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罗志田:梁漱溟与胡适关于世界文化的争论

崔庆贺

2017-07-25 13:36 来源:澎湃新闻

字号
五四学生运动改写了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进入了后五四时代。在新的世界格局中,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中西文化差异到底是时间性的还是空间性的,成为后五四时代知识分子重点探讨与争论的问题。其中,梁漱溟与胡适在这场思想讨论中所起的作用尤为重要,关于二人的相关争论,学界虽有不少研究,但是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罗志田认为,此问题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近期,罗志田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做了一场学术讲座,题为“辩证的进化:后五四时代关于世界文化的辩论——侧重梁漱溟与胡适”。围绕上述问题,罗教授进行了精彩而细致的讲述,与华东师大师生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方法与学术观点。 本次讲座由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杨国强教授主持。
罗志田教授
世界文化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
近代中国在西潮的冲击下,逐渐被卷入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中。以“天演”知名的进化论,可以说是在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学说。这套学说也是当时读书人认识中西文化关系的主要依据,很多读书人认为西方是进化道路上的先进,而中国则被远远甩在了后面。中西文化的差异与中西在进化道路上的先后,在当时的讨论中纠葛在一起,成为争论的焦点。
梁漱溟在这场争论中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引起了极大关注,也受到众多批评,而梁漱溟只对胡适的批评作了回应。罗志田认为,梁、胡二人关于此问题的争论,涉及到文化的定义与性质等基本问题,需要予以特别研究。
世界文化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梁漱溟与胡适争论的核心。梁、胡二人都认为当时的中国,在文化上属于“西方化的太阳没有晒到的幽暗所在”。那么,如何解释中国文化的这种生存态势,如何给中国文化向哪里去开出药方,梁漱溟与胡适有不同的观点。
梁漱溟强调,问题的关键是,中国文化能否“翻身”成为一种世界文化,如果不能,则根本不能存在;如果能,则既适用于中国,也可以成为世界文化。罗志田指出,梁漱溟的大意是在这个共时性的世界中,只有一种文化。如果这种文化不能成为世界文化,“就等于自认废绝”。胡适反驳说,文化具有时间与空间的区别,一种文化的存在不必成为世界文化。
罗志田说,梁漱溟的意思是,“中国必须先全盘西化,然后再让中国文化翻身,变成世界文化”,这样转败为胜。胡适的忧虑在于,中国如果全盘西化,那么还有没有机会再使中国文化成为世界文化。胡适批判梁漱溟的思想里隐藏着世界文化一元论,而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人类可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但这并不妨碍多种文化同时并存。
关于梁漱溟文化观的思想来源,罗志田指出,他受到孔德三段论的很大影响。不过,梁漱溟“把孔德的时间顺序加上了空间划分”,以“轮转”论证西、中、印三种文化次第成为世界文化。罗志田认为这种修改非同小可,因为直接挑战了晚清以来风行的进化论。人类发展虽然仍是目的论的,然而不再一定是层层进步。关于梁漱溟的这种文化观到底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争论颇多。罗志田认为,胡适与冯友兰大体相同的认识比较可靠,即梁漱溟不是文化多元主义,而是阶段性的“文化一元主义”。
胡适对这种阶段性的“文化一元主义”的担忧是,接受非我的排他性的“世界文化”之后,被排除的本文化是否还能存在?若不能存在,则无法“翻身”成为下一个轮回的世界文化。
中西文化:程度的差异还是性质的差异?
晚清西学东渐以来,中国读书人面对国势与文化的双重式微,非常注重探讨中西文化的差异。这些探讨的焦点在于,中西文化的差异到底是程度的还是性质的。
罗志田指出,杜亚泉、恽代英等认为中西文化没有优劣之分,而是性质有异。与之相反,梁启超、傅斯年、瞿秋白等人则认为中西文化差异主要是程度上的。
罗志田分析到,这两种中西文化差异论,都有一个大体相同的目的,就是在西强中弱的大背景下维护中国文化的自信心,论证中国具有超过西方的可能。
罗志田说,关于中西文化差异是程度的还是性质的,梁漱溟与胡适虽然都没有侧重论述,但他们的倾向却明显不同。胡适认为,各民族生活上可以有“时间上、空间上的一种程度上的差异”。以人力或机械力为基础,东西文明原本程度不同,随着时间推移,就几乎变成两种类别不同的文化。罗志田指出,胡适此说的措辞相当委婉,中西文化既看似类别不同,又并非真是类别不同,而似乎仍是进步程度不同。
梁漱溟既赞同过东方化、西方化是一古一今、一前一后的看法,又说中、西、印文化是三种性质不同的文化。在中西文化是程度还是性质差异的问题上,梁漱溟的态度犹豫不决。罗志田解释到,这与梁漱溟民族论述的底线有关,梁漱溟要强调中西之别是生活“样法”的“选择”不同,而不是开化程度、进步能力不同造成的。
罗志田认为,梁漱溟这种犹豫不决的态度不能自圆其说。因为无论梁漱溟怎样论证中西文化在性质上是不同的,都无法隐藏西强中弱这个实际。按照梁漱溟的逻辑,要改变实际情况,必须先接受全盘西化。但这样又涉及到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问题,在文化上世界化之后,中国文化的地位怎样安放?
梁漱溟(左)与胡适
从历史中寻找中国文化的主体性
进化论风行中国,在西强中弱的大背景下,中国文化是选择皈依还是能够赶超,是困扰中国读书人的一个大问题。
后五四时期,提倡全盘西化的梁漱溟,以文化轮转说“一举化解了两个问题,既挽回了追赶中的‘皈依’意味,又因中国文化转成世界化而直接超越”。罗志田指出,梁漱溟此观点具有学理层面的内在紧张。既然中西文化是性质不同的两种文化,那么中国文化又怎么全盘西化呢?
罗志田认为,关于“西化的世界何以会以及怎样转向中国化,然后再转向印度化”等问题,梁漱溟都没有做深入而周全的论证。梁漱溟既强调文化的个性,又注重个体文化的整体性,他所主张的先在操作层面上全盘西化,再徐图文化“翻身”的方案,其实非常困难。进而论之,在“西洋化的时代”,中国文化被搁置以全盘西化之后,还能否回来?如果世界文化是一元的,“全盘西化”不过是“走向世界”的表象;如果世界文化是多元的,“全盘西化”则可能是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屈服。所以,梁漱溟的观点存在两难困境。
胡适指出,梁漱溟“自己推算这个世界走的‘一条线’上,现在是西洋化的时代,下去便是中国化复兴成为世界文化的时代,再下去便是印度化复兴成为世界文化的时代”。胡适认为,从东汉到北宋,佛教对中国国民生活的危害既深且巨。他既反传统,更反对中国“印度化”。因此,梁漱溟的主张自然为胡适所反对。
对于“现在是西洋化的时代”这个“此刻”,胡适强调,必须研究双方文化的具体特点,以历史的精神与方法去寻求双方接触时代的选择问题。罗志田认为,胡适以“双方文化接触的时代”取代梁漱溟“西洋化的时代”意义深刻,这样民族生活的样法就落在了具体的时空之中,给任何文化都留了“存在的余地”,而这种存在并不必然与能否成为世界文化有关。
按照梁漱溟的主张,在“西洋化的时代”这个相当长的时期,人类共同发展的道路专属于西方。西方的工业社会是从其传统中发展出来的,而中西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则中国又如何能从传统中进入工业社会呢?胡适则认为,人类的生理构造根本上是大致相同的,所面临的问题与解决的办法也大同小异。中西文化的差异,“不过是时间上、空间上的一种程度的差异”,并非根本不同。
罗志田指出,胡适“拿历史的眼光去观察文化”,便可看到因为各民族在其历史道路上,所处的环境难易不同,遇到的问题缓急不同,所以其发展有快慢、先后的差异。这种程度的差异是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的。罗志田认为,胡适正是从历史中找到了中国文化存在的基础,并看到了复兴的希望。胡适又看到守旧者是国家进步的重要障碍,所以他后来主动提出全盘西化,这正是其内心紧张的表现。
讲座的最后,罗志田总结说,胡适主张文化多元,又无意使中国文化屈服于西方文化,他对全盘西化的反对与提倡,都是指发展道路,他采取鱼与熊掌兼得的方式,追求进步的同时,保持原有文化的存在基础。而梁漱溟在形式上主张文化多元论,但实际上更倾向于文化一元论。他不甘心仅仅走向西方主导的“世界”,更希望中国文化能够“翻身”成为世界文化。

(罗志田教授的论文《辩证的进化:后五四时代关于世界文化的辩论——侧重梁漱溟与胡适》已经发表在《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
责任编辑:饶佳荣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新文化运动,世界文化

相关推荐

评论(12)

热新闻

澎湃新闻APP下载

客户端下载

热话题

热门推荐

关于澎湃 在澎湃工作 联系我们 版权声明 澎湃广告 友情链接 澎湃新闻举报受理和处置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