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树伟︱一段被遗忘的《永乐大典》庋藏史

北京大学中文系 高树伟

2017-08-19 11:07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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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典》(下文简称“《大典》”)自隆庆元年(1567)重抄完成后,正本的流传线索,便杳无踪迹。关于《大典》正本的下落,研究者曾有这样几种猜测:(1)随明世宗殉葬永陵;(2)藏于皇史宬夹墙;(3)毁于明末;(4)毁于乾清宫大火。如果说,对正本流传线索的考察,目前尚面临文献无徵的困境,那么,副本的流传,在文献的记载上,尚可以理出一串相对清晰的线索。正本消失与副本庋藏在时间上的重合点,也就是从隆庆元年到清初这段时间。在这段时间中,有关正本、副本的文献记载不算多,却十分关键。集中考察这段时间的文献记载,对重新认识与《大典》相关的问题,无疑会有很大帮助。
近些年,大量明清别集影印出版,为深入思考《大典》正、副本庋藏及相关问题,提供了更丰富的材料。《清代诗文集汇编》第六十三册,影印了张能鳞的《西山集》。其中,有两篇比较重要的文章,是此前研究者没有关注到的。
皇史宬检书记
顺治十二年(1655),张能鳞奉命入皇史宬,查检明代玉牒,曾作《皇史宬检书记》记其事。这篇文章对研究《大典》纂修、装帧及庋藏等问题颇重要,迻录如次:
皇史宬者,大内藏书室也。藏之所以垂奕世也,曷为乎以皇史名?煌煌巨典,非宬莫能贮也。宬之为制,石栋、石楹、石门、石牖,间列五楹,高数仞,凡椽梁斗拱宜用木者,皆以石为之,古称石渠石室者此也。夫经史子集书,悉藏于壁雍,惟一代创兴,祖谟宗训,朝廷之嘉言善行,裒为实录,以及天潢玉牒谱系,皆贮焉。所谓国史秘典,非恒觏也。余以顺治乙未承乏仪曹,委检前代玉牒,因启金匮而遍览焉。其间谱牒、训诰俱属乌有,以胜国之集不存也。独古今一大部类书,世所不恒见者,分贮金匮,匮以数十计,匮中以黄袱什袭者数百计,目录卷帙以千万计。自天文时令、地理山川、风俗人物、皇帝王覇、德化政教、兵农礼乐,至草木鸟兽虫鱼,无微不备。每一事一物,必详考其原委,而引述经史子集,并前人之序赞、传记、词赋、诗歌诸体,具录之,名曰《永乐大典》。因思永乐以靖难为名,其时兵革之事甫熄,辄能网罗一世英俊之士,致之阙下,俾集馆阁,各抒所长。草创纂集若而人,讨论典实若而人,编辑修饰若而人,总裁润色若而人。极天下之名贤宿儒,亦得自効于文章,以赞成一代玮制甚矣。帝王之有天下,未有不崇儒右文,首重典籍者。余窃幸备官,获窥兹典,虽未敢如子云、相如侈美大之词,壮炳蔚之色,乃谨以所见,退而自书,志刘览之异云。
张能鳞《皇史宬检书记》
张能鳞去皇史宬的目的,是奉命查检明代玉牒,才有机会打开金匮,遍览所藏。此次检书,张能鳞在皇史宬中没有找到谱牒、训诰,却无意中发现了《大典》。据其描述,“独古今一大部类书,世所不恒见者,分贮金匮”。入宬检书前,张能鳞似不知《大典》藏于皇史宬的金匮中,事后记浏览之异,语多惊奇。
张能鳞入宬检书前,在顺治十年(1653)三月稍后,陈爌给顺治皇帝上过一道奏疏,曾提到《大典》的情况:“惟《永乐大典》一书,藏于皇史宬者,有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然以韵为母,事从其类,文无纲领,第可备考核而已。”(陈爌《请购遗书疏》)或因陈疏对《大典》评价不高,当时并未引起顺治皇帝注意。
《西山集》另收有一篇《自勉图序》,内容为张能鳞自述读书、仕宦经历。其中,谈及赴京应考、迁仪制郎后,入皇史宬检书事云:
遂赴京应考,选故事,命“子路问政”章题。同考者八十四人,余列十四。凡十三人补省中,而余以例裁台中,遂授仪部尚书郎,盖余时年四十也。志奏最,余在南宫授典礼之官,分典属国,既迁仪制郎,凡五服三族、五官六宫,莫不详其秩序。及奉命入皇史宬检阅玉牒,因而金匮石室之藏,得沉酣其中者数月焉,亦职掌之大幸也。
张能鳞《自勉图序》
将《自勉图序》与《皇史宬检书记》合看,当时张能鳞入宬检书的情形,大略可考。张能鳞迁仪制郎后,利用查检玉牒的机会,进入皇史宬,发现了沉寂八十余年的《大典》。因是奉命入宬,时间充裕,张能鳞检阅从容,得以在其中“沉酣数月”。张能鳞当日所见,《大典》藏于皇史宬的金匮中。据他描述,“匮以数十计,匮中以黄袱什袭者数百计,目录卷帙以千万计”。这条记载,与徐阶奏疏中引嘉靖帝谕旨“今不必若式,只以经书册大,便于匮置”,颇能互相印证、发明。《大典》录副伊始,即已有“便于匮置”、入藏皇史宬的预想。雍正年间,移到翰林院的《大典》也来自皇史宬。由这种关联,张能鳞当日所见,藏于金匮中的《大典》,为副本的可能性极大。当然,由于正本下落不明,张氏所记语多模糊,对这条材料的判断,也就不能十分肯定。
顺治十二年,张能鳞在皇史宬所见金匮中的《大典》,是否为明末入藏时旧貌?《大典》入藏皇史宬后,其间是否发生过变动?文献不足,只能暂付之遐想。不过,这条新材料也引起之前不曾有过的一些思考:当时盛放《大典》的金匮是什么样子?现在是否还存世?能否复原《大典》在明末清初的庋藏方式?
读到这篇《皇史宬检书记》,极容易让人联想到张廷玉、全祖望对《大典》副本的记载。据张廷玉描述,“书原贮皇史宬,雍正年间移置翰林院,予掌院事,因得寓目焉”(《澄怀园语》卷三)。全祖望那篇有名的《钞〈永乐大典〉记》,也曾大略提及《大典》从皇史宬移出时的情景,“词臣屏当皇史宬书架,则副本在焉,因移贮翰林院”。全祖望说的“书架”是什么样子,与张能鳞说的“金匮”是同样的东西吗?
此外,《检书记》还特别提到《大典》纂修时的情况:草创纂集、讨论典实、编辑修饰、总裁润色若干人。张能鳞这样描述,是当日所见《大典》中即有纂修诸名,还是根据文献记载才有的这些知识,也无从知晓。
原有藏韵书之柜
皇史宬建成后,即置金匮其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一幅《皇史宬全图》,据图中注,其东庑“内贮石刻法帖七十六块、前明实录金匮十九座”,西庑“内贮通政使送内阁副本”。由此可知,乾隆十五年以前,绘制这幅《皇史宬全图》时,明代的《实录》金匮已挪至东庑(即常说的东配殿)
图中所绘《实录》金匮,自天命起至雍正,凡五朝三十一匮(石台西北角,独有一小匮)。据单士魁考证,此图所绘实录金匮,不列乾隆,图中两座石碑,注云“碑上无字”,而今所见碑文皆为乾隆十五年所作,故此图应绘于乾隆十五年以前(图中文字,皆据单士魁《金匮石室的皇史宬》,《清代档案丛谈》,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129-132页)
皇史宬全图(取自李鹏年《皇史宬——我国古老的档案库》)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另藏有一幅光绪年间所绘《皇史宬金匮图》,于石台上金匮的形制、位置(六排,每排二十三只,最北边三只,凡一百四十一只),绘制颇详。
2017年5月25日下午,在中国人民大学梁继红教授的帮助下,笔者进入皇史宬,对皇史宬的结构、石台上金匮的形制、尺寸作了考察。皇史宬东、西二庑,规模相对较小。因未对外开放,很遗憾,没能有机会进殿内考察。进入皇史宬主殿,迎面是石台。石台南侧,与墙壁之间,有一条过道。石台东西两侧,各有一碑,石台上摆满了金匮。各朝金匮的形制、尺寸,略有差异。测量金匮尺寸,长约一百三十四厘米,宽约七十一厘米,高约一百三十厘米。石台占据了整个主殿,石台上,中间有一条东西向的过道,过道两旁分别摆放着三排金匮,总数为一百五十二只。
皇史宬
皇史宬东庑
石台上摆满了金匮
金匮上的铜签
金匮之间,排列紧密,空隙极小。金匮的上开盖,正面有铜签,铜签上有“某皇帝圣训、实录”满、汉文字样。靠近宬门的一排金匮,由东向西,其铜签上的文字分别为:1.大清圣祖仁皇帝圣训、实录2.大清德宗景皇帝圣训、实录3.大清德宗景皇帝圣训、实录4.大清德宗景皇帝圣训、实录5.大清德宗景皇帝圣训、实录6.大清仁宗睿皇帝圣训、实录7.(铜签遗失)8.大清德宗景皇帝圣训、实录9.大清德宗景皇帝圣训、实录10.大清圣祖仁皇帝圣训、实录11.大清德宗景皇帝圣训、实录12.(铜签遗失)13.大清德宗景皇帝圣训、实录14.大清圣祖仁皇帝圣训、实录15.(铜签遗失)16.(铜签遗失)17.(铜签遗失)18.(铜签遗失)19.(铜签遗失)20.(铜签遗失)21.大清仁宗睿皇帝圣训、实录22.大清世宗宪皇帝圣训、实录23.大清慕宗毅皇帝圣训、实录24.(铜签遗失)25.(铜签遗失)26.(铜签遗失)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皇史宬金匮图》(光绪);台湾“中研院”史语所藏“皇史宬应用织金龙黄缎地黄绸里夹包袱”式样
光绪年间,八国联军侵华,皇史宬惨遭劫难,这些金匮也未能幸免,导致金匮内函、锁钥、龙袱、牙签丢失。光绪二十七年(1901),李鸿章奏报皇史宬清查遗失物件时,曾有这样的描述:“皇史宬石门已开,拐锁、门闩概行失毁,石门内台上恭存金櫃共一百四十一只,尚不短少,惟匮上罩单、锁钥暨前后什件,并卷数金牌,无一存者,恭检前面匮内,樟木内函暨龙袱牙签,全行失去,函内实录、圣训……只剩一、二本……”(《李鸿章等交还皇史宬清查遗失物件由》折)。经过这番动荡,金匮原来的摆放位置,已经错乱。因部分铜签丢失,恐怕要参考旧图,从金匮的形制、花纹入手,才能辨别金匮的时代,进而恢复其位置。
明代,皇史宬除存放实录等档案的金匮外,也有专门盛放典籍的柜子。毛奇龄《西河诗话》云:“前朝皇史宬,原有藏韵书之櫃,然往为诸王携出,散失在外。至天启末止,有《洪武正韵》《韵府群玉》《经史海篇直音》《玉篇》《广韵》《诗韵释义》诸部,他无有矣。今诸书无阙,然不尽藏皇史宬,此内阁学士陆义山为予言者。”由此可知,皇史宬曾有专门盛放韵书的柜子,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这些柜子被“诸王”携出,业已散失。
与皇史宬相关的图档中,有一幅《皇史宬排架图》,颇为珍贵。图中绘有金匮三十二只,形制、大小不一,与上文所述《实录》金匮有别,上有文字说明(因图档不清,文字未识)。可见除存放实录的金匮外,也有其他形制的金匮,此图可与毛奇龄的记载相印证。
皇史宬排架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内府写绘本,取自《艺术品鉴》2013年第十期)
四围橱簏众星共
顺治十二年,张能鳞在皇史宬所见《大典》,是否也像韵书一样放在类似的柜子中,还很难下结论。但是,张能鳞去皇史宬,直接打开存放档案的金匮,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他去皇史宬的目的,是奉命查检明代玉牒,《大典》本不在他的关注范围内。《皇史宬检书记》引发的思考也是多方面的,《大典》存放于皇史宬正殿,还是东西二庑?是否有专门盛放《大典》的柜子?还是后来有什么变故,将《大典》转移到了存放《实录》的金匮中?这些都是因材料不足而被忽视、遗忘的问题。
康熙三十二年(1693),徐乾学在给高士奇补辑《编珠》作序时,曾说“以余所见,万历时张萱《内阁书目》,存者十不得一二,犹往往有宋雕旧本。并皇史宬所藏《永乐大典》,鼎革时亦有佚失”。实际上,徐乾学是否亲自见过《大典》,尚存疑议。说《大典》在鼎革时即有佚失,更无从取信了。单从徐的这篇序,看不出徐乾学、高士奇二人曾在皇史宬见过《大典》。
康熙四十三年(1704),张玉书等人奉命纂修《佩文韵府》。查慎行曾参与其事,尝与同事提议,奏请翻阅皇史宬所藏《大典》,以补修书阙漏。其《得树楼杂钞》云:
《永乐大典》,明成祖时,命解缙等萃秘阁书,分韵类载……明年,重录一部,贮他所……今此书故无恙,所贮之地在皇城北,名皇史宬。余初预纂《佩文韵府》,后入武英殿,曾与同事商之,拟奏请此书繙阅增补。有沮之者,谓卷帙繁浩,恐致损污,遂不果。
查慎行指出,康熙末修《佩文韵府》时,《大典》仍藏于皇史宬,完好无损。康熙年间,内廷关心文献者,对《大典》藏于皇史宬此事,多已知晓。当时文官对《大典》的了解也较全面,故查氏提议后,会有“沮之者”,以“卷帙浩繁,恐致污损”,终未发金匮之秘。
此后不久,待诏翰林高不骞奉康熙皇帝之命,又入宬检书,撰《检书行》记其事。高不骞(1615-1701),字槎客,号小湖,华亭人。嗜学好古,不务举业。康熙帝四十四年南巡,高不骞以旧臣之子,跽迎道左,恭献诗篇。康熙赞赏有加,命扈行北上,赐官翰林院待诏。著有《罗裙草》《商榷集》《傅天集》《从天集》《松圩书屋集》。
高不骞《罗裙草》《商榷集》
《罗裙草》为词集,刊刻时间较早。书前的序,写作时间为康熙二十二年(1683)十月。《商榷集》刊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傅天集》刊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后。以上各集,皆不收《检书行》。《从天集》流传不广,鲜有传本,仅检得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有一部。经南开大学文学院昊苏兄帮助查阅,知《从天集》中有顾嗣立序,末署时间为“康熙乙未长至后二日”,即康熙五十四年(1715)夏至后二日。此集所收,为高氏母丧归里途中所作一百二十余首诗,也不收《检书行》。
高不骞曾将《检书行》录出,出示友人黄之隽(字石牧,1668-1748)。黄氏为之作《高小湖检书行跋》,曾引《毛西河集》所载魏中翰语及《检书行》内容,多描绘皇史宬的陈设及周边环境。黄跋在盛赞高不骞诗文瑰丽的同时,感慨自己没能有高不骞这样的好运气,虽也备员翰林,却无机会进入皇史宬叩扃发秘。
此前,曾为寻找高不骞的《检书行》费过一番周折。不成想,在近几天重新查检《高小湖检书行跋》时,又去翻阅《雪桥诗话续集》卷三,在“高槎客待诏为谡苑太常子”条末,竟发现了《检书行》全文,兹录如下:
宫中圣人凭三冬,过目万卷罗心胸。初唐政要明宝训,相应岂惟笙与镛。
缅求善本求言同,臣承凤皇诏益恭。际晓径去蹑紫阁,简编小大随横纵。
拓窗始意纳清旭,北风振棂加琤。缥囊缃帙一览间,百年前物抽无从。
东华厩马逸气钟,玉鞍试上行雍容。小南城南折旋进,皇史宬扁张崇墉。
梦游先辈有不到,趋庭步陛乘欢悰。舍人手启鱼钥奁,禁军伏地语喁喁。
㸌如云帆转曲岸,洞门双扇开䃔䃧。宬制穹顶竹半筒,旁牗冶铁涂以彤。
峨峨石室相对立,长磴连亘巨璞攻。安置金匮二十六,签牌夭矫拏虬龙。
造端大清实录字,中有二祖左太宗。自余廿三事则豫,尧时奚啻超黄农。
四围橱簏众星共,经经纬史光焰重。谁欤纷纶卷倍万,永乐大典堪当冲。
传之高拱录其副,亦类汉世尊蔡邕。
鸿都虎观千载上,只今私幸逢难逢。
艺苑秘宝探无外,银印一笥留尘封。文命敷于武功后,累累忍使洪垆熔。
诸珉日夕迷旧踪,还镳西岭寒烟浓。道旁观者谬儒雅,奋飞何必蓬莱峰。
呜呼!奋飞何必蓬莱峰。

由高不骞的经历,可推知他入宬检书应在康熙四十四年以后。康熙年间,皇史宬仍有掌皇史宬之官,即所谓的“禁军”。当时,高氏所见金匮,只有二十六只,应即石台上的《实录》金匮。
《检书行》以叙事为主,间述所见皇史宬规制、陈设。其中,谈到《大典》有三句诗:“四围橱簏众星共,经经纬史光焰重。谁欤纷纶卷倍万?《永乐大典》堪当冲。传之高拱录其副,亦类汉世尊蔡邕。”纵览全诗,对这三句诗解读如下:
(皇史宬主殿)四周,众星拱月般摆满了橱簏(即书箱),里面存放的典籍光焰重重。那卷帙纷纶超过万卷的是什么书?(当然是)《永乐大典》,它堪称其中最重要的一部书了。(嘉靖皇帝)也像汉代尊崇蔡邕一样,把《大典》传给高拱,并委之录副。
至此,可以确定,康熙末年,高不骞入宬检书时,《大典》就存放在皇史宬主殿四周摆放的橱簏中。这种“橱簏”与顺治时候张能鳞所说的“金匮”是否为同样的东西,还不太容易确认。从顺治十二年到康熙四十三年,这五十年间,皇史宬主殿的陈设及位置大概都发生过变化。循着材料的指向,我们再回去仔细看《皇史宬全图》,在石台以南,东西两侧,各有三个书橱形的图样。在临近宬门、靠南墙壁的一排,也绘有十个书橱形的图样。图中六个箭头所指的地方,大概就是高不骞《检书行》所描述的“四围橱簏众星共”了。
康熙一朝,虽有修书、入宬检书之举,却不曾大规模利用皇史宬所藏《大典》。清中叶及以后的记载,虽颇多浮词,甚至互相抵牾,但仍可据以探源辨流,对研究《大典》正、副本的流传史不无裨益。光绪年间,郭则沄似乎也读过高不骞的《检书行》,仿乾嘉诸老作《永乐大典余纸歌》,节录如次:
检书著咏高槎客(槎客待诏《检书行》,皇史宬有《永乐大典》,与词苑所存别为一部),史宬精严人未识。嘉隆别部出传钞(此书重录于嘉靖四十一年至隆庆初年),四百年间重鸾掖……
诗中小注特别提到,“皇史宬有《永乐大典》,与词苑所存别为一部”。由上引《检书行》,知“皇史宬有《永乐大典》”是高不骞《检书行》所描述的内容,“与词苑所存别为一部”则不见于《检书行》,应是郭氏所写。这条小注,特别会让人联想到昭梿的《啸亭续录》。其中,在“皇史宬”条下有这样一段记载:
尝闻徐昆山先生述闻李慕堂侍郎言,其中藏全分《永乐大典》,较今翰苑所贮者多一千馀本,盖即姚广孝、解缙所修初本,缮写精工,非隆庆间誊本之所能及。惜是日忽忽瞻礼,不得从容翻绎,未审是书尚存与否也。
这里也提到皇史宬尚存另一部《大典》。这两条材料出现的时间,都在《大典》移至翰林院之后。两条材料之间,是否有承续关系,还是另有可能?由于目前所见材料,在正本、副本的问题上,记载大都模糊,在这种情况下,很多问题仍不能确定。
民国年间,京师图书馆中文编目组组长谭新嘉,也说过几句奇怪的话:“清宫皇史宬现藏原钞本蓝丝阑《永乐大典》,完整未损,钤有永乐之玺。英法联军所毁者,为清钞红丝阑本。”(《刘纪泽呈陈斠玄先生书》转引谭新嘉语)蓝丝栏、永乐之玺,这种说法来自何处?为什么《大典》副本移至翰林院后,仍有这样多史料指向皇史宬?在文献记载的模糊时段,《大典》正本去了哪里?皇史宬里又发生了什么?
这些问题,现在我们还不能很好地给出答案。某一天,闪烁各处的史料慢慢聚在一起,兴许能燃成一团火,借着微光,或能稍稍看清那些失落已久的故事。虽然这些新材料仍不能解决某些老问题,但它们带来的思考却是有价值且极具乐趣的。幸运的话,循着线索,若再能找到点什么,那更是意外之喜了。
附记:笔者在追寻《永乐大典》流传史的过程中,曾向中华书局张忱石先生请益,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项旋博士的几次讨论,也获得不少有价值的线索,谨致谢忱!
校对:余承君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永乐大典》,皇史宬,庋藏,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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