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个人数据是如何成为数字资本并产生利润的

尽管从数字化和信息时代角度来谈今天的资本主义发展并不是什么太新鲜的主题，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已经浸入到我们生活十余年之后，我们是否真的理解了数字化和信息化主题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带来的巨大变革。

当我们的理论武器还停留在物质化生产和物化层级上的时候，我们是否思考过数字对于我们今天的实存方式乃至生命权力及其治理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化？

当今天的中国人已经日益适应微博、微信、支付宝、腾讯QQ在我们生活中的状态的时候，我们是否明白这些APP对于我们今天意味着什么？

在云计算、大数据正在重新建构我们的生活的今天，我们是否明白这些数字化和计算化的操作正在如何改变我们的生命？

虽然变革每时每刻都在我们身边发生着，但是，我们的理论工具却朽败了，因此，如果我们要理解今天的社会生存状态，就必须引入一个新的概念：数字政治经济学批判。

为了更好地理解数字资本主义的序曲，我们需要在此经历一首回旋曲，即经过当代意大利自治主义对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段”的解读，来迂回地进入数字资本主义的大门。

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安东尼奥·奈格里、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莫里奇奥·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等人十分看重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一段文字：

“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没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

不过，非物质劳动也好，一般智力也好，在奈格里、维尔诺、拉扎拉托等意大利自治学派学者看来，这是一种在后福特制时代，比实质性的物质产品更具有价值的非物质产品，而这势必成为资本新型的实质吸纳（real subsumption）的工具，也成为新的帝国时代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斗争的界面。

不过一般智力对于哈特和奈格里来说，还有另一层意义。在《大众》（Multitude）一书中，哈特和奈格里曾用热带的白蚁来形容个体智力和一般智力的关系：

“普通动物的行为可以成为这个观念（一般智力）的近似物。例如，看一下热带白蚁在彼此交流协作之下建造出那恢弘壮阔的建筑，那精妙绝伦的穹顶，研究者认为，在蚁群中，单个白蚁与其他白蚁之间有信息素交流。尽管没有一只白蚁拥有很高的智力，但白蚁群构成了一个无中心的一般智力的体系。这就是建立在交流基础上的蚁群智力。”

由此可见，无论是奈格里、哈特，还是维尔诺，一般智力都是一种在不同个体交流合作基础上形成了的总体性的非物质关系，这个非物质关系支配着资本主义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过程，于是，意大利自治学派将这种基于一般智力的生产方式称为认知资本主义（cognitive capitalism）。

不过，相对于今天基于互联网电脑、智能手机形成的数字技术成为主导的时代，奈格里、哈特、维尔诺等人的理论是否仍然具有解释力？奈格里显然已经注意到了数字技术带来的变化，但是他仍然坚持在一般智力的框架下来消化数字技术的变革，认为相对于后福特制时代的认知资本主义而言，情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手提电脑、智能手机、WIFI、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型技术，不过非物质生产的一般智力的延伸。

显然，这种非物质劳动和一般智力的概念，其短板也在今天一览无余。毕竟，今天的生产不再是维尔诺笔下的菲亚特汽车厂的生产模式，当更多的直接产业阶段的作业，被智能化的机器人代替时，当可变资本更多的是在手提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触摸屏幕的个体时，他们对马克思经典的可变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分析就会捉襟见肘。

毕竟在大机械化的工业革命时代，作为固定资产的机器只能被资本家所拥有，工人必须长途跋涉到工厂里被这些大机器整合到生产过程之中，今天的生产工具（或者说生产资料）更多是个人化的，甚至可以在家庭中完成，而且这些电脑、手机的消费是从雇佣者自己的个人消费中开销的，传统意义上的固定资本逐渐退化，这就是奈格里强调的“今天的无形资本超过了有形资本在全球资本存在中的比重。固定资本现在看起来是在身体之内，印在他们身上，也服从于他们——当我们考虑诸如研究和软件开发等活动时，情况更为如此。”

但是，奈格里显然太过乐观了，当智能手机和手提电脑被雇佣劳动者可以自由支配使用的时候，并不一定代表着可变资本对固定资本的重新占有或支配，正如他提到的那样，在其中会形成一种革命性的力量，即在一般智力之下形成的属于主体的革命性力量。

真正的问题在于，奈格里、哈特、维尔诺所寄予厚望的一般智力根本走偏了方向，今天，事情变得更为清楚，在人工智能技术、在自动化机器人技术乃至阿尔法狗的出现，这种一般智力绝不等同白蚁个体构成的总体性的治理，而是一种将主体边缘化的新的客观力量，这个意义下，真正起到支配性作用的并不是在非物质劳动中形成的一般智力，而是一种新的资本：数字资本（digital capital），而数字资本的基础不是奈格里、维尔诺提出的一般智力，而是与主体无关的冷冰冰的一般数据（general data）。

那么，数字资本究竟是如何来生产和运作的？

以淘宝为例，在表面上，淘宝仅仅是一个第三方平台，类似于一个场地，让买家和卖家在这个场地里发生交易。而淘宝起到的作用也类似于实体的卖场，制定了交易规则，并起到对交易的第三方的监督作用（支付宝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但是，一个衍生的效果是，在买卖交易中发生的所有的资金流都流向这个第三方平台，以至于这个第三方平台在扩大为一个巨大的网络卖场时，拥有了难以估量的资金流动，此外，所有交易的信息和数据也流向了这个平台，以至于在掌握了巨大的数据之后，形成了可以控制商家的一个锁链，如平台会根据交易信息和用户评价让商家冲钻、冲冠，甚至开辟了一个新的优质商家的新场地——天猫。在一定时间之后，人们突然发现，最重要的是这个平台，而不是卖家和买家。

当然，这个平台不是冷酷无情的统治者，它会利用它的信息数据，为商家提供相关的大数据服务，比如计算买家购物倾向并及时提供给商家，以调整他们的销售策略，甚至直接出现为买家量身定做的服务。同时在买家购物的同时，会推送出其他买家购买同类商品也会同时关注的那些商品，为买家提供了潜在的倾向性服务。

所有这一切，并不是那个淘宝员工主体行为的结果，而是一般数据通过云计算做出的推送，这个一般数据就是今天的大数据，它形成了一种无形式的非物质的数据存储形式，而一般数据成为了今天数字资本主义最为珍贵的东西，它有效地支配着销售和购买、借贷、交通物流、甚至教育（如学而思、树人、沪江这样的网络教育机构）、文化等诸多领域。

关键是，一般数据的生产不再是某个工人或雇员劳动的产品，而是每一个电脑或智能手机的用户每一次搜索、购买、娱乐行为所产生的结果。以google为例，表面上，是搜索用户与所搜索对象的关系，但是这个关系实际上是被google这样的搜索引擎中介的，也就是说，我们每一次上google浏览和搜索的信息，都被google公司作为数据保存下来，并加入到其大数据的计算之中。

这些计算的产品，被我们称为智能时代的技术，除了专门的技术人员的工作，更重要的内容是所有参与搜索的网民的行为，一并生产了一般数据，但是这个一般数据却被数字资本攫为己有，为己所用，并产生可观的利润。当然，在这样的新资本形式下，一旦截断了数据流，也就意味着大规模的资本损失。

如2017年6月爆发的顺丰与淘宝旗下的菜鸟联盟之间的冲突，就是互相截断数据流，最后因为数据的断裂使双方损失都很大，所以选择了和解。而在几天之内产生的近亿损失，更多的是由在淘宝天猫平台上的买家和卖家来承担的，而成为数字大资本家的顺丰和菜鸟，也因为数字资本选择在一般数据上的和解，因为这已经不是主体的情绪化恩怨的问题，而是数字资本所生产的一般数据全方面地支配着今天的市场和生产。

我们每一个人在网络中的日常行为，变成了一般数据成长的根源，也让这个社会成为斯蒂格勒笔下的自动化社会（automatic society）。这已经不是奈格里、哈特、维尔诺等人所理解的带有主体色彩的一般智力，仿佛主体在非物质生产中占据主动。他们错了!斯蒂格勒说：“自动化和网络化的记忆留存的数字形式产生了破坏性的后果，而它已经对社会进行了重新组织。”

数字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了一个以数字平台和一般数据为基础的新型资本主义，它正在成为我们时代新的支配性力量，而我们所有的存在的意义，只能在这个数字化的平台上被重塑，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今天即便两个人面对面，也更喜欢用微信、Facebook等工具来交流，也解释为什么微信红包上抢到的一块钱可以让我们欣喜若狂，但我们对现实中的十几元钱都不会太在意。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我们的生存，产品的生产、交换、消费甚至货币本身都被一般数据重新组织和架构了。

在我们感觉没有发生了变化的地方，恰恰是一般数据的平台让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了数字化的异化，而不是物化的异化。我们的生命只有附着在这个数据平台上才能获得意义，甚至才能被看见。这就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和一般数据下主体的命运，这不是主体对固定资本的重新占据，而是主体在更深层次上被异化。

或许，我们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前提下改写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在数字化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表现为数据的巨大积聚（accumulation of data）。有生命的物质性的一切都离我们远去，变成了一种数字化（digitalization）。”

（本文节选自《数字异化与一般数据：数字资本主义批判序曲》，原载《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由作者授权澎湃新闻使用。因篇幅，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