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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猎人：寻觅异国植物的艰辛远行

弗洛朗斯·蒂娜尔

2017-07-09 10:52

来源：未读

【编者按】

因为特定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欧洲的原生植物种类极其贫乏，而其中，英国更仿佛是一座植物无法登陆的孤岛，当年其“原生”树木只剩下四十几种，然而却拥有了全球首屈一指的皇家园林，植物学极其发达，这主要归功于那些伟大的植物猎人和探险家，他们不畏艰险地环游世界，搜寻新的物种，并将植物的种子、标本甚至是活体带回欧洲大陆。《探险家的传奇植物标本簿》一书展示的正是其中那些珍贵又令人动容的标本资料。本文摘编自该书引言《通往未知植物的旅行》，讲述了当年那些植物探险家们令人感佩的探索之旅，由澎湃新闻经“未读”授权发布。

1875 年，西方人绘制的世界地图上依然存在大量的“空白区域”：高纬度地区，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的内部

为何出发？

“懒散地闲坐在家是没有办法进行植物学研究的，日日闲坐在陈列室的阴凉处休憩就别妄想能发现新的物种。想研究植物，就必须走进深山老林，就必须攀登险峰，直面悬崖绝壁。”（博维耶·德丰特内勒《德·图内福尔先生的颂词》）

为什么仅仅为了去寻找一些未知的植物，就决定离开至爱亲朋、居所和花园，出海上路？

在路上，每天都会面临许多考验。多少个世纪以来，植物探险家们的日记中写满了落脚处的苦涩记忆。在爬满虱子的潮湿稻草上摊开一卷被褥，就是一张床，或者干脆就在裸露的土地和沙石上直接睡下。冷得直打寒战，也必须睁着一只眼，生怕老鼠、野兽或者不怀好意的家伙近身。清晨，筋疲力尽地爬起来迎接新一天的艰难徒步。深一脚浅一脚地踩进烂泥和脏雪之中，或许头顶上还有一轮铅一般沉重的太阳。“我们很容易就能判断出这是欧洲人突然从温带跨越到全世界最炎热的气候中的那种不适。”米尔·安德森在1753年从塞内加尔回来时，回忆道，“我的皮靴变得硬邦邦的，不一会就碎成了粉末……现在一想到炽热的沙砾，我整张脸都会开始发麻。”

一路上，管他是什么果子，找到了就吃，要么就从村民手里买点充充饥。尽管偶尔能有些惊喜，但大部分时候，珍馐美味都是痴人说梦，腹中空空才是常情。有些人像苦行僧一样适应了这种斯巴达式的生活。1894年，巴黎博物馆馆长这样描述了阿尔芒·大卫神父：“一块木板、两床被褥就是寝具，一瓶烈酒是唯一随身的药物，这些加起来便是他在路上颠簸一年所带的全部家当。至于食物，他在蒙古包和中国人的茅草屋里找到的那一丁点儿，就足够了。”

探险家要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除了饥饿、口渴和疾病，还有虫灾。从远古开始，跳蚤、虱子、头癣和蠕虫是对人类卫生状况最大的威胁。而热带昆虫又为他们在异国的困扰添上了重重的一笔。洪堡和邦普朗，身处中美洲的中心地带，将自己的身体埋进沙子，期望能躲过恶魔一般的蚊子，却又变成了食人蚁的猎物。乔治·福雷斯特20世纪初的时候走遍了缅甸的丛林，他略带愠怒却又不失幽默感地描述了他们当时的种种噩梦：“这些腿特别长的生物，突然跳进了你的汤里，硕大的毛毛虫身上长着五颜六色的长毛，看着诱人却深藏剧毒，它们不请自来，径自钻进我们的被子里，赖着不肯走。瓢虫和其他的鞘翅目昆虫从丛林中飞过来，停在了你的脖子上，其他不速之客则会死命钻进你内衣的最深处。帐篷中的光线吸引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大部队，它们发出嗡嗡的响声，爬来爬去，见人就叮。”

土著的欢迎仪式有时是极端粗鲁的。1787年，拉彼鲁兹远征队中的12位成员，其中包括植物学家拉马农（Lamanon）被当地的萨摩亚人残忍杀害

上路的人会在路上停留很久。1253年离开意大利前往中国的马可·波罗的父亲，出发时妻子刚刚有孕在身，回到家时儿子已经15岁了……因为大部分时候，探险家只能依靠自己的双腿艰难跋涉。最幸运的人会有坐骑或者一头安了驮鞍的牲口。再晚一些，他们会挤在破旧的小推车，或者公共马车上，走在勉强能通行的道路上。1815年，从巴黎到南特依然需要4天的时间，而从巴黎到达图卢兹则需要8天的时间。一旦走远，这些旅行者就必须忍耐彻彻底底的孤独。1735年时，对于孔达米恩来说，从秘鲁寄一封信到巴黎科学院，然后再接收到科学院的回复需要长长的两年时间……有些人会在信中倾诉远离妻儿的痛苦。

海上的生活要比陆上的生活更加严酷。在已知世界的边缘，航海所面临的风险不计其数。尽管有地图，但这些地图远不能算精确。一座暗礁、一阵狂风、一场火灾都可能是致命的。当人们上了一艘渔船、一艘快帆船，或者是一条三桅帆船，在陆路上可能遭遇的强盗变成了海盗、敌船和食人魔的独木舟。在甲板上的水手可不会关心随行学者们舒适与否，他们被赶到了渗水的简陋小舱，一起进去的还有他们的书、标本箱、发霉的植物以及填塞稻草的动物标本。所有人都饿，所有人都渴。在大型舰船上，标准餐是面包或饼干、腌肉、鱼干，一点淡水、啤酒和红酒。即便远航之初食物是充足的，随着时间推移，它们还是免不了腐烂变质。面包上爬满了蠕虫，水因为密集繁殖的藻类早已发绿。食物的紧缺、环境的恶劣让致死的传染病接踵而来：斑疹伤寒、痢疾、伤寒以及曾让库克船长的船员在甲板上痛苦地扭作一团，让所有长途旅行者闻风丧胆的——坏血病。在短暂停留的中转站，老鼠带来鼠疫，蚊子带来疟疾。登陆看似遥遥无期。从波利尼西亚的一座岛漂向另一座岛，有时候会有成群的土著女性主动献身，而另一些时候，则要面对当地人的顽强抵抗。

从麦哲伦到佩鲁贾，从朗弗安斯到坎宁安，为了寻觅异国植物而远行的航海者走得越远，就越有可能遭遇热病、沉船或是致命的标枪。他们中，极少有人是在卧室安然离世的，更为少见的是这种英雄主义最终获得了应得的丰厚酬劳和大张旗鼓的嘉赏。

那么，为什么还要出发呢？

1699 年，威廉·丹皮尔（William Dampier）绘制的第一张帝汶岛地图

新西兰一位盛装的战士。欧洲人对待当地人的武器是圆滑的外交手腕、军刀和射手

更远的地方草更青

“这个国度里所蕴含的原生植物简直难以计数。”（欧内斯特·威尔逊，《中国，园林之母》）

地理学家洪堡和植物学家邦普朗在亚马孙热带雨林中心的宿营地

为了发现新的花种、新的树种，就必须远行。世界上已经有超过248000个植物种类记录在案。其中生长在欧洲的至多不过12000种，但南美洲有165000种，大洋洲45000种，中国32000种，印度21000种。为什么欧洲的植物种类如此贫乏，而别处却那么丰富？

邱园及韦园（英国皇家植物园的两处园地）的植物学家马克·弗拉纳根为我们解开了这个谜团：对于北半球的温带原始森林来说，灾难是更新世接踵而至的冰期。地球在极短的时间内急速降温，这导致四个冰期形成。最后一个冰期18000年前才退守至北方，这在地质学上只不过是一瞬间。

在寒冷的冰期内，高纬度地区的生存条件不断恶化，原本生长在那里的植物慢慢迁移至南方。在北美洲，森林有序地南移，因为南北向的山脉对它们而言并不会构成屏障。最寒冷的冰期到来时，温带植物在中美洲曾经停下来一段时间，为了等到冰融之后继续南行。而在亚洲，冰川突进的速度和激烈程度要小得多，因此温带的森林躲过一劫。在欧洲则相反，不仅冰期更加严酷，南行的线路也不顺。东西向的山脉——西边的比利牛斯山到东边的阿尔卑斯山和塔特拉山构成了一道天然屏障，让植物的迁徙变得异常困难。然而，等植物千辛万苦越过了崇山峻岭之后，却发现山后竟然是地中海，欲哭无泪。只有那些最原始、适应力最强的才有机会活下来。想象力丰富一些的人甚至都能听到它们一代又一代绵延不绝的惨叫。

冰川前进了又后退，反反复复。在它们终于静止不动之后，植物们又重新开始了对北部的殖民。但再次殖民欧洲的植物数量却锐减，因为冰期之前植物生存所需要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了。再也没有木兰树、山核桃树、枫香树、连香树、蓝果树、梓树——这张失踪名单如此冗长叫人绝望，仿佛在一场被人遗忘的战役中杳无音信的士兵。

而英国的情况更加糟糕，因为周围的水位不断上升，英国变成了一座植物无法登陆的孤岛。英国的“原生”树木只剩下四十几种！当然，它还是小小地报复了一下历史，湿润而凉爽的气候让它成为培育亚洲温带植物的理想之地。这种特质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让整个大不列颠群岛都为之自豪的植物猎人数目惊人，并且英国的园林建设在全世界都首屈一指。

热带雨林是植物学研究取之不竭的资源库。这张图是诺斯所绘的牙买加丛林

没有植物猎人，我们休想见到让人惊艳的热带兰花

食用，疗愈，致富

“罗马人在远征和战争中第一次品尝那些来自东方让舌头发麻发烫，仿佛同时刺进了无数根小刺，让人如痴如醉难以自拔的植物后，西方人的厨房和外事机构从此再也少不了土著人的调味料——‘香料’了。”（斯蒂芬·茨威格，《麦哲伦传》）

人类发展之初，野生植物是最主要的食物来源。那时的人类处于游牧的状态，负责狩猎和采集食物的人会找到可食用的植物根部，以及野味和成熟的水果。在忍受无数难以想象的痛苦之后，他们发现了某些浆液的疗效、毒性或致幻作用，会在四处迁徙的途中随身携带一些以备不时之需。

差不多在公元前8000年，人类开始收割谷物，种植蔬菜，播种并为来年保存一些种子。新石器时代，农业在所有大陆上都已经诞生。和农业一起到来的是人们对能有更多更好的收成的期待。因此，必须仔细挑选种子，改良作物的变种，外出探寻，不断试验并广泛交流。

可可树和它的果实：一种来自美洲的植物，今天它已是不可或缺的经济作物

种植茶树的秘密被中国人保守了5000年，最终被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捅破

最早的有文字记录的农业交流来自古埃及。象形文字为我们讲述了古埃及第一王朝是如何借助来往尼罗河东岸的努比亚人沙漠商队获得乳香、阿拉伯胶、没药、红色染料，以及“气味芬芳的草本植物”的。公元前15世纪，女法老哈特谢普苏特是第一位出于战略和宗教需要公开发起植物研究的君主。尸体防腐，没药不可或缺；祭司举行祭祀活动，乳香必不可少，因为它能够将祈祷传达给众神。哈特谢普苏特派出战船寻找没药和乳香的植物活体，也是为了埃及能在经济上获得独立。这些植物在那个时期是无可比拟的战略性经济作物——食物和药物的来源，同时也是财富的来源，而这种重要地位从那时起再也没有改变过。

哈特谢普苏特、马可·波罗、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麦哲伦，让他们所有人魂牵梦绕的是同一个目标：找到令人垂涎欲滴的植物产地，控制运输线，保证供应。自13世纪以来，香料诱惑着许许多多的探险者、商人和军人，他们像朝圣一般蜂拥来到亚洲和美洲。胡椒、肉桂、肉豆蔻、丁子香数量稀少，价格直逼黄金，它们让诸多贪婪的国家反目成仇，催生了资本主义和最早的跨国公司，如荷兰东印度公司、法国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然而，并不只是商人和征服者的贪欲才能把植物变成黄金。17世纪荷兰的一个郁金香球茎，可以让许多人倾家荡产，19世纪英国的一截兰花枝可以在拍卖行拍出天价。对植物的探索常常在军刀和圣杯的阴影下展开，背景音乐是殖民部队和传道士的脚步声。为了能顺利地在这些未经开垦、潜力无限的处女地上扩张，欧洲的各个王国大打出手，后来又都升级成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明争暗斗。赢得胜利的奖赏是十分丰厚的。当时，超过百分之八十的药物都是从植物中提取的，新兴的工业正在密切窥伺着各种经济作物——咖啡、可可树、金鸡纳树、橡胶树……在20世纪，战场转移到了工业原料作物领域。谁都想拥有最好的谷物品种、块茎、果树品种、葡萄树种和棉花树种……到了21世纪，争夺仍未停止，各个国家都在为转基因、异国木材，或从原始森林中提取的新型分子而竞争。

对知识的渴望

“植物学让我疯狂，每一天它都牢牢占据着我的思想。我的脑海里只有这些花花草草，某天，我觉得自己也变成了植物。”（让·雅克·卢梭）

几百年来，许多不畏艰险的男人和女人仅凭着对植物的一腔热情而踏上了寻找之路，驱动他们的不过是单纯的好奇心和想要了解世界、揭开谜底的野心。在古希腊这个被智慧之光点亮的国度，植物学也是智者心甘情愿为之疯狂的学科之一。作为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智慧的继承者，亚里士多德和他的门徒泰奥弗拉斯托斯，通过对植物的科学描述和严格的分析来为这座宏伟圣殿添砖加瓦。然而，他们的伟大贡献却在遗忘中不断湮灭，古罗马帝国衰落之后，整个西方都被野蛮的封建制度吞没。整个中世纪，植物学都被无情地忽视冷落。这门学问只能悄悄地在修道院中发展壮大。值得欣慰的是，巴格达、科尔多瓦、开罗的阿拉伯学者翻译了希腊语的植物学经典，是他们留住了这门生命力依然十分充沛的学问，他们教授植物学，同时通过自己在医学和外科手术的实践中来不断丰富它，敢于用所有植物做实验。文艺复兴时期，阿拉伯语的译本帮助古希腊语和拉丁文写就的植物学经典重见天日。又一次，这些经典涌入了西方的大学和普通人的视野中。从医学独立出来的植物学终又涅槃重生。随后而来的就是植物的分类和命名这项浩瀚的工程，这意味着原本混乱无序的植物世界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秩序！关于图内福尔（Tournefort）于近东地区采集的植物，费奈隆是这样写的：“并不是所有人都有福气体验到这种乐趣，看到这些植物被成批完好地保存下来，井然有序地被放在夹满白纸的大册子里，得到了它们应值的价钱。”庞大的整理工作因为林奈的天才发明而变得轻松起来，他只用两个拉丁文单词就可以为一种植物确定身份，相当于给了植物一个姓和一个名：属名和种加词。

自远古时起，绘画便是人们了解植物内外特征的珍贵手段

皮埃尔 - 约瑟夫·雷杜德绘制的复羽百叶蔷薇

植物的名字

林奈在1753年创立的植物命名法大大减少了植物学家和园艺师们的记忆负担。在林奈之前，人们为一种植物命名时更倾向于感性的描述，比如犬蔷薇这种植物会被称为“生长在森林中、花白中带红、叶片光滑的蔷薇”（原文为拉丁文：Rosa sylvestris alba cum rubore，foglio glabro）……林奈之后，植物的名字简化成了两个词，第一个词是植物的属名，首字母大写，如Rosa（蔷薇属），第二个词是种加词（种小名），全部为小写。这种拉丁文命名法是如此简便，以至于在各个学科中都执牛耳的英语在植物学中也无用武之地！这种被称为二名法的命名法，为了将杂交种或变种囊括进去，也在后期进行了一些改进。为了确定属名，林奈翻遍了神话故事（比如矢车菊属Centaurea一名来自叫“半人马”的怪物），还有一些属名是为了致敬那些伟大的探险者，种加词则常常提示了植物的地理属性、物理属性或颜色，还有的时候是为了纪念它的发现者。

自美洲新大陆被发现以来，人们对大自然的兴趣与日俱增。欧洲各国都开始兴建珍品陈列室。贵族、学者和一掷千金的发烧友纷纷从归来的探险者手中购得贝壳、奇石，填塞了稻草的动物标本，稀奇的小玩意，当然还有那些产自异域的植物。他们将收集来的新奇玩意陈列在橱窗中供人观看，甚至会专门辟出一间屋子用来收藏和储存它们。普罗大众则一边参观着植物园，一边积累着对珍稀植物的见识。1543年比萨植物园建成，1593年蒙彼利埃植物园建成，1635年巴黎皇家植物园建成。

18世纪至19世纪，博物学家们出海更加频繁。他们试图对已知和未知的世界进行一次大盘点，将启蒙时期的百科全书和现实世界对上号。历史上第一次，人们探险并不仅仅是为了开疆扩土或攫取财富，而是为了认识和发现。皇家植物园总管布封还特地设立了“皇家珍品陈列室联络人”的职位，以保证自己能收到探险发现的最新奇最耀眼的标本和样品。正是他派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伟大探险者如路易·安托万·布干维尔、皮埃尔·索纳拉、约瑟夫·东贝以及康特·德·拉彼鲁兹。这些大学者极佳地诠释了18世纪时期的“雅士”称号，他们敢于涉猎那个时代所有的学科，地理学、天文学、物理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地质学、人类学……没有什么是他们不知道的，没有什么是他们不想知道的。他们当时的研究条件极为艰苦，但所取得的成果却有着惊人的旺盛生命力。他们亲手绘制的地图，他们发明的天文测量仪器，他们对于不同人种、植物和动物的细致描绘，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一直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些科学家为了科学的发展和人类进步，愿意跨越国界，分享自己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尽管战争让他们的国家针锋相对，但法国、英国、普鲁士和俄国的植物学家从未停止关于标本集、稀有样本和讲述发现过程的信件交流。这种科学和平主义的最有力的证据是法国植物学家德·拉·比亚尔迪埃的标本箱。1793年，因为一系列的阴差阳错，这位支持革命的法国植物学家的标本箱被送到了邱园一位名叫约瑟夫·班克斯的植物学家手中，而他是一位保皇派。这位绅士不愿意“抹却哪怕是一丁点儿一个人冒着生命危险获得的植物学发现”，将这些箱子原封不动地寄还给了它们的主人……

17世纪的珍品陈列室中展出不少动物残骸和从新世界中搜集来的新奇物件

巨子棕（海椰子）的果实，已知世界上最大的果实，植物学上的稀奇物

皮埃尔·贝隆所绘的龙版画（16世纪）。最早的探险者列出了大自然中的各种珍奇，无论是他们亲眼看到的还是别人向他们描述的

棘手的植物运输

“在国外或法国在美洲的殖民地上出航的南特商船的船长和舵手必须在归国时带回一些种子和植物。”（谕旨，1726）

18世纪时，即使有皇家清晰严格的植物运输手册和特殊构造的竹篮，也不能避免运输途中损失大量植物

如果说发现了新的植物是成功了一半，那么另一半就是将它们毫发无损地带回来。除了极少的几次例外，最初的探险者只敢带一些种子、果核、球茎、根状茎或插条，也许还会带几枝果树的接芽。植物的根和叶子会被风干，甚至会被碾成粉末。

被称为“干花园”的夹放着自然风干植物的标本集于16世纪出现。有了它们，人们便可以观察一株植物的外部特征——根、枝条和花，并将它和其他植物进行对比分类。因此，标本集也必须能够顺利上岸，它可能遭遇的是不计其数的沉船、留检、偷窃或火灾，而这些灾难可能会将数年的辛劳与痛苦之后得到的一点成果付之一炬。

直到17世纪至18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时期，活体植物的运输才普及。1753年，法国海军监察长杜阿梅尔·迪蒙索写出了第一份使用指南——《关于由海路运输活体树木和其他植物，种子和其他博物史上的稀奇玩意的一点建议》。在指南中，他建议大家给植物编上号，而后制作一份目录，目录上标注植物的法语名称，“野名”以及“真名及其特质”，要加上诸如“水果能否食用或是否可入药，可有艺术价值”等。

植物学家们要克服的困难很多，比如他们必须说服船长，允许他们将植物放在甲板上而不是弃置在底舱，之所以要费尽口舌，是因为放在甲板上的植物可能会影响舵手和水手的操作。但是，一旦植物被放进了底舱，那就意味着它将面临避光和盐水浸泡的威胁。盐是植物生长的大敌，可是淡水对于长时间在海上漂泊的大船来说是最为紧缺的资源。在植物学发展的历史上，有一个人依然常常被人们温情忆起，他就是克里奥骑士。他在茫茫的大西洋上竟然将自己每天分到的一点淡水让给了一株咖啡树。

因此，植物被种在了花盆里，或者是包有防鼠铁栅栏的箱子里。后来，保护植物的装置又得到了改进。灌木被放在了凿有透气孔的较高木箱内，外面还会用角钢加固，以防船只横摇时颠簸不稳。木箱内，种子被埋在了一层厚厚的土和苔藓之下。体形更小一些的植物或是通过陆路运输的植物则被放进了藤柳编成的篮子里，它们被编成了拱形正好罩住叶子。这些篮子外面还必须包一层灯芯草织成的毯子，在植物换气时会被取下，一旦出现恶劣天气或温度骤降的情况，它们又会被披在篮子表面。

即便已经小心翼翼到了极点，依然要承受巨大的损失。只有百分之一的热带植物在到达欧洲时能幸存下来。在法国，幸存的植物会首先被存放在布封下令建造的五个“港口花园”之一，花园分别位于南特、罗什福尔、洛里昂、布雷斯特和土伦。这些饱经风吹雨打的植物在这几个港口能够得到喘息的机会，等恢复元气之后则会被再次搬上驳船运往巴黎。

而植物运输史上的革命是在1830年发生的，发动者是一位伦敦的医生，地点是在他家的温室花园。因为担心英国首都的浓雾会伤害自己种植的蕨类植物，纳萨尼尔·沃德将它们放进了一些密闭的玻璃容器内。惊喜！这些植物不仅躲过了城市污染的侵袭，竟然还能在没有浇水的情况下生机勃勃。这位外科医生即刻往澳大利亚寄去了两只这样的玻璃容器，并要求他们尽快在容器中放进植物并寄回。两年之后，他收到了一些从未能在长途航行中幸存下来的物种。实验结果令人信服，“沃德箱”从此之后成了植物猎人的旅行必备品。约瑟夫·胡克是第一位在大洋洲使用它们的人，而罗伯特·福琼则用这种箱子将多株从中国人那里偷来的茶树运到了喜马拉雅。

今天的种子在运输之前会经过清洗、风干和标注等步骤。植物学家把风干的植株夹进报纸里；泰奥多尔·莫诺偏爱《世界报》和《解放报》。而样本则会被放进有固定作用的胶质混合物中，这种化学物质可以保证细胞的“新鲜”，为之后在实验室中进行的 DNA 检测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