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里的平民学校：教授为工友上课，让每个人有尊严地活

“有些地方可能比较潮湿阴暗，太阳光往往照不到，但是在这些地方我们会发现，有一些生机盎然的绿色在悄悄地蔓延生长，走近一看，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机呢？它可能就是一粒非常小的、像小米一样的花，但是它也像牡丹一样开放。”

尚俊颖这番话说到了焦彦华的心坎里。这首诗，他曾在平民学校的古典诗词课上听程郁缀教授讲过，后来又偶然听尚俊颖提起，两人心照不宣，都认为它十分契合平民学校的精神，尤其像是为焦彦华的奋斗人生量身定制的注脚。

焦彦华与尚俊颖是同龄人。2013年夏天，同一场高考，山东的尚俊颖考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山西的焦彦华因家境贫寒与大学失之交臂。两年后，这两个年轻人，一个已是北大学子，一个成了北大保安，却在平民学校相遇相知，成为互为榜样的朋友，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影响了对方的命运。

百年传承

尚俊颖大一进“青协”（北京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有个师兄说，北大有个公益项目叫平民学校，他的第一反应是：“平民学校？老师是谁？学生是谁？”

师兄告诉他，平民学校是2006年创办的免费素质教育平台，由一群北大师生志愿为北大工友上课，每期教学时间3个月，包括10节文化主课、10节英语课、10节计算机课以及若干次户外素质拓展活动。它像一个真正的学校一样，有入学和毕业仪式，有班规，上课要签到，缺勤超过1/3者，则无法领到由继续教育部颁发的结业证书。

北大工会主席、平民学校校长孙丽告诉澎湃新闻，当时在全国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背景下，北大校内涌入了一批不同以往事业编制的新群体——劳动合同制和劳务派遣制的外来务工人员，为了让这个群体融入北大，校工会与教育学院牵头，联合校团委、后勤部等多个单位，酝酿一年，决定重办平民学校。

它的前身可追溯至百年前。1918年，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劳工神圣，人人平等”，创办了“校役夜班”，而后李大钊、傅斯年、罗家伦、邓中夏等北大师生纷纷投身平民教育运动。但由于当时中国社会动荡，“校役夜班”被迫中断。

了解平民学校后，本身热衷公益的尚俊颖加入了志愿者团队。起初他有点担心与工友会“有隔阂”，没有共同语言，但走进平民学校发现，很多学员都是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大家能玩到一起去”，相处融洽，这让他对平民学校产生了更多好感。

2015年，平民学校第10期启动，尚俊颖自荐成为学生志愿者负责人，全程统筹志愿者工作。在这一期，他遇到了与自己同龄的学员焦彦华。

焦彦华竞选为班长后，约尚俊颖吃饭，聊起过往经历和当下的生活，不经意间流露出对北大学生的羡慕，以及对回归校园生活的渴望，尚俊颖便鼓励他：“其实你也可以啊，你和我一样年纪，为什么不可以再上大学呢？”

这一问，把焦彦华问动心了，转念反思：是啊，为什么不呢？

“在平民学校，大家都在追求上进，四十多岁的叔叔阿姨还在学习，你这么年轻，为什么不能去奋斗一把？”

学习永远不晚

在平民学校讲法律，令张会峰教授印象最深刻的，不是比北大学生课堂还要好的“抬头率”，而是学员的年龄差别。有16岁的小孩，也有60岁的爷爷，每期学员100名左右，大多20岁出头，50岁以上的“有三五个”。

今年第12期的课堂上，就有一个特殊的大龄旁听生——他的出现实在令人好奇。

下课前半小时，51岁的毕英锁从后门猫进教室，在角落找了个空位坐下，他头发湿漉漉的，看样子刚洗过澡，仿佛浑身还冒着热气。

这是本学期的最后一堂课“身边的经济学”，董志勇教授正在组织工友玩一个关于资源分配公平的游戏，气氛热烈，笑声不停，以至于很少人留意到这位迟到了一个半小时的大叔。

作为农园食堂的一名普通员工，毕英锁每天要切配200斤豆腐和蔬菜，早上6点半起床，8点上班，晚上7点下班。下了班，在食堂吃完饭，第一件事先洗澡，洗去身上忙碌一天的油烟味，换上干净的便服，再出门。

这次迟到是因为食堂加班到晚上8点才收工，他已用了最快速度吃饭洗澡，头发未干，便跨上单车匆匆赶来。

其实，很多学员常常因为加班、劳累或其他事情，而没能来上课，每节课的出勤率大概六七成。孙丽说：“每年都有学员拿不到结业证，有的可能确实忙，有的可能觉得没有什么实用价值。”

“也有个别学员就是不想来了，融入不了这个团体。”第一期学员曹志刚记得，第一期有53人，只有7人全勤，5人没拿到证书。

毕英锁是第11期的全勤学员，去年农园食堂有两人入学，另一个是19岁的河南小伙，高中没毕业，上课不积极。“每次我拉着他来，他才来，来了也玩手机，听不进去，上了三四节课就不来了，最后结业证也没领。”毕英锁对此不能理解。

他喜欢学习，问他为什么喜欢，他乐笑了，笑记者问得多余：“学习哪有为什么？学习总是有益无害的”。

毕英锁生于1966年，家在河北邢台，当过兵，当过村干部，后来做生意，黄了，便出来打工。青少时期由于种种因素，没能好好学习，“耽误了大好时光”，一直深以为憾。

今年3月第12期开学，他又回来一节节旁听。其实两期课程并无差别，但他总觉得“听两遍和听一遍，理解层次不一样”。不管工作多忙多累，每周二晚上只要有一点时间，他都会赶过来听课，哪怕只有半小时。

他的坚持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结交朋友。

在工作圈子里，他找不到志趣相投的朋友。下了班，同事们喝酒的喝酒，玩手机的玩手机，他不愿把时间浪费在此。他更喜欢去二教听课，去操场打太极，去工友之家杀几盘象棋，周末再去书画社练练书法，那儿欢迎他这样的工友，不收报名费，“纸墨也给你准备好，只需带支笔”。

他喜欢来平民学校这样“生机盎然”的地方，跟年轻人在一起，感觉更快乐一些。来北大六年，他认识了100多个包括北大学生在内的年轻朋友，经常跟一些人约球，“感觉一天不见就缺少点什么，呵呵。”毕英锁被自己说笑了。

去年，领导推荐他和19岁小伙去参加平民学校，令他又惊又喜。同事们都觉得，平民学校是年轻人去的地方。他也感到意外，餐饮中心1300多名员工，每个食堂只有一两个名额，为什么不让年轻人去？

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活到这个年纪，还有机会学习，是一件幸福的事。他在开学典礼上分享感言：“在座很多学员都比我年轻，但我想说，学习，什么时候开始都不会晚。”说完，“各个领导带头鼓掌”。

“终身学习”算是平民学校的校训了。那一期的结业典礼上，讲健康的钮文异教授也说了同样的话：“今天平民学校的结业，并不意味着学习的结束，而是新学习的开始。”

从“打工者”到“北大人”

7月1日，今年47周岁的曹志刚终于考完所有的课程，拿到了中国传媒大学继续教育学部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专科学历。这是2013年平民学校提供给历届优秀学员的深造机会，学费予以减免。

曹志刚是勺园食堂一名厨师，从1992年起就在北大工作。2006年被单位推荐，成为第1期学员，并从第2期到第7期一直担当志愿者。他记得第一期课程，有教人际交往的，有教保护地球的，也有教劳动合同法的。

孙丽解释，平民学校创办之初，课程以职业教育为主，设计了北大为家、快乐工作、学会共处几个模块，但两期之后，学员提出了新的需求——“我在北大，我想听北大教授讲课。”

于是，从第三期开始，所有主课都由北大的老师来上，每一期根据学员反映稍作调整。“光是哲学系的老师就换过好几次。”孙丽说，有些老师很大咖，但讲课太学术，工友听不懂，有些老师满怀热情主动要求来上课，但如果工友对这个内容不感兴趣，下期就会换人。

目前，给平民学校上课的老师，大部分都是北大的“明星大腕”。

钮文异教授的健康课，学员听得饶有趣味。澎湃新闻记者 张小莲 图

钮文异教授长期在基层做科普，经常全国各地飞，在平民学校从第八期教到现在，已经五年了。每次上课，用一套健康生活顺口溜，三个健康操，几个段子，就能把气氛活跃起来。

他习惯在课堂上“满场跑”，学员们的眼睛就溜溜地跟着转；他讲性生活规律，年轻的女学员与同桌相视一笑，害羞低下了头；他让学员画自画像，有人在“自己”旁边多画了一棵被风吹弯的枯木，写着：“面对疾风吧！”

张会峰教授是文化部文化共享工程“普法知识讲座”唯一主讲人，讲课风趣幽默，形象生动。2015年，孙丽听说他“在北大学生中口碑特别好”，亲自把他请来，至今教了三期。

在他看来，平民学校是把优质的资源提供给工友上课，“工友获得的不只是知识，而是北大对你的尊重。”

曹志刚对此深表认同。他说平民学校对自己最大的影响，是把他从原来单调、盲目的生活中拯救了出来，让他变成一个心态更年轻、更阳光、更积极向上的人。

“很多人上班犯困，下班有精神，工作时碌碌无为，像被操纵的机器人似的。下班后也不知道去干什么，结果好多去喝酒、打游戏，或者干些其他没有太大意义的事情。”曹志刚看到现在很多工友像曾经的他一样盲目，就恨不得都把他们送去平民学校。

在加入平民学校前，他在北大已生活了14年，却始终没有归属感，“总感觉自己不是北大的人”。

生活是标准的“两点一线”，每天从宿舍到食堂，从食堂到宿舍；下了班，不是打球，就是看电视，很少参加学校的活动，去教室听课更是“根本没想过的事情”；交际圈仅限于几个同事，同事排挤竞争严重，往往难以交心；跟北大师生极少交流，“总感觉人家是国家栋梁，我们只是打工的，不在一个层面上。”

但来到平民学校，他发现“国家栋梁”并非遥不可及。有一天下班，他突然收到一条短信，问：“曹师傅，您知道红烧茄子怎么做吗？”这是一个学生志愿者发来的，曹志刚猜想她可能也喜欢做菜，便把红烧茄子的制作过程和注意事项，编成一条很长的短信回了过去。他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自己和北大学生也能有共同语言，也能在某方面帮到他们。

在平民学校七年，曹志刚还认识了很多其他单位的朋友，经常保持联系，“遇到什么事情，你一说，人家马上就帮忙”。平民学校的经历，也让他常常有机会代表餐饮中心甚至北大工友参加各种校内外的活动。

5月4日，在北大120周年校庆启动仪式上，他作为工友代表上台，与北大校长、北大校友、北大教授和北大学生并肩站在一起，共同倒计时按下启动仪。那一瞬间，他前所未有地感觉到，“北大人”三个字所带来的自豪感和责任感。

久旱逢甘霖

今年5月，临近毕业的尚俊颖再次回到了平民学校的课堂，对工友说：“很高心认识你们，我来到这里，不是因为我们不一样，而是因为我们都一样。”

“他们是工作人员，我们是学生，平民学校给了同样生活在校园的两个群体一个很好的接触平台。”杨帆加入志愿者团队，就是想回馈工友平日的服务。她是2014级外语学院研究生，参与了第10期和第11期的英语高级班教学。

谈起给工友上课的过程，她直言自己是“摸着石头过河”。刚开始以为高级班学员基础较好，按照教材准备了一些日常对话，没想到有些工友连字母都读不全，便不得不临时改变方向，从字母交起，“让十几个人围成一圈，接龙念ABCD，谁出错就要起来说个相声。”

给志愿者做培训时，尚俊颖会提醒大家第一节课先破冰，“先聊聊自己，聊聊家乡，聊聊家庭，建立一个比较亲密、彼此信任的关系后，再去上课，效果会好很多。”

杨帆上课时会有意识地培养与学员的亲近感，听说焦彦华是高中毕业，便多问了一句：“为什么没上大学呢？”

这个问题瞬间击中了焦彦华——“我何尝不想上大学？我何尝甘心一辈子只做一名保安？”

2013年高考结束后那个假期，无数次僵持不下的争吵，使他耽误了填报志愿的时间。父母认为大学生也找不到工作，无谓浪费四年学费。已成家的四个哥哥姐姐都没读过什么书，也不支持他上大学。

开大卡车拉煤的哥哥给他找了一份下煤井的工作。在山西，父母种地养不活五个孩子，去煤厂搬砖、捡铁、挑碳，一辈子靠苦力维持基本生活。

当时村里跟煤井签了协议，每家每户有分红，焦彦华个人分到3万，吵着跟父亲要了2万，偷跑到了北京，上了一所成人院校。

进去后发现那根本不像是一个大学，学风松散无纪律，一学期下来毫无收获，而高昂的上学成本，也让他不堪重负。几番挣扎后，他选择了退学，“当时就想，可能这辈子都不能上大学了。”

就在焦彦华感到人生无望而迷茫的时候，他遇到了平民学校。

奋斗的力量

2014年初，他来到北大当保安，人生地不熟，连北大的教室都不敢去。有一天晚上，班长突然说要去上课，他好奇问了句，才知道北大有个平民学校。

在班长的带领下，焦彦华走进了平民学校的课堂，这是他第一次在北大教室听课，清楚记得那是在理教311，尚俊杰老师的计算机课。当时他对电脑几乎一窍不通，“连电子邮件都不会发”。那堂课上，他学会了如何百度，如何进北大校网，如何注册微信。

平民学校每期分配固定名额到各个单位，工友自愿报名，但保安大队每年报名人数都超额，就会从中筛选出表现好的员工推荐上去。为此，焦彦华加倍努力工作，等到第二年招生，便急切给大队写了一份报告，申请名额。

在杨帆看来，焦彦华是很需要被关注和鼓励的人。有次她过生日，带着一束花去上课，给每个学员都送了一朵，轮到焦彦华时只剩下一把草，她就开玩笑说：“焦班长，你是万花丛中一点绿！”后来焦彦华告诉她：“姐，你这句话让我很感动，让我觉得自己很受重视。”

在平民学校，焦彦华获得了他一直以来最缺乏的支持。杨帆和尚俊颖不止一次鼓励他重考大学，孙丽老师也说过一番话，让他一直记在心里：“只要有能力，人这一辈子一定要上一次正规大学，不管学校好坏，一定要走完这个过程。”

平民学校第12期学员制作的班刊，讲述在平民学校的体验和收获。澎湃新闻记者 张小莲 图

结业后，焦彦华纠结了一个多月，终于下定决心。他本打算辞职回家乡复读，又一次遭到了父母的反对，归根到底还是钱的问题，“工作辞了，钱也花了，考不上怎么办？”

“你们不用管了！”焦彦华挂了电话。其实他能理解父母，“我妈每天早上去捡煤渣子，从煤渣子里挑炭，一块一块挑起来，攒成一吨一吨卖出去。”从小到大，他的学费就是这么捡回来的，现在父母老了，他不忍心再让父母奔波劳累。

他上网搜索其他途径，得知可以以社会考生的身份参加高考，决定一边工作一边复习。备考这一年，家人不支持，同学不看好，焦彦华克服困难的力量几乎都源自平民学校。

他英语差，平民学校常务副校长迟春霞赞助了2000元，让他在新东方报了英语补习班。在图书馆主任巩梅老师的担保下，他申请到了北大图书馆的通行证。

尚俊颖帮他补习地理，有段时间常在青协办公室辅导到深夜12点。但“俊颖是个大忙人”，大多时候是另一名志愿者杜智宇陪他自习，两人结伴去图书馆，一待就是一下午，期末便约在晚上十点半之后，在咖啡馆里“刷夜”。

每当他感到吃力、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杨帆会约他出来，在一杯鸡尾酒中，连说带“骂”地开导他，让他振作。“彦华拥有我所不具备的勇气，他敢于跳出来去追求一种新的生活，我很想保护他这个想法。”

让大家出乎意料的是，高考前三个月，焦彦华又回到平民学校当志愿者，担任第11期的班主任。孙丽问他为什么不专心复习，他说平民学校让他相信奋斗的力量：“只有在这儿，我才有动力。”

同期学员梅银月和他一起回去当志愿者，像妹妹一样为他加油，帮他分担工作，让他有更多时间看书。“她是从头到尾一直陪我走完高考的人，虽然她没有做什么，也不善表达，但陪伴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2016年6月，焦彦华没有回家，一个人在县城完成了第二次高考。他考上了内蒙古集宁师范学院，如愿成为一名大学生。

打开一扇门

至今，焦彦华还经常在朋友圈里发有关平民学校和北大的信息，但他唯一遗憾的是，3个月的时光太短暂了。

有人质疑，短短3个月时间，能否让工友真正学到知识。孙丽表示，早有人建议延长学期为一年，但工会没敢放开，担心工友坚持不了，“他们工作多辛苦，又不是学历教育，都是业余学习。”

张会峰认为，通过2个小时的讲课，让工友知道有些问题需要找懂法律的人咨询，知道这个问题法律可以解决，法律应该怎么解决，他觉得普法的目的就达到了。

在杨帆看来，每期10节英语课，且由不同志愿者来上，想让工友学习很多知识并不现实，“志愿者们有个共识，通过这3个月的时间，为他们打开一扇学习英语的门就可以了。”

有个河南工友口音重，没学过英语，一开始根本不敢开口，总是诺诺不语，但最后一节课，他可以站在大家面前，用英语介绍自己，不很流利但是完整地阅读一篇英语短文。这个微小的改变足让她感到欣慰。

尚俊颖第一次见到焦彦华时，他在台上竞选班长，“比较紧张、局促”，但结业典礼再见他在台上，整个人已经“非常从容、自信，肢体语言也很自然”。

他认为，平民学校最重要是让工友对这个学校有了归属感和认同感。“这种被接纳、被尊重的感觉，可能会改变一个人面对整个生活的态度，这种改变比起从课程学习中收获多少实用性的知识技能，更加有价值。”

北大平民学校创办后，曾尝试在北京市工会、全国总工会推广，但始终“推不动”。2011年，在平民学校的启发下，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社团“新光协会”创办“新光夜校”，因参与者越来越少，于今年4月停办。

5月份，尚俊颖作为北大青协副秘书长去新光夜校调研，发现他们其实有热情，也有好想法，唯一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官方力量的支撑，组织动员能力不足。

在他看来，官方力量是平民学校可以一直推进的动力，多部门协作的组织系统能保证人力物力源源不断地输进来，但同时，官方性质可能也是平民学校缺乏创新的原因，“现在的活动可能跟几年前差不多，对于更个性化的需求，也回应得不够。”

“从公益的专业角度来看，平民学校本质上是一个教育事业，应该关注教育对象的变化，并对这个变化有一个基于调查的评估。但做评估，就得去做一个长线的跟踪，去观察每个工友在离开平民学校之后的生活，看看他在平民学校经历的，对他到底有怎样的影响。”但他也承认，这需要耗费非常大的精力，甚至需要专业的团队来做，算是一个“吹毛求疵”的奢求。

离开平民学校后，焦彦华踏进了梦寐以求的大学。他把在北大学到的思想、经验，都用到了现在的大学生活中。担任团支书，身兼15个小孩的家教，成立素质拓展协会，策划荧光夜跑和10场朗读者活动，每天忙到凌晨1点才睡，“累并充实快乐着”。这个暑假，他又将热火朝天投入到一个新的项目中。

或许，尚俊颖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焦彦华这朵“苔花”，正在内蒙古的大草原上，像牡丹一样盛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