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松芳︱别有因缘咸水妹

周松芳

2017-07-12 11:10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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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别有因缘咸水妹》上篇。

咸水妹名扬上海滩

近现代以来,因为上海的国际国内地位,以及广东人在上海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广东许多事物扬名于开埠后的上海,比如“食在广州”,笔者在《民国味道》一书中有深入的考述,此处不赘。再比如“咸水妹”,则是本文的主旨所在;风月史也是经济和文化史的一个重要侧面和重要反映。
在笔者能搜检得到的文献中,最早记述“咸水妹”的当属咸丰、道光时期曾为官岭南的刘楚英。刘楚英,字湘芸,四川中江人,道光十一年(1831)年举人,授甘肃罗平知县,咸丰九年(1859)升任广西梧州知府,同治二年(1863)调署桂林知府,同治三年回任梧州府。他同治九年刊刻的《石龛诗卷》中有“别有因缘咸水妹,绝无滋味淡巴菰”句。按:淡巴菰即烟草。清王士祯《香祖笔记》说:“吕宋国所产烟草,本名淡巴菰,又名金丝薰。”也有写作淡巴姑的。如俞正燮《癸巳存稿•吃烟事述》:“烟草出于吕宋,其地名曰淡巴姑。”但孙橒(字诗樵)的《余墨偶谈》(同治十年刻本)说这首诗作于上海。故其又在《咸水妹》条说:“上海蛋户之为海娼者,人呼之为咸水妹。”光绪十七年(1891)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张心泰《粤游小志》“妓女”条,也有“有蛋户为海娼者,人呼为咸水妹”的记述,语言与此雷同,或属过录。张曾随父宦游两广,光绪十三年谒选,官至宣化知府。也是同治九年刊刻的毛祥麟的《墨余录•风月谈资》,未点名咸水妹,更点睛咸水妹:“更有广东流娼,与之杂处,装饰异土著,不梳高髻,不第裙,不裹足,饰无珠玉,……人呼为盐酸梅,盖言品味虽未佳,而亦可以解渴除烦,一若津津乎有余味也。”大约因为未履粤地,耳食上海景观,得有此说吧,当然也不废其传神写照之处。后来徐珂辑撰《清稗类钞》,也有类似从音之说,但不至于泛指广东流娼:“西人呼妓曰咸飞司味,华人效之,于接应西人之粤妓简称之曰咸水妹,然有时也接本国人,惟不能使与西人相遇耳。”
风月事常在风闻间,所以,咸水妹的故实,越到后来,似乎越模糊:
俗呼粤妓为咸水妹,不知其何所取义。对山书《屋墨余叙》(即指毛祥麟《墨余录》,毛字对山)则谓为咸酸梅,以其物虽微,食之亦颇有味也。昨日有咸水妹郑双喜者,强拉某洋人入室寻欢,洋人不依,双喜伪向之缠扰。洋人怒甚,大声斥之,适二百四十号巡捕得得而来,乃解送英公廨。(《英界公堂纪事》,《申报》1895年1月30日3第4版)
再后来则引发起考究来——何谓咸水妹?或叫“咸酸梅”,荷兰语之音译也:
沪俗称粤妓曰咸水妹,不知其意云何,亦不知其言自何而来也。按咸水妹专接西客,我国明时已有荷兰人足迹,即当时所谓红毛番也。初至广东沿海一带贸易,渐与一蛋户之为妓者接触,故或谓咸水妹为荷兰语之译音意云妓也。清初人诗有“别有风情咸水妹,絶无滋味淡巴孤”之句,盖为上海作也。又苏沪一带,水与酸之音近,妹与梅为谐音,清毛祥麟苏人,《墨余录》云粤妓妆饰异土著,不拢头,不裹足,饰无珠玉,善歌,虽不解其词,然娓娓动听,犹云其品虽未佳,亦可以解愁除闷,正如咸酸梅之津津有味也云云,则咸水妹即咸酸梅之转音欤?不可得而知矣。(中国《咸水妹考》,《申报》1923年11月19日第8版)
一考证,一认真,就有人较真,提出订正意见,以为更应是英文Hanasomaemia之译音:
昨阅本报中国君所作《咸水妹考》一则,说自有理,惟据余所知,尙有一说,亦颇有价値。按咸水妹乃英文Hanasomaemia之译音(译意美女)。咸水妹专接西客,故西人呼之为咸水妹,理似较长也。不知中国君以为何如。(大荒山人《咸水妹考补遗》,《申报》1923年11月22日第21版)
然而,终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所以十年之后,有心之人再作考证,认为起源于香港,似乎了很大的进步:
上海的妓女中,有一种专接外国人,叫做“咸水妹”的,我想一定有很多人,不知这名词的来历。
据说咸水妹的发源地是香港:当香港割归英国辟为商埠后,外国人渐渐的上岸经商。其中一班兵舰上的水手,终日无所事事,便静极思动,要找寻妓女寻欢作乐。可是我国的那些妓女,因为见他们生的相貌,和我们异样,都是黄头发,蓝眼睛,很觉得害怕,所以谁也不敢接近他们。只有在海面上那些摇舢舨船摆渡的女子,伊们时常渡外国人上下轮船的缘故,都看惯了,言语也慢慢地互相能通达,那班外国人乃和伊们兜搭起来,伊们自后也就以此为业了。
香港本是一个海岛,海水是咸的,伊们又都在海面做生意,所以叫伊们“咸水妹”!——以后便成了接洋人的妓女的通称。这个“妹”是广东俗语,作女子未曾出嫁之称,又可作婢女解。现在往往有许多人,凡是广东妓女,都叫伊们做“咸水妹”,那是错的。
(陈天赐《咸水妹考》,《申报》1936年10月3日第17版)
有考证,有质疑,原本有助于发现事物的真相,可是有时质疑是在倒退;此番质疑者即是如此:
三日本刊《咸水妹考》谓“海水是咸的,伊们都在海上作生意,所以叫做咸水妹。”虽则颇似言之成理,然而终觉牵强得厉害,据我所知:咸水妹乃Handsome Maid的译音,犹之德律风(电话),马达卡(汽车),色老夫(跑街),康白度(买办)等,是一样的,未能照字面来解释,否则便攒进牛角尖去了。(郭振方《咸水妹是译音》,《申报》1936年10月20日第16版)
如此坚持说咸水妹是Handsome Maid的译音,那还不如十年前大荒山人的水平;迄至今日,海上所谓的名家们,也常煞有介事地考证咸水妹的渊源,水平也还是二三十年代的重复,毋庸例举;中国学术,多是低水平的重复,于此可见一斑。其实曾履咸水妹源地香港并有深入观察的王韬,其刊刻于光绪元年(1875)的《瀛濡杂志》早已指出其为音讹:“沪人遂讹称咸酸梅,谓其别有风味,能领略于咸酸之外。”(王韬《瀛濡杂志》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越到后来,似乎越搞不清楚,如《图画日报》1910年第304号碧《嗜好与俗殊咸酸》仍称:“沪上曲院现象,虽绘不胜绘,然以大致论之,连日各图中已略具梗概,惟花界中别有所谓咸酸妹者,(或作咸水妹),其命名不知何所取义。若非俱系粤产,能操西语,故所接狎客皆系西人。唐人诗:‘嗜好与俗殊咸酸。’咸酸妹之专接西人,殆知西人之嗜好,与华俗不同乎?因作是图,以补曲院现象之关。赞曰:似花非花,似叶非叶,粤女婆娑,西宾款接。浑身倩洁,曰咸水妹,嘉名特别。”
商业繁华,风月繁盛,自古而然。鸦片战争后,上海之所以被作为新开通商口岸首选,以其良好的港口贸易条件,所以,开埠之前,上海城内固无妓院以应客,可黄埔江的商船上却可得享此般服务:“道光以前,上海黄浦多泊贾舶,土人每以舟载妓应客,舟子辄高声呼曰:客欲唤妓乎?客应,即移棹至矣。”(徐珂《清稗类钞•娼妓类3》,孙国群《旧上海娼妓秘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引)王韬也说:“向时,浦中贾舶停桡处,士人辄载䘕院客溯洄其间。春风上下,其声曰‘唯’。泊舟者声相应,即拢舟送至,衾裯笙笛咸备,晨钟初动,便来引去。于萍水中作鱼水欢,恬不为怪。”(王韬《瀛濡杂志》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页)
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发展二三十年之后,繁华便成,风月自然不敢迟滞。亦如王韬说:“黄浦中,向有船妓,略如蛋户。日将暮,驶附海舶,分宿各帮。其海舶全身白垩,俗谓之白肚皮船,俱舶浦心。舶中所携红毛酒,贮以玻瓈瓶,色红味甘,辣如丁香,功胜媚药。杨征男《淞南乐府》云:‘淞南好,海舶塞江皋。罗袖争春登白肚,琉瓶卜夜醉红毛,身世总酕醄。’今此风稍息。近虹口处,间有西洋妓艘,歳一二至。华人或易西国装束以往。其有江干僦屋,独处无郎,号称西域葡萄者,迩来亦殊盛。”(王韬《瀛濡杂志》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页)就其着眼于洋人的,据1871年的不完全统计,英租界有专接洋人的妓院27家妓女92人,华洋兼接的35家131人,专接华人的382家1352人;法租界共有250家2600人,其中洋人常去的24家90人。有了这么一个数量,自然惹人关注。([美]兰能•科林《上海史》,孙国群《旧上海娼妓秘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引)这似乎还不包括咸水妹:“华妓洋娼之外,别有所谓咸水妹、淡水妹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十,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
且不说咸水妹,粤妓总是少不了的,因为粤商纵横四海,尤其是潮州商帮,很早就踏足苏(州)松(江,上海)地区;乾隆《潮州府志》说潮州“妇女妆束,以航海往来苏松间,相仿者甚多”,可见往来之盛。洋商北上,粤商继往,相关服务群体也跟着蜂拥北上,在虹口北四川路、四马路一带,仿佛建了一个广东城。冯尔康教授说,上海本以移民为主,客属移民约占4/5,而广东人又占客属移民的1/5,不可谓不多。梁元生教授也说,在1840年代末期和1850年代初期,广帮以八万人之众雄居上海移民群体第一位,后虽让位于得地利之便的宁波帮,但也始终保持住第二的位置。初期广东商人几乎垄断了上海的对外贸易,进而影响到相关贸易政策的制订,被费正清教授形容为“上海的广东化”。在这庞大的广东人群体中,自然有蛋家,有咸水妹;洋商们需要妓女的服务,这种服务,除了少数洋妓,就只能由在广州时就已与洋人打惯了交道的蛋家妹或广东妹承担。
美国海军和伴游小姐,一说即咸水妹。照片摄于1945-1946年,上海南京路。
咸水妹的香港渊源
从《申报》第一次关于咸水妹的报道即转载自香港《华字日报》,以及上海租界工部局援引香港成例要求咸水妹进行定期身体检查,可知上海的咸水妹之称,渊源自于香港;前引陈天赐的《咸水妹考》说得也实在很靠谱。之所以未被广为采信,或许因为都是第二手材料——未曾亲见亲历之故。上海人的香港观察也与此合。如王韬在光绪丁亥(1887年)写就的《漫游随录》中记他1867至1869年应邀赴欧西考察途中,在香港期间的见闻,即提到咸水妹:
上环高处为太平山,两旁屋宇参差如雁翅,碧窗红槛,画栋珠帘,皆妓女之所居也。粉白黛绿充公牣其中,惜皆六寸肤圆,雪光致致;至于弓弯纤小,百中仅一二。容色亦妍媸参半。其有所谓“咸水妹”者,多在中环,类皆西人之外妻,或拥厚资列屋而居,佳者圆姿替月,媚眼流波,亦觉别饶风韵。或有乞余作香港竹枝词者,余口占答之云:“绝岛风光水面开,四重金碧焕楼台。海天花月殊中土,谁唱新词入拍来。”
不过,这里的“咸水妹”,大抵同于今日的二奶,而与上海作为妓女的接待水手洋商的“咸水妹”,是有明显区别的;在上海,咸水妹仅指招接洋人的妓女,如光绪二年初刊的葛元煦《沪游杂记》说:“粤妓寄居沪地者,招接洋人,为咸水妹;应酬华人,为老举,簪珥衣饰皆有分别。”(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2页)“类皆西人之外妻”者,称为“广东婆”:
日前因广东韦王氏及优人杨月楼一案,闻上海绅董有禀请禁止妇女看戏之举,因未能防范于前,尚欲求补苴于后,可谓因时救弊,煞费苦心,亦善举也。然余不能无议焉。夫洋场之所称为妇女者,良家尚不及半,其实则广东之咸水妹、洋人所包之广东婆,与夫本地之长三、么二、说书先生、花鼓戏私窝子、花烟间女堂倌、拚头妇搭脚娘姨居多,有如许光怪陆离之妇女,而欲其咸遵约束,不犯律法,岂不难哉。(《禁止妇女看戏论》,《申报》1874年1月6日第2版)
而在《申报》上关于杨月楼案的笔战中,代表“广东四直州二直厅七州七十七县同人”诿粤人之过于香山之一邑,也作如此区分:“盖粤人所称为糠摆渡(俗名买办)、细崽、广东婆、咸水妹者,均系香山一县男女也,生无耻之乡,习不堪之业,在粤人己不齿之于人类,而香山男女方以此为生财之路,致富之端,扬扬得意,以为光荣实甚。”其实,王韬所谓的“粤俗呼之为咸水妹”,或只限于香港一隅,不可推之全粤;粤地几无此叫法,后叙。
明确把上海的咸水妹与香港的咸水妹等量齐观的,是1903年广东佛山人吴沃尧(1866-1910,笔名我佛山人)开始在《新小说》杂志连载的后来被誉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廿年目睹之怪现状》;作者幼随父祖生于北京,两岁即返乡居,二十岁左右抵沪谋生(当时上海和海外是广东人外出谋生两大去处)。因着这个身份和经历,他谈起咸水妹当然要靠谱些,当然也不脱“上海印迹”;小说第三十三回《假风雅当筵呈丑态 真义侠拯人出火坑 》第一次写到咸水妹时,地点就在上海粤人聚居区的一家妓院:
在虹口一带,地方不远就到了,打开门进去,只见那咸水妹蓬着头,象才起来的样子。我就问:“景翼有来没有?”咸水妹道:“有个把月没有来了,他近来发了财,还到我们这里来么,要到四马路嫖长三去了。”
然而,这个期间的咸水妹,已经非复从前的“交接洋人”,曾经引得沪上名妓都折腰的咸水妹,而是地位远次于上等妓女长三,而且早已“出口转内销”,服务粤人等的中下等妓女了。而其正式对“咸水妹”作出解说,则要到第五十七回《充苦力乡人得奇遇 发狂怒老父责顽儿》:
看官先要明白了咸水妹这句名词,是指的甚么人。香港初开埠的时候,外国人渐渐来的多了,要寻个妓女也没有,为甚么呢?因为他们生的相貌和我们两样,那时大家都未曾看惯,看见他那种生得金黄头发蓝眼睛珠子,没有一个不害怕的,那些妇女谁敢近他?只有香港海面那些摇舢舨的女子,他们渡外国人上下轮船,先看惯了言语,也慢慢的通了外国人,和他们兜搭起来,他们自后就以此为业了。香港是一个海岛,海水是咸的,他们都在海面做生意,所以叫他做咸水妹。以后便成了接洋人的妓女之通称。这个妹字,是广东俗话,女子未曾出嫁之称,又可作婢女解。现在有许多人,凡是广东妓女,都叫他做咸水妹,那就差得远了。
香港的咸水妹之说,延续甚久。戴望舒的《蛋家鸡》也录有此说:“有人说‘咸水妹’就是蛋家中之藉父母遗体营生者……也不免冤枉了蛋家。其实,‘咸水妹’是专做外国水兵生意的;做皮肉生意的蛋家妹叫‘水鸡’,以其交易在船中进行也。(可是其中未必尽是蛋家,非蛋家之下水当鸡者亦不在少数),他们大都会唱几句‘海里珍珠容易搵’等的‘咸水歌’,又有一身结实的皮肉和腥气咸鱼味。战前筲箕湾和香港仔多得很,听说只消几毫子就可以真个销魂。”(卢玮銮等主编《沦陷时期香港文学作品选:叶灵凤、戴望舒合集》,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13年版,第365页)
到了大陆咸水妹早已绝迹的1960年代,白先勇先生的小说中还有咸水妹的描述:
夜来香二楼舞厅的人影子在暗红的玻璃上,幢幢晃动,广东舞曲睡眠不足似的,有气没力的拖拉着。骑楼上一个穿黄色紧身旗袍的女人正在和个葡萄牙水兵拉扯着,“夜来香”三个霓虹灯的大字,照得她生满了鱼鳞似的缎子旗袍闪闪发光。她半身探出骑楼外,浪声笑着,水兵揽住她的腰肢,往房中拖去,黄衫女人两手扒住骑楼栏杆,一头长发跌到胸前,她的笑声尖锐而凄厉,淹没在四面涌来的麻雀牌声中。她生过麻疯,他们说,她已经梅毒攻心了,他们说。她是中、西,葡、英的混杂种,她是湾仔五块钱一夜的咸水妹。坐在“夜来香”的门槛上,捞起她的黄旗袍,擦拭给她梅毒蛀掉了睫毛的眼睛,她擤着鼻涕,揉着她粉红色的烂眼角。合家铲!她咬着发乌的嘴唇哼道,哄死人啦!讲好五块钱,那个死鬼提起裤带飞溜。我要吃饭啊!我赶着他叫道,只要五块钱,五块钱哪!合家铲!合家铲!香港女人都差不到哪里去了,他半眯着眼睛,漫不经意的说道,香港女人,香港女人!有一天,香港女人都快变成卖淫妇了。两百块的,廿块的,五块钱一夜的。大使旅馆的应召女郎,六国酒店的婊子,湾仔码头边的咸水妹。揩着梅毒蛀烂了的眼圈,大声喊着:五块钱一夜!(小姐,报纸说用水时缩成一个礼拜四小时哪。)嗯,香港快被晒干了。香港在深蓝色的海水中,被太阳晒得一寸一寸的萎缩下去。(白先勇《香港——一九六O》,台北《现代文学》1964年第21期)
省港一家,为什么独独强调香港渊源呢?这点外人殊为难解。因为从前广州虽然一口通商,但对洋人还是防范甚严,不仅禁止洋商携带女眷居住广州,连日常活动都严格约束,“惟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三日,准其前赴海幢寺、花地闲游散解”。(梁廷枏《粤海关志》(校注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14页)外出饮酒嫖娼,更是不容:“如有不肖男息为外人仆役,引外人擅离夷馆饮酒、狎妓,或趁夜携妓回夷馆者,巡逻、更夫及捕快均可逮捕之。”(刘诗平《洋行之王:怡和与它的商业帝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183页)而且广东人一种独特的保守性,也不容洋人染指华妓。如1836年,几名外国水手把船驶近一艘提供性交易的花船,其中有个人趁着酒劲跳上去,很快就被8到10个广州男人的攻击,在朋友的帮助下才被救出。(Charles Toogood Downing,The Fan-Qui in China, vol.1, London: Henry Colburn, 1838, pp.243-244.)
当然,洋商特别是外夷商船水手既有性的强烈需求,利之所趋,作奸犯科之人之事必有,有一种区别于传统花船的“河旁小艇”,主要活动在外国水手聚集区黄埔等广州周边水域,被外国水手戏称为“爱之船”,正是这些“爱之船”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们的性需求。(Paul. A. Van Dyke (范岱克), “Floating Brothels and the Canton Flower Boats 1750-1930”, Review of Culture, International Edition No.37, 2011, p.129, pp.142,)这种非法状态,也容易引发恶性案件。如1781年11月11日下午,英国商船水手埃文斯•沙泽•梅特和见习少尉巴顿乘坐小船前往广州城,途中接引两名妓女登船,逗留了大约半个小时之后离开,之后他们发现不见了三块银元,导致一场斗殴的发生,埃文斯永远失踪。中国的涉案人员则被广州地方当局逮捕,审讯后承认了犯罪行为并被惩处。(英国印度事务部档案 IOR/G/12/73, 14 November, 1781, pp.12-13.上引的海外文献资料,转引自冷东、沈晓鸣《黄亚胜案件辨析》,《学术研究》2014 年第12期)
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外国人士在广州的活动是不可能出现咸水妹的,至少不至于公开出现,当然就不会有所谓的咸水妹之名称。
作为中国民俗学奠基性刊物的中山大学《民俗》杂志,当年也是将广东的蛋家与香港的咸水妹区别对待的,也指向了咸水妹的香港渊源:
蛋民的名目:
……
D.蛋家妹,蛋家仔,蛋家波,蛋家佬:蛋民之中,又因年龄性别的不同,而有其各别的名目。“在岸上,少女名之曰蛋家妹,少妇名之曰蛋家仔,妇人名之曰蛋家婆,男人名之曰蛋家佬。这至今还是一个普遍的名词。”
E.咸水妹,水鸡:“蛋家妹是在香港澳门间,或咸水的海岸飘泊者,又叫咸水妹,(或减飞水妹)当然做妓女的也有。……前清季世到近年,上海也有咸水妹了……”又中华全国风俗志广东之蛋妇条云:“粤有所谓水鸡者,即所谓蛋妇也。……此等水鸡则注意于夜市。
(《蛋家》,《民俗》1929年第76期,第22页)
外江人士抵粤近观细察,也可以明白及此:
船户多蛋民,不准考试,隶南番河泊所大使管辖。此等人多搭寮而居,陆居者少,俗呼蛋家。蛋妇俗名水鸡,顺德陈村呼为泥蟹,香港呼为咸水妹。冶容论淫,不顾廉耻。东船西舫,斗艳争妍。乐此者呼为打水鸡。(且寄庐主人《两粤见闻录》(续),上海时报馆《滑稽时报》1915年第3期,第9页)
责任编辑:彭珊珊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咸水妹,香港,上海,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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