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 | 中国的思想史写作要走向何处

 “话语实践、知识的来龙去脉，以及各种概念和范畴的运作，不能不上升到理论研究的第一位。不然的话，知识将永远和我们捉迷藏。”

                                                 ——刘禾《语际书写》

今年年初，这本中国人文社科领域近二十年内的重要作品经作者修订，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再版。

7月26日，哥伦比亚大学终身人文讲席教授、比较文学与社会研究所所长、《语际书写》作者刘禾，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人博，中国人民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杨念群，做客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北京），一同回顾中国百年历史，探讨思想史走向何处。

刘禾：思想史应该让位于话语实践的研究

《语际书写》是刘禾教授20年前的著作，该书起源于作者对中国现代人文知识的来龙去脉进行整理的过程，寻找新的突破口，那就是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史写作。刘禾发现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史写作模式，已经渗透到各个人文知识领域，包括文学史、国际关系史，法律史、艺术史，音乐史、建筑史等，它们都罩着思想史写作的阴影。如果不对思想史写作的普遍模式进行反省和清理，就没有办法在其他学术领域中进行根本的革新。

“传统思想史是以概念的研究为主导，通过对思想家的著作进行诠释、评述，关注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联系和变化、以及思想自身的沿革等。这种研究的困境在于，把词语本身作为一种自明的概念来运用，而中国近代以来的诸多词汇、概念、范畴都是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通过翻译而来。翻译本身并非透明的，一种语言文化中的概念、范畴不可能原封不动地进入到另一种语言和文化。”

刘禾认为，语言之间的透明地互译是不可能的。词语的含义是历史地、人为地建构起来的，语言之间的“互译性”也需要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去理解和研究。如果不清理概念本身形成的历史条件，不明晰词语和概念之间的关系，不对词语所包含的历史情境和各种权力结构进行清理，那就会使思想史的研究处于一种晦暗不清的状态。

刘禾指出，她的研究思路产生于对法国思想家福柯的阅读和思考。20年前，美国学界的学术大转型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福柯与传统思想史的决裂，它影响了北美人文社科学界的范式转移。人们不得不重新检视旧的知识范式和思想史，而《语际书写》在这一背景下，也是对福柯的回应和反思。

刘禾在《语际书写》中归纳了思想史研究的四个盲点：互译性，叙事模式和写作模式的转换，西方的学科建制对本土知识的塑造，话语传播的物质形态。

她说：“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思想史应该让位于话语实践的研究。《语际书写》是我做的一种尝试，其中有些章节是我直接用汉语写的，有一些章节是翻译过来，我自己又润色过了，所以这本书比我另外一本从英文翻过来的书《跨语际实践》好读一些。”

杨念群：“跨”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杨念群教授从刘禾的另外一本书——《跨语际实践》开始说起。杨念群认为，谈这本书，要追溯到1980年代。“因为刚改革开放，大家特别习惯用一种比较的眼光看中西思想。其中最常用的方式就是把中国某个思想家和西方某个思想家比较，而不管西方和中国的现实语境和历史状况如何，只是很牵强地把他们的思想抽离出它的历史语境，做一种非常抽象的比较。当时这样的文章非常多，实际上这种研究现在看起来毫无意义，因为脱离了本身的历史脉络和语境。也就是福柯所说的话语，话语不是简单的语言表达，而是要关注人的交流方式在历史实践过程中如何具体地体现出来，和不同人群的交往方式有一定关系。如果你忽略它的历史方式、交往状态的话，任何思想的比较都没有意义，中国思想史界有了这个觉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了呢？我觉得是从刘禾老师提出跨语际实践的时候开始的。”

杨念群认为针对中国目前思想史研究的刻板状况，刘禾提出的“跨”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它的提出，是反本质主义的，意义就在于把概念本身的所谓“本质规定性”给打破了。比如刘禾在书中梳理了“个人主义”和“国民性”的问题就很有启发。

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史，一直深受李泽厚先生提出的“救亡与启蒙”观点的影响，认为启蒙的任务被救亡的使命所压倒。李泽厚先生的说法很有意义，但李先生并没有从“跨语际”的角度来思考。从这个角度看，即使没有救亡的紧迫性，个人主义式的启蒙也未必能在中国扎根。个人主义，作为一个西方话语，在中国语境下必然发生改变。因此，救亡和启蒙，并非构成一个非此即彼的关系。

杨念群指出，我们恰恰要从跨语际实践上，讨论个人主义和救亡运动，究竟在什么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不能立足或得以立足于中国，以及为什么在引进之后又发生变异的问题，这或许才是我们现在讨论思想史的一种新的路径和方法。

另外，杨念群也提出了一些思想史的问题进行回应和讨论。他提出，除了跨语际的方式，“我们如何建立中国自身的文化主体性”。

因为“跨语际研究”的流动性太强，不确定性太强，是根据具体的历史语境、不同的文化来研究具体的实践过程，因此，怎么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自身评价标准非常重要。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一些学者曾非常热衷于在中国本土中寻找西方意义上的概念，比如早期现代化、西方的社会自治概念等。但即便找到并娴熟地使用这些概念，我们却又落入“西方中心论”的圈套，因为你找到的恰恰并不是中国自身生发出的东西。我们如何克服这个困境，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如何从中国自身历史脉络和语境中引申出自身的概念，建构中国的思想体系？中国的文化主体性是否可能？以及可以采取哪些策略？而不是冯友兰式的中国哲学史的策略。

另外，在“跨”之外，怎么建构一种对中国历史自身的话语体系，而不是借用西方社会科学的话语概念？杨念群说，他在尝试，是否可以从中国历史中寻找一种自身的概念，而同时又能从中激发出普遍的现代意义？但如何在原始意义和现代意义之间保持敏感，而不沦为一种古董式的研究，他还在探索中。他提到了中国古代经典里的一些概念如“文质之辩”、“大一统”等都可以重新进行发掘和讨论。

王人博：跨语际的双向性问题至关重要

王人博认为，刘禾对国际法的解读，对国际法知识的生产机制，以及历史性，进行了全球式视角的解读，对法学研究者打开了一扇窗户。“我考虑能不能将跨语际的书写，衍生到法学领域，因为法学领域接受的也是现成概念，面临着类似问题。”

他认为，《语际书写》的视野是后殖民主义的，是一种解殖主义。刘禾教授研究的问题是，近一百年来，中国历史上和知识中所用的范畴、概念都是怎么来的？刘禾教授所提出了“互译性”的问题。

中国近代以来的概念、词汇大都是从西方，或者说日本引进过来，这种引进或翻译的词汇，是在一种西方殖民主义的历史下和话语霸权下形成的。中西关系是一种“撞击”与“被撞击”的关系，由于西方的强势地位，中国处于弱势的“被撞击”地位，因此，各种话语、词汇则受到西方霸权的影响而建构起来。而《语际书写》则是以一种后殖民主义的方式，对这种殖民话语霸权进行解构。

同时，他也指出，文化和概念的互译，除了包含强势的西方话语霸权的影响，还有另一维度也至关重要，那就是作为弱势一方的中国在引进概念、翻译词汇的时候具有主动选择的一面的。比如革命（Revolution）的概念，它在英国是恢复的意思，光荣革命之所以是光荣的，并不在于未流血，而在于“恢复”，恢复到传统的状态，而当中国引入这个概念的时候，则不再指这个含义，而是赋予了它“创生”、“创造”的意义，进行了改造。这就体现了文化互译中的主动选择性，而不仅是被动的。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再看“救亡”与“启蒙”，“革命”与“启蒙”的关系，其实就不必然是对立的，而是具有一致性。因为，中国的革命本身即启蒙。其中就涉及到“跨语境”的双向问题，而不是单向度。

另外，王人博教授还提出三个问题：一是语境问题，尤其是外语境问题，即文本之外的主体语境，比如密尔的《论自由》与严复的翻译，二位作译者主体的历史语境完全不同，因此他们对问题的理解就不同。二是语言之间的语境差异，语言的不同包含着思维方式的差异。刘禾教授的跨语际研究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就是刘禾的双语身份。这使得她可以在中西方的语境之间进行自由而深入的跨语际比较研究。这也是跨语际研究的难度所在。

三是不同的学科范式是否能相通？比如，刘禾教授从中国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的文学创造和文学批评里面发现了现代性的建构，从文学批评中可以读出思想，但我们能不能够把它倒过来，以文学创造和文学批评所提供的思想，作为我们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框架来进行书写，可能是需要商榷的。这一问题也同样在法学研究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