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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小镇少女的留守往事:性困惑、疏离的家与心灵之路

澎湃新闻记者 明鹊 发自湖南长沙、益阳 实习生 耿璐
2017-08-18 07:41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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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网友曾在知乎上匿名发起提问:“曾经的留守儿童长大后是个什么状态?”

近400人分享了自己的故事,成为一次集体倾诉:普遍敏感、自卑、缺乏安全感……1984年出生的黄骥,说起自己的留守童年,认为是书籍拯救了她——小学六年级开始看《罪与罚》、《基督山伯爵》、《苔丝》……“在冰冷的被子里,是书籍温暖了我。”

黄骥

书让黄骥懂得人性的善与恶,让她慢慢喜欢去观察人、了解人,研究人:“为什么是这样的,为什么不是那样的,是怎么变成今天的自己……”最后让她走上电影导演这条路。

2017年春天,黄骥第二部剧情片《笨鸟》,斩获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生代”竞赛单元“评委会特别奖”。更早之前,她的首部剧情片《鸡蛋和石头》(2012年),获得了荷兰鹿特丹国际电影节“金老虎奖”、多伦多亚洲国际电影节最佳处女作奖等多个奖项。

它们讲的都是留守少女的伤痛。在黄骥老家——湖南省安化县梅城镇,冬天总是寒冷而潮湿,彷徨又迷茫的留守少女,在孤独中撕裂成长。

“在电影节放映时,很多观众看完后,一上来抱住我就哭。”黄骥说,他们不经意被电影刺中,一定是因为有着同样的伤。当个人的痛苦体验进入集体,成为自我身份意识的核心时,创伤就会变成为一代人的伤痛。

每个人都在寻找走出伤痛的出路,包括黄骥和她的女演员姚红贵——两部电影的主演,一名曾经的留守儿童。

《笨鸟》海报

“怨恨”与“冷漠”

绕着山路,爬过一座又一座雪峰山脉,海拔一千多米的山羊村是黄骥最初的老家。

父母是村里的赤脚医生,之后去了乡镇医务室,再下海到广东开诊所。在黄骥的印象中,妈妈总是工作很忙,没人给她做饭,“我就用白糖拌米饭吃,就这样得了胃病,之后去了芙蓉村的姑姑家,在她家把胃病养好了”。

艳阳照着满山的茶叶树,溪水“哗啦啦”地流过山谷,伴着一声声“知了”的蝉鸣声。二十多年前,她曾在这里游泳、抓鱼、挖竹笋、看葬礼……“美好记忆都来自芙蓉村”,她觉得芙蓉村才是家乡。

因为缺少父母的陪伴,小时候的黄骥不爱说话,喜欢看书,经常捡地上的废报纸读。在姑姑家待了几年后,她去了梅城镇完小读小学五年级,那时父母从广东回来镇上做小生意。

黄骥记得刚到镇上时,内心自卑,被人说“吃饭像猪一样”也不敢回应,经常一个人逛新华书店,每次看到崭新的书,就偷偷地把书藏进衣服里、或裤子里面。出租房的沙发有一个洞,她经常把书塞进洞里面,有时候被妈妈发现了带去道歉,她也觉得没什么,“母亲一直觉得我不是一个理想的女儿”。

“黄骥不爱说话,只爱看课外书。”母亲黄小雄对黄骥小时候的记忆寥寥,只记得她三岁时喜欢哭,“我们把她送到一个学校去,她自己哭着回来了”。

在镇上待了一年多后,生意失败,欠了十几万块钱,黄小雄和丈夫再次决定去广东打工。

7月中旬,在长沙一家诊所内,黄小雄回忆起那时:整整有七年时光,没有回过一次家,把黄骥丢给外公外婆,自己每天都在诊所内忙,不曾了解过女儿的青春与悲伤,“忽然一下子(孩子)就长大了”,如今让她觉得愧疚万分。

对黄骥来说,那些日子很漫长,孤独又敏感的她,在父母离开后,感觉更加孤寂无助,“每天晚上都哭,哭着哭着就睡着了”,由此心中滋生了一种怨恨。

寒暑假去广东看父母,她经常和妈妈吵架或打架。“有一次她打我,她头发很长,我抓她头发,她打我屁股,我就咬了她大腿。”黄骥说,她以这种方式发泄自己的不满,但是并没有引起妈妈的更多关心。

黄小雄太忙了,经常夜晚还要接诊,有时候和着衣服就睡着了,母女间的隔阂,让黄骥的整个青春一直很压抑,这让她觉得自卑,觉得自己像一只笨鸟,“长得又不好看,脾气性格又不好,还不懂跟人交往”。 她至今回想起来,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应该是很怪异的一个女孩子,眉头也经常是皱起来的,总是沉浸在文学的世界里面”。

7月21日,北京上学路上公益促进中心发布了2017年度《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白皮书显示,9.3%的农村留守儿童称父亲或母亲去世对自己“几乎没有影响”,留守儿童与父母之间“亲情单薄”,他们的心灵状态更需要社会关注。

“在我最需要她的时候,她没有陪在我身边,一直都忙于去工作、去赚钱。”大学毕业后很长时间,黄骥对母亲的怨恨都无法释怀,直到拍完第一部剧情片《鸡蛋和石头》,女儿千寻出生后,才开始慢慢化解。

黄小雄不曾知道,小时候的黄骥内心如此敏感多愁,却又坚定执著。直到多年后,黄骥在国外参加纪录片放映,打电话给母亲黄小雄,说起“喂奶阶段,奶涨,在宾馆里面晕倒了”,黄小雄才明白,因为自己对女儿的忽视,让她长大后坚持自己带小孩,“她希望千寻在温暖的家庭环境中成长”。

黄骥的第二部电影《笨鸟》,讲的是小镇留守少女的青春故事,见证了情感的冷漠,还有一段被拒绝、侵犯和伤害,没能得到任何温暖回应的独自成长。主角林森由小镇留守少女姚红贵主演,她和电影里的林森一样不爱跟人说话。

1997年出生的姚红贵,一岁左右就被送到外婆家,直到11岁时,父母才从广东打工回来。姚红贵记得,有一次在外婆家过年,父母从广东回来,她看到后以为是陌生人,躲在外公背后问是谁,外公告诉她,“是叔叔阿姨”,她果真就叫他们“叔叔阿姨”。

姚红贵自小独立。8岁的时候,她一个人搭车去外婆家,“中间要转一趟车,要坐两个多小时”。母亲萧妹连说,姚红贵有什么事情,从来不跟她讲。

《笨鸟》剧照

“性困惑”与“性教育”

从芙蓉村下山,不到十几里路,就是姚红贵的家,离仙溪镇两公里左右。在一栋崭新的三层楼房前,穿着橘色T恤的姚红贵,午后睡意朦胧地走了出来。

黄骥至今记得,五年前,第一次见姚红贵时,她还是个小女孩,正在初二教室里上课,老师叫了三个女孩出来,“她是最沉默的那一个”。那时黄骥已看了五六百人,都觉得不满意,姚红贵引起了她的好奇心——她想知道“沉默”背后是什么样子。

“可能因为那时很压抑”,但姚红贵有想不起来自己为什么压抑,“可能因为进了不喜欢的中学”。姚红贵喜欢跟黄骥聊天,“感觉跟黄骥姐说的话比跟我妈说的还多”。

如果说姚红贵改变了黄骥的电影计划,黄骥此后则改变了姚红贵的生命轨迹。电影《鸡蛋和石头》的主角就叫做“姚红贵”,讲的是14岁留守少女姚红贵被舅舅性侵犯后怀孕,经历了因担心怀孕而日日期待着流血(来月经),到发现怀孕、孩子被打掉,再到最后时她又流血(来月经)了的故事。

姚红贵那时13岁,不懂自己拍的是什么。她对性的唯一认识是:六年级的时候,隔壁班的一个女生被成人性侵,“当时我们也不太懂,都当一个八卦在传,还边说边笑,觉得那个女的自己怎么怎么样……”

除了第一次来月经,母亲告诉她“要用卫生巾”,父母从没跟姚红贵说起过性。黄骥成了她的性启蒙老师,拍完电影后,姚红贵懂得女孩要保护自己,甚至感觉性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黄骥不避讳她童年的可怕经历——曾遭遇过性骚扰,这段灰色的记忆像一块石头沉沉地压在她的胸口,并一直伴随着她的成长。“我想用拍片的方式来治愈自己,于是就去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

当她准备好要拍片时,从前的经历就自然浮现出来:从初中开始谈恋爱,交不同的男朋友,跟校外的男性写信、打电话、谈恋爱,成绩迅速下降。做这些“就是觉得太压抑了”,情感上得不到认可,身体像患了饥渴症,“天气很冷,身体也很冷,睡觉盖被子也不暖和,就特别想抱着一个人睡觉”。

2016年,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统计当年公开报道的433起性侵儿童案件发现,受害者为农村(乡镇及以下)儿童占比75.98%;受害者为城市(含县城)的占比23.09%。

“媒体和网络有很多留守儿童被老师性侵犯、性骚扰的报道,但新闻只是客观报道,没有人知道当事人是怎么想的,发生以后是怎么度过那段黑暗的。每天生活还要继续,又不能告诉身边的人,她们这时间是怎么度过的,怎样的心理状态?”黄骥说,她想把这种状态告诉大家,希望让更多的人来理解和帮助她们。

《鸡蛋和石头》就是通过留守少女“姚红贵”每一天的生活轨迹去讲她是怎么度过这段黑暗的。

因为懂得这种无助和无望,成年后的黄骥也格外关注儿童的性教育。为了帮助村里孩子提高性教育常识,2014年秋天,她介绍村里幼儿园老师喻彩红去北京参加培训。“我之前什么都不懂,只知道赚自己的钱,教自己的书。”喻彩红说,她后来把保护女童的App打开给孩子们看。“教她们不要单独和陌生男子相处,不要把裙子随意掀起来,身上衣服盖住的地方不准任何男人碰”。

《笨鸟》剧照

“坚定”与“迷茫”

初二时,黄骥交了一个男朋友,“突然有一双眼睛会看着你”,她开始觉得非常好,直到两人发生第一次不愉快的性行为后,就分手了。

她后来导演的电影《笨鸟》,就源于初恋的第一次性体验。“很多女生跟我讲述自己的‘第一次’,我发现她们讲述的时候都带着羞耻感”。谈起这次经历,成年后的黄骥反问,“为什么女生跟男生在一起,就要觉得是自己的问题”?

如今再反思这段感情,她觉得因为从小情感缺失,没有一个平静而自信的灵魂,所以当年才会主动提出分手。而分手后,她迫切想要离开小镇,“觉得待不下去了”。

“我们没有管她,出来赚钱,希望给她更好的教育,其实我们并没有给她很好的教育。” 黄骥父亲肖子龙说,初中后的黄骥,几乎不再认真上课,经常迟到、早退、课堂看课外书……有时跟着小混混去吃夜宵、爬山,到山顶烧枯枝败叶。班主任差一点开除她,后来姑姑黄育红去说情才留了下来。

爷爷奶奶都无法理解黄骥,让她感觉“压抑到无法挣脱”,她至今记得,有一次下很大的雨,她和一个女孩从镇农贸市场一路狂奔回学校的那种痛快淋漓。

那时班里90%都是留守儿童,他们大多都比较沉默,没有太大的野心和欲望,或者有也不敢去做。黄骥从书籍里找到一种方法,“觉得某天会变成书中的某一个人,作出一些‘出格’的事情来”。

高考的时候,黄骥坚持要报考电影学院。在山里长大,她经常看村里人拍遗像,“觉得人活了一辈子,唯一(证明)存在的事情就是遗像摆在后代的堂屋里”,她因此着迷于影像的魔力,但那时没人相信她能考上北京电影学院。

第一次高考考得不好,父亲赶回来陪伴她考,第二次终于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大二的时候,黄骥回家拍短片,发动了姑姑一家人帮她拍,姑姑开始不赞成,觉得辛苦,“不希望她过得那么辛苦”,但姑爷肖品正一直都支持她,说“女孩子也要有一个奔头”,他们帮她联系人,给她当策划、演员、录音……

“村民不理解她,他们骂她,吃了很多苦头……”黄育红说,黄骥做事情认真、专业,而且想做就做,2012年女儿千寻出生后,她“后面背着小孩,前面扛着机器” 。

从小生活在乡村和城市之间,能同时看到乡村的喜怒哀乐和外面的花花世界,黄骥后来站在两者之间拍出了自己的电影,“路越走越宽,不断获奖,有奖金的,没奖金的,都会告诉我”,黄育红说。

一年多前的初春,黄骥陪着姚红贵到北京参加艺考,因为没经过任何专业学习,姚红贵最终进了湖南大众传媒学院,“如果我没有碰到黄骥姐,不要说我妈不想我去学表演,我自己也不会想去学这个”。

今年20岁的姚红贵,是家里的独生子女,从小爷爷就不让她干活,放假回家,她大部分时间看电视、手机和睡觉。她性格被动,不太爱说话,比较容易满足,至今没谈过一个男朋友。“感觉黄骥姐比我疯狂多了,我挺羡慕她的,喜欢她那种激烈的生活方式,不过又觉得她过得不太好。”她说。

阳光打到姚红贵头上,晕出一片金色的灿烂。她坐在沙发说起“梦想”——“不知道算不算梦想,我现在想的,除了学习表演外,就是想去当演员,演自己喜欢的角色”。

《笨鸟》剧照

“内向”的性格与“向内”的电影

“她性格比较内向,跟我们父母很少说话。”父亲姚远归希望女儿姚红贵以后“过得好,有钱用,找个好老公”,至于在拍电影方面,他说没有想很多,也不知她以后的路怎么样,觉得“出名简直是天方夜谭”。

6岁之前,姚红贵一直跟外公外婆一起生活,跟表弟表妹一起跳绳、捉泥鳅、玩过家家……上小学后,她回到家里跟爷爷一起生活,奶奶在她还没出生前就过世了。

“她爸妈在广东打工,我一个人带她,读书去接送,中午还要给她送饭。”85岁的爷爷姚金华(化名)说。

从家里到学校有一公里,走路要十几分钟左右,那时还是一段狭窄的土路。有一年,姚红贵见表姐穿了一双新鞋子,要爷爷给她也买一双,爷爷觉得鞋子贵,不太愿意买,“我死活不肯去读书,还在那个地上打滚。”姚红贵至今记得,爷爷那时都要被她气哭了,但最后还是给她买了那双鞋子。

父母在广东的时候,每年过年都会回来,母亲萧妹连说,“我们出去,她从来不哭;我们带礼物回来,也从没见她笑。”在他们眼里,女儿似乎总是这样“没有表情”。

导演大冢龙治(左)、主演姚红贵与《笨鸟》电影海报

2008年,萧妹连和丈夫从广东回来,在家里开了一家杂货店。她以为生活一直会这样,直到2011年的某一天,导演黄骥跟着姚红贵来到家里。当天她去“搞乐队”了,丈夫姚远归也去了工地,直到隔壁亲戚打电话给她,萧妹连开始以为女儿遇到了骗子,直到见到黄骥本人后才放心。

黄骥导演的电影串联着她的过去和留守少女的现在,每次拍电影之前,她都会先做采访,比如《笨鸟》,采访了各个年龄段和不同文化程度的女性,从十几岁的少女到七十多岁的老人。

“我的电影是向内的,观察内心的,在少女的无动于衷中,看到内心的骚动”。黄骥觉得,正因为她对个人更感兴趣,她和大塚龙治先生,一个日本人和一个中国人,两个人才能够走到一起。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讲座上,那时黄骥读大二,大塚龙治到学校学习中文。“我当时问他日语‘我爱你’怎么说,他就用日语说给我听了“あなたのことが好きです”。来北京之前,大塚龙治已经在日本电视台工作了七年,后来两个人慢慢就在一起了。

“她很天真,对人物很有好奇心。”丈夫大塚龙治评价黄骥,多年来一直保留了这份天真和好奇心,这也是当年吸引他的原因。

他们组成家庭作坊式剧组,黄骥是导演、副导演,还有录音;大塚是摄影师、灯光、场工还有司机。“整个剧组主要就我们俩”,不拍的时候,两人就一起讨论剧本。

黄骥是感性的,她对个体,特别是女性个体的情感更感兴趣,“不像一些男导演,对这个世界的秩序,对权力的规则更感兴趣”,大塚帮她找到了自己的特点,并获得了成功。

大合照(含特别从日本赶来的导演大冢龙治父母),左起大冢父亲、导演黄骥、千寻(导演女儿)、女主角姚红贵、大冢母亲、大冢龙治、制片人陈玲珍、监制徐小明

“影片谜样的氛围一直萦绕观者心头。”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会颁奖词评价电影《笨鸟》说,它讲述了“关于人与人的关系,人们如何在冷漠离群的现代通讯工具充斥之中,设法铺出人际沟通的路径”。

十几年过去,留守已成为往事,黄骥用电影的方式与过去告别。

    校对:施鋆
    澎湃新闻报料:021-96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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