。他们不晓得，蒋介石虽然不是总统，但仍在以总裁身份遥控一切。这与他们认知中的权力运作完全不一样。

真假难辨？未来可期

澎湃新闻：蒋经国主政以后的台湾，经历了“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以及1990年代以后的往来交流，具体情况您没有在书里展开，是否在材料上受到限制？

林孝庭：有一些回忆文章透露，1980年代以后两岸仍通过私人的管道保持接触，但目前的确没有足够的史料可以多方佐证。

比如有一个盛行的传言，说蒋经国在晚年是因为一卷录像带决定开放赴大陆探亲。传闻中说，这卷由友人带来的录影带的内容，是中共高层派人到溪口奉化重修蒋介石母亲王夫人、蒋经国母亲毛福梅的墓，并且虔诚祭拜。据说蒋经国看着录影带潸然泪下，说：“共产党的好意我心领了。”隔年便宣布开放两岸探亲。这个故事在网上盛传，但目前没有其他证据。

可是我不气馁，过去曹聚仁先生的叙述也只是他的一面之词，但随着中外文史料的开放，有些事实得到了佐证，有些故事则被证伪。这就是历史有趣的地方。也许随着时间的流驶，新的材料开放，我们间接证实一些事。这是很值得期待的。

澎湃新闻：这段历史对我们今天理解两岸关系有什么启示？

林孝庭：从两岸关系发展史来看，冷战时期是很重要的一页。也许时空已经变化，但整个历史脉络有助于我们理解两岸关系的本质。

现在民进党执政，两岸关系停滞不前，很多人在担心未来何去何从；可是，当我们知道，即便在武力对峙、剑拔弩张的情况下，两岸尚且保持沟通机制的运转，我想，今天在两岸交流如此密切的情况下，更没有理由断绝对话的意愿。或许两岸决策者可以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做出对未来发展最有利的决定。这也是我的研究与当下议题可以呼应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