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工难禁根源在哪？媒体刊文：要从改变贫困落后面貌上下功夫

8月20日《法制日报》一则报道关注了童工问题，把不少人的目光又拉到了这群稚嫩的少年身上：他们中有美发店门口熟练专业地招揽客人的小伙，有看不到升学希望又不想一辈子“刨地”的小姑娘，有灾难发生时依然在井下作业的黑娃子——他们统统不满16周岁，不少人刚刚初中毕业。

在媒体报道中，这些原本应该坐在教室里，和老师同学在一起的孩子，之所以过早地走入成人职场，原因归结于“家长没有法律意识，一些地方的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对童工现象缺乏常态化的执法监察”。这些固然是童工现象持续至今的重要原因，但在笔者看来，这些并非根本原因。而根本原因是什么，是什么造成孩子不能、不想继续读书，是什么造成孩子父母不劝阻甚至支持乃至鼓励孩子走出学校、走向社会？这值得我们深思。

关注童工，当然有必要关注有关部门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障情况，也有必要关注劳动监管部门的执法情况。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较此前相比，童工现象在减少，目前工作薄弱的地方，往往是经济相对落后、教育相对落后的地方。

现在正值暑期，笔者身边的朋友中不少做家长的正头疼孩子越来越大却仍不知道珍惜感恩父母的劳动，打算送到哪里去做做义工。这些家长宁愿送孩子去做义工，也绝不会让他们去做童工。这是为什么？

首先，这些家长还不需要孩子挣钱，再就是怕他们吃亏，也怕他们做不来。担心的事儿，做家长的都明白，包括那些童工的家长。可有的人为什么最终让孩子选择了做童工？笔者想，在此之前，他们或都经过了反复掂量，不断打听，仔细比较和成宿的纠结，之后发觉，与其拿出全部积蓄供孩子继续读书，不如让孩子早早出去长见识养活自己，或许是孩子最好的甚至是唯一的出路。

报道主人公李成和马永明之所以成了童工，都有家境贫困落后的影子。提这个问题，笔者是想说，法治国家不应该允许一个童工存在，目前有关禁止童工的法律规定（具体包括劳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等）明确而具体，监管不严固然有执法队伍自身的问题，但从根源上来说，童工难绝终究需要从改变落后面貌上下功夫，不仅仅是物质贫乏，还有精神贫乏。

继提出精准扶贫之后，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脱贫工作会议上提出，脱贫攻坚工作是底线任务。由此，再次给我们有关部门提出了脱贫硬指标。这其中就需要一些职能部门，包括教育、法律等相关部门，强化自身责任意识，同步做好精神扶贫工作，对准每一个目标家庭，普及法律常识，提供法律服务，扫除继续教育障碍，挽救一个孩子，挽救一个家庭，因为他们完全可以也应该有更好更多的出路。

（原题为《童工难禁的根源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