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曲家朱践耳去世,享年95岁,生前嘱咐捐赠遗体

澎湃新闻记者 廖阳

2017-08-15 10:05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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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践耳。高剑平 澎湃资料
朱践耳花甲之年才开始创作第一部交响曲,80岁之前,他完成了十部属于中国人的交响曲(还有一部《小交响曲》),为中国音乐文化的软实力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8月15日,曾为中国交响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朱践耳,在瑞金医院去世,享年95岁。
此前,朱践耳在瑞金医院抢救了一个星期,但因大脑大面积出血,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朱践耳太太舒群表示,“遵践耳生前所嘱,丧事从简,家里不设灵堂,不搞遗体告别仪式和开追悼会,遗体按生前协议捐给医院。”
践行聂耳走过的路
朱践耳一生著作等身,获得了瞩目的成绩,然而他坎坷的少年经历却少有人知。
1922年10月18日,朱践耳生于天津,在上海长大,他的音乐起点来自病床上的自学。
高中毕业后,朱践耳因气管破裂大出血,住在姐姐家,卧床四年,这四年也是开启他音乐生涯的关键时期。
彼时,上海仍处殖民时代,各国在上海设立的电台除了宣传意识形态,也宣传文化。这期间,朱践耳就靠着一台借来的老式小收音机学习音乐。
“我很早就听到肖斯塔科维奇的曲子了。从古典听到现代,到最新的音乐,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什么都不想,就是听,几乎把所有音乐听遍。当时我住在一楼与二楼之间的亭子间里,边听边记下来,也不能订正,那时候听得很仔细,一直到解放之后才有谱子。”
躺了四年,病竟然渐渐痊愈了。“音乐救了我的命,它就是我的生命。”朱践耳说,自己的音乐底子来自病床上的四年,音乐给了他生活下去的动力和发现外部世界乐趣的机会。
比如听柴可夫斯基的《悲怆》,“撕心裂肺的感觉都听出来了,奇怪的是我听《悲怆》不但不觉得悲观厌世,反而从中获得了一种力量。”
那个年代少有文艺偶像,朱践耳却对聂耳感兴趣,被他的歌曲深深打动。聂耳成了朱践耳终身的偶像,他的名字也由原来的朱荣实,改成了“朱践耳”。
“只要他的作品出来,我马上要买来。我现在的名字就是根据聂耳改的,聂耳有四个‘耳’,没人能超越。‘践耳’就是践行聂耳走过的道路。”
1935年,年仅23岁的聂耳在日本藤泽市海滨溺水身亡。知道这个情况后,朱践耳觉得非常可惜,连连感叹,“聂耳如果没有走得那么早,他一定是中国的贝多芬。”
朱践耳谱写的曲子。高剑平 澎湃资料
留苏五年求学深造
1945年,朱践耳加入了新四军苏中军区前线剧团,1947年担任华东军区文工团乐队队长兼指挥,创作出《打得好》等传遍部队的军乐曲。
“《打得好》出来之后,部队当时士气高涨,打到哪里歌唱到哪里,宣泄打胜仗的感情,就像干活喊号子一样。当时别人介绍我,就说‘这个就是写《打得好》的(作曲者)’。”
1954年,命运开始眷顾已过而立之年的朱践耳。通过考试,他被上影厂选上送入苏联学习作曲,同去的还有身处延安的作曲家瞿维。
为了准备考试,他在北京学了一年俄文,参加考试的曲目是其1952年为纪录片《伟大的土地改革》创作的插曲《翻身的日子》。用朱践耳的话说,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结合民乐与西乐写作手法的创作成果。
根据组织安排,留学苏联是读三年的研究生,朱践耳却主动申请改为大学生,时间延长至五年,“我连大学生水平都没有,怎么读研究生啊?我说不行,我要改成读大学,这样就可以读五年了。”
按规定,留学生留学期间不许回国。32岁已结婚生子、育有两儿一女的朱践耳不得不将此规定瞒着家里人,踏上了求学苏联的道路。
留学期间,朱践耳师从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巴拉萨年教授学作曲。
没有受过科班式专业教育的朱践耳,凭着自己丰富的生活经历和民族音乐素养,开始了一生中第一个创作黄金期,创作出钢琴曲、合唱、双簧管独奏、弦乐四重奏、交响诗等大量作品。
1959,朱践耳的第一首管弦乐作品《节日序曲》在莫斯科首演,广受好评,被前苏联国家广播电台作为永久性曲目录音收藏。
年过花甲写交响曲
1960年,朱践耳从苏联学成归国,在上海实验歌剧院任专职作曲。
1963年,全国掀起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高潮。朱践耳偶从《雷锋日记》中读到雷锋摘抄的小诗,“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
他旋即将其谱成山歌风味的三段式独唱曲。同年,经由藏族女歌手才旦卓玛再度演绎,《唱支山歌给党听》唱响了大江南北。
“很多报道把这首歌的首唱说成是才旦卓玛或另有其人,其实首唱是任桂珍,把它唱红的才是才旦卓玛,这个不能搞混。”朱践耳说。
1975年,朱践耳调入上海交响乐团,直至去世,他一直是上海交响乐团的驻团作曲。
1982年5月,上海交响乐团在第十届“上海之春”首演了朱践耳的交响组曲《黔岭素描》,该曲用音乐的刻刀对民族民间音乐做了出色的描绘,至今盛演不衰。
改革开放后,朱践耳厚积薄发,迎来创作生涯的第二个黄金期——进入花甲之年的他,开始写大型交响曲。
上海大剧院原艺术总监钱世锦,是朱践耳《第一交响曲》诞生的见证者。
早在1960年,钱世锦就与朱践耳相识。那时,他还在上海音乐学院学小提琴,班主任舒群正是朱践耳的太太。偶尔,舒老师会把丈夫新写的歌带来给学生唱,其中就有他为学雷锋写的《接过雷锋的枪》。
1985年,钱世锦调入上海交响乐团任总经理,与朱践耳的交集更多了。
1986年6月12日,朱践耳《第一交响曲》在北京音乐厅演出,正是由钱世锦带队,陈燮阳执棒上海交响乐团。钱世锦还记得,音乐厅现场爆棚,万里、王震等国家领导人均到场观看。
《新民晚报》资深记者沈次农当时也受邀同往,与朱践耳同室而寝,日日交谈。
“在京时,时有北京音乐界朋友来访,朱老有些应接不暇,当时没有手机,宾馆总机也没有留言服务,因此客人往往是临时敲门,是‘不速之客’。朱老一概热情接待。”
沈次农说,朱老心里天天记挂着哪天有空去看瞿小松(作曲家),沈次农帮他联系后应约而往,“那天我作陪,瞿小松、刘索拉在家恭候,双方相谈甚欢。不容易啊,瞿小松是晚辈,朱老却毫不在意,当面提出一个个问题询问求教。这样的音乐家,朱老是我见过的唯一。别人或也有,但那是作秀,朱老是发自内心的真诚。”
1985年-1999年,朱践耳先后写出了十部属于中国人的交响曲。
这个数字,是一个耄耋老人用毅力制造出的传奇,其中部分交响曲在观念和技法上的现代程度,甚至远超许多年轻作曲家——他不仅有古典音乐创作的技艺,而且努力学习和掌握现代作曲技法,为己所用,不仅创作内容是新的,技法也是新的。
“前苏联时代,肖斯塔科维奇每有新交响曲问世就是文化界大事,在中国只有朱践耳可以与之比肩。”钱世锦感慨,有些人写了一两首歌就变作曲家了,其实最多算歌曲作者,要写了管弦乐、交响曲才能算作曲家,“朱践耳是真正的作曲家。”
“差不多每隔一两年,朱老就有一部新交响曲问世,也没多少稿费,但他耐得住寂寞,觉得要在中国交响乐事业的发展上做这个贡献。因为交响曲、歌剧是音乐创作里的重头戏,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体现。”钱世锦说。
(本文部分文字援引自2014年11月13日《东方早报》刊文《“践耳,就是践行聂耳走过的道路”》)
责任编辑:梁佳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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