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岁乡村医生离世留下12余万未收诊费,村民:他是累死的

李师荀/中国青年报

2017-07-07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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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年来,郑太红没有真正休息过一天,这位乡村医生,一直在工作,或者学习。最终,他贫穷、痛苦的人生在43岁时戛然而止……
妻子袁云华在他生前工作的村卫生室,找到20多个不同年代的笔记本。它们大多霉迹斑斑,被老鼠咬得残缺不全。有几本笔记本的装订线断了,潮湿、轻薄的纸张,翻一页,掉一页。
“罗青荣17元;郑能初733.5元;罗福艳11490元……”
笔记本上,郑太红用黑色、蓝色的笔,记满名字和金额。这是他多年来给村民看病时,对方所欠的医药费。名字被划掉的,是已经还过的。没有划掉的,袁云华与家人统计了好几天,发现共有125名村民赊账1799笔,累计127869元。
“有些账已经欠了十几年,笔记本上没有签字、没有地址、没有联系方式,很多人都找不到了。”郑太红的三弟郑太平有些无奈地说。
“我是多想回到那贫穷古老的故乡,树一个榜样,带动他们富有。”
——郑太红,2000年4月

柳双村,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省级贫困村,位于湖南省新化县,地理位置偏僻,平均海拔过千米,不少村民是贫困户。
郑太红是该村的一名村医,也就是过去人们常说的“赤脚医生”。1985年,原卫生部统一改称为“乡村医生”,行医者经考试合格后,持乡村医生证上岗。
郑太红不仅考了乡村医生证,还考了中医执业医师资格证,但他“不像那些聪明人,去县城开赚钱多的私人诊所”。他在家乡的半山腰租了几间房子,开了一家村卫生室,每年租金3000元,需要自付。
与郑太红青梅竹马的袁云华回忆,丈夫“从小就想当医生,给那些贫困的人、可怜的人治病”。
12岁那年,郑太红母亲腹中长了两个瘤子,疼得要命。
“妈妈都这样了,你怎么不带她去看病。”郑太红问父亲。
“我又不是医生,我也没钱带她去看病。”父亲如此回答。
郑太平说,“后来是大哥(郑太红)从外婆家借到钱,送母亲去镇卫生院做了手术”。几经波折,母亲终于得救。这段经历,让年幼的郑太红认识到医生的重要性,和没钱治病的痛苦。
15岁时,中考全镇第一的郑太红因家贫而辍学。之后,他当过3年中医学徒,但为了供养两个弟弟上学,又不得不南下打工。直到2001年,27岁的郑太红才考上娄底市卫生学校。在妻子和三弟的资助下完成学业,成为柳双村的村医。
“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有没有钱,只要叫他,他都会来!”这句话在村民中口口相传,几乎成为郑太红的“广告语”。大家喊他“红医生”,附近十里八村的村民都会慕名向他求医问药。
“红医生是我们家里三个人的救命恩人!”79岁的罗淑媛回忆,10年前,她在割猪草时不慎把脖子摔骨折了,一直昏迷。家人把她送去医院救治,但“医生检查了一个晚上后,让家人接我回家,说这么大年纪了,不要打针了”。后来,是“红医生一直给我打针、治疗,我才慢慢好了”。
几年前,罗淑媛的老伴跌倒摔到头,耳朵、眼睛、鼻子都出血了。医院放弃了,但郑太红同样没有放弃,硬生生把老人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再后来,罗淑媛的孙子病了,高烧不退,“红医生说他得了脑膜炎,不要耽误,直接送长沙的大医院治疗”。两位留守老人开始并不相信,眼看孩子的病情不断恶化,罗淑媛喊回在外打工的儿子,把孙子送去大医院检查,“果然是这个病”!
至今,罗淑媛家中的破旧门板上,还用粉笔写着红医生的手机号码。她说:“红医生是个好人,一直尽心尽力地给我们治病,不管我们有钱没钱,只要给他打电话,早晨、晚上,甚至是半夜,他都会来。”
“我每天在无休止地工作着。这就是我当初想要追求的目标。
可我深刻地体会到自己是多么劳累,多么无趣。
我还得努力地坚持下去。”
——郑太红,2007年3月

医术高、随叫随到、能赊账,郑太红在当地的名气越来越大,找他看病的人也越来越多。
“乡村医生哪有休息日?全年都在工作,大年三十和大年初一也不例外。”袁云华说,丈夫每天上午坐诊,下午和晚上出诊五六次,多时甚至十几次。“山里的路不好走,有时能骑摩托,有时只能步行,一来一回常常要走几十公里。”
这几年,郑太红跑坏了四辆摩托车,每年摔坏四五个医药箱,还多次在出诊途中发生意外。一次,他在出诊的盘山路上被货车撞倒险些丧命;一次,山里下雨发洪水,他为抄近路救治邻村的一位老人,冒险骑摩托车冲过一条河,结果被湍急的河水冲倒,多亏抓住摩托车才得救……
袁云华眼见丈夫睡觉的时间,从晚上10点多慢慢变成凌晨一两点,半夜出急诊更是家常便饭。
“我劝过他很多次,夜里睡觉关掉手机,别太累了。他却说,那些半夜打电话的病人,都是难受得坚持不住了,必须得去。”袁云华说,丈夫还时常反过来安慰她,“我是男子汉大丈夫,顶得住!”
距离柳双村40多里地的荆竹村村主任杨如和将郑太红比作“救命稻草”。多年前的一个大雪夜,已经是半夜12点多了,杨如和的孙女发高烧到40多度,他联系了较近的两名村医,但对方都不愿出诊。最后,郑太红披着雨衣,骑着摩托车赶了40多里路过来。凌晨4点多,全身是雪的郑太红赶到,“他一直守到吊针打完,天亮了才走。我当时就被红医生的医德所感动。”
行医13年,郑太红不知道救了多少位病人,但是长年超负荷的工作,让他的身体发出危险信号。
今年5月20日,郑太红给三弟打电话时说,“最近半月瘦了十几斤”。经过家人劝说,他答应端午节后去医院检查身体。
然而,端午节那天凌晨4点59分,郑太红突然给下山置办东西的袁云华打电话:“我不行了,你快回来。”
很快,他的电话挂断了。袁云华打过去,手机铃声一遍遍响起,但是没人接。
几分钟后,住在隔壁的房东陈青云,接到袁云华的求救电话后匆忙赶来。
她看见郑太红穿戴整齐地坐在村卫生室的塑料椅子上,脸色发青,嘴巴和眼睛闭得很紧,两手攥着垂到椅子下面。“我叫他,他没有反应。我把他的手打开,他也没有反应”。他身旁的桌子上,一瓶全新的速效救心丸还没来得及打开。
几名半夜在路边打牌的村民看到,红医生出事前几个小时——夜里12点多,还骑着摩托车出诊。
“红医生是累死的。”不少人这么议论。
6月3日,郑太红出殡,柳双村几乎全村出动,一些在外地打工的村民也赶了回来,上千人冒雨送他最后一程,“所有人都在哭,把上山的路都堵了”。
罗淑媛最初听到有人说“红医生去世了”,还生气地骂对方“胡说八道”,等到确定这事儿是真的以后,她的胸口揪着疼,几天吃不下饭,“红医生走了,以后谁来给我们看病?”
在整理郑太红遗物时,袁云华与家人找到二十多个本子,有日记、学习笔记、病历和账本,账本上记满了村民平时看病所赊的账。少则十几元,多则1万余元。
“金额较大的,都是他平时借钱给村民去大医院看病用的。”袁云华说,前几年,丈夫每年会给她留七八千元,多的时候过万元,“但今年一共只给我2000元,我问他,诊所生意那么好,钱都去哪了?他只说,我赚钱了,都记在本子上了。”
这些赚到的钱,因为郑太红的突然离世,变成了当地人口中的“良心债”。账单里既没有当事人签名,也没有地址和联系方式,连欠条都算不上。
由于家中只剩5000余元积蓄,袁云华为了给丈夫筹办葬礼,不得不与家人挨家挨户上门要账,只要回一小部分。“大多数村民认账,但是没能力还钱,欠债的大多是附近的贫困户”。
不过,也有少数没还钱的村民家中用着液晶电视、冰箱等,几个孩子抱着智能手机打游戏,看起来似乎并不那么贫困。
“其实,我能理解丈夫为什么愿意赊账。”袁云华说,她从小在这个村里长大,幼时曾因家贫差点被生父卖掉,是外婆偷偷把她抱走寄养在表叔家。
嫁给郑太红后,袁云华育有一儿一女,儿子在长沙读技校,女儿刚读小学三年级。郑太红去世后,这个家庭失去了顶梁柱。
料理完丈夫的后事,袁云华搬回山上的老房子与公婆同住,这是她与丈夫唯一的房产。每当家里有人来悼念,郑母都要大哭一场,浓重的方言、古老的调子,犹如一首当地的山歌。
而此时,袁云华也忍不住流泪,像祥林嫂一样喃喃道:“他说过一定会让我幸福的,怎么突然就走了!”
女儿在父亲去世的第三天就坚持要回校上学,袁云华说:“她从小乖巧,经常帮爸爸抓药。她以前说过,要好好学习,长大当一名医生帮爸爸的忙。”
“痛苦的人生、痛苦的泪水,也只能在自己心中积压……金钱啊,不知你要什么时候才能走向我的家门。不知你什么时候才能把我牵向幸福的日子。”
——郑太红,时间不详

在家人面前,郑太红从不言累;在病人面前,郑太红乐善好施;但是,在同行面前,他除了“好学、上进”以外,“总是抱怨自己太忙了”。有人记得,他出事前两天,曾跟另一位村医说,“我快累死了”。
郑太红有写日记的习惯,2012年以后,他留下的日记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学习笔记和病人的诊治记录。
偶尔,他会在这些材料里随手记下自己的劳累、痛苦和困惑。做了20多年村医的邹定朝有同感。
“我们经常一起自费外出培训医术,有时一天的培训费就得1000元。”邹定朝说,他们的工作如履薄冰,医疗风险很高,但赚的钱很少。
有时,邹定朝会对自己的身份感到困惑。虽然被称为“医生”,归当地镇卫生院管理,却需要自行购买农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既没有编制,更没有工资!
荆竹村村医张理为平日给村民看病,也赊出五六万元的医药费。每天,他在山里四处奔波为村民看病,偶尔能在病人家里蹭顿饭,但大多数时候他只顾得上吃方便面,“仅去年一年,就吃了30多箱”。他年幼的女儿,只能由丈母娘照顾,成为近在身边的“留守儿童”。
“平时除了给村民看病,我们还要完成政府购买服务——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张理为说,作为乡村医生,他们负责为当地村民建立健康档案,为儿童预防接种,对孕产妇和老人进行健康管理,对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及精神病患者等,进行每年不少于4次的随访等。
这些工作琐碎、繁重,占用大量时间,而他们得到的回报,是一台电脑、一个文件柜、少量基本诊疗设备等,以及“按村里常住人口计算,每人每年补贴18元公共卫生服务经费”。
“我们宁愿不要这个钱,也不想干公卫服务,真的太累了!”有村医抱怨,由于无法解决后顾之忧,这份工作“没有盼头,不知何年是个头”。
“2014年开始,政府给予60岁以上且连续从事乡村医生工作5年以上、并退出乡村医生队伍的老年乡村医生发放困难补助,分别为每月90元、120元、150元,仍然难以保障这一群体的基本生活。”新化县卫生计生局局长张政兵介绍,按照每千名服务人口不少于1名的标准配备村医,该县村医缺口达200多人。“大部分年轻人嫌村医工作收入低,压力大,选择外出务工。”
“我是一只羚羊,茫茫然我没有了方向。在高风险的医疗时代,我恐惧、我害怕,我害怕自己一无所有。” 郑太红在笔记本里,反反复复地告诫自己“认真地学习,认真地工作”,如同自我催眠一样。因为他坚信,“只要我们努力地工作,就有美好的明天”……
(原文题为《那位救命的乡村医生,走了!》)
责任编辑:温潇潇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村医 湖南 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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