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当代史研习营的“学术扶贫”：读史料、找问题、评文章

7月10日，由广东省东方历史研究基金会主办，华东师范大学及大连外国语大学等相关单位承办的第三届“当代史：文献与方法”研习营，在大连外国语学院旅顺校区开幕。来自海内外30个高校的50名学员，在为期十天的名家讲座、论文报告与史料解读过程中，交流方法，分享经验。作为学员来说，我们收获的绝不仅仅是“文献与方法”，更有前辈学者孜孜以求的学术态度，以及青年学者对后辈学生倾囊相授的学术传承。就我个人而言，分享与共享是我在学术能力提高之外，最大的启示。

作为第二届研习营的旁听学员，去年8月的研习生活，不仅给我四年的中大本科经历画上一个圆满句号，其产生的“冲击”也持续影响了我在厦大第一年的研究生活。今年的第三届研习营重点关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而我的研究方向在于华侨华人及中国与东南亚关系，恰于此相合。至于申请材料的准备，从我个人经验来看，与其苛求学术论文的完美，不如好好思考与拟定研究计划。因为从我们目前的学术积累上看，论文写作不可能达到成熟境地，而研究计划中的资料收集、视角与方法的阐释，可以让老师了解你已做的工作及未来的方向，有助于客观评估你的学术能力与潜力。

由于本次研习营提前至7月，因此通知我们入选时，距离开营只有9天的时间了。从厦门到大连车票紧张，最后我只能乘坐24小时的硬座到沈阳，再转2小时高铁到大连。拖着小腿浮肿和脚背起泡的“病体”，跨越2000多公里，来到旅顺口读档案，我想这可能也会成为日后的美好回忆吧！

本次研习营的主要安排可分为：主讲教授报告、随营讲师报告、学员报告三个大板块，穿插其间的还有史料解读、档案收集与整理、教授与学生交流会等。以下我主要从个人兴趣和关切问题出发，谈谈我在这10天里的研习收获。

主讲教授报告

7月10日上午，由章百家教授带来开营讲座——《新中国成长历程中外交观念的变迁》。章教授认为，目前针对新中国外交史的个案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了，如何在此基础上提出关于新中国外交发展的总框架，使其与案例研究相互补充，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而对这一框架的勾勒，是与以下一系列问题密不可分的：新中国外交什么时候转变为“大国外交”？中国外交的“特色”是从历史中来的吗？中国外交中的“变”与“不变”因素有哪些？中国怎样重新认识自我与世界？围绕这一系列的问题，章老师从外交视角与外交观念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通过对比建国初期及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外交，梳理出新中国外交观念的变迁轨迹：从革命的、民族的视角到发展的、全球的视野。章教授妙语连珠，给学员们留下深刻印象：1、决策一定是在困难的情况下做出的，不会有绝对的收益与损失，损失的积累伴随决策的调整；2、如果将世界秩序比作一间屋子，那么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则经历了“拆屋子、建屋子——进屋子——修屋子”的历程，从旧秩序的挑战者，到世界体系的融入者，再到如今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推动者。3、今日之中国作为世界性大国，必须要将自己作为国际形势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预估外部世界对国内变化和外部行为的反应，力图化解超大国家现代化对世界秩序的冲击。章教授构建的新中国外交的宏观框架，有助于我们对新中国外交的整体理解，化解个案研究的不足。

在章百家教授对新中国外交观念演变做了宏观勾勒之后，沈志华教授、牛军教授和戴超武教授，以个案的形式向我们呈现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国与朝鲜半岛、印度支那半岛以及印度半岛——研究的最新成果。

7月11日上午，沈志华教授与我们分享了他八年中朝关系史研究的心得与体会——如何利用多国档案研究双边问题。由于中朝关系的特殊性，通过两国档案研究双边问题，存在很大困难。因此沈老师另辟蹊径，通过1950年代中苏合作下的中国和苏联档案，1960年代中苏交恶后的东欧及蒙古档案以及1970年代中美缓和后的美国档案，梳理中朝关系史。沈老师概括了中朝合作的五个方面基础：意识形态、世界革命、地缘政治、经济基础及个人因素等，进而揭示出中朝合作的特点，并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

7月17日上午，牛军教授为我们作了《冷战时期中国对印支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讲座。牛教授首先将冷战中的印支问题，放在中国对周边国家与地区关系中予以横向比较；再纵向梳理中国对印支的政策，指出：中国尚缺乏对这一双边关系描述和分析的“概念”，因此没有丰富的“语言”去解释我们的政策，进而限制了我们与外界的交流。牛教授进一步提示我们，在中国对印支政策的大框架下，具有研究意义与价值的问题：1、中苏关系对中国印支政策的影响。如果没有中苏合作，会不会有援越抗法？2、援越抗法决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毛泽东“革命民族主义”历史观在地区的影响，以及冷战的特殊环境对领导人冷战观念的影响。3、援越抗美这一决策形成的内部环境、动机与动力等。据牛教授的初步研究，中国对印支的政策可以看作中国对周边国家政策的雏形，正是在这一对政策的互动中，中国形成对周边国家的基本看法。而在具体的中越关系中，越南对中国的战略运用似乎更加成功，越方掌握了主动性并成功地牵制了中国。

7月18日上午，戴超武教授以冷战时期的中印关系史研究为例，与学员们一起探讨了档案文献、学术创新与研究意义三个议题。戴老师首先概述了中印关系史研究中，多国档案文献的基本情况，包括中巴、美印关系中涉及中印双边问题的档案，苏印、英印军事与经济合作的档案，戴老师还重点介绍了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接着戴老师提出，档案文献是学术创新的重要支撑，其主要价值在于：重构历史叙事，修正已有观点或弥补既往论述的不足。而在明确档案重要性之后，针对学员们普遍反映的对外文档案无从下手，或使用史料堆砌严重的问题，戴老师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思考的通则，以利于学员的史料解读实践，具体包括：思考政策文件形成的背景和过程，参与决策的不同人物、部门的作用，文件形成的国内政治利益，专门用语的涵义等等。最后，戴老师指出关于中印关系研究的现实意义：除了有助于我们提供分析和评价中国外交思路和外交决策模式之外，还有助于我们总结具体交涉经验，包括边界问题的交涉时机和实际控制的重要性。

初入史门的我们，在自我怀疑和他人碎语中，经常反思“历史的功用”。陈春声教授所提的“齐白石之虾”比喻，可以算作是一个简而妙的回答，而徐坚教授所认为的“完全为了个人兴趣的研究，其实是一种自私”也是我们所应该避免的。在民族国家仍然是中国外交史的主流叙事单位的情况下，通过多边档案构建双边关系史，追溯现实问题的源头，历史功用自有评判。无论是沈老师的直言不讳，还是戴老师的眉头紧锁，我们都能看到知识分子的坚守与风采。

史料研读

去年的研习营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杨奎松、冯筱才、姚百慧等老师带着学员们，一字一句读史料的过程。因为老师们在期刊文章和讲座中，所展现的只是他们思考的成果，而作为学生的我们，更想了解的是，老师们是如何搜集和解读史料？如何提炼有意义的问题？

本次研习营起初没有安排史料研读环节，在我们几个“颇有经验”的老学员的建议下，营长韩长青老师迅速征求全体学员的意见，尽量满足学员的要求。而几位随营老师也连续几夜奋战，准备研读材料。如此，大家期待已久的“大家一起读史料”正式上线了！

姚百慧教授以《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关于1963年10月23日周恩来与富尔的谈话记录这一文本为例，与我们分享阅读长的档案文献并制作卡片的方法。姚老师首先引导学员逐段阅读，概括文本主要内容；接着提醒我们，要对文本同常识的差异、文本的逻辑矛盾等保持清醒认识，并对可能的线索型档案加以记录、整理；最后，达到对档案整体进行文本的解构，包括探寻文本服务对象、生成机制、总的内在逻辑等方面。姚老师指出，档案文献的价值主要在于两点，即“事实”和线索，此二者，都需要我们通过进一步寻找横向证据（对同一事件的不同描述）以及纵向证据（事件变迁的文献），来达到对主体档案史料的证实或证伪。发现文本矛盾的过程，往往就是提炼问题意识的过程。通过将收录文选的谈话记录与外交部档案馆的原始档案对比，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文献对原始档案的处理，因此姚老师也通过“现身说法”提醒了学员对原始档案的重视，及文献汇编使用的注意。

田武雄老师则以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军方案这一事件为中心，为我们呈现多重史料的辨析、互证与解读的过程。这一次史料解读围绕的关键问题在于：1957年12月16日和25日金日成两次写信给毛泽东所提出的两种撤军方案是什么？进一步追问的是，中国方面选择了哪一方案？并作了哪些补充和修正？田老师带领大家阅读《周恩来年谱》、《毛泽东年谱》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后，仔细比较不同文献记载的出入，同时结合中国外交部档案和俄罗斯解密档案，对这一组问题作出推测。在辨析与解读史料之后，田老师进一步引导学员追问：中国方面对方案的补充和修正的原因为何？这一史料解读的过程，相对完整地展现了如何提炼一个有价值问题的过程。长期困扰学员们的“问题意识”，其实可以在史料的辨析、互证与解读过程中，得到解决。

学员交流

本届研习营，学员的主体性得到了更充分的尊重和发挥。这一方面是得益于学员的学科背景和学术训练更加多元，另一方面所有学员都有机会报告自己的论文和研究计划。

学员的论文被编排进不同的主题小组，包括“社会群体与政治运动”、“冷战与东亚”、“冷战与东南亚”、“冷战时期中国对外关系”、“冷战与华侨华人”等。每小组２位学员报告，４位学员评议，然后由随营老师总结点评，最后再由报告人简单回应。与上一届老师一对一评议不同，本次由研究方向相似的同学评议，使得学员们在观照他人中反思自己。

坦率地说，作为学生的我们，平日里十分缺乏这种锻炼“看”文章和“评”文章的机会。因为不论是作为学术史回顾，还是作为参考文献，我们回溯和参考的多是一些比较成熟的，甚至多是大家之作。这使我们很少有机会去反思别人文章的问题，更多地是学习和模仿。而对自己平时练笔文章或课程作业，因为太过熟悉或自鸣得意，而不能客观评价，出现问题也不自知。论文互评类似“大家来找茬”，学生的身份让我们比较容易放下思想包袱，不论是研究生还是博士生，都能针对文章本身的问题“评头品足”。

我观察到的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某位同学的论文刚被批评“没有问题意识”，下一场他在评论其他同学文章时，也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篇文章缺乏一个明确的问题”。这说明我们是能够意识到“没有问题意识”这一问题的。我们在平时的交流中，也普遍感到兼顾“讲好一个故事”与“解决一个问题”有相当的困难。受研习营学习的启发，我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似乎可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继续全面地搜集史料，通过不同史料的对比、辨析与互证，来讲新故事、补充新情节或修正旧结论，这样在老问题上的深入，也算是一种问题意识。二是学习和更新史学理论，熟悉诸如文化史、跨国史、微观史等传统史学的转向，以新的框架来重新理解、诠释和反思旧的历史叙事。我的这两方面启示，主要来源于学员们在以下两方面的交流：

一、档案资料收集与整理的交流。

本次研习营的学员们基本覆盖了中国的东西南北，他们充分利用地利之便或学校的历史积淀，广泛搜集各地方档案及各校特色馆藏。学员们就各自掌握的档案情况与大家作了分享，包括：在地方档案方面，包括云南、浙江、北京、上海等省市档案，以及深入基层的余姚市、饶县档案，甚至还有村庄一级的档案；在外国档案方面，包括保加利亚国家档案馆、蒙古国家档案馆及美国国家档案馆等地馆藏档案情况；在特色馆藏包面，包括美国驻华领事馆档案，北京医疗系统档案，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华东师大地方文献中心的民间文献，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专题剪报等。

二、不同学科背景和学术训练间的交流。7月11日晚，来自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弗吉尼亚大学、东京大学和高丽大学的6位同学，与我们分享了他们在国外的学习经历，以及国外中国史及国际关系史的研究现状。而他们的论文报告与讲座提问，则给我们以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启示：比如对外交史研究中“文化转向”的强调，对文本生成机制的反思以及口述历史中“集体记忆”影响的思考等。

结语

沈志华教授在开营仪式上说，“我们现在的学生缺乏最基本方法（史料搜集、整理与解读），所以我们要来办这个营，给大家培训培训”；戴超武老师在讲座中也明确表示，“我们的学生，没有档案就不能开题”；韩长青老师也提到，沈志华教授举办这个研习营的初衷是希望其带有一定的“学术扶贫”性质，为边疆省份的研究中心培养人才，进而充分发挥地方的优势，更好地投入到周边国家对华关系的研究中来。三位老师的讲话是对研习营主旨最好的概括，而作为我们学员来说，10天的研习生活，虽不能解决我们研究过程中的所有问题，但至少能帮助我们找到存在的问题，或提高对已经存在问题的重视。

作为连续两年参加研习营的我来说，在学术之外，研习营给我最大的启示是老师和同学们身上所体现的分享与共享的精神。记忆最深刻的是姚百慧教授，与我们分享了他去年在美查档89天的经历：不仅搞清楚了美国档案馆（二档）的主要馆藏与编排方式，拍摄了140多种目录并整理成表格，还现场向我们演示如何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查档：从楼层分布、档案柜的方位，到档案盒号、档案夹内容，甚至还包括拍档案的技巧等，俨然一次赴美查档前的培训会！在研习营结束之时，姚老师还再三号召大家去首师大利用馆藏缩微胶片。而在我们提出要去外交部档案馆时，他还表示有时间可以亲自带我过去。10天的研习营生活，不断地刺激我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何为“学术共同体”？我想，当我们的学识还不足以推进学术、贡献学林之时，这一分享的精神是我们首先可以培养的：当我从这里汲取一滴水，我希望它在经过我全身的循环之后，又回到另一片海中。

现代大学体系的创始人红衣主教纽曼曾说，为什么你可以自己读书， 还要来大学学习？因为学科精神绽放在老师身上。你看到活着的学科，于是，你去发现有东西也可以在你生命中流淌。我想这句话用来概括我的研习营收获不能说不贴切。

最后，让我们回到沈志华教授在开营仪式上的讲话：边疆问题就是中国问题，周边国家对华关系史就是世界史（一部分）。美国甚至跨越几千海里来研究我们的周边国家，我们难道不应该行动吗？我想10天的研习生涯，我们都应该对这一问题有了自己的答案。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也将牵引着我们一届届研习营的继续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