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美丽灵魂与头颅的……重量

美国记者、作家埃亚勒·普雷斯的《美丽灵魂: 黑暗中的反抗者》（刘静雯译，三辉图书/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5月，“真实的力量”丛书之一）讲述了四个普通人的故事，这四个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敢于违抗命令或不惜冒着个人危险、不顾个人得失而对不义说“不”，并且对无辜受难者施以援手。通过长期的实地观察、采访，同时研究和吸取了神经科学、组织行为学和道德心理学的前沿实验成果，普雷斯讲述和分析了四个普通人如何在集体的顺从、冷漠中挺身为“正义”发声的故事。原书书名是“Beautiful Souls：Saying No, Breaking Ranks and Heeding the Voice of Conscience in Dark Times”，中译本的副标题很有概括性，但是没有把“说不”点出来则有点遗憾。原书的封面是黑色、模糊的影像，符合非虚构写作的风格，但是中译本的封面设计却颠覆了这种风格：黑色栅栏的中间两条铁枝被掰开、被截断，在铁枝的四个断裂端口竟然分别长出玫瑰花，玫瑰花护卫着“美丽灵魂”这四个烫金的字，下面是黑字“黑暗中的反抗者”。这是一种图案化与天真风格，比原版的封面设计更为符合我们阅读该书所产生的思想冲动与审美期待。

从“二战”前庇护犹太难民的瑞士移民局警官，到巴尔干种族屠杀中拯救异族难民的塞尔维亚人；从违抗军令为巴勒斯坦受难者提供援助的以色列士兵，到华尔街揭露客户存款黑幕的分析员——“是什么促使这四名普通人对己方阵营说‘不’？是什么让他们在遵守职责和践行人道之间，选择后者？是什么让他们本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却甘受惩罚投身反抗？”印在本书封底的这三个问题足可成为本书最好的导读，也是对每一位读者的灵魂叩问。

我认为其中有几个问题是最值得思考的。首先，他们都不是因为对体制的怀疑、反叛而说“不”，而是因为真诚地相信体制所标榜的信念，只是当他们发现信念与现实的冲突之后无法让自己平静地顺从与接受现实；其次，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之中很少有人面临过普雷斯在《美丽心灵》中所记述的那种良知危机”，我认为恰好相反，我们之中实际上几乎无人可以逃离那种良知危机，只是已经麻木了。“我们多么不习惯于问一问，我们的被动和默许可能在纵容有悖良心的事以我们的名义进行上扮演着什么角色。”（253页）好一个“多么不习惯于问一问”，的确，天大的问题就在于培养这种习惯；而且，“以我们的名义”就是最好的发问角度：真的与我们无关吗？或者，我们真的同意这样做吗？还有，对敢于直面良知危机并且终于说“不”的平凡人来说，更痛苦的事情是在事后发现这个世界一切依旧，就像作者在“后记”中说的那位前美军高级检察官万德维尔德所感受到的。那么，最残酷的问题就是，当你向别人讲述这些平凡人的勇敢故事的时候，你会隐瞒这种残酷的真相吗？——“你没法带来改变。你只是给自己带来痛苦。”你如何回答“这有用吗？”这个问题？你愿意你的亲人作出“只是给自己带来痛苦”的选择吗？普雷斯从万德维尔德的痛苦与反思中找到的最大安慰是，他成功地避免了背叛自己。因此普雷斯说，“‘说不’一向不容易……但永远是有可能的。因此有必要试图去理解，普通人如何以及为什么能够使艰难但是有可能的事情得以实现。”（12页）如果回到这本书的封面，那就是要试图理解，玫瑰花是如何在铁栅栏被掰开的地方生长出来的。

英国人类学家弗朗西斯·拉尔森的《人类砍头小史》（秦传安译，海南出版社，2016年8月）的主题内容残酷而又迷人，作者丰富的人类学及相关学科知识和对人性的深刻理解以及生动、娴熟的讲述方式更使它成为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的优秀读物。“人类砍头小史”这个译名与原书书名“Severed : A History of Heads Lost and Heads Found”有点距离，失去了该书内容中除了“砍头”以外的头颅文化史的丰富性，但是如果直译为“切割：头颅遗失与寻回的历史”又会显得生硬。如果译作“人类斩首与展示头颅的历史”，恐怕又会显得不够通俗。现在这个译名倒是干脆，容易吸引读者。全书内容包括有南美文化中的干缩人头、战争中的人头战利品、欧洲的断头台文化、艺术史上的头颅创作、人类的头颅崇拜史、被用于科研的人类颅骨、医学院的人头解剖以及面向未来的人头实验，就是一部围绕着头颅的人类文化史。斩首、切割、买卖和政治性的展示头颅是非常残忍的主题，是人性中的黑洞；科学与艺术中的头颅则是对人类自身的深刻探索，它们共同构成人类的内心与面向外部世界的精神史与文化史。

关于政治性的斩首与头颅展示，弗朗西斯·拉尔森认为虽然这是历史上常见的杀鸡儆猴的做法，但是“如果当权者总是去使用这种手段，反而会变成一声鼓舞人心的呐喊，不但无法平息反叛情绪，反而会激起人们对被砍头者的崇拜。16世纪的英国就算是个典例：当时的宗教审判非常严酷，但那些被处死的牧师都被奉为了殉道者”。（2页）这的确是政治史所昭示的真实：殉道者的头颅成为暴政与反抗的象征，也成为审视时代良知水平的探测器；甚至当“头颅”完全只是文学中的象征性主题，它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和重量。谈到“重量”，不知是因为疏忽还是觉得并不重要，或者是因为头颅的重量在买卖、展示、研究过程中真的不被重视，我在该书中只是看到关于脑髓的称重（“到20世纪，越来越多的脑髓被称重、测量、比较、装到瓶子里……”224页），作者似乎完全没有提到头颅的重量问题，没有描述历史上的猎头者和后来出于各种原因收藏头颅骨的人是否称量过他们手里的头颅骨。当然，头颅的重量无非是身体上一个部件的物理数据。但是，就像围绕着头颅骨的种种展示仪式一样，在人类的思想与情感世界中，头颅的重量无法完全不被赋予象征性的意义，尤其是在文学创作中。拉尔森可能不会知道，在20世纪70年代末曾经有一首流传很广的短诗，头颅、天平和重量是这首诗歌的核心灵魂：“她把带血的头颅/ 放在生命的天平上/ 让所有苟活者/ 都失去了——重量。”（韩瀚《重量》，《清明》1979年第2期，获1979—1981年全国优秀诗歌奖）如果把这首小诗抄在作者曾任职的、以收藏头颅骨而著称的皮特河博物馆的某块展板上，恐怕会非常符合作者在本书最后一页说的这句话：“它们提醒我们记住自己的脆弱。它们迫使我们观照内心的自我，诱使我们研究人性的局限。”（268页）一颗带血的头颅让苟活者失去重量，这是人类学博物馆所能抵达的思想的最前沿。

由于干缩人头是牛津大学皮特河博物馆的“重头戏”，因此很自然成为该书的开篇内容。生活在安第斯山脉热带丛林和厄瓜多尔及秘鲁的亚马孙低地的舒阿尔人至少从16世纪开始就有猎头传统，那时的人头通常不是在战争中猎取，而是通过组织专门的部落袭击而获得，然后制作成干缩人头，目的是在盛大宴会的庆祝仪式上获得寄居于头颅中的“死后灵魂那令人敬畏的力量”。在仪式完成之后，这些人头便不再具有公共意义上的保存价值。在19世纪晚期，在繁荣的国际干缩人头贸易推动下，舒阿尔人猎头习俗进入全盛时期，一颗人头可以换一杆火枪。作者认为“猎取人头”（headhunting）这词让人想起那些远离文明并奇异、古怪且危险的世界，但实际上人头长期以来就在离家不远的地方被炫示，我们都有自己的猎头传统，甚至直到今天依然存在。（导言）这是作者对19世纪西方殖民者人头贸易传统的文化反思，对“野蛮”与“文明”的二元话语的批判；作者说，当我们在博物馆的玻璃柜中看到一具具头颅骨的时候，不应该再以为它们与我们毫无关系，这些人头可以帮助我们打破成见，挑战关于所谓原始习俗的假设。（27页）

根据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猎首在古代南岛语族地区也曾十分风行，研究资料显示出猎首曾存留于台湾高山族和云南佤族；在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也有猎首习俗的描述。《太平御览·卷七八六》“乌浒”条引万震《南州异物志》曰：“交广之界，民曰乌浒，东界在广州之南，交州之北。恒出道间，伺候二州行旅，有单迥辈者，辄出击之。……出得人归家，合聚邻里，悬死人中当，四面向坐，击铜鼓，歌舞饮酒，稍就割食之。”吕思勉先生也早就指出，“沿海原始民族或有食人之俗”，并引证了《墨子·鲁问》“楚之南，有啖人之国者”等文献材料，“可证食人之俗，曾一度流行于楚、粤、交、广至南洋群岛之原始民族间也”。（吕思勉《中国民族史》，185—186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除了食人肉，还有对人头的崇拜。《魏书·獠传》说：“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杀之人，美鬓髯者必剥其面皮，笼之于竹，及燥，号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作为考古学的证据，我在《广东美术史》（1992年）中认为仅见于岭南两广地区战国墓葬中的青铜人首柱形器很有可能就是猎首习俗的反映。其中出土于四会县鸟旦山墓葬的一件铜人首柱形器，人头像呈倒三角形，眼眶深陷，内中有眼睛，吻部凸出，嘴大，应为当地古代越人的典型特征。其塑造手法比较拙笨，明显反映出只作为象征意义的用途。德国著名人类学家利普斯（J· E· Lips，1895—1950）认为：“头部获得重要的意义，成为巫术力量的中心，头骨是专心致志崇拜的对象。”“这种利用住在头骨中力量的愿望，不仅引导出保存已死家庭成员头颅的习俗，而且引导出获得尽可能多的甚至是陌生人的头颅的要求。”（利普斯《事物的起源》，392页，汪宁生译，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年）

我们不妨想象这样的情景：暮色降临，在岭南山区小路上一个行人神色匆匆，他似乎也感觉到林间阴影中栖伏着不祥之鸟，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就在这时，从路边的草丛中跃起两条人影。手起刀落，行人的头颅已滚进了一个预先准备好的藤编袋子。两条人影箭一般地射进林子，隐没在浓黑世界之中。山寨燃起了松明，一片欢腾。在无数闪耀着喜悦的目光注视中，行者的头颅昂首夜空，不情愿地接受着两个汉子的献祭和他们身后的一大群腾舞雀跃的人们的歌颂。这是人类砍头史上的一幅真实而生动图景，昭示着遥远年代中的头颅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