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漓︱《居延汉简笺证》背后的陶元甘

2007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国家图书馆所藏四种汉简研究著作手稿，名之曰《汉简研究文献四种》，其中陶元甘著《居延汉简笺证》为首次公诸世人。关于作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在《影印说明》中写道：“陶元甘先生是一位研究古代历史和四川地方史的著名专家，早在1942年就担任了四川通志馆采访组组长，主持编写了《四川方志简编》，但他在简牍学上的研究成果则不为人所知。”

《居延汉简笺证》刊布之后，逐渐为相关领域的学者瞩目。辛德勇先生曾数次征引，并且评价《居延汉简笺证》：“在目前敝人所见汉简研究专著中，感觉味道最好，总体水平最佳。作者虽然只是屈居于四川通志馆的一位‘地方性’学者，局面和眼界却相当开阔。”

读其书，难免好奇作者其人。因而，借助网络，搜索相关资料，尝试追寻《居延汉简笺证》背后的陶元甘。

一、家世

陶元甘（1914—1986），四川省安岳县人。陶姓是安岳当地大姓，陶家世居安岳县城南乡郭家沟务农。陶元甘曾祖陶绍绪，字赞臣，道光三十年考中二甲第五十名进士，历任山东高密等县知县，后升任临清州知州、署济南府知府。陶家由此转入士林。祖父陶先益，字云门，民国初年曾任安徽凤阳县长。姑祖母陶先畹，字香九，嫁入潼南双江杨家，是清末民初著名女诗人，出版有诗集《绣余草》。其父陶幼云是当地哥老会的一位大哥，民国时期安岳县要人，曾任救济院副院长、参议会议长等职。胞兄陶元珍（1908—1980）,1927年考入成都大学预科甲部，并加入中国青年党。1930年考入武汉大学史学系。1934年夏，从武汉大学毕业。其毕业论文《三国食货志》发表在《燕京学报》，深受胡适、傅斯年赏识，1935年底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35年夏，考入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离开北京大学，历任中山大学、遵义浙江大学、西北大学、湖南大学等大学史学系教授。1946年冬，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47年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1949年夏，赴台湾大学。

二、教育经历

陶元甘曾入读安岳县立初级中学，当时国文程度列于全班前一二名，并且已经阅读不少历史、地理方面的书籍。1930年春，考入成都联合县立中学高中文科第三班，文史学科的任课老师皆是当时蜀地名流。不过，陶元甘当时的志向乃是学习西洋史。

因为成都联合县立中学是成都青年党的重要据点，加之其胞兄陶元珍久已是青年党成员，所以陶元甘入校之后，即加入青年党的外围团体石室求是学会。1931年加入青年党的基层组织成都惕社，1932年又升入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

1933年夏，陶元甘到南京投考大学。最终，考入中央大学史学系。1937年8月底，随中央大学西迁重庆。迟至1939年5月尚未毕业，因此得以出席5月11日的中央大学历史学会成立大会。

三、40年代的踪迹

1940年3月，顾颉刚在成都领衔发起《史学季刊》，陶元珍、陶元甘兄弟皆在发起的七十四人之列。

同年9月，陶元甘受聘加入顾颉刚执掌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担任《责善半月刊》编辑员，11月又被聘为兼任研究员，至1941年1月13日主动辞职。

1940年7月至1941年4月，陶元甘相继在《责善半月刊》《史学述林》《文史教学》上发表数篇秦汉史论文和札记。从上述论文及札记，不难见到陶元甘彼时的研究兴趣在秦汉史，尤其是对西汉史事颇为熟稔。

1942年9月初，四川省成立通志馆。陶元甘因得力主成立通志馆的李璜和张澜二人推荐，出任采访组组长。通志馆在1944年编成《四川方志简编》。陶元甘负责其中的“总论”部分，概述全省情况，侧重于研究，曾将四川历代人口和正史中有传的川人作出统计。此外，陶元甘还负责校阅“分论”的内容。1948年夏初，陶元甘辞去采访组组长职务。

1946年至1947年间，陶元甘在《青年世界》半月刊发表多篇时政评论。1947年12月，陶元甘以青年党党员身份增补为四川省参议员，直至成都解放前夕。1948年4月至1949年秋，出任青年党机关报《新中国日报》主笔。

四、几近空白的三十年

1949年之后到1980年之间的三十年，能检索得到的有关陶元甘的资料几近空白。不过，解放后，中国青年党被宣布为反动党派，予以取缔。四川成都的许多青年党人在1950年初就进入成都南教场的政训班，接受学习审查。不少人随后以“反动党团骨干”判刑入狱。虽然陶元甘的具体情况如何，目前还没有看到相关资料，不得而知，但是以其曾任省参议员及《新中国日报》主笔的经历，应该不能逃脱类似的遭遇，以及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

五、《居延汉简笺证》撰作年代简考

陶元甘撰写《居延汉简笺证》的年代，《汉简研究文献四种》的《影印说明》有“1944年，劳干的《居延汉简考释·考释之部》在四川南溪石印出版后，陶先生得地势之利，先睹为快。在读劳干的《居延汉简考释·考释之部》时，‘时有所获’，于是就撰写了《居延汉简笺证》一书”，似乎认为写于1944年之后数年。然而，胡永鹏注意到《居延汉简笺证》在508.17简之下的按语中有“《考古通讯》一九五七年第2期刊载闻言撰：《关于王莽货泉及货布的铸作年代》”（见《汉简研究文献四种》下册第441页），故而推断《汉简研究笺证》“誊写应在1957年之后。”（见胡永鹏博士论文《西北边塞汉简编年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第49页注1）除此之外，《汉简研究笺证》书中还有多处引用50年代初的新发现和新研究。第359页提到“近年发现之望都汉墓壁画题字有：门下小吏、门下贼曹、门下游徼、门下吏等名目”。所谓“望都汉墓壁画题字”，当是望都一号汉墓的壁画题字。望都一号汉墓于1954年1月由河北省文化局清理，目前所见最早公布相关资料的文章是《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十二期姚鉴《河北望都县汉墓的墓室结构和壁画》。第399页有“据近人考订，两汉时乡之下即为里，非如旧说所谓积里为亭，积亭为乡。”此处所指当是王毓铨发表在《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的《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行政系统说》的相关考订。第516页还提及罗福颐发表于《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9期的《祖国最古之医方》一文。凡此种种，皆可表明《居延汉简笺证》的撰作应当延续到50年代中期，定稿则在1957年之后。

此外，《居延汉简笺证》中还有几处提及另有论文和著述。第314页有《居延汉简的年代分布统计》；第324有《王莽年号考》，此处是以小字补在按语末尾行间，或是在《居延汉简笺证》完稿之后才补入；第423页有《论汉朝人的身材》；第447页有《王莽官制爵号考》；第455页有《从汉简中所见到的大小石》。以上所及诸文，在《居延汉简笺证》定稿时当已写就。其中《王莽官制爵号考》现有抄本一卷藏在国家图书馆，或与《居延汉简笺证》同时入藏。

六、80年代的踪迹

1980年，陶元甘被聘为四川省文史馆馆员，并在1981年加入成都风物研究会。此后数年之间，相继在《文史杂志》《成都文物》上发表四川、成都地方史的研究文章。

自1982年起，陶元甘还在不同刊物上发表数篇秦汉史研究论文和学术札记，从中多可见到其对新出土资料的关注与运用。《从〈云梦秦简〉探讨巴蜀史上的三个问题》与《读史札记（二则）》皆征引1978年刊布的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犍为郡得名由来》则引用出土文物“朱㮛”铭文以及1980年出版的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老子》。《读史札记三则》中“汉朝已有画押（十）的习惯”一则征引1980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乙编》，此则的内容与《居延汉简笺证》所论相同（见《汉简研究文献四种》下册第395页）。《关于〈蜀王本纪〉各种神话故事的探索》中引有《文物》1979年第10期发表的周文王时期带有“伐蜀”二字的甲骨卜辞。《始皇陵出土文物拾零》更是对新出土文物的直接讨论。《中国古代的标点符号》一文根据出土资料讨论分隔号、断句号、重复号，所据资料有马王堆出土帛书、《居延汉简甲乙编》、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湖北江陵西汉墓发掘简报》等，其中“分隔号”之下关于“止”号的一段与《居延汉简笺证》所论相同（见《汉简研究文献四种》下册第431页）。《茶为巴蜀语音译》一文则引有马王堆汉墓竹简。

1980年进入四川省文史馆之后，陶元甘便参与将文史馆五六十年代所编《成都城坊考》整理增订为《成都城坊古迹考》。根据袁庭栋的说法“参加整理增订的前辈学者有四人，其中最主要的是陶元甘先生。陶先生是一位研究古代历史和四川地方史的著名专家，早在1942年就担任了四川通志馆采访组组长，主持编写了《四川方志简编》，他不仅对地方文献十分熟悉，还作过不少实地的考察研究。……整理增订工作中，他不仅承担了三分之二的原稿整理校订任务，复校了全稿，最为重要的是新写了极为重要的《杂考篇》。在这一篇中，他对成都的历代史迹、寺庙宫观、清代学校、清末新政设施、近代行业分布、近代社会风貌等都作了细致而认真的考察与清理，对于后学者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陶元甘亦在《成都城坊古迹考》完稿的1986年辞世。

七、顾颉刚日记中的陶元甘

陶元甘在顾颉刚日记中出现三十一处，其中三十次集中在1940年7月到1941年3月之间，即陶元甘入职顾颉刚主持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前后，涉及的内容颇为驳杂，记录亦是有略有详。陶元甘首次出现在1940年“七月廿八号星期日”的日记中，记作“陶元甘来”；第二次出现在两个星期之后，“八月十一号星期日”的日记有“陶元甘来，商《半月刊》事。”所谓“《半月刊》”当是后来陶元甘参与编辑的《责善半月刊》。三天后，“八月十四号星期三”日记则记有给陶元甘写信的内容。之后，八月十九号、八月廿二号、八月廿三号的日记中皆记有“到元甘处”。“九月三号星期二”的日记，则有“再至大三元宴客”“今晚同席：萧一山  黄仲良  林昇平  陶元甘  蒙思明  孙次舟  刘书铭（以上客） 予与西山（主）”。同席诸客中，萧一山、黄仲良（即黄文弼）、蒙思明是国学研究所新聘的名誉导师；林昇平是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新聘的副教授；孙次舟则是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新聘讲师，后来又聘为国学研究所研究员；陶元甘则是国学研究所新聘编辑员，后来又聘为兼任研究员；刘书铭即当时的齐鲁大学校长刘世传。九月三号则是齐鲁大学1940年第一学期缴费注册的前两天。此次宴请当是欢迎宴。此后，从九月十一号到十一月十五号的日记中，陶元甘出现十处，皆是写信的简略记录。“十一月廿二号星期五”的日记中有“责陶元甘”，为何而“责”却没有记载。“十一月廿七号星期五”的日记又是写信的简略记录。“十二月二号星期一”的日记中有“陶元甘迁来”。“十二月四号星期三”日记中有一段“上午为看《责善》赠户簿，种种错误，一生气就头痛了，元甘为人何其无才至是！”虽然批评严厉，但是未记是否当面发作。“十二月七号星期六”日记所见有“芳霖、元甘进城，交办事件”，则五天前日记所记“陶元甘迁来”，或是陶元甘迁到当时国学研究所所在的崇义桥赖家花园，此处在城外三十六里。

进入1941年之后，“一月十三号星期一”日记中又有两处与陶元甘相关，其一是“为厚宣与元甘失和，为之调停，且对元甘加以指摘。渠请辞，允之。”其二是“予今日对元甘谈话较多，夜眠又不佳，盖予既不能性急，又不能生气也。”“一月十四号星期二”日记中，陶元甘出现三处：一是“元甘来辞行”，二是“元甘为人过于疏散，全所以彼起身为最迟，对于职务又不努力，所中实不需此类人，彼既自愿辞职，吾亦不留矣。”三是“此半年中，凡去刘樊、王育伊、黄作平、章伯寅、赵南溟、曾繁康、张学闰、刘书琴、廖孔视、黄季高、罗耀武、张伯齐、孙琪华、陶元甘十四人，人事之变化不为不甚矣。”其中“为人过于疏散，全所以彼起身为最迟”，或是陶元甘迁至赖家花园之后，顾颉刚的直观；“对于职务又不努力”则可能与十二月四号日记中的严厉批评直接相关。陶元甘请辞的一月十三号，正值齐鲁大学期末考试时间，临近放假，因而从其进入国学研究所到辞职，前后仅有一个学期。

陶元甘辞职后，顾颉刚在“二月十三号星期四（正月十八日）”日记中，又有给陶元甘写信的记录。“三月四号星期二”的日记则有“出西门，到茶店子，晤冰洋、元甘。”“三月卅一号星期一”的日记中有一部分罗列二十四史，其中十八部史书之后又有一到五个不等的人名，《史记》之后列有顾颉刚、廖孔视、钱穆，《汉书》之后仅列陶元甘。《史记》之后列名的廖孔视曾在国学研究所读研究生，研究的课题是“《史记》所用之原料”，导师正是顾颉刚。根据曾与顾颉刚一起主持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工作的张维华回忆，国学研究所制订过一套整理二十四的计划。若顾颉刚日记中所列十八部史书之后的人名是整理计划的拟定人选，则可见陶元甘对《汉书》颇有研究，也可见顾颉刚虽然曾在日记中痛批“元甘为人何其无才至是”，但是过后还是颇为认可其才学。

陶元甘最后一次出现是在三十七年后的1978年“十一月十四号星期二”日记中，记作“写胡昌治、陶元甘、春雨信。”据此似可推断，1978年时二人又取得联系。可惜，目前已经出版的顾颉刚书信中并未见到相关信件。

结语

以上只是利用网络能够搜索得到的资料，以及部分易见的出版资料，连缀成文，未敢多加演绎与推测，以期勾勒出《居延汉简笺证》背后的陶元甘。然而，仍有大片的空白和太多的待解之谜，诸如1950年到1979年之间的经历，《居延汉简笺证》从撰写到入藏国家图书馆的经过，《居延汉简笺证》书中提到另有的论文如今是否还在等等。相信成都市或四川省的档案馆中会存有陶元甘的相关档案，同时肯定还有许多他的后人与故旧了解其生平经历。但愿本文能够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