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口述⑥｜90岁抗战老兵邵倜：高一参军，曾在印度受训

【编者按】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以上，其中军队伤亡380余万。按照1937年比价，中国官方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

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强调，“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做好战争亲历者头脑中活资料的收集工作，抓紧组织开展实地考察和寻访，尽量掌握第一手材料。”

3个月后，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二批）名单公布，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连红申报的“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课题中标立项。2016年3月至今，课题组人员与民间志愿者携手，已经完成老兵口述访谈近500人。此项工作预计到2020年12月结束。

从7月8日起，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获该课题组授权，刊登部分抗战老兵口述访谈。

口述人：邵倜

采访人：肖晓飞（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工作人员）、 莫非（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口述历史工作室工作人员）、陈敏（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研究生）

采访时间：2017年1月5日

采访地点：江苏淮安邵倜家中

整理人：肖晓飞

一、战火中的求学

我的老家在江苏南通平潮，我家是读书世家。我的高祖是清朝的举人，祖父叫邵子山，父亲叫邵伯言。我的祖父、叔祖父都是清朝的秀才，废除科举以后，他们又上了师范学校，一直以教书为业。南通很多读书人都是我祖父的学生。在当地不算富裕，但是社会地位比较高，很受人尊敬。解放初期，我们老家由于运河扒河道，老家的房子拆除，家中的旧书、家具都没能保留下来。

父亲没有学历，在张謇主办的通州师范见习班学习，开始时做小学教师，以后到老《南通日报》做记者、编辑，后来担任主编。他还曾做过南通县参议员，参加编纂《南通地方志》。在报馆的时候，他代张謇写一些应酬的文字，当时社会上请张謇写字的人太多，什么寿联、祭文、传记、诗词……张謇大忙人一个，哪有时间，多是由我父亲代笔。父亲的这些文字都有简报，登在《南通日报》上，后来编成一个文集，叫做《诚庵文存》，可惜在“文革”时都被毁掉。父亲的照片也没保存下来。

后来，父亲到南京汇文女中教书，不久经人介绍，兼任卫立煌长公子卫道杰的家庭教师，因此与卫立煌结识。抗战时期，我在昆明的卫立煌公馆门口见过卫道杰一面，那时远征军反攻缅甸已经结束。

父亲虽然没有学历，家学还是很不错的，书香子弟，文章写得很好。当时他收入在一百元左右。抗战爆发以后，父亲离开南京参军，做了卫立煌的部下，从上尉做起，一直做到少校、中校、上校。最后参加远征军，在龙陵为国捐躯。

我生于1927年11月，家中兄妹三人，长兄邵杰，小妹邵佶。抗战以前，哥哥在镇江中学读书，1942年到大后方，在武功的第三临时师范读书，后来在西北农学院毕业，抗战胜利以后回到家乡，在银行工作。妹妹叫邵佶比我小很多，一直和我母亲在一起，长大后在张謇创办的南通女子师范读书，这个学校里女生倾向革命的人很多。抗战胜利后她偷偷地跑出去参加了革命，参加了新四军，在苏北军区工作，解放以后调到了福州军区。悄悄参军以后，母亲到处找也找不到，后来妹妹来信说“你们不要找了，我已经在部队里”。

1933年，我虚岁7岁，开始上小学，上学时父亲人已在南京。母亲不识字，按照道理，我应该是正常读小学一年级，但是不知道怎么把我送到幼稚园了。在幼稚园，我是大小孩了，整天学习什么“排排坐，吃果果”，我就不愿意去。第二年该上二年级了，我转到大王庙小学读书。1935年，二年级没有读完，我跟着父亲到了南京，考入五台山小学。在南京的时候，父亲带我去看过中华剧团的海京伯马戏团表演，当时一张马戏团门票的价格很贵。父亲还带我去游玩过中山陵、玄武湖、夫子庙、故宫，五台山附近的清凉山更是常去之处。父亲是教国文和历史的，一边带我看，一边给我讲解。

此时华北的形势很紧张，日本要进攻中国，南京的形势也很危险。父亲说，我们在南京举目无亲，万一有什么变化，在南京寸步难行，还是回家乡去吧。所以我又回到南通。

南通有好几个小学，除了南通小学，通州师范小学也很有名。我就读于省立南通小学。我的级任老师很有名，是大画家范曾的母亲廖镜心，教授语文，和我们家也算世交——南通的读书人之间走得都比较近，廖老师“文革”时候受迫害去世了。我读书的时候，从来也不用功，廖老师就不太喜欢我，但是教常识的陈老师很喜欢我。我的常识、算术差不多都是满分，但语文只有刚过及格线。

回来以后读三年级，仅仅读了一年，又迁到海安李堡的外祖父家。李堡是个小镇，并非兵家必争之地，迁居到此就是希望有个照应。外祖父是一个小业主，开了间小商店。我的大舅是县政府的科员，小舅是国立东南大学毕业的，在外地教书，另外两个舅舅做生意为生。

我们到李堡以后，就读于李堡小学，读四年级。此时沿海很多地方被日军占领，和父亲的联系也就中断了。家中经济靠父亲支撑，父亲有钱也寄不回来，吃饭成问题。我就住在外祖父家里，母亲和妹妹寄居在别人家，哥哥邵杰在后方上学。一家五口，分在四个地方。

读了没几天，卢沟桥一声枪响，日军全面侵华，我们又逃难下乡，读书又一次中断。日军到了李堡镇镇上，周围人都逃走了，也无人抵抗。后来，日军找到地方上一些有威望、名气的人出来，担任维持会，并在地方上组织了保安队。

逃难回来，接着上四年级，一直上到五年级。在李堡小学，开始时老师也不大喜欢我，结果考试的时候，我考了个第一，后来五年级连续两个学期考了第一，让老师刮目相看。我是全科优秀，体育、唱歌成绩都很好。

这时候，如皋中学搬到李堡。哥哥说：“将来读书的机会很少，说不定随时随地都会失学，多上一天是一天，机会不能放，中学搬到这里来，你就以同等学力去考中学。”于是我去参加考试，考上了如皋中学。这样，我小学一年级、六年级都没有上，直接读了初中。

一年以后，新四军过江，学校停办——开学照开学，但无人上课。如皋老百姓起初对新四军似乎没有好印象，老百姓私下称“方方”（四字是个方形），布告上写的谭震林等人的名字。新四军来了以后纪律也不错，不过我们学生和新四军没有接触。

1941年7月，李堡镇以后发生了一件大事——日军派了九架飞机轰炸李堡。实际上，李堡并非军事重镇，后来听说是来轰炸陈毅的。那几天，苏北很多地方如马塘、丰利、掘港，都遭到了轰炸。我亲眼看到了九架飞机投弹，可以说李堡这次轰炸，我是亲眼目睹日军飞机丢炸弹并能描述出来的人。

当时我上初一，那时胆子很大，我听到机声，爬到屋顶上观看。轰炸前一个小时，一架日本飞机飞来，高度很低，连驾驶员也能看得见，转了两圈走了。过了一会儿，九架飞机来了，声音很大，三架一组，成品字型飞过来。第一架飞机侧身俯冲下来，紧接着机身摆正，一个炸弹就甩下来了，炸弹不大，远远看去，外形颇像灭火器。我立刻从房顶上跳下来，赶紧跑到房里，还没来得及躲到床下，就听到爆炸声，接着就是地动山摇。

这次轰炸，外祖父的房子中弹，有一半倒塌，外祖父、大舅母都在轰炸中都遇难。我的表哥、表姐也都受了伤。李堡镇被炸死五十多人，炸伤一百多人，房屋毁坏约两百间。估计这次轰炸大约扔了二十多枚炸弹，当地的记录说是五十多，我觉得可能没有这么多。四十年以后，我到李堡探亲，和当地的人谈起这次轰炸，很多当事人对这次轰炸都已经淡忘了，年轻一代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事。我和如皋的官员反映这个事情，一连写了三封信，建议做几件事情——在李堡学校建一个亭子，树一个碑，纪念殉难的人，这个也不要多少钱——但是反应非常冷淡。之后我给南通市委宣传部写了一封信，说是可忘孰不可忘，这样的事情都能忘记，还能记住什么事情？尔后，南通市委宣传部给李堡镇下了一份指示，李堡镇委的一个干部给我写了一封信，三页纸，洋洋洒洒数千言，谈李堡的发展，但是对我谈的事情只字未提。信上没有单位，没有盖章，也没有具名，我看到后无话可说，这个事情也不了了之。

在如皋上完了初一，我又回到了南通。此时的南通，城区都被日军占领，新四军则在乡村活动，周围还有很多“和平军”（抗日战争时期汉奸汪精卫所统辖的伪军）出没，此外还有韩德勤的部队。我的一个叔叔在南通的私立平漕中学工作，我就到那里读书。公立中学都被日伪接管了，平漕中学由几位老师发起，是三不管地带，新四军不管，“和平军”的子弟也在那里上学，所以也不管。

一年以后，即1943年，我上初三。初三没上几天，父亲写信来，说有人到内地，你在老家既没有饭吃，也没有前途，你赶紧到后方吧。

我们同行七个人一同到内地，五个学生（内中有我和表哥二人）、两个已工作的知识分子。从上海坐上火车，那时候坐火车有严格的规定，头等车只有日本人才能坐，二等车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乘坐，我们这样的平民只能坐三等车。不同档次的车厢有严格区分，我年纪小，刚上车还很好奇，伸头朝二等车厢看了一眼，马上就有人来赶你走，不让靠近。路上有伪军盘查行李，我们不敢暴露学生身份，只带了衣服、被子，带着地方伪政权办的“良民证”上了车。火车经过南京，到了徐州后，换乘汽车，接着坐架子车到安徽的亳县——这里是中日军事分界线，过了亳县就到内地。

1943年端午节前后，我们到达洛阳。那时候国民政府在洛阳等地办了“战区失学失业青年招待所”，专门接待从沦陷区逃过来的青年，类似于中转站一样，免费供应食宿。留在洛阳的有三个，同行的苏州四个人去了重庆。我们三个人为什么留在洛阳？因为苏州那几位经济条件好——再走就要花钱，所以我们三个留了下来。

洛阳招待所由第一战区司令部派人接待，收留的手续也很简单，只要能证明你从沦陷区来的，都能收留。我就凭着身上揣的良民证，办理了入住。招待所里一天两餐，发一个大馒头，将近一斤，还有牛肉粉丝。我们肚子小，大馒头吃不了，就留下一块，拿到外面卖牛肉汤的店里，可以换一碗牛肉汤。住宿就是打地铺，大家都挤在一个大通铺上。

洛阳招待所大部分都是从河北、北平来的学生，江浙来的学生很少，这里平时散漫、自由得很，也没人管理，更无人来做学生工作，有一部分青年后来去了延安。

到洛阳招待所不久，父亲来看我，父子相见，自然很开心。在洛阳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也不长——经常见面，但不住在一起。那时候公教人员很苦，我住在洛阳招待所，有时候去看望父亲。在洛阳三个月，等待分配，教育部将我和表哥分到了陕西洋县的国立七中。这批学生一般都是直接安排在洛阳先修班，但是先修班有一些人事不太协调，我的二舅刚好在教育部工作，所以我们被安排到洋县国立七中。

洛阳招待所给我们发一张证明，坐火车可以不用买票。洛阳还有一个基督教会，每个人到学校凭分发证，没有其他附带条件，都可以去教会领三百元补助费。我们离开洛阳到宝鸡，换乘汽车，票都买好了，遇上大雨，秦岭的公路被冲坏，无法通车，在宝鸡等了一周。本来我们的费用（车费、生活费）是有预算的，雨天路坏，多等一周，吃住就成了问题。我们找到当地的青年会——青年会具体属于什么组织我也不清楚，请求帮助，青年会免费给我们腾了一间空房住宿。雨停路好，我们继续上路，坐车到汉中，最后赶到洋县。

到了洋县七中，我应该上高一，学校安排入学考试。由于我们是教育部分配来的，觉得自己很厉害，有点心高气傲，心想我们还需要考试吗？教务主任王江是一个大学新毕业生，西北大学地理专业出身，为人高傲，他认为你们牛什么，教育部安排的有什么了不起？要求入学加考一门地理。本来考试没有问题，主科都无问题。可是地理是副科，在学校不受重视，我们离开家乡，离开学校快有半年了，这样一来，地理考试不及格。结果，我还是读初中，被安排在洋县七中的初三。后来的事实说明，王江这个人野心很大，此后洋县七中闹学潮，发起驱逐校长运动，听说就是他在背后支持，据说他想当校长。

第二年，我重新参加考试，考上洋县七中。

在洛阳还有件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打架。兵叫丘八，学生叫丘九，是兄弟俩。我们在洛阳时，就和士兵打过一次架。洛阳有很多伤兵，待遇很差，脾气也很大。我们这些学生从沦陷区来，也是天不怕地不怕，有一回和他们起了冲突，有几个学生回到招待所，说：“大伙儿跟着去！”大家马上集合起来，抄起棍子就去了。到了洋县，和当兵的又干过一次架。我也跟着去了，根本没有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一群人乱哄哄地就打了起来。

二、父亲的几封信

父亲自离家外出谋生，我们兄妹便很少能见父亲一面。待稍长成年之际，与父亲通过书信往来。

南京沦陷前，父亲离开南京，先到合肥，在合肥女子师范教了一阵子书。抗战军兴，安徽形势紧张，父亲因与卫立煌有旧，便到了山西。当时卫立煌在山西做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父亲担任卫立煌的第一战区兵站总监部的上尉译电员，兵站总监部就是做后勤的，职位较低，工作也简单。因为父亲有才能，很快得到提拔，担任少校秘书。战时的秘书还是很有权的，县政府没有副县长，下面只有秘书，相当于副县长。此后又提拔父亲为中校秘书主任，军队中由一般司令、参谋长掌握大权，秘书主任没什么权力，但是我父亲还是有一定权力，有时能代表兵站总监部长官出去。所有的单位公文都在他手里。

1943年我到洛阳，跟父亲在一起，此时卫立煌已经下来了，他的继任者是蒋鼎文。父亲要和卫立煌共进退，也下来了。父亲重新回到学校，在洛阳的大学先修班、省立洛阳中学教书。

1943年秋季，父亲给我写过一封很重要的信，名字叫《诚与术》，什么意思呢？我离开洛阳到洋县七中去上学，路上经过武功，哥哥邵杰在那里读书，我去看望他。毕业之前要实习，父亲很支持他，说实习很重要，是进入社会的第一步，要把它当回事情。结果呢，邵杰没有去实习。到了武功，我说：“你怎么骗父亲呢，父亲对你寄予很大希望，你怎么不说呢？”我就考虑，这个事情要不要告诉父亲。告诉吧，不好，不告诉吧，也不好，我考虑了很久，决定替哥哥隐瞒。

到学校后，我还是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把我的想法和顾虑告诉了父亲。父亲给我回了一封很长的信，信中说做人要诚实，诚实是基本的，但有的时候善意的隐瞒也有道理，你这样做还是对的，这和完全违背诚实两回事，后者属于奸诈、权术。父亲的这封信，说明他其实是个思想很开通的人，不是一般的教书匠。

同年，日军攻打洛阳，父亲离开洛阳退到西安，这个时候卫立煌要出任远征军司令长官，父亲奉召跟卫立煌一起去了云南。这次提升一级，在长官部做军简三阶上校秘书，在购粮委员会协办军粮购供。远征军要吃饭，父亲在当地征购粮食，仍然负责后勤工作。

父亲到了云南以后，给我来过几次信，给我影响很大。第一封信是谈到云南之后的感想，谈了两点：一是云南的自然形势，地处山区，原始森林密布，瘴气很重；二是云南社会情况，属于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政权掌握在土司手中，土司是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统治者，权力很大。

以后的信谈到他的工作情况，信中说本来他是可以在司令部里，但是购粮的工作很复杂，大权都掌握在土司手上，买粮食不通过土司就困难重重——这里面牵涉到钱的问题。第二点，到部队也是一关，部队也不是清水衙门，粮食买了来到部队，这里有又是一道弯弯。所以有时候他不得不下去——原本是可以不去的。

最后一封信是这样讲的，腾冲是我国抗战以来收复的第一个城市，其他的都是短暂收复又得而复失。收复腾冲死伤很大，据说日本大概死伤两三千，中国是九千，还有民工四千，是日本的几倍。胜利是胜利了，但是代价很沉重。信中还说道“我现在在龙陵，龙陵是此地收复的最后一个城市，我到达时，日本人已经败退，但夜里仍能听到枪声”。这是我收到父亲的最后一封信。

我报名参军以前，给他写过一封信，他当时刚好离开司令部去了前线，没有接到我的信，也就没有给我回信说同意不同意。不过，父亲以前也跟我说过——在洛阳时，我和父亲说我要考军校。父亲说：“你当军人也好，当科学家也好，做什么我都没有意见，但有一条，你要把基础打好，当军人不是凭勇敢，要有知识有学问，起码要上高中以后才能去上。”所以我想，我当兵父亲应该还是支持我的。参军有条件，两年之内如果不死，可以重回学校继续读书。当然，两年什么都很难说。

战时颠沛流离，父亲的信我都交给一个亲戚保存，可惜都不在了。

1945年初，父亲完成购粮以后，在回保山司令部的路上，不幸翻车，遇难牺牲——此时我已经到昆明，分到了207师，并不知情。当时他在司令部的朋友征求我在西安的哥哥的意见，说在战时情况下，不可能将你父亲的尸骨运回去，最好的办法是火葬。家里人同意了，骨灰就放在昆明寄柩所。抗战胜利后，我到昆明取回父亲骨灰。

我到了印度之后，邵杰写信告诉我这个噩耗。我收到来信，看了两遍，第一遍没看懂什么意思，第二遍才知道是父亲牺牲了，放声大哭。连长、排长对我很好，很同情我的遭遇，安排我一个人住到团部的空房子里。我痛哭了两天，最后眼泪也没有了，重新回到部队训练。父亲对自己多么的重要，很长一段日子里，一想起来就痛哭。

父亲牺牲以后，他的朋友、上级给他募捐，有一本记录册子，第一名是卫立煌，捐了一百元，那时候一百元也不少了，最后钱都汇给我哥哥了。我回国的时候，去看我父亲的上司，他说：“我这里还有一笔钱，是留给你的。”我没有要。我说：“我是一个当兵的，我的地址是流动的，这个钱无法保存，收到收不到也不知道，你还是给我哥哥吧！”以后，远征军长官部又替我母亲和家人申请遗属抚恤，那时候是国防部负责，我去领过两次。再后来，通货膨胀厉害，币值贬低，就没有再去领。

三、在印度受训

在洋县七中读书的时候，有个飞行英雄周志开，打下敌人很多飞机，到我们学校演讲，讲述和敌人空中作战的事迹。同学们听了十分激动，很多人报名参加空军，我也是其中之一。不过体格检查就把我淘汰了，因为沙眼。这次报名，只有一个初一的学生考取了空军幼龄学校。

1944年，我17岁，开始读高一。抗战进入了最艰难的时候，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已经不行，海军基本上垮掉，制空权也没有了，日军就想从东南亚开始进攻中国的腹地。日本调集65万人马分三路向中国进攻，北边把洛阳攻占，中端攻占了湖北老河口，在湘西到汉中把整个中国大后方切成两段，南边桂林、柳州也沦陷了。日军前锋已经抵达独山，离重庆不是很远，全国为之震惊。

因此，国民政府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原先中国是征兵制，年满岁数的人都要去当兵，陈立夫当教育部长以后，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少，大学生、中学生尤其少，战争毕竟是短时期的，战争结束以后要搞建设，建设要靠人才，人才要靠教育，故而大学生、中学生很宝贵，不能去当兵，定为缓征，到年龄不去当兵。

11月份，我念高一两个月左右，在报纸上看到“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我一直有当兵的想法，便写信给父亲，但一直没等到回信，我在报名即将截止的时候参加了青年军。国民政府办了二十九个国立中学，绝大部分都是沦陷区的学生，不愿意做亡国奴，都是自发的报名参加。我们报名的很多，同期入伍的一共137人，除了个别是初中生，几乎都是高中生，占洋县七中的百分之二十。那时候，中学的规模跟现在不能比，从初一到高中只有几百人。

我们这批学生先到西安检查身体，接着坐飞机到云南沾益机场，送到云南曲靖。我与洋县七中的同班同学吕志孔同分在207师621团7连。连长姓戴，团长姓张，我们的师长叫方先觉，死守衡阳47天的那位，当时在我们心中是大英雄。

青年军的伙食还不错，上面规定，每天都有荤菜。我走了以后，听说司务长、连长因为贪污，被赶跑了。

我到部队不到半个月，上面通知中印公路即将开通，需要驾驶员，要在青年军招一部分人，有一定外文基础，安排到印度学习驾驶。最终调了两个团约2000人到印度受训。

但实际上也不完全是这样，我所知道的有两个人就不是：一个是少校张寿民，军校13期的，陆大参谋班毕业，他就想到外国去看一下汽车，于是冒充报名；另一个是黄埔15期的上尉连长。

实际上我庆幸自己离开了207师，我这个体格，当步兵根本不行，既要扛枪背子弹，还要背粮食，哪里行啊。

1945年春节过后，我们分批坐飞机到印度，运输的飞机五花八门，我乘坐的是货运机。一架飞机大约三十人，没有座位，没有氧气筒——有的飞机上有。飞机从沾益起飞，那天天气很好，晴空万里，中途飞越喜马拉雅山脉，共四个小时，到印度汀江机场降落，此地为航线的终点。

战时飞机的飞行高度最多五千公尺，重载飞机只有三千五百公尺，只能在喜马拉雅山的山沟之间小心翼翼飞行。刚上飞机，大家兴高采烈，进入山区时，看到底下是重峦叠嶂，白雪皑皑，十分美丽。不料，飞到中途，飞机开始上下颠簸，忽上忽下——高空气流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稀薄。飞机向上还挺有意思，人跟着往上一跳，向下颠簸，人的心跳陡然加快，痛苦万分，顿时什么心情都没有了。由于飞越高空，我们统一穿着新发的棉袄，飞机内外都结了一层冰，有的人在颠簸过程中难受的呕吐，吐到地下的都结成了冰。

到汀江机场后，当地已安排好接送，我们安顿好就换掉了服装，统一换上黄色的咔叽服、皮鞋，统一发放了球鞋、羊毛褂、羊毛裤，这些衣物由英军供应。身上穿的棉袄都烧掉了——上飞机时刚发的新棉袄。

驻印军的训练都在兰姆伽，那里有很多美国人开办的训练机构：汽车学校、坦克学校、炮兵学校、汽车修理学校、通信兵学校等等。我们从汀江坐火车，经两天三夜到兰姆伽。

我们去兰姆伽的时候，驻印军都已离开，只剩下一个坦克营没走，留在来做我们的助教。我们暂编汽车团共两个团，我在第二团三营七连，团长黄占魁，黄埔六期生，留英学习坦克，后来在台湾做了后勤司令。

还在沾益机场的时候，所有人等待着出发，我的一个同学说：“到国外以后，饮食肯定不习惯，我们难得去街上吃一餐吧，将来想也吃不到了。”二人从街上吃完饭回来后，发现我俩不幸落单，其他同学都已经先走了，慌忙往机场赶。所以后来到了印度，其他同学都分在汽车团第八连，我们俩在第七连。

我们在印度大概有五个月，实际上，学开汽车也就一个多月。任务就是学习驾驶，学习的是美式十轮大开车。汽车学校跟现在的驾驶学校相比怎么样，我不知道，那时是美国人训练的，初级班一个月，一天一个样子，今天训练这个，明天那个。第一天学习原地不动、松刹车、开排挡、加油，一个小时，重复这个动作。第二天学习原地驾驶，排挡不变，绕圈子。第三天，开始换排挡。此后就是困难地形、夜间驾驶等各种情形。

上午是学驾驶，每天学一个项目，四个人一辆汽车，每人开一小时，下午是学习理论，汽车的构造啊，更换轮胎啊，雨雪天气装防滑链啊之类。唯独不教修理——美国人有个道理，学驾驶的不教修理，修理需要花很多时间，有专门的修理学校。中印公路开通，现在急需派上用场，来不及教修理。

训练时，四个人一辆车，回国以后两个人一辆车。训练场很大，一个美国教官，四个美国军士，另外配备中国助教，一辆车一个。一辆车坐四个人，一个学员坐驾驶位上学，副驾驶是中国助教或美国教官，三个学员坐后面。美国人自己有个吉普车，在训练场上来回穿梭，监督教学情况。

美国人训练跟中国人不同，教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做完了没有多余的话，几点钟开始、结束，非常准时。这对我们也很有影响。美国教官说英语，中国的翻译和美国人在一起，这些人大部分是中央大学和西南联大的大学生，待遇很好，跟美国人差不多。

英国人负责后勤给养、伙食服装。汽车团的伙食还不错，饭菜都很齐全，荤素皆有，以牛肉、包心菜居多。每天车子把菜拖过来，由各个连队自己做，大家轮流烧饭。我年纪小，也不会做饭，就跟着连里的老大哥打打下手。美国人、英国人的标准是另外一套，行军时候吃的就不同，一个大纸盒子，里面有白糖、香烟、饼干、口香糖、乳酪等。部队里崇美气氛较重，大家都很喜欢美国的东西。我们平时和美国人私下往来也不多，美国人也不喜欢和我们拉拉扯扯。

当地印度人很多，印度天气炎热，人们也懒洋洋的，劳动的不多。据说中国驻印军未到以前，当地华侨受印度人欺负，我们去了以后，情况有所好转。这也说明国家不能贫弱，不仅帝国主义欺负，别的国家也欺负。

我们平时训练，在军营里出不去，只有礼拜天两个小时，到附近小镇上转一转，休息一天，上午是内务检查、评比，下午则休息。

我们队里也有美国人驾驶车，美国人特别是黑人驾驶员，都有十几年的驾龄，开车速度很快，我们学员都没有几个小时的驾驶经验，差距很大。我在连队里岁数最小，开车成绩是数一数二的，和美国人开车，我紧跟在后面，一点都不落下。

有一回在山区，有一辆车不知什么原因翻下山谷。美国人来一看，车不要了。我们当时就奇怪，崭新的汽车，上面装满了物资，怎么就不要了？但是你一想，如果在挽救这一辆车，需要花多打的人力、物力，美国人不干这个事情，人没有损失，车子就不要了。美国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当然，美国人有本钱不要。

在和美国人相处的时间里，我们有一个体会，美国人做事目标非常明确。干什么就是什么，很讲究效率，没有多话。另外还有一点，我们中国人到哪里，互相敬香烟，美国人不会，都是自己抽自己的。和美国人相处时间不长，但是学到很多东西，两国文化不一样，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

在学习过程中，我还出过一次事故，轧死一头猪。我到了印度农村，开的是训练车，路旁有一头猪，当我车子开过来时，猪忽然横穿马路，我刹车刹不住，直接从猪身上轧过去。美国人处理这件事非常干净利落，轧死一头猪要像我们国家，马上很多人要围观、起哄，有人过来围观，美国人马上赶走他们。我就很奇怪，村民根本就不问，原来美国人和当地早就签好合同，如果轧死一头猪，大猪、小猪还是什么，按价格赔偿，都是比较优惠的。所以印度人无所谓。轧死以后，教官来现场看，分清责任，一句多话都没有，事后也没有什么总结经验，因为他知道，这个事故发生以后，你自己就有体会了，应该怎么样，不需要多话。实际上我内心印象非常深刻，好几天不敢开车，自然也不用再去讨论将来怎么样去改正。

兰姆伽训练结束后，就准备回国。一团结束的早，有一部分学员被派往加尔各答等地，短途送货。我们二团则一直处于训练状态。兰姆伽是中印公路的起点，是丛林之间开辟的道路，我们曾经到原始森林里去过，驻扎的帐篷后面就是原始森林，进去就很难出来。原始森林里蚊虫极多，一旦叮咬，很有可能发疟疾，美国人为此准备了很多药品。在部队里也和国内通过信，父亲已经去世，和哥哥通过几次信，寄到西安一般需要个把礼拜。

汽车团陆陆续续分批回国，1945年7月，我们开着卡车沿着中印公路一起回国，从雷多开到昆明。部队里头一天说要回国，大伙儿很高兴，第二天一早起来，把行李整理好，吃过早饭，汽车早已停在外面，两个人一辆车（两个人轮流开），按照次序开回国，路上速度很慢，每天只驾驶几小时，车上油、水、粮食都已备足，睡觉则在车厢上或车厢底下，垫一块油布，历时十四天到达终点。

路上还出了一次事故。车队开入国内的滇缅公路，天下大雨，道路很滑，行到要拐弯处，我前面的一辆拖车拐弯拐的急了，车一打滑，他的车没有翻，后面的拖车翻了，把整个路面挡住了，一面是山，一面是下坡，中间是汽车。我就紧跟在后面，刚转过弯，就看到这个情景，向左就是撞山，向前就是撞车，电光火石之间，也来不及思索，只有向右一转，整辆车直接就滑下坡了。我的车子已经刹住了，可是路很滑，一直向前滑行，旁边的副驾驶情急之下跳车，我没办法跟着跳，心想这下完了，连人带车一起翻坡。还好，下面是稻田，不是山沟。几分钟以后，我感觉没有太大问题，四肢能动，挣扎着爬起来，随后美国人来了，用吊车把车子救回来。

回到昆明，车停在停车场，我们被安排在当地苗族老百姓家中。后来，部队发了一批新车，我很快就离开了，我的战友则在云贵之间开车运货。

8月15日晚上，我们还驻扎在昆明郊区一个小山坡上，那天晚上，昆明方向灯火通明，锣鼓声、人声沸腾，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第二天得到消息，说日本人投降了，大家欢呼跳跃，这场战争终于结束了。

我离开云南以前，昆明还发生一件大事，龙云被迫下台，大批坦克车自东向西，一辆一辆地开往市区。龙云下台的消息传来，我们拍手欢庆，因为我们对他没有好感。当初刚到曲靖时，连长就打招呼，说：“你们在路上碰到龙云的部队，就给我离远一点，不要惹他，你惹不起！”我们心里对龙云印象很不好，认为他飞扬跋扈。另外，中央军驻扎云南，驻扎地点需要龙云点头。龙云还可以自己发行钞票，如同军阀一般。

四、东北的十个月

从印度回来，我们处于等待任务中。抗战已然胜利，我对国家尽忠自然结束，自古讲忠孝两全，我还剩下尽孝的任务，父亲的骨灰寄存在昆明，接下来我要做的是把父亲的骨灰接出来，送回南通老家。

家中来信，说老家人在江苏，来昆明是不现实的，你在昆明想办法把父亲的骨灰带回来。我一个当兵的，开着汽车，骨灰是没办法带的，只有离开部队。连长很同情我，说：“你走就走吧，但是你要把服装留下来，新来的人好有衣服。”我离开不算退役——退役要办手续。

日本投降，后方的人都要回家，交通十分紧张，车票、船票都很难买到。我有个亲戚，在杜聿明的昆明司令部工作，杜聿明要调往东北，整个司令部跟着一起去。他说：“你跟着我们一起吧，我们到东北要经过上海，你到上海不就可以回家了吗？跟我们走，吃住都不要花钱。”我就跟着他上船了，从云南出发，经过广西到越南海防，一周以后，登上美国的运输船，这一批好几艘船，坐的都是司令部、特务团、汽车兵的人。结果，中间没有经过台湾海峡——台湾海峡有很多水雷，从太平洋外海即台湾东侧经过，在上海根本没停，直接到了东北，在葫芦岛登陆。此时国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占领锦州，我们随即进驻锦州。在那里前后十个月。

到了东北正是天寒地冻，当务之急是解决吃穿问题，我于是参加了新成立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韩侨事务处工作，管理韩国侨民，韩侨处属于新成立机构，只有一个处长王逸曙（原名金弘壹），无其他人员。这个处长来头不小，是入籍中国的韩侨，和韩国流亡政府主席金九是拜把兄弟，云南讲武堂毕业，青年军总监部的少将参谋处长。他的名字也很有意思，意为“逃逸出来的曙光”。杜聿明说东北有很多韩国侨民，有大量事务需要处理，旁人就介绍了他过来。

东北当地有很多韩国侨民，与日本侨俘须遣返回国不同，韩国侨民和我们中国人属于统一战线。东北的韩侨有很多问题。他们有很多财产，有的是敌伪财产，需要没收；有的是他们自己的，需要保护。还有治安问题，韩侨有贩毒行为，和当地人民纠纷不断，这些都需要我们管理。

韩侨处总共只有七个人，对于韩侨的财产问题很难解决，一般都是以长官部名义收发公文，至于问题解决不解决，就只有天晓得了。对于韩侨的违法犯罪，一经发现，都会抓起来，送到警察局。韩侨和本地农民的有很多土地纠纷、水源灌溉问题，在日占时期，韩侨就已经生活在此，这些纠纷往往很难调解。我们后来在各地成立韩国侨民会，由他们自己管理自己，内部纠纷自己协调，解决不了的事情，再由我们出面。这个办法很好，省了很多麻烦。

苏军撤退以后，我们搬到了沈阳。我在207师的同学吕志孔正在四平参战，给我来信说，没上前线打仗的时候，心里非常害怕，感觉子弹就在头上飞，头也不敢抬，以后眼睛打红了，就无所谓，豁出去干了。吕志孔四平战役以后从部队退伍，考上了西北大学，解放以后在新疆水利厅工作。

1946年8月，我考取东北的一所大学，我就准备离开长官部上学。同年八九月之间，王逸曙将要回国，韩侨处事务无着，侨民问题属于外交问题，放在长官部不合适，王逸曙建议移交给特派员公署（特派员蒋经国），杜聿明也表示赞成。于是将韩侨处撤销，并到特派员公署。

此时，摆在我面前有三条路：转到特派员公署；留在长官部；回家。回家则发放遣散费，不到一年者发三个月，两年者发四个月。我决定回乡上学。处长王逸曙对我很好，分别的时候，他赠送我五千元，资助我学费。王逸曙此行回国是准备担任要职的，金九在韩国参加总统竞选，邀请王逸曙回国，据说是内定他为参谋总长。结果李承晚上台，最后安排他为韩国军官学校校长，以后又担任过韩国驻台湾的“大使”。

我在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实际上只有八个月，这八个月的生活体验，比我在印度当兵还要多。当兵很单纯，就是开汽车，除了“三操两讲”，没有其他内容。在东北，我接触了很多东西。国民党为什么在东北失败，我有些自己的体会。虽然那时候我还小，很多东西不懂，但是还是能看得出来。我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当时到东北的国民党部队，都是精锐，新一军、新六军都是能打的，都是美式配备，开始的时候一路过关斩将，但是带来一个问题，国民党每到一个地方，占领以后要分兵把手，要维持交通线，原来的战斗部队变成防守部队。以后要调部队去，蒋介石就没有部队可调了。国民党和日军不同，日军占领一个城市以后，实际上城中日军数量很少，小地方最多一个排，但是兵力很集中。国民党在东北则不一样，兵力分散。

第二个，伪满洲兵国民党没有用。我在长官部里，办公室对面就有个部门专门收编伪满部队的，他们做些什么事？每个月去验收一下，看看你有多少人，是不是满员，给你发钱，其他的就不管了。对伪满部队不收编，不信任。伪满部队不管怎么样，还是经过训练的，战斗力还是强的。

第三个，八年抗战，国民党整个下层军官都很苦，军队生活很苦，打仗调来调去。到东北去以后，待遇提高了。当时东北用的币子和关内不一样，用的是流通券，部队作为胜利者开进东北，就好比解放初期，女青年都愿意嫁给军人，嫁给胜利之师。东北刚收复，很多人失业，经济困难，国军来了，大家都想办法嫁给基层军官。基层军官有了家以后，你说还有战斗力吗？我碰到一些人，他在前方，抽空回来了，前方情况紧急了再去，这样能打仗吗？军队的战斗力无形中削弱了，有了家庭不想打仗了。这一点我是根据自己在下层的接触观察到的。

还有一点，长官部本身的工作效率非常差。我当然不是在机要部门，长官部的指挥系统不大清楚。但是从我的部门上面的批示，就可以看得出来乱得很。我的单位是管理韩侨事务的，前面也提到韩侨实际上是外交部门管理的，当时没有外交部门，所以长官部什么都管。民政也好，军事也好，什么都管，指挥系统就分散了。我们上面的呈文，杜聿明也批，参谋长也批，副参谋长也批，这个怎么行呢？也没有明确分工，什么事情应该谁管。一些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杜聿明也管，很乱。此外，内部机构太大。原来按照美军的编制，是八大处，到了东北以后，东北行辕没到，长官部掌管一切，省政府的事情也管，各县县长、专员任命，都是长官部的事情。权力也很膨胀，管理的事情也多，他怎么能指挥打仗？在东北我就有这种感觉，部队怎么可以这样子。

在东北，我在长官部办公楼的最高层。那时候经常开军事会议，孙立人、廖耀湘都见到过，都在一个楼上。会议室很简单，开会就来，开完会就散。这些将军威武得很，当然我和他们没有什么接触，只是在一个楼层上见到过。杜聿明生病回来，召集长官部各级官员、将领讲话，对大家在他养病期间的工作表示感谢。我也参加了，站在距离主席台最近的前排。杜聿明开口第一句话：“幕僚们，你们辛苦了！”我在韩侨处模仿杜聿明的签名，极其神似，同事们都以为是真的，不过实际中从来没敢仿写过。

从那时候我就看出来，军队打仗的防止情报泄露是非常重要的，长官部非常乱，随便一个人到长官部，几个人介绍一下，考个试，觉得不错，就来吧，没有审查。我在机要室，就曾看到攻打张家口的作战地图挂在那里，最后要拿到南京去请示，我都能看到，这说明国民党对这些军事机密防备非常松懈。

最后一点，国民党的派系很深。长官部刚去的时候，东北行辕在北平，长官部有什么事情，自己能决定的就决定了，不能决定的就直接请示南京。我快走的时候，东北行辕从北平搬到沈阳。行辕是长官部上级，杜聿明很多事情都要请示熊式辉。行辕未到时，东北是杜聿明说了算，东北九省省主席都听命于杜聿明，有什么事直接请示南京。行辕到了，杜聿明遇事要向行辕请示，长官部的大小将领不服气，彼此关系很紧张。长官部很多人就很不服气，你算什么，我们拼死拼活，你来指手画脚。两个司令部两栋大楼，中间有一个过道，都相通的，应该是很密切的，却是老死不相往来。

所以说，国民党失败，有大的原因，也有小的原因。

五、从农业技术员到淮安政协

1946年10月，我离开东北，送父亲的骨灰回老家，安葬于平漕。我还准备回东北复学，东北打得很激烈，家里不让回去。南通老家也有大学，我就没有再回东北继续上大学，转而就读于南通学院（今南通大学）。

我一开始学的是经济，解放以后，农业经济还没有成为系统，旧的农业经济学不适应新的形势，我觉得学的那一套跟新中国不适合，所以改学农艺化学。农艺化学对我很不大适合，那时候也有医学院，我也可以选择医学，但是医学专业时间比较长，五年，还要实习一年，一共六年，我的家庭经济也不允许。于是，我就选择了农艺化学，实际上农艺化学对我来讲还是很吃力的。我前面提到，一年级、六年级没上过，初中也没很好上过，高中读了一个月，就去参军了，等于没读高中，农艺化学属于工科，我原来学的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理科基础实际很差。但是我觉得，农艺化学技术性很强，讲的是新中国的农业，学习很有用处。

1951年，我大学毕业，被安排在扬州的苏北农业实验场（今扬州农科所）工作，主要做农业试验，施肥、培肥、开辟肥源等等。1953年，苏南苏北合并，实验场撤销，一部分转到南京、苏州，单位想让我留在扬州，或者去盐城、徐州，我不想留，也不想去苏北，同人事处交涉，最终同意我去苏州，到苏南农业实验场工作。

在学校里，我的基础很差很差。参加了工作，我也知道自己技术不行，只有从头开始学习，主要还是自己摸索、学习。当时人才比较少，老专家对于我们这样年轻人很好，你只要肯学，肯虚心请教，他们会耐心帮助你。所以工作中有机会，机会比较多，因为没有什么人，什么事情来到你的面前，你就去吧，有的是学习的机会。在实践中慢慢地提高。之后，我也慢慢地做到了研究员。

我解放以后的经历，跟一般老兵还不太一样。因为我是以学生的身份参加工作，不是国军兵源或者起义人员身份，跟他们不一样，所以我的那一段经历作为历史问题来处理的，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受到冲击。就是“镇反”的时候，也过去了。如果是从军队里直接过来的，那就不一样了。很多人直接回去了，或者下放了。

到庐山会议以后不同了，内部反右倾，大批干部受到影响。1958年，单位正在开展反右，我是第二名，第一名已经被打倒，我是候补。大会刚批判过我，正好赶上春节，批判中途结束，春节一过，我又要登台受批。领导对我不错，对我说：“淮阴那边要人，你去吧！”

我满口应承：“好，我去！”

心照不宣啊，原来调我徐州、盐城都不愿意去，这次却主动同意去淮阴。

在苏南的时候，领导对我言听计从，也很重用我。我提出两条意见都被采纳了：一、我提议农业科研单位要用技工，不能让技术员也做工人的事情，技术员要集中精力做研究；二、开展盆栽试验，当时只有中科院、江苏省农科院等大型机关才有，这两条意见都被采纳了。

在淮阴则没有这样的待遇了。我做田间实验，需要土壤平整的地方，否则会影响实验的结果，但是别人看不惯，反对我的意见。

淮阴的领导也有自己的想法，认为这里木质容易冻坏，黑色的东西可以吸热，锅灰可以吸热，防止冻坏，要求我们实验。设想是不错，可是锅灰能有多少？到了年终，领导问：“锅灰实验结果怎么样啦？”

“没做。”

“我布置的任务怎么不做呢？”

“不是不做，而是没有实用价值。”

“大跃进”的时候，我到淮阴农村调查。农村没有肥料，两百斤的亩产都很困难，丰产最多在四百斤，社会上说亩产有千斤，领导要求拿出一个施肥计划，我说拿不出来。后来省里派人来，计算五千斤稻草需要吸收多少氮磷钾含量，肥料利用率等，最后决定，就要求这么做！你也不能不做，你不做就是右倾，是保守。

1960年，我和很多干部被下放到涟水，在农科所当技术员，每月照领工资，但无事可做。涟水盐碱地多，当时流传一句话，叫做：“产量翻三番，不过百斤关。”可见这里粮食产量之少。

这个下放到县里的时候，单位的业务全部是我负责，当时我连个股长的头衔都没有，叫做“业务负责人”。我在涟水属于“内控”，属于敌人范畴，属于没有捅破窗户纸的敌人，不加薪、不提干。对于内控的事，我并不知情。

“文革”的时候，造反派说我是特务，要把我打成敌人，需要定罪名，我不承认，就刨档案，一看组织部门的档案，档案说一般历史问题，交待的历史问题都查清楚了。把我的档案翻出来，我才知道我是内控，可以叫我工作，但是不提拔，不任职，不加薪。造反派说没有查清楚的就有问题，给我定罪名为特务，判了三年，关进五七干校，对我进行监督劳动，打扫厕所、运粪、赤脚下地的活，都是我干。幸运的是，我没有下放农村。三年以后，即1972年，把我的问题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既没有撤销特务帽子，也没有平反，回原单位农科所，原职原薪。

“文革”以后，算是纠正了，我的情况也改变了。1980年，我调到淮阴地区农科所，担土肥组组长，后来改为研究室。

1983年的一天，单位领导来通知我，说：“你明天早上准时坐车到南京去开会。”

我说：“田里还有事情，明天不行。”

“你非去不可，明天汽车停在单位门外，你一定要准时去。”

第二天下午到了南京，领到表格一看，吓了一大跳，我当了省政协委员了。

当时淮阴的党外人士只有七个，两个宗教人士，两个教育界人士，一个农民，一个科学界的。我很奇怪为什么会选为政协委员，别人问我：“老邵啊，你有什么关系？”我说：“我也不知道啊。”

淮阴市政协成立，需要党外人士，当时考察对象有三个人，我是其中之一，那时刚当选省政协委员，所以被选为淮阴市政协副秘书长。我还是省政协委员淮阴联系组的组长，每一季度活动一次，活动一次写一次报告。我被选为政协委员，离开农业岗位，后来成为市民盟副主任委员，转变为统战系统了。到了新系统以后，我有什么优势呢，我的经历比较广泛，接触了很多人，视野比较开阔，在参政议政方面我还是有自己的优点所在。所以在政协了我比较认真，还做了学习组长，每一年办几次学习班，召集厅级干部学习。我没有思想包袱，有的人走过来以后，就萎靡了，倒下了。

虽被选为省政协委员，但我并不想当，很多人都是我敬重的老师、前辈，都是各行各业的代表，我肚子里没有货，根本不敢发言，心想还是辞职不干好了。但是转念一想，怎么这么孬种呢，坚持干下去吧，这辈子从来也没有说过自己不行。

刚当委员那会，我也不会写提案，各地方都有代表发言，唯独淮阴没有。政协主席说：“我们淮阴也要有人发言呀，老邵，你说说。”

我说：“我发什么言呢，也没那个水平。”

“那不行，这样吧，这里有一份材料，你照这个材料写一份。”

这个材料是讲全省的，并不是讲淮阴的，最后照搬硬套，写了一份材料交上去。当时政协提案材料分为三种：好的直接大会发言；其次的书面发言；再次是简报上登出。还不错，我的材料是书面发言。我回来认真总结，第二年再写提案，还是书面发言。第三年，选中了，排在个人发言的第一位。写的材料叫《从淮阴看农业发展的潜在危机》。农业实施承包以后，产量迅速上升，解决了温饱问题，取得的成绩很大，我提交的是“潜在的危机”，有人告诉我：“你怎么写这个题目？”

我说：“不错不错，我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于是说我要拿回来，稿子要修改一下，给我的答复是已经交上去了。发言的时候，我紧张的一塌糊涂，没想到，大会上一炮打响，以后连续三次大会发言。

1985年，我和南京师范大学的李旭旦教授合作，李教授当时承担了一个大课题，对江苏境内的黄河故道进行调查研究，我听说以后主动联系他，给了我一千块，我提交了我的研究报告：《黄河故道果园土壤主要养分含量及果树的营养状况》，被收入《江苏省黄河故道综合考擦报告》一书中，以《南京师大学报专辑》方式出版。

1997年，我年届七十，退休。到了政协以后，我年龄也大了，也脱离农业多年，一直搞民主党派工作，到七十岁退休。我有个体验，还是早一点退休好，一方面人的精力毕竟有限，七十岁，你的脑力、心力都已衰退，办事能力和效率都差了，记忆力、理解力和分析判断力都差了，不能把工作做好。我回来以后，再搞科研就搞不下去了，科研要对新鲜事物特别敏感，观察细节非常入微，一点差异你就要看出来，精力不济，差一点你就看不出来，但是科学研究差一点都不行。第二个，人生那到了时候该休息就休息，不要死抓住权力不放，享受享受家庭生活，把子女教育搞好，对不对？现在的家庭教育是个薄弱环节，家庭教育放松了，跟社会随大流，我之所以经历这么多，没犯错误，就是因为我当兵，见得多。

回顾我的一生，对我的所作所为从没有过后悔，因为无论正确与否，都是我自己决定、自己做的选择。很多时候，在历史潮流下，是大势所趋，没有所谓对错之分。知足常乐，安享晚年，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