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行业呼吁行风建设：某些乱象等着“定规矩”

7月6日，中国电影家协会赴上海开展行风建设及新文艺群体管理服务调研，上海市文联、上海电影家协会携沪上知名电影人、民营影视企业代表及法律界人士共同参与调研研讨会。与会人员就行风建设及新文艺群体管理建言献策，电影界就行风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和创作中遇到的困惑展开讨论。

“新文艺群体”是对于如今活跃的非体制内民营影视从业主体的叫法，过去电影制片厂时代，电影创作是隶属公家的行径，导演、演员及各个相关工种都有单位统一调配管理，还有相应工种的评级。而如今，影视行业大发展的活力之下，缺乏管理和统一标准所导致的行业乱象丛生也是不争的事实。调研会上，影视业的准入门槛、小鲜肉演员开天价片酬却缺席片场、IP热催生的版权之乱等种种困扰从业者的问题都引发了深入讨论。

对于紧密合作分工各异的电影行业，如今演员这个“工种”独占鳌头，小鲜肉天价片酬再度成为讨论焦点。

有导演爆料，自己在片场一个月拍摄只见某当红小鲜肉几面，拍完特写其他全部绿幕抠像，和经纪公司谈电影合约，得到的回复是可以给七天档期。“没有人制约这帮小鲜肉。导演是老民工，拍不完马上换导演。因为分镜头他们已经做好了，无所谓。”

对此上海电影家协会主席张建亚分析称，“能被称为‘小鲜肉’的演员，已经是赚钱工具了。一个经纪公司，要是旗下能有三个当红‘小鲜肉’，那就是大公司，你要用我一个‘小鲜肉’演员，得搭公司另外其他几个演员捆绑吧，那也是个利益链条啊。这些‘小鲜肉’自己不知道经纪人是怎么帮他们在外面谈的，他们身不由己啊，也怪不得他们。”

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孙清从演员的角度谈到，人气明星，投资方迁就，带房车，带保姆，短时间完不成就用替身抠像，而其他演职人员，为了配合小鲜肉们的档期，一天工作14到16个小时很正常。

与好莱坞有过多次合作的导演项华祥谈到小鲜肉演员不敬业的问题，认为缺乏行业规矩纵容了少部分人“毁演员这个职业”，“这就是没有职业道德约束。我上个月跟纽约的教授聊了，他说‘在美国完全不可能，演员工会马上就会把他踢出工会。’律师团会说‘这个人不要用了，因为他不守规章制度。’”

“现在叫得出名字的都叫IP，只要有名的东西是IP，中国8亿农民，一半农民看你的电影，你就4亿了。拍围棋，中国有几千万下围棋都来看你电影？你想什么呢？下围棋一定要看你的电影？现在炒IP，大家买了一手IP，怎么办呢？全是P了。”张建亚在研讨会上有这样的一番发言，对于前几年中国影视市场上风生水起，但从去年开始有一些开始经历血的教训的热门话题“IP”，也在会上得到讨论。

《七月与安生》制片人、极客影业（上海）有限公司总裁陈乐原是律师出身，在谈到IP孵化的问题时，她谈到，IP是一个法律问题，本身是指智慧财产权。它是动态的创造和再创的过程。“IP不是你直接买回家会增值、涨价的东西。迪士尼就是把他们的很多权利分拆，事实上有非常多法律和知识层面的运作。现在大家更多在想它本身账面上的价值，要成为一个无形资产，如果它没有进行其他权利分拆的运营的话，本质上是没有价值的。”

《鬼吹灯》《盗墓笔记》影视化的过程中皆是官司缠身，光大律师事务所吴海律师提到，“我们最近的一个案子，著作权当中现存的问题是，许多获得著作权的著作权人，他并不是作者本人。因为IP是花钱买的，买来以后怎么保护？原来使用的人的利益怎么保护？他们之间的利益分配，以及把他们权利侵犯以后，侵权人怎么办？问题非常多，这是需要讨论的一个。”

此外，吴海律师还提到，电影修复涉及到的著作权保护，如今也是灰色地带。例如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被修复了，它50年保护期已经过了。修复完以后，修复人是否享有电影的版权？“修复完怎么保护，现在没有具体的法律条款可以适用的。因为他可能没有对里面任何内容进行修改，没有进行新的创作。比如说一部很热的片子，我说这部片子已经过50年了，所以我可以放，但是我放的版本是新的。如果没保护，谁来干这个事？”

而从业者本身对于知识产权和创作者的态度，同样令一部分从业者气愤。编剧戴妍谈到，自己接下去改编即将拍电影的畅销书书名被另一部热播剧盗用作为宣传语。自己致电出品方要求撤换宣传语，得到的答复是“欢迎来告，越告越红”，气得她不知说什么好。“我觉得这个行业里面有一种挺可悲的气息。”

一方面，民营公司成为当下电影创作的主力军，由于野蛮生长、没有经过国营制片厂时代的流程化作业，许多从业者自己也表示有茫然的地方。现场电影厂的老前辈们批评说，不少从业者中跟了一两部戏就胡乱压低价格“刨活儿”、“抢活儿”，坏了行业规矩。也有人谈到，个体户创作者不再需要像过去评一级导演、二级演员这样，为自己的专业性加上可靠的注脚。

另一方面，民营公司也存在想得到官方认证，却不知从何入手的困惑。上海开圣影业公司总裁江传荣在发言中谈到，“《电影产业促进法》出台以来，我们是非常受鼓舞的。但是在实际运营当中，整个过程并真正涉及到法律，公司与公司的合作，项目与项目的合作，跟导演的合作，都是行业来解决的。我们希望有政府的法则，也有行业的规矩。”

江传荣提到，对于技术，胶片时代的体系非常完整。“以前电影厂有个小册子，它里面有非常明确的每一个行当你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现在到了数字化时代，没了，突然一下消失了。以至于我们跟很多导演合作，每个人规矩是不同的。我们很希望有一个行业的规矩，有规范流程。”

同时，作为一个制作方，江传荣表示，许多政策听说过，但不知道具体如何落地执行。“澳大利亚拍电影补贴，可以退税60%，温哥华也有40%。青岛万达退50%税是企业行为，上海也有相关的政策，但是具体的执行不知道找哪边。”

另一个问题是，对于电影这样一个综合门类来说，国内的评价，包括金鸡奖在内，都把技术类相关的奖项取消了，“好莱坞视效奖、造型奖等等一些技术类的奖项，在国内的评奖上都不见了。为什么不见了？”江传荣还希望“行业协会能够开放对民营公司技术人员的职称评选，这样有利于对于这个行业的稳定性”。

现场许多从业者都表示，一些人只做了某一个小的镜头，就对外宣称做了整部戏，跟过某某大导。而行业协会如果将从业者履历纳入考评资质，由协会给出评级，显然能够为从业者订立更高的标准，也让用人片方更加放心。

文联：承担起更多职能

张建亚认为，这个时期的“文联”状况，跟当时成立的初衷越来越接近。“刚刚解放的时候，全部是个体户，党的声音传不下去。那个时候叫大家组织起来，后来一下子完全集体化了。非常快，全部都是国营企业，大家都是一个单位。现在又开始分散了。我们这种协会将来怎么走下去？怎么跟他们有一种相互依存？文联又可以发挥它的作用。”

上海市文联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韩陈青表示，“我们曾到法国、好莱坞，专门学他们的演艺行业工会机构，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维权。讲到了版权，还有其他方方面面的功能。我觉得可以把艺联要打造成演艺工作者的一个维权的工会。”

对于其他行业自律和考评标准，中国电影家协会组联部主任赵建凯在总结发言中回应称，现在电影家协会正在做专门的行风建设的调研工作，也要有专门的队伍和一个组织，会继续沟通，征求从业者的意见。赵建凯透露，未来可能会由国家统一培训制片人资质，编剧导演等职业的职称考评也沟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