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水涌向“自由灯塔”：难民与荷兰、英国、美国的霸权崛起

这是一个与本地人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不被当地人所欢迎、对政权存有现实威胁、且政治忠诚备受怀疑的人群：他们是西班牙统一战争后的犹太人、是法国胡戈诺战争时期的新教徒、是逃离奥斯曼帝国的东正教徒、是英国内战追随王室逃亡的天主教徒......也是因内战而涌向欧洲的利比亚叙利亚穆斯林。

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难民。

难民（Refugee）是一个法语词，最初是指17世纪末路易十三撕毁其父颁布的宗教宽容法案《南特赦令》后逃离法国的新教徒。而随着难民的规模和意义的延伸，1796年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将其释义扩充为“任何在苦难时期被迫离开自己原籍国的人”。至少从字面上，这个词从此和宗教、战争、政治、经济不再有直接的关联。只要是“被迫”，那就是难民。

和现在世界各国对难民避之不及的态度截然不同的是，即使在宗教战争烽火连天的最高潮，欧洲列强对于与本国官方宗教信仰一致的难民还是相对宽容甚至积极拉拢的。比如自荷兰联省共和国宣布从西班牙帝国独立之日始，阿姆斯特丹就成了西班牙乃至整个天主教世界新教徒和犹太教徒心目中的自由灯塔。大量的法国、西班牙、德意志难民拖家带口涌入荷兰，仅阿姆斯特丹的人口就从1600年的6万人暴增到1650年的17万5千，而当时荷兰的水手和海兵60%是外国人。人口的迅猛增长既带来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对抗西班牙帝国所急需的兵员，也带来了当时各国最顶尖的生产制造技术和庞大的资金，让荷兰一跃从低洼泽国跃升为欧洲列强、海上马车夫和最早的金融中心。

而经济的蓬勃发展也如磁石一般继续吸引着周边国家的民众冒着被处死的风险前往荷兰谋生。仅1700年一年，来自德意志各城邦的移民就多达15000人，而这个数字在1730年上升到2万，在18世纪末则上升到3万。整个18世纪，荷兰吸收了数百万日耳曼人，这些人在荷兰做着最辛苦的工作：搬砖、贩售、码头工人、农业工人、运河工人......但自由的力量和经济上的前景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为荷兰在18世纪的海洋争霸事业添砖加瓦。

在那个被低人均寿命、低人口增长率、高死亡率、饥荒、战争、瘟疫所肆虐的欧洲，信奉重商主义和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各君主们将移民视为财富，甚至不惜制造宗教战争来催动别国的宗教少数派尽早投奔自己。为了争夺人口，深受荷兰黄金时代文明洗礼的“大选侯”、普鲁士公爵腓烈特·威廉，仰慕西欧文明的彼得大帝，和来自德意志的叶卡捷琳娜二世，都大力支持接纳移民的政策，仅南俄地区和西伯利亚就涌入了一千万来自德意志的定居者。

不过，最早结束宗教内战、从荷兰迎回奥兰治公爵夫妇共治的英国才是了这场人口争夺战的胜利者。安定的国内局势、宽容的宗教环境、孤悬海外的地理位置和数一数二的海军实力让英国继荷兰之后成为众多宗教难民的新港湾。大量涌入的欧陆难民为即将破土而出的资本主义萌芽浇上了最后一把血汗，让原本生产力水平和法国荷兰比利时不相伯仲的英国在十八世纪逐渐领先。因移民涌入而迅猛发展的英国棉纺织业在18世纪后期迅速横扫欧陆各国市场，在法国等国家引起了大规模的失业，从而又一次创造了愿意背井离乡的庞大人口。以至于移民史学家认为，英国在18世纪几次在和荷兰法国的争霸战中脱颖而出的背后，是一个个渴求自由和生机的欧洲人。

18世纪末的拿破仑战争再度让英国成为欧陆各国上至王室下至贫民的终点站，他们或携带巨资或携带苦力加入了方兴未艾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浪潮。而维也纳体系下的欧洲各国虽然没了战争，但却在共产主义这一“幽灵”的鼓动下爆发了无数的革命，为英国提供了源源不绝的政治异议群体。波兰、西班牙、葡萄牙、德意志、捷克、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反革命势力每镇压一个地方，都为英国开辟一个新劳动力市场，让伦敦在19世纪50年代成为了当时世上收容难民最多的城市。而这些流亡英国的活跃革命人士日后又继续成为各国政府的心腹之患，留在英国的革命火种最终不仅摧毁了欧陆各国的君主制，也成了瓦特蒸汽机的动力源。

最终，持续一个多世纪的难民潮让英国抢先欧洲半个世纪实现了人口快速增长，181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英国十年间人口增长了15%。而逐渐为决策者所接受的《国富论》也让英国高瞻远瞩的认识到人口流动的益处。相比于继续固守重商主义禁止移民的法俄奥等国家，充满自信的英国在接纳大量移民的同时也放开了本国移民的流出，携带成熟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英国公民在欧洲各国“夺城略地”，为英国产品开辟了广阔的市场。而限制移民流出的欧陆对手则更居下风，因为移民少、本国人口增长缓慢，法国不敢放手让本国人前往殖民地定居，结果造成殖民地与母国经济脱节，难以回馈母国市场，而殖民地人口稀少也让法国难以抵御别国的觊觎和侵扰，最终在和英国的较量中节节败北。在这一进一出的移民政策的推动下，英国成为了为世人所熟知的“日不落帝国”，用武力、阴谋、杀戮将自由、民主、法治带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而作为英国的前殖民地，美国和难民的关系则更加千丝万缕。就在英国内战前夕，被斯图亚特王朝迫害的英国清教徒开始不断地流亡海外。这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迁往了当时的宗教难民们向往的国度——荷兰，在那里生活了十几年之后决心去新大陆开辟人间天国。于是，他们搭乘“五月花号”前往当时的英国殖民地詹姆斯顿，但因为航向偏离抵达了如今新英格兰地区的普利茅斯，而他们签署的《五月花号公约》则被誉为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象征着人类试图运用理性自我管理自己的信念，揭开了历史崭新的一页。而《五月花号公约》所体现的自治、法治、平等、民主的精神则在日后的《独立宣言》、《合众国宪法》等众多美国重要宪制文件中不断被彰显和重申，不仅成为美利坚民族的精神，也经由美国的榜样作用逐渐成为世界各个民族国家宪法所尊崇的价值观。

追随着清教徒们的脚步，英国乃至全欧洲的新教各派系纷纷前来北美建立自己的殖民地，并对美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比如贵格派对宾夕法尼亚殖民地、特拉华殖民地、马里兰殖民地的创建发展居功至伟，而他们废除奴隶制的信念和努力则拯救了无数逃离南方的黑奴，戳破了奴隶主们虚构的美好谎言，推动了美国废奴运动走向高潮；而长老会、浸信会则在独立前的第一次宗教大觉醒时期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无数传道士以生命的代价唤醒了殖民地民众的宗教热情，塑造了美利坚民族性，让他们认为神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在北美发大能，某种程度上加深了北美殖民地与英国母国之间的隔阂，并催生了日后“美国例外论”的萌芽。而这股宗教热忱打破了当时许多教会的等级制度，并形成一股“反建制”的风潮，冲击着英国殖民地制度，并最终将矛头指向了王权，可以说早在革命之前就已经在北美殖民地奠定好了宗教上、社会上、文化上的革命基础。

直到1924年美国大修移民法关上大门之前，美国都是欧洲各国难民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案，不管是俄罗斯的犹太难民、普鲁士的波兰难民、土耳其的亚美尼亚和希腊难民、或者奥地利的塞尔维亚难民，美国基本上照单全收。以至于欧陆各国可以大胆放难民入境，放心的看着他们奔向各国的港口踏上前往纽约的航程，而根本不用担心他们会滞留下来成为他们需要解决的社会、治安、就业、政治问题，因为绝大多数的难民只有一个目的地，那就是美国。以俄罗斯犹太难民为例，近百万人从德俄边境入境德国，德国仅仅招收了其中颇具资产的7万多人，其他人都从汉堡出发去了美国。而贯穿20世纪，美国在一战后、二战后、越战后都接收了数以百万计的难民和他们的家属，几乎每年都是世界上接收难民人数最多的国家。

结语

已经有许许多多的文字试图解释难民与霸权的关系，但这其中我认为最好的却是一首诗：

Give me your tired, your poor,

Your huddled masses yearning to breathe free,

The wretched refuse of your teeming shore.

Send these, the homeless, tempest-tossed to me,

I lift my lamp beside the golden door!

送给我，你那些疲乏的和贫困的，

挤在一起渴望自由呼吸的大众， 　

你那熙熙攘攘的岸上被遗弃的可怜的人群。 　

把这些无家可归饱受颠沛的人送给我，　

我在金门口高举自由的灯火!

（译文来自网络。）

By Emma Lazarus，刻于纽约自由女神像，诗名：《新的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