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松芳︱别有因缘咸水妹

本文为《别有因缘咸水妹》上篇。

咸水妹名扬上海滩

近现代以来，因为上海的国际国内地位，以及广东人在上海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广东许多事物扬名于开埠后的上海，比如“食在广州”，笔者在《民国味道》一书中有深入的考述，此处不赘。再比如“咸水妹”，则是本文的主旨所在；风月史也是经济和文化史的一个重要侧面和重要反映。

在笔者能搜检得到的文献中，最早记述“咸水妹”的当属咸丰、道光时期曾为官岭南的刘楚英。刘楚英，字湘芸，四川中江人，道光十一年（1831）年举人，授甘肃罗平知县，咸丰九年（1859）升任广西梧州知府，同治二年（1863）调署桂林知府，同治三年回任梧州府。他同治九年刊刻的《石龛诗卷》中有“别有因缘咸水妹，绝无滋味淡巴菰”句。按：淡巴菰即烟草。清王士祯《香祖笔记》说：“吕宋国所产烟草，本名淡巴菰，又名金丝薰。”也有写作淡巴姑的。如俞正燮《癸巳存稿•吃烟事述》：“烟草出于吕宋，其地名曰淡巴姑。”但孙橒（字诗樵）的《余墨偶谈》（同治十年刻本）说这首诗作于上海。故其又在《咸水妹》条说：“上海蛋户之为海娼者，人呼之为咸水妹。”光绪十七年（1891）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张心泰《粤游小志》“妓女”条，也有“有蛋户为海娼者，人呼为咸水妹”的记述，语言与此雷同，或属过录。张曾随父宦游两广，光绪十三年谒选，官至宣化知府。也是同治九年刊刻的毛祥麟的《墨余录•风月谈资》，未点名咸水妹，更点睛咸水妹：“更有广东流娼，与之杂处，装饰异土著，不梳高髻，不第裙，不裹足，饰无珠玉，……人呼为盐酸梅，盖言品味虽未佳，而亦可以解渴除烦，一若津津乎有余味也。”大约因为未履粤地，耳食上海景观，得有此说吧，当然也不废其传神写照之处。后来徐珂辑撰《清稗类钞》，也有类似从音之说，但不至于泛指广东流娼：“西人呼妓曰咸飞司味，华人效之，于接应西人之粤妓简称之曰咸水妹，然有时也接本国人，惟不能使与西人相遇耳。”

风月事常在风闻间，所以，咸水妹的故实，越到后来，似乎越模糊：

俗呼粤妓为咸水妹，不知其何所取义。对山书《屋墨余叙》（即指毛祥麟《墨余录》，毛字对山）则谓为咸酸梅，以其物虽微，食之亦颇有味也。昨日有咸水妹郑双喜者，强拉某洋人入室寻欢，洋人不依，双喜伪向之缠扰。洋人怒甚，大声斥之，适二百四十号巡捕得得而来，乃解送英公廨。（《英界公堂纪事》，《申报》1895年1月30日3第4版）

再后来则引发起考究来——何谓咸水妹？或叫“咸酸梅”，荷兰语之音译也：

沪俗称粤妓曰咸水妹，不知其意云何，亦不知其言自何而来也。按咸水妹专接西客，我国明时已有荷兰人足迹，即当时所谓红毛番也。初至广东沿海一带贸易，渐与一蛋户之为妓者接触，故或谓咸水妹为荷兰语之译音意云妓也。清初人诗有“别有风情咸水妹，絶无滋味淡巴孤”之句，盖为上海作也。又苏沪一带，水与酸之音近，妹与梅为谐音，清毛祥麟苏人，《墨余录》云粤妓妆饰异土著，不拢头，不裹足，饰无珠玉，善歌，虽不解其词，然娓娓动听，犹云其品虽未佳，亦可以解愁除闷，正如咸酸梅之津津有味也云云，则咸水妹即咸酸梅之转音欤？不可得而知矣。（中国《咸水妹考》，《申报》1923年11月19日第8版）

一考证，一认真，就有人较真，提出订正意见，以为更应是英文Hanasomaemia之译音：

昨阅本报中国君所作《咸水妹考》一则，说自有理，惟据余所知，尙有一说，亦颇有价値。按咸水妹乃英文Hanasomaemia之译音（译意美女）。咸水妹专接西客，故西人呼之为咸水妹，理似较长也。不知中国君以为何如。（大荒山人《咸水妹考补遗》，《申报》1923年11月22日第21版）

然而，终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所以十年之后，有心之人再作考证，认为起源于香港，似乎了很大的进步：

上海的妓女中，有一种专接外国人，叫做“咸水妹”的，我想一定有很多人，不知这名词的来历。

据说咸水妹的发源地是香港：当香港割归英国辟为商埠后，外国人渐渐的上岸经商。其中一班兵舰上的水手，终日无所事事，便静极思动，要找寻妓女寻欢作乐。可是我国的那些妓女，因为见他们生的相貌，和我们异样，都是黄头发，蓝眼睛，很觉得害怕，所以谁也不敢接近他们。只有在海面上那些摇舢舨船摆渡的女子，伊们时常渡外国人上下轮船的缘故，都看惯了，言语也慢慢地互相能通达，那班外国人乃和伊们兜搭起来，伊们自后也就以此为业了。

香港本是一个海岛，海水是咸的，伊们又都在海面做生意，所以叫伊们“咸水妹”！——以后便成了接洋人的妓女的通称。这个“妹”是广东俗语，作女子未曾出嫁之称，又可作婢女解。现在往往有许多人，凡是广东妓女，都叫伊们做“咸水妹”，那是错的。（陈天赐《咸水妹考》，《申报》1936年10月3日第17版）

有考证，有质疑，原本有助于发现事物的真相，可是有时质疑是在倒退；此番质疑者即是如此：

三日本刊《咸水妹考》谓“海水是咸的，伊们都在海上作生意，所以叫做咸水妹。”虽则颇似言之成理，然而终觉牵强得厉害，据我所知：咸水妹乃Handsome Maid的译音，犹之德律风（电话），马达卡（汽车），色老夫（跑街），康白度（买办）等，是一样的，未能照字面来解释，否则便攒进牛角尖去了。（郭振方《咸水妹是译音》，《申报》1936年10月20日第16版）

如此坚持说咸水妹是Handsome Maid的译音，那还不如十年前大荒山人的水平；迄至今日，海上所谓的名家们，也常煞有介事地考证咸水妹的渊源，水平也还是二三十年代的重复，毋庸例举；中国学术，多是低水平的重复，于此可见一斑。其实曾履咸水妹源地香港并有深入观察的王韬，其刊刻于光绪元年（1875）的《瀛濡杂志》早已指出其为音讹：“沪人遂讹称咸酸梅，谓其别有风味，能领略于咸酸之外。”（王韬《瀛濡杂志》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越到后来，似乎越搞不清楚，如《图画日报》1910年第304号碧《嗜好与俗殊咸酸》仍称：“沪上曲院现象，虽绘不胜绘，然以大致论之，连日各图中已略具梗概，惟花界中别有所谓咸酸妹者，（或作咸水妹），其命名不知何所取义。若非俱系粤产，能操西语，故所接狎客皆系西人。唐人诗：‘嗜好与俗殊咸酸。’咸酸妹之专接西人，殆知西人之嗜好，与华俗不同乎？因作是图，以补曲院现象之关。赞曰：似花非花，似叶非叶，粤女婆娑，西宾款接。浑身倩洁，曰咸水妹，嘉名特别。”

商业繁华，风月繁盛，自古而然。鸦片战争后，上海之所以被作为新开通商口岸首选，以其良好的港口贸易条件，所以，开埠之前，上海城内固无妓院以应客，可黄埔江的商船上却可得享此般服务：“道光以前，上海黄浦多泊贾舶，土人每以舟载妓应客，舟子辄高声呼曰：客欲唤妓乎？客应，即移棹至矣。”（徐珂《清稗类钞•娼妓类3》，孙国群《旧上海娼妓秘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引）王韬也说：“向时，浦中贾舶停桡处，士人辄载䘕院客溯洄其间。春风上下，其声曰‘唯’。泊舟者声相应，即拢舟送至，衾裯笙笛咸备，晨钟初动，便来引去。于萍水中作鱼水欢，恬不为怪。”（王韬《瀛濡杂志》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页）

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发展二三十年之后，繁华便成，风月自然不敢迟滞。亦如王韬说：“黄浦中，向有船妓，略如蛋户。日将暮，驶附海舶，分宿各帮。其海舶全身白垩，俗谓之白肚皮船，俱舶浦心。舶中所携红毛酒，贮以玻瓈瓶，色红味甘，辣如丁香，功胜媚药。杨征男《淞南乐府》云：‘淞南好，海舶塞江皋。罗袖争春登白肚，琉瓶卜夜醉红毛，身世总酕醄。’今此风稍息。近虹口处，间有西洋妓艘，歳一二至。华人或易西国装束以往。其有江干僦屋，独处无郎，号称西域葡萄者，迩来亦殊盛。”（王韬《瀛濡杂志》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页）就其着眼于洋人的，据1871年的不完全统计，英租界有专接洋人的妓院27家妓女92人，华洋兼接的35家131人，专接华人的382家1352人；法租界共有250家2600人，其中洋人常去的24家90人。有了这么一个数量，自然惹人关注。（[美]兰能•科林《上海史》，孙国群《旧上海娼妓秘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引）这似乎还不包括咸水妹：“华妓洋娼之外，别有所谓咸水妹、淡水妹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十，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

且不说咸水妹，粤妓总是少不了的，因为粤商纵横四海，尤其是潮州商帮，很早就踏足苏（州）松（江，上海）地区；乾隆《潮州府志》说潮州“妇女妆束，以航海往来苏松间，相仿者甚多”，可见往来之盛。洋商北上，粤商继往，相关服务群体也跟着蜂拥北上，在虹口北四川路、四马路一带，仿佛建了一个广东城。冯尔康教授说，上海本以移民为主，客属移民约占4/5，而广东人又占客属移民的1/5，不可谓不多。梁元生教授也说，在1840年代末期和1850年代初期，广帮以八万人之众雄居上海移民群体第一位，后虽让位于得地利之便的宁波帮，但也始终保持住第二的位置。初期广东商人几乎垄断了上海的对外贸易，进而影响到相关贸易政策的制订，被费正清教授形容为“上海的广东化”。在这庞大的广东人群体中，自然有蛋家，有咸水妹；洋商们需要妓女的服务，这种服务，除了少数洋妓，就只能由在广州时就已与洋人打惯了交道的蛋家妹或广东妹承担。

咸水妹的香港渊源

从《申报》第一次关于咸水妹的报道即转载自香港《华字日报》，以及上海租界工部局援引香港成例要求咸水妹进行定期身体检查，可知上海的咸水妹之称，渊源自于香港；前引陈天赐的《咸水妹考》说得也实在很靠谱。之所以未被广为采信，或许因为都是第二手材料——未曾亲见亲历之故。上海人的香港观察也与此合。如王韬在光绪丁亥（1887年）写就的《漫游随录》中记他1867至1869年应邀赴欧西考察途中，在香港期间的见闻，即提到咸水妹：

上环高处为太平山，两旁屋宇参差如雁翅，碧窗红槛，画栋珠帘，皆妓女之所居也。粉白黛绿充公牣其中，惜皆六寸肤圆，雪光致致；至于弓弯纤小，百中仅一二。容色亦妍媸参半。其有所谓“咸水妹”者，多在中环，类皆西人之外妻，或拥厚资列屋而居，佳者圆姿替月，媚眼流波，亦觉别饶风韵。或有乞余作香港竹枝词者，余口占答之云：“绝岛风光水面开，四重金碧焕楼台。海天花月殊中土，谁唱新词入拍来。”

不过，这里的“咸水妹”，大抵同于今日的二奶，而与上海作为妓女的接待水手洋商的“咸水妹”，是有明显区别的；在上海，咸水妹仅指招接洋人的妓女，如光绪二年初刊的葛元煦《沪游杂记》说：“粤妓寄居沪地者，招接洋人，为咸水妹；应酬华人，为老举，簪珥衣饰皆有分别。”（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2页）“类皆西人之外妻”者，称为“广东婆”：

日前因广东韦王氏及优人杨月楼一案，闻上海绅董有禀请禁止妇女看戏之举，因未能防范于前，尚欲求补苴于后，可谓因时救弊，煞费苦心，亦善举也。然余不能无议焉。夫洋场之所称为妇女者，良家尚不及半，其实则广东之咸水妹、洋人所包之广东婆，与夫本地之长三、么二、说书先生、花鼓戏私窝子、花烟间女堂倌、拚头妇搭脚娘姨居多，有如许光怪陆离之妇女，而欲其咸遵约束，不犯律法，岂不难哉。（《禁止妇女看戏论》，《申报》1874年1月6日第2版）

而在《申报》上关于杨月楼案的笔战中，代表“广东四直州二直厅七州七十七县同人”诿粤人之过于香山之一邑，也作如此区分：“盖粤人所称为糠摆渡（俗名买办）、细崽、广东婆、咸水妹者，均系香山一县男女也，生无耻之乡，习不堪之业，在粤人己不齿之于人类，而香山男女方以此为生财之路，致富之端，扬扬得意，以为光荣实甚。”其实，王韬所谓的“粤俗呼之为咸水妹”，或只限于香港一隅，不可推之全粤；粤地几无此叫法，后叙。

明确把上海的咸水妹与香港的咸水妹等量齐观的，是1903年广东佛山人吴沃尧（1866-1910，笔名我佛山人）开始在《新小说》杂志连载的后来被誉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廿年目睹之怪现状》；作者幼随父祖生于北京，两岁即返乡居，二十岁左右抵沪谋生（当时上海和海外是广东人外出谋生两大去处）。因着这个身份和经历，他谈起咸水妹当然要靠谱些，当然也不脱“上海印迹”；小说第三十三回《假风雅当筵呈丑态　真义侠拯人出火坑 》第一次写到咸水妹时，地点就在上海粤人聚居区的一家妓院：

在虹口一带，地方不远就到了，打开门进去，只见那咸水妹蓬着头，象才起来的样子。我就问：“景翼有来没有？”咸水妹道：“有个把月没有来了，他近来发了财，还到我们这里来么，要到四马路嫖长三去了。”

然而，这个期间的咸水妹，已经非复从前的“交接洋人”，曾经引得沪上名妓都折腰的咸水妹，而是地位远次于上等妓女长三，而且早已“出口转内销”，服务粤人等的中下等妓女了。而其正式对“咸水妹”作出解说，则要到第五十七回《充苦力乡人得奇遇　发狂怒老父责顽儿》：

看官先要明白了咸水妹这句名词，是指的甚么人。香港初开埠的时候，外国人渐渐来的多了，要寻个妓女也没有，为甚么呢？因为他们生的相貌和我们两样，那时大家都未曾看惯，看见他那种生得金黄头发蓝眼睛珠子，没有一个不害怕的，那些妇女谁敢近他？只有香港海面那些摇舢舨的女子，他们渡外国人上下轮船，先看惯了言语，也慢慢的通了外国人，和他们兜搭起来，他们自后就以此为业了。香港是一个海岛，海水是咸的，他们都在海面做生意，所以叫他做咸水妹。以后便成了接洋人的妓女之通称。这个妹字，是广东俗话，女子未曾出嫁之称，又可作婢女解。现在有许多人，凡是广东妓女，都叫他做咸水妹，那就差得远了。

香港的咸水妹之说，延续甚久。戴望舒的《蛋家鸡》也录有此说：“有人说‘咸水妹’就是蛋家中之藉父母遗体营生者……也不免冤枉了蛋家。其实，‘咸水妹’是专做外国水兵生意的；做皮肉生意的蛋家妹叫‘水鸡’，以其交易在船中进行也。（可是其中未必尽是蛋家，非蛋家之下水当鸡者亦不在少数），他们大都会唱几句‘海里珍珠容易搵’等的‘咸水歌’，又有一身结实的皮肉和腥气咸鱼味。战前筲箕湾和香港仔多得很，听说只消几毫子就可以真个销魂。”（卢玮銮等主编《沦陷时期香港文学作品选：叶灵凤、戴望舒合集》，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13年版，第365页）

到了大陆咸水妹早已绝迹的1960年代，白先勇先生的小说中还有咸水妹的描述：

夜来香二楼舞厅的人影子在暗红的玻璃上，幢幢晃动，广东舞曲睡眠不足似的，有气没力的拖拉着。骑楼上一个穿黄色紧身旗袍的女人正在和个葡萄牙水兵拉扯着，“夜来香”三个霓虹灯的大字，照得她生满了鱼鳞似的缎子旗袍闪闪发光。她半身探出骑楼外，浪声笑着，水兵揽住她的腰肢，往房中拖去，黄衫女人两手扒住骑楼栏杆，一头长发跌到胸前，她的笑声尖锐而凄厉，淹没在四面涌来的麻雀牌声中。她生过麻疯，他们说，她已经梅毒攻心了，他们说。她是中、西，葡、英的混杂种，她是湾仔五块钱一夜的咸水妹。坐在“夜来香”的门槛上，捞起她的黄旗袍，擦拭给她梅毒蛀掉了睫毛的眼睛，她擤着鼻涕，揉着她粉红色的烂眼角。合家铲！她咬着发乌的嘴唇哼道，哄死人啦！讲好五块钱，那个死鬼提起裤带飞溜。我要吃饭啊！我赶着他叫道，只要五块钱，五块钱哪！合家铲！合家铲！香港女人都差不到哪里去了，他半眯着眼睛，漫不经意的说道，香港女人，香港女人！有一天，香港女人都快变成卖淫妇了。两百块的，廿块的，五块钱一夜的。大使旅馆的应召女郎，六国酒店的婊子，湾仔码头边的咸水妹。揩着梅毒蛀烂了的眼圈，大声喊着：五块钱一夜！（小姐，报纸说用水时缩成一个礼拜四小时哪。）嗯，香港快被晒干了。香港在深蓝色的海水中，被太阳晒得一寸一寸的萎缩下去。（白先勇《香港——一九六O》，台北《现代文学》1964年第21期）

省港一家，为什么独独强调香港渊源呢？这点外人殊为难解。因为从前广州虽然一口通商，但对洋人还是防范甚严，不仅禁止洋商携带女眷居住广州，连日常活动都严格约束，“惟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三日，准其前赴海幢寺、花地闲游散解”。（梁廷枏《粤海关志》（校注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14页）外出饮酒嫖娼，更是不容：“如有不肖男息为外人仆役，引外人擅离夷馆饮酒、狎妓，或趁夜携妓回夷馆者，巡逻、更夫及捕快均可逮捕之。”（刘诗平《洋行之王：怡和与它的商业帝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183页）而且广东人一种独特的保守性，也不容洋人染指华妓。如1836年，几名外国水手把船驶近一艘提供性交易的花船，其中有个人趁着酒劲跳上去，很快就被8到10个广州男人的攻击，在朋友的帮助下才被救出。（Charles Toogood Downing，The Fan-Qui in China, vol.1, London: Henry Colburn, 1838, pp.243-244.）

当然，洋商特别是外夷商船水手既有性的强烈需求，利之所趋，作奸犯科之人之事必有，有一种区别于传统花船的“河旁小艇”，主要活动在外国水手聚集区黄埔等广州周边水域，被外国水手戏称为“爱之船”，正是这些“爱之船”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们的性需求。（Paul. A. Van Dyke （范岱克）， “Floating Brothels and the Canton Flower Boats 1750-1930”， Review of Culture, International Edition No.37, 2011, p.129, pp.142,）这种非法状态，也容易引发恶性案件。如1781年11月11日下午，英国商船水手埃文斯•沙泽•梅特和见习少尉巴顿乘坐小船前往广州城，途中接引两名妓女登船，逗留了大约半个小时之后离开，之后他们发现不见了三块银元，导致一场斗殴的发生，埃文斯永远失踪。中国的涉案人员则被广州地方当局逮捕，审讯后承认了犯罪行为并被惩处。（英国印度事务部档案 IOR/G/12/73, 14 November, 1781, pp.12-13.上引的海外文献资料，转引自冷东、沈晓鸣《黄亚胜案件辨析》，《学术研究》2014 年第12期)

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外国人士在广州的活动是不可能出现咸水妹的，至少不至于公开出现，当然就不会有所谓的咸水妹之名称。

作为中国民俗学奠基性刊物的中山大学《民俗》杂志，当年也是将广东的蛋家与香港的咸水妹区别对待的，也指向了咸水妹的香港渊源：

蛋民的名目：

……

D.蛋家妹，蛋家仔，蛋家波，蛋家佬：蛋民之中，又因年龄性别的不同，而有其各别的名目。“在岸上，少女名之曰蛋家妹，少妇名之曰蛋家仔，妇人名之曰蛋家婆，男人名之曰蛋家佬。这至今还是一个普遍的名词。”

E.咸水妹，水鸡：“蛋家妹是在香港澳门间，或咸水的海岸飘泊者，又叫咸水妹，（或减飞水妹）当然做妓女的也有。……前清季世到近年，上海也有咸水妹了……”又中华全国风俗志广东之蛋妇条云：“粤有所谓水鸡者，即所谓蛋妇也。……此等水鸡则注意于夜市。（《蛋家》，《民俗》1929年第76期，第22页）

外江人士抵粤近观细察，也可以明白及此：

船户多蛋民，不准考试，隶南番河泊所大使管辖。此等人多搭寮而居，陆居者少，俗呼蛋家。蛋妇俗名水鸡，顺德陈村呼为泥蟹，香港呼为咸水妹。冶容论淫，不顾廉耻。东船西舫，斗艳争妍。乐此者呼为打水鸡。（且寄庐主人《两粤见闻录》（续），上海时报馆《滑稽时报》1915年第3期，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