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口述②|87岁八路军刘峻:十岁加入儿童团,站岗放哨

南京师范大学“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课题组

2017-07-10 09:31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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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以上,其中军队伤亡380余万。按照1937年比价,中国官方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
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强调,“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做好战争亲历者头脑中活资料的收集工作,抓紧组织开展实地考察和寻访,尽量掌握第一手材料。”
3个月后,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二批)名单公布,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连红申报的“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课题中标立项。2016年3月至今,课题组人员与民间志愿者携手,已经完成老兵口述访谈近500人。此项工作预计到2020年12月结束。
从7月8日起,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获该课题组授权,刊登部分抗战老兵口述访谈。

口述人
:刘峻
采访人:王志龙(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教授)、王元萍(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口述历史工作室工作人员)、徐炜(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研究生)、庄腊梅(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研究生)
采访时间:2016年8月17日
采访地点:南京军区总医院干休所
整理人:庄腊梅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志龙与抗战老兵刘峻交谈
一、战火下的颠沛流离生活
1930年6月,我出生在山东省沂南县垛庄镇。垛庄镇离孟良崮只有五里路,大概有500户人家,算是个比较大的村庄。我家里有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叔叔和姑姑。我的父亲叫刘安如,母亲叫王若素,家里兄弟四个,我是老大,三个弟弟全是我带大的,第二个弟弟刘英杰曾当过兵。
我家当时只有4亩地,同时开了一个酱园,对外卖酱菜,经济状况不是很好,但是能过日子。
1936年我6岁了,就交学费开始读小学,学校就是沂水县第九区垛庄区国民党政府办的中山小学,校里有一位张老师对我很好,送我小手帕,教我唱歌,其中有一首歌叫《春神入海》,歌词大致是:“春天入海,白云快回来,风也来,蝶也来……”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大规模侵略中国了。到1938年初,日本军队已经陆续侵占了济南、青岛等大城市,然后派飞机到处轰炸。我们的村庄呢,当时有一条大路,不像现在这么大,要小很多,但是这个路上走的人很多,从济南到青岛和临沂,都从这个地方,因此是鬼子袭击的重要目标,所以就遭到了轰炸。我家的房子、酱菜、酱缸和醋等全部炸光了。我们村有一个大地主叫燕亿堂,他有14个儿子和12个女儿。他的房子也都炸光了。这时候农村都是土坯垒起的房子,一炸就倒,村里三分之二的房子都炸光了。在轰炸期间,日本鬼子还不断地来扫荡,我们全家只得逃难了。
我们逃到孟良崮后面有个叫瓦庄的村子。这个村子比较小,靠山也近,算是山里,相对安全些。我们逃难到瓦庄后主要住在亲戚家。当然,我们不是住在一家啦,也有住在朋友家的,比如我的祖父就住在我父亲的朋友家里。
因为家里的东西都炸光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逃难时只能靠亲戚朋友接济帮助勉强度日,但是不能一直住在别人家啊。于是到1939年,我们又搬回来了,临时盖了座小房子住一住。结果这个时候呢,日本人又来啦,我们又不得不逃难。这次逃到孟良崮前面靠近山区的一个叫大崮顶前的村子,住在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后,山外又平静下来,我们开始回村了。然后,我就到民主政府在垛庄北店子办的抗日小学读书。这个小学是利用了大地主燕亿堂的房子八卦楼开办,学校请了一些二三十岁有文化的人教我们读书。上课的时候,老师也会对我们讲一些抗日的事情,比如打到日本帝国主义,唱抗日歌曲《沂蒙小调》啊等等。但是,那时日本鬼子经常来村子扫荡。1940年底到1941年初,日本鬼子又来扫荡了,采取“铁壁合围”办法,实行“三光政策”,把村民的粮食、鸡鸭和其它有用的东西全抢去,把房子烧掉,看到逃跑的村民就开枪杀害。我们村里死了不少人,大概有几十个人。
1941年12月,日军继续扫荡,我们百姓家里什么东西都抢光了。在日军扫荡的地方,他们看到中国人就打死。我家里的人为了逃命都跑分散了,叔伯兄弟都分散到别的地方,我表哥钟立本的父亲在逃跑的时候,被日本鬼子一枪打死了,这是我们亲戚看到的。到了1942年,日本鬼子还在我们村安了个据点,尽管这个据点在一个月后就被民兵拔掉了,但是当时在村子里没法住,就跑到别的村逃难去了。所以,我的读书呢,是读读停停,一直读到1943年。从6岁到13岁,总计只读了共三年左右时间的书。
二、排查奸细和宣传抗日
1940年,八路军来到我们村以后,就组织了青救会、妇救会和儿童团。我参加了儿童团,不到一年我就当团长了。我们团里一共31个人,在敌人还没来扫荡的时候,我们的团员就住在自己家里。
儿童团的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我们两三个小朋友一组,像《小兵张嘎》里面的嘎子等小伙伴们一样,扛着木头做的红缨枪,站在村子的主要路口,对来村子里的陌生人进行排查,看到不认识的,包括做生意的人,就上前阻止入村并进行询问,有问题的人就往村长那里带,没有问题的就让他们走了。我积极组织儿童团的小朋友检查来往行人,自己在检查时非常认真仔细,总体上干得很好。
从1941年开始,我们村里成立了抗日剧团。团长年龄在二十七八岁,名字叫王全。全团男女有40多个人,我这个儿童团团长也积极报名参加了剧团。剧团的主要任务是到百姓中宣传抗日。因为白天老百姓忙,晚上才有空闲,所以我们大部分演出活动是利用晚上时间开展,而且是到外面村子里唱戏。演出时所用的照明设备主要是汽灯、煤油灯,有时也用树脂燃烧当灯。演出的内容是抗日打鬼子剧、唱抗日歌曲。1943年底以后,大家在演出宣传时经常会喊“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的口号。我们也到山里面进行抗日宣传,但是在山里没办法搭戏台子,就找一块空场地在中间演,百姓围在四周看。无论在儿童团还是在抗日剧团,我还是比较活跃的,再加上当时我的文化程度算是比较高的,且在日军的多次合围扫荡中都没有死掉,所以老百姓都叫我老八路。
1944年6月,因为我正式参加革命工作,也就离开了儿童团和抗日剧团。
三、代写稿件劝民抗日
在抗战初期,我们垛庄镇上就出了很有名的韩大娘、彭大娘和段大娘三位拥军模范。她们是妇女救国会的带头人,积极组织妇女做军鞋、捐粮米,支援八路军。在抗大文工团创作演出的“垛庄战斗”组歌中,除了《沂蒙小调》外,还有歌唱三位大娘的歌。三位大娘都在50岁左右,我喊她们奶奶。由于我读了几年小学,有点文化,又是儿童团团长,平时与她们接触多些,她们都喜欢我,也很信任我。
韩大娘的名字叫谢德甫,1940年就被选为沂水县九区副区长,后又被选为山东省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她的文化程度低,不会写东西。1940年秋的一天,她就让我帮她代写一篇稿子,内容是一位父亲有个20多岁儿子,因被骗参加了伪军。父亲劝儿子悔过自新,向八路军投诚,重新做人。他还用岳母刺字、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来进行开导。在父亲的劝导下,儿子幡然悔悟,后悔莫及,毅然起义投向了八路军。
韩大娘将写好的稿件送到了鲁中解放区办的《沂蒙导报》(后来的《鲁中日报》)编辑部,登载后反映很好,影响很大。我通过代写稿件为宣传抗战做了一点贡献,感到非常高兴。
四、耳闻目睹两次反围歼壮举
1941年11月,日军集中了5万多人的兵力对沂蒙山区开展“铁壁合围”式大扫荡,八路军采取的是“反清剿”、“反合围”斗争。到11月底,由于情报不准确,敌情不清楚,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一一五师、山东纵队等后方机关总计400多人,还有很大的电台,被装备精良且训练有素的日军赶到离我们村15里路远的大青山去了,并围困在那里,从而发生了空前残酷的大青山战役。日军打死了我们300多人,德国友人希伯、省级领导战工会主任陈明等也牺牲在这里。后来我去看过战场,很残酷,我们的村庄也都被扫荡光了。
1941年12月初,山东纵队第2旅第4团第3营的3个连队中,有1个连队离开到别的地方去了,留下来的两个连队驻扎在离我们村庄有40里路的栗林村。这两个连队不了解当地地形,然而日本人把这两个连队情况搞清楚了后,就在一天夜里把我们的两个连队包围了。这两个连队经过英勇作战,突围到北瓦庄的小北山,日军通过围追,把我们的连队赶向了小北山上。这个时候我们全家从南瓦庄难逃,父亲带着我们住在小北山。当地老百姓不敢睡在家里,怕日本人来伏击啊,来突袭啊。他们在小北山附近挖了很多地洞,其实也不叫地洞,应该叫地窖。家家户户都挖地窖,挖一个很大坑,上面搞几块木头撑起来,再用高粱秸盖上,秸秆上面再用土埋上。我父亲就领着我们一家人躲在这样的地窖里。在日军围攻小北山上我们的部队时,不只我一家,有好多人家就藏在山附近的窖子里。地窖的四周都是大的青光石,日军的铁蹄在上面咔咔响,同时还能听到他们哇哇的叫声,我们感到非常害怕啊,但是日军没发现我们。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有亮,我突然就听到机炮啪啪啪地响起来了,有个年轻人推开盖子一看,说日本人打来了,其实就是我们整个两连队被日本人赶上山了。大家一听日军上山了,就赶紧逃跑啊。我爬起来就跟着父亲向山上面跑。这个时候,我们的两个连队被包围了,枪声啪啪啪响,战士们打啊,但是我们的武器都是很土的,不行啊!日军的武器都是机枪、手榴弹啊!我们跑到山上后和部队汇合起来了,敌人也追上来了。只要听到啪啪啪,我知道敌人打枪了,就趴下。后来感觉在山上不行,虽然山上的石头不断往下掉,我还是往山下跳啊,跟着父亲摔啊,一直向山下跑。我们老百姓漫山跑到很远的地方,日军也不追了。我们从早晨一直跑到下午,估计跑出了三十多里路,父亲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分开了,后来我自己是慢慢地跟着大人回来的。当时因为我很小,不知道战争具体情况,只看到战士死了很多,老百姓在逃跑中也死了不少。后来了解的情况是,我们的两个连队几乎被敌人打光了。两个连队当时是172个人,除了4个人突围以外,其他151个人战死了,还有17个战士因为没子弹了,就把枪扔掉砸坏,跳下悬崖牺牲了。
五、参加公山头阻击战
1943年春,在架庄据点的小炮楼里,蜗居着一小队日本鬼子。有一天,由于他们缺粮少肉,就计划到附近山区村庄掠夺粮食,杀鸡宰猪带回去吃。游击队的民兵得知这一消息后,就准备组织十多个人在半路上阻击。
当时我想跟他们去。尽管我年纪小,但是跑得快,人也灵活,再者还是儿童团长,对打仗消灭日本鬼子有一种好奇心,这些都促使我向他们提出让我参加的请求。民兵们很喜对我,对我很信任,就答应了,而且还说会保护我的安全,于是我就壮起胆子跟他们去了。在临行前,他们还发给我一枝不到一尺高的小马枪,另有两发子弹。
大约上午九点钟左右,我们来到了孟良崮前的公山头上。这是一个小山岗,但是站在上面有居高临下之势。我们在几块大青石后面隐蔽起来。不久,十多个鬼子打着大阳小旗往山上爬来,等离我们还有500米左右时,民兵们一起开枪。刘日功的枪法很好,被县里誉为神枪手,几枪就打倒了3个鬼子。我们把鬼子打得晕头转向,他们不知到子弹从何而来,吓得抬着被打伤的鬼子掉头就跑了。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打击日本鬼子的战斗。在战斗中我得到了洗礼,大开了眼界,胆子更壮了,消灭日本鬼子的决心更坚定了。
六、投身革命抗击日军
1943年,我刚好13岁,那个时候就很想参加革命打鬼子。第一个原因是家乡经常遭受日军扫荡,对日本鬼子仇恨,想要报仇;再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家里那时候已经很穷,生活很苦,能够吃地瓜和小米就很不错了,有时逃难什么也吃不上,想参加革命也是为了有口饭吃。当然,还有一些革命者对我的影响也比较大。我的父亲是共产党员,地下党,在日本人没来我们这个地方之前就和地主作斗争。他抗日也很坚决,虽然没有参加过消灭日军的战斗,但是他做过通信员,帮助跑路送信,积极组织老百姓开展抗敌斗争等活动,还做过垛庄村党支部委员,宣传委员,向群众开展抗日宣传啊,但是那时党员身份是不公开的,需要保密,周围人都不知道他是地下党。
1940年初,我曾看见过父亲的革命活动。他们支部在我家开会,讨论如何开展活动,这在我的印象中很深。他是因为身体不好才逐渐退出了活动。父亲的文化程度比较高,在参加革命活动之余,还教我识字,读古诗,给我讲些抗日故事、革命道理,逐渐培养起了我的抗日热情。由于父亲参加了革命,所以会有延安来的人员和区里的一些政府人员来我家联系工作,垛庄区区委书记李横升经常到我家里和父亲谈话,县青年救国会的会长李子超也经常来我家找父亲。他们常在我家吃饭,那时候我们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李会长对我很好,有时候把手表拿给我戴戴,看我很聪明,各方面教育很多,对共产党也有一点认识,就对我讲很多革命道理,他甚至有时候下乡也带我去。我认识了很多从事革命活动的人,接触的地下党多,所以对革命向往,自己就想出来参加八路军去打鬼子。1942年,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的学员到我们村来过。他们到此宣传抗战,派人来做群众工作,帮助发展妇女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和儿童团,我和这些人都很熟悉。他们来了后住在老百姓的破房子里,睡在稻草上,没有被子,我还和他们一起住过。因为那时老百姓生活条件差,没有什么水洗澡,他们身上长着疥疮。我和抗大的人接触多了,思想也开阔了,对日军更加仇恨。此外,从1938年到1940年,我们村子里到延安去参加抗战的有李先候、彭华庵等很多人,他们的抗日行动对我们这些小孩们也有很大鼓励作用。但是,当时家里不同意我参加八路军,说我只有十三、四岁,年纪太小了,不行啊。
到了1944年,我长大一点,也成熟了不少,社会知识更多一些,也接触到了更多抗日战士,就更加想当八路军了。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母,父亲对母亲说:“他想出来,就让他出来吧。”1944年6月20日,在父亲的推荐介绍下,我来到垛庄区青年救国联合会上班,就正式脱产参加革命了。那个时候,只要脱产参加革命,就算当八路军,乡干部都算八路军。参加革命后就吃公粮了,一个月发1块钱买买牙膏牙刷等生活用品。1945年春,垛庄区并入崖子区,我在崖子区继续做青救会工作。我们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个就是组织发展儿童团;另一个就是完成区里交代的其它任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斗地主。那时很多农民租种地主土地。共产党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我们到村里对农民宣传地主如何剥削老百姓、欺压老百姓、强奸妇女等等罪行,我们怎么起来反抗,通过开大会动员群众斗地主,揭发地主的阴谋和罪恶。我参加革命以后就是做这样的工作。
1944年,我还参加了沂南县委在北瓦庄组织的工农群众训练班,参加训练班的主要是工会、农会、青年救国会、农民救国会、工人救国会和妇女救国会等组织的领导成员。在训练班学习三个月,主要听县委书记、县长和抗联主任等领导给我们讲革命道理。三个月结束后,学员们的思想水平有了很大提升,我回到崖子区做青救会和儿童团工作。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的消息很快由上面一级一级传达下来,还有《大众日报》也在宣传。我们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后很高兴,跳秧歌庆祝。
七、继续战斗的共产党员
日本宣布投降以后,我继续在崖子区工作,因此就没有想到抗战结束后是否回家的问题,而是已经隐约意识到还有国民党问题要解决,所以非常努力地投入工作。
1946年4月,区里的组织委员陈先梅(音)找我谈话,做思想工作,审查一下我的家庭成分和工作情况,然后发个表给我,让我填写入党申请书。当月的25日,我就入了党。我的候补期是3个月。候补期的长短要以家庭成分来定,我的家庭成分比较好,家里比较穷,所以3个月即可。如果是富裕人家出身的话,候补期是半年。1946年7月25日,我就转为正式党员了。这时候正好扩军,区里面要扩大区中队,区中队相当于一个连队的规模,扩招了一些新兵,穿灰色军装。就在7月底,区委书记找我谈话说:“你到区中队里面当指导员吧”!于是8月初我就到区中队了。1946年8月,我开始担任崖子区中队副指导员,区委书记兼指导员。中队有40个人,工作都由我主持。
到了1946年11月,部队又要扩军了,我们区中队就升调到县大队。到了县大队以后,把我们和其它升调的各区中队组织起来,编成一连、二连和三连。我到一连担任连长兼指导员。到了12月,县大队升级为正规军了,编入鲁中军区炮兵团,我被分到五连。当时我是带着县大队100多人去的,干了一段时间以后,在部队的允许下,去的大部分人又回县大队去了。炮兵团主任高士奇看我年纪轻、很聪明、有文化,就说:“你留下来好不好?”我问他留下来干什么,他说当连副指导员,我说:“可以。”他马上给我发一个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呢子大衣,还配了一个勤务员。当兵苦啊,有人当逃兵了,他派我带一个排把俘虏抓回来,我骑着马去将逃兵追回来了。
在解放战争中,我先后参加过鲁南、孟良崮、莱芜、沙土集、双堆集、郑州、洛阳、开封、豫东、淮海以及解放上海等战役,解放后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历任政治指导员、宣传科长、政治处主任、政治部副主任、解放军第八六医院政治委员以及南京军区总医院副政治委员,直到离休。
责任编辑:钟煜豪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抗战老兵,口述,八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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