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兰谈《敦刻尔克》：这是一次不用带VR头盔的VR之旅

编者按：克里斯托弗·诺兰的新片《敦刻尔克》即将于7月21日在北美上映。日前，《每日电讯报》刊发了一篇由他亲自撰写了文章，讲述了他为何要拍这部电影以及拍摄过程中遇到的艰险。

和许多英国人一样，我也是从小就听着关于敦刻尔克那些近乎于神话和童话的故事版本长大的。多年以来，它早已渗入我体内，浸入我骨髓。大约20年前，就在我拍摄处女作《跟踪》（Following）拍到半截的时候，我和制片人——我后来的妻子——艾玛·托马斯（Emma Thomas）一起，坐着一位朋友的小帆船，横渡海峡，到了敦刻尔克；时间点上，也和当初那次大撤退非常接近。

之前我也坐过几次帆船，但多数是内河航道，所以初次横渡海峡，着实让我吃惊不小。那天的天气非常糟糕，海上风大浪大，因此我们横渡所耗费的时间，远超正常状况。经过19个小时的航行，我们最终在子夜时分抵达敦刻尔克。但我们到的时候，没人往我们头上扔炸弹，我们进入的也并非是一片作战区域。离开敦刻尔克时，我心中怀有的敬意，早已上升数个层次，与往昔截然不同；我崇敬的，不是那些童话般的故事版本，而是真实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越是了解整件事的来龙去脉，横渡海峡的次数或是站在敦刻尔克那片平坦广阔的海岸上的次数越多，对当时的地理条件和客观情况的认识越深入，你就越会觉得，参与大撤退的那些人真是了不起。但是，对于现代电影来说——确切地说，是自从上世纪50年代莱斯利·诺曼（Leslie Norman）那部黑白片之后［由约翰·米尔斯（John Mills）与理查德·阿登堡（Richard Attenborough）主演］，敦刻尔克便是一片空白。

之所以没人拍，原因众多。其中一条便是：整个事件千头万绪，场面恢弘，预算必定不小。握有此类预算的，只有好莱坞那几家大公司，但他们的兴趣都集中在美国人本身，而敦刻尔克撤退中，恰恰并无美国人参与。所以，虽说我很早就动了拍摄的念头，但我一直都在等待，等待有那么一天，我能赢得好莱坞足够的信任，能让我拿着美国人的钱来拍一部关于敦刻尔克的英国片。终于，我靠自己赢得了这次机遇，我没有将其放过。

我花费大量时间阅读出自于亲历者的第一手材料——好些都是由帝国军事博物馆早年间收集到的。 编写过《敦刻尔克被遗忘的声音》（Forgotten Voices of Dunkirk）一书的历史学家约书亚·列文（ Joshua Levine）成了本片的历史顾问。我倾听他的意见，阅读他推荐我看的材料，还有幸一同拜访了当年在场的老兵。健在的少数几位都已经九十多岁了，但大多很乐意花时间给我们讲述当时的情况。

关于何为敦刻尔克精神，他们说法不一。有些老兵认为，那指的是驰援的那些小船；另一些则觉得，它专指那些死守防线，将逃生机会留给战友的士兵。 当然，也有些受访的老兵相信，所谓敦刻尔克精神，那纯粹只是政府宣传的噱头，由丘吉尔一手炮制。总之是众说纷纭。

而这也成了我们拍摄本片时所采取的态度：观众应该明白，他们在片中看到的，是不同角度的大撤退，而在影片之外，还存在有无数的故事版本。毕竟，参与其中的人有那么多——光海滩上就有差不多40万人——个人的经历必定千差万别。这里既有秩序，也存在混乱；既有崇高，也不乏懦弱。

我听到的诸多故事中，有一个特别让我揪心，最终我也把它写进了影片中：某位老兵告诉我，当初他曾看见，有人径直朝大海走去，感觉就像是他们打算要直接游泳游回祖国一样。 我问他：“他们是真打算游回英国，还是准备游向某艘船只，又或者是打算要自杀？”他说他也不知道答案，他只能肯定一点：那些人那么做，只有死路一条。听到这里，我感觉后背发凉。

拍摄之前，我对这部影片的定位就是，不希望观众觉得它太老土，和自己无法产生共鸣。所以我很早就想好了，不在那些大的政策问题上多做纠缠。全片之中，你看不到诸位将军在地图上演示战局的场面，也看不到丘吉尔的出场，甚至连敌人都只是惊鸿一瞥。这个故事说的是如何活下来。我想通过具体的人物带领你们体验整个事件。

我在游说华纳兄弟时，用到的说法就是：我们要让观众身临其境，走进“喷火式”战斗机的驾驶舱，和德军的“梅塞施密特”战斗缠斗；还要让他们走上海滩，感受无孔不入的沙子，与巨浪搏斗。我们还要让观众坐上小小的民用船，随波浪起伏，一同奔向那可怕的作战区域。概括起来说，这就是一次不用带VR头盔的VR之旅。

有一点我们的态度很明确：与其用电脑特效再现场景，我们更希望多用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真实的船舰和飞机。找到真的飞机之后，还要实打实地飞起来，让它们在空中作战，让摄影机和演员都上到飞机里，飞到半空中，尽一切可能拍得越真实越好。

这就需要请教专家了。我们联系上丹·弗雷德金（Dan Friedkin），他手里有六架“喷火式”战斗机，还是位优秀的飞行员。我们还请他介绍了各种飞机的不同特点、飞行要领、重力作用。

如果是用电脑做的飞机来拍空战戏，往往会有了视觉上的效果，却违反了物理上的原理。而我们想要做到的，就是让观众体验悬念，让他们感受到空战的真实危险。追逐敌机时，你该如何斜侧机身：想要击中目标，瞄准时就必须有提前量，要瞄在目标的前方，还要考虑风速对子弹的影响。

片中坠毁的所有战机，都是按计划完成的。此前有谣言说我买了一架古董飞机，拍摄时坠毁了。实情并非如此，遇上剧情需要飞机坠毁的时候，我们都会复制一架模型。

虽说这是我从影以来所拍摄过最复杂的空中戏，但实话实说，我以前也接触过这类工作，例如2012年的《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The Dark Knight Rises）。我认识那些飞行员、航拍摄影师，我知道要怎么做。至于地面上的动作戏，那我就更不在话下了。反倒是船上的戏对我来说是破天荒头一遭，带给我很大的挑战。

我们想要如实再现那些船只沉没的可怕场景：整个撤退过程中，牺牲的船只超过230艘，其中包括六艘英军驱逐舰。有不少次，我自己都忍不住会想：“我没有金刚钻，却揽了瓷器活。”最多的一天，我们在海上安排了多达62艘船只进行拍摄，这远超我以往的拍摄经验，甚至很难说电影史上有没有过这样的场面。那真是让人有些发怵。

我还找了些有经验的导演咨询，有斯皮尔伯格和朗·霍华德，他们都曾在开放水域拍过戏。从他们那里，我得到了一些很棒的建议。他俩都认为，在船上拍摄，最好用手提摄影——哪怕我们这次用的是IMAX摄影机，因为摄影师自己能针对风浪颠簸做出平衡。结果证明，他们所言非虚，这确实是个好办法。

马克·里朗斯（Mark Rylance）演的是个参与救援的平民船主，和他说戏的时候，我提到的关键就是，他必须对船只本身有完全的了解，要亲自感受舵柄。这些最直观的因素，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这个人物身上所散发出的伟大人性。

而诸如汤姆·格林-卡尼（Tom Glynn-Carney）和菲昂·怀特海德（Fionn Whitehead）等年轻演员，则对拍摄中所需面对的身体上的各种挑战跃跃欲试。站上海滩，跃入水中，这些体验对他们来说，都非常关键。他们也确实十分投入，一举一动都和当年的士兵如出一辙。

肯尼斯·布拉纳（Kenneth Branagh）演的是位高级军官，负责监督大型船只的人员运输。他演得相当投入，明明离家已那么近，却无法将士兵平安送回，那一刻的真情流露让我动容。他自己也做导演，所以很能理解拍摄过程中的各种难题。我们拍摄时用到一条防波堤，它由海岸伸出一公里，延向大海。这意味着，当你在防波堤那头拍摄时，距离你最近的厕所，要走半小时才能走到。肯尼斯就那么憋着——为了女王和祖国。

正式开拍后那几天，碰巧遇上相当恶劣的天气条件，绝大多数电影剧组，想必都会先暂缓拍摄。但对我们来说，看看那些冲向海滩的漂亮的水沫，真可谓是天赐良机。总有人和我说，电影圈里人尽皆知，诺兰运气好，常能赶上好天气。此言谬矣。在天气这件事上，我常走背字。只不过，我的人生哲学就是，尽量坚持下去，做人要乐观：碰上天气真的很糟糕的情况，那就先拍坏天气的戏，总之绝不要停工，只要没有安全问题，不管什么条件都要拍。

我和摄影师霍伊特·范·霍特玛（Hoyte van Hoytema）也都身穿潜水衣，他事先给摄影器材做了套子，所以遇上水也不怕。进入开放水域拍摄时，套了套子的摄影机可以一半浮在水上，一半浸在水里。拍摄时，我们也和演员一样，游在水里。所有那些场景，它们的精神就体现在这种同甘共苦的做法中。对于这一类电影来说，导演要和演员在一起，不能只顾自己，远远地坐在帐篷里，看着监视器。这很关键，否则就会丧失士气，就没法让观众身临其境。

说了这么多，无论我们的拍摄过程有多艰难，我们始终十分明白，这和当初那些士兵所经历的相比，根本不值一提。《敦刻尔克》想要传达的精神就是，这一切与个人英雄无关，它要说的是集体英雄主义。它说的是强大的团队意识，那是敦刻尔克撤退行动的关键所在。

这故事之所以独一无二，也正是因为这些。因此，它始终能唤醒英国人心中的凝聚力。此外，在我看来这也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故事——关乎为活下去竭尽全力的个体奋斗，以及不顾一切渴望回家的人本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