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姆、月嫂、钟点工：家务劳动可以花钱买，女性就解放了吗？

在老龄化、二孩政策、家庭小型化等社会背景下，为社会成员（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提供适当的照料已经成为一个严峻社会问题。由于我国公共照料资源严重不足，照顾父母、养育子女成为家庭（尤其是女性）的重负，大量女性在家庭与工作之间筋疲力尽。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保姆和家政工开始进入城市中高收入的家庭之中，帮助这些家庭应对照料不足的困境。然而，这又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家政行业通常被视为非正式就业，他们的劳动保障存在明显问题。再比如，保姆行业的规范性以及保姆与雇主之间的矛盾冲突，此前杭州的“保姆纵火案”就再一次点燃了中产阶层乃至全社会的焦虑。

今年6月，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家庭研究中心举办了“社会学视野下的照料经济”学术研讨会，邀请了这一领域的相关学者和NGO从业者，从不同视角切入，把这一系列问题带入了公众的视野。会后，澎湃新闻邀请了与会的其中几位老师，进行了一场更深入的圆桌讨论，并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自古以来，照顾工作一直与“女性天职”绑定在一起。解放后自上而下的妇女解放运动，未能根本上改变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女性天职”在经济改革的浪潮下再生产劳动的私有化过程中，一再被训唤了出来。

在计划经济时期生产和生活一体化的单位制模式下，单位为职工提供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和养老院等服务，工作单位承担着员工的生产与再生产需求。不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佟新在《照料劳动与性别化的劳动政体》一文中指出，在“以生产为中心”的发展策略下，国家有意识地把性别化分工编织进大生产体制，妇女无酬承担起绝大部分的再生产职责。同时，再生产劳动的承担者在社会主义生产体制中具有“为劳动人民生活服务”的崇高地位。而改革开放后，公私领域的进一步分化，把再生产相关的全部职能推给了家庭。于是，在传统父权制的性别分工未能得到彻底清洗的前提下，再生产活动的私人化很大程度上就呈现为家务劳动的女性化。

家庭内部的劳动与家庭外部的生产劳动相比，经常被贬值。正如佟新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的生产体制将生产劳动赋予了更高的价值，通常与男性气质关联起来；将与人类关怀相关的照料工作视为次要劳动，但同时通过女性气质和妇职的话语建构进行道德化。照料劳动的性别不平等分配也与父权文化传统有着深刻连结。

在“社会学视野下的照料经济”学术研讨会上，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的吴帆教授在“学龄前儿童的家庭照料”的报告中指出，基于对几个全国代表性样本调查数据分析发现，中国约有五分之一家庭有0-5岁学龄前儿童，尽管有较为普及的幼儿园机构，学龄前儿童的照料责任主要由家庭承担，3岁以下的儿童照料家庭化趋势却非常明显，母亲和祖辈是主要的照料者，父亲普遍缺席。

济南大学政法学院的梁丽霞教授和李伟峰在北方农村老人照料的研究中也发现，照顾者群体绝大部分为女性。照顾过程渗透着情感交换与互动，照顾者通常需要投入大量的情感，老人对男性照料者与对女性照料者有着非常不同的期待和情感互动。

尽管照顾者主要以女性为主体，然而财富的再分配也使得不同阶层的女性承担“女性天职”时呈现出差异：在中上层家庭，大量保姆介入其中，开始把中上阶层家庭的女性从“女性天职”之中解放了出来。经济独立的高知女性部分地转移与再生产所关联的职责，而底层女性则更多的、甚至以纯粹的“照料者”的面目出现——她们成为城市中高收入家庭的保姆。

有趣的是，即便在保姆的介入下，中产阶级家庭中太太的“女性天职”也并没有被消解，而是完成了某种转型。中国社会科学院家庭与性别研究室主任吴小英引出了“消费劳动”的概念，女主人从事为家人预定高级餐厅、布置高级窗帘、决定地毯的颜色等决策型劳动并不会让保姆代劳。在回归家庭的女性中，中下阶层的妻子提供的照料是体力的，而中上阶层的太太所提供的则是照料工作的指导和决策——完全不劳动的中高收入家庭太太会被认为没品味或者不懂事。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的肖索未副教授对育儿的研究也发现，很多年轻母亲常以“管理者”的角色出现，母职的重心从提供生活照料转向育儿过程全面规划、安排和监管，在市场上选择合适的“消费品”和教育服务。

照料中的代际支持与社群互助

在公共服务严重匮乏的现状下，家庭中的照料活动普遍在代际分工中完成。老人由子女照料，而祖辈普遍参与到对儿童的照料之中。正如吴帆教授的研究所显示，在父亲普遍缺席的情况下，学龄前儿童照料的照料责任主要落在祖辈身上，体现出幼儿照料代际支持的替代效应，而非补充效应。

而另一方面，家庭照料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市场逻辑相互呼应，透视着微妙的性别和阶层差异。我国社会照料制度尚不健全，在孝道传统伦理的影响下，养老还是主要依赖家庭成员提供。而孝道的践行则遵循着一定的差序格局。如吴小英指出，家庭中对于老人的照料链条与劳动力市场上的链条相一致，通常由家庭中的女性或经济地位较低者提供照料，而男性和经济地位较高者则提供经济支持。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萨支红副教授对城市社区失能老人的调研结果为此观点提供了佐证：城市社区失能老人的照料主要由家庭中的女性承担，本应由儿子承担的照料责任大多落在儿媳身上，有些女性照顾者为了照顾家中的失能老人不得不提前退休，而儿子则可以继续留在劳动力市场上。经济能力好些的家庭，则会把照料责任交给保姆。台湾大学社会学教授蓝佩嘉把以上现象概括为“孝道的性别化和市场化转移”。在即将到来的少子化时代，养老可能会更多地依靠雇佣照料，阶层的差异也可能会更加凸显。

同性恋群体的家庭实践则给我们思考照料安排带来了新的启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魏伟在《“酷化”(Queering)家庭照料》的报告中探讨了同性恋家庭中的照料实践。他指出，一方面，主流的照料模式，仍然在同性恋家庭中占据突出的位置，指导了同性恋关于家庭的实践和想象。在生育子女的同性伴侣家庭中，祖辈普遍参与到孙辈的照料中。与此同时，即便是形婚的同性恋父母，在照料子女时也存在着传统父权制下的性别分工。

另一方面，魏伟也指出，有一些受访者，尤其是拉拉群体，开始突破血缘连结的限制，建构“选择性家庭”，并展现在日常的基于个体友谊和社群联系的私人化关系网络，彼此提供情感、经济和照料支持。这种实践为同性恋群体未来的养老安排提供了某种指导，并且为更为广泛的异性恋群体提供了核心家庭意外的“社群式照顾”的制度想象。

当市场进入家庭——雇佣照料

在全球化的当下，很多第三世界的女性背井离乡到第一世界中产阶级的家中照顾老人和小孩，她们忍受着与家人的长期分离，同时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亲属或者雇佣经济条件更差的女性照顾，形成所谓的“全球保姆链条”。这种现象也被一些国外的学者称为“照料流失”(care drain)，即照料资源从贫穷地区（家庭）转移到富有地区（家庭）的问题。在我国，这种照料的跨阶级和地区转移也在形成中。佟新指出，目前我国至少有2500万人“阿姨”在帮助城镇家庭完成照料责任，如照料婴幼儿、照料老年人、卫生清洁和做饭等。这些阿姨很多是有孩子的农村妇女，她们在城市照顾别人家的孩子，而孩子则留在农村成为城市人口中的“留守儿童”。

在吴小英看来，全球化所造成的更多农村女性走出家庭做家政女工的现象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让农村女性在家庭中被遮蔽的隐性价值得到显现，并且让她们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性。吴小英进一步批判了“贫穷家庭的母亲扔下自己的孩子，去照顾有钱人家孩子”的这一煽情话语。比起讨伐“全球化造成的照料转移的困境”，更值得批判的是把这一困境归咎于母亲的选择，因为这一前提是假定家里的孩子只能由母亲来照料，进而依然把女性绑定在其“天职”角色之上——却鲜少有人责备出来打工的父亲或是满世界飞的成功男性不照顾孩子。

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尽管对雇佣照料的需求大量存在，但保姆经常被视为技术含量低、容易胜任的工作，其经济价值由此遭遇贬低。在肖索未看来，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源于家务劳动与女性天职的关联。肖索未引述了蓝佩嘉的观点：“无偿家务劳动与有薪家务劳动不是互斥独立的范畴，而是女性化的家务劳动跨越公、私领域所形成的结构连续体。”具体而言：包括各种维系家计、照顾家人与维持家庭再生产的劳务活动，被社会视为女人的天职，也因此被认为是一种不具技术且无需报酬的工作。无酬家务劳动的道德价值，即神圣的“爱的劳动”，被用来合理化它的经济贬值。类似的情感价值与金钱价值之间的互易消长，也常被用来合理化照顾工作的低报酬。

对此，吴小英则指出，当下中国城市社会中，月嫂等高端家政服务的工资，与其它打工行业相比却不算低。在吴小英看来，中产家庭儿童中心化的趋势，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女性照料的价值。

照料工作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照料者提供者需要付出大量的“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ur）。情感劳动是美国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的概念，即当情感成为完成工作的重要因素，用来换取报酬和薪水时，劳动者就不得不面对“情感的商品化”。佟新教授指出，家政服务既是照料工作，也是情感劳动——她们付出的情感可以得到工资，即情感具有交换价值。佟新的研究发现，雇佣照料者所面临的一系列情感困境：有些保姆在照顾雇主家的孩子时，生发出母亲般的情感，然而横在其间的契约关系却让保姆想和孩子亲近时却不敢太亲近。还有不少保姆遭遇着与男雇主复杂的情感关系，身处家庭权力结构的下方使她们难以反抗。佟新把雇主对家政工情感想象总结为三种类型：传统的家仆型、亲人式和契约式关系。保姆的情感困境，也让我们看到市场社会的理性伦理在有着丰富和历史性的人情伦理的中国社会之中，所遭遇到的扭曲。

肖索未补充道，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佣人一直存在于上层家庭之中，而在市场化的背景下，保姆的雇佣关系和以往却存在很大的不同。中国旧式家庭佣人的基本形态是长期的“家庭（低等）成员”的关系；而今天在市场雇佣条件下，现代保姆的基本前提是市场化的经济契约，随时可以中断，这也重塑了雇主和保姆的彼此认知和情感关系。但是照料工作本身对于信任、亲密感、情感投注其实要求很高的。这就构成了某种张力。雇主和保姆之间互相角力，看谁能有更多的控制权——比如雇主对保姆的小恩小惠以便“收买人心”，或是保姆利用雇主家庭对自己的情感依赖以便更好地“控制”雇主。雇主和雇佣保姆之间的关系是照料工作中特别值得研究的一环。

在吴小英看来，雇佣照料最大的困境，在于它无论在劳动空间上还是劳动类型上，都兼具了公私的两重性：一方面，它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另一方面，无论雇主还是保姆，由于情感卷入的过程，不知不觉会用市场法则之外的东西来要求对方——熟人世界或家人的关系原则。于是，“契约式”或是“亲人式”的关系常常在不同场合被调取，而矛盾冲突往往会产生于这种关系的暧昧性。前不久爆发的“保姆纵火案”，再一次点燃了中产阶层的焦虑，和对进入他们家庭的“外人”的恐惧。

近年来，在“互联网＋”的新经济逐渐兴起的势头之下，很多家政小时工的app平台兴起。佟新指出，家政服务的新消费模式正被建构，以o2o （Online To Offline）实时对接和实时匹配的方式提供服务的模式，扩大了传统的家政服务范围。这种模式让雇主和家政的契约关系一改从前看似“一对一”、“忠诚”的形式，取而代之的是随机性、陌生化的家政服务。

为家政工提供服务和社会支持的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根据她的观察，o2o平台的发展对家政工会执行严格的培训上岗流程，相比起传统行业，会更加规范和高质量。对于家政工来说，也会由公司统一购买意外保险，这是优于传统模式的。然而，在o2o模式下，家政工去到每一个雇主家几乎都是第一次，或者不是连续的，对于环境的陌生会造成工作量的加大。同时，o2o发展对家政工来说，由于要奔波于不同的家庭，拉长了工作时间。与传统模式相比，虽然都是在按小时收钱，但是工作时间却远远超于正常工作时间。

在这种模式，在小时工家政服务里或许可被视为一种规范行业管理、提高服务质量的尝试，但是否能够提供真正令人满意的服务呢？与此同时，这种雇佣模式给服务人员提供了更多的保障，但是否会令他们陷入更深层的资本与“用户评价”的控制中呢？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杭州的保姆纵火案后，规范家政行业的呼声此起彼伏。肖索未最后的发问却是我们当下不得不思考的：

“在市场化的运作之下，契约是否对雇佣双方都有同等的制约？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强化培训、监管等手段来管理保姆，让她们以职业化的形式扮演‘好保姆’，但是怎么样是个好雇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