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念祺︱民国高等小学的历史课教案

程念祺

2017-08-26 18:27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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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吕思勉先生为中华书局出版、教育部审定的《新式高等小学历史教科书》(以下称《教科书》),专门撰写了《新式高等小学历史教授书》(以下称《教授书》)。《教授书》的合作者庄启传先生,也是《教科书》的作者之一。他们的合作,应是为了使《教授书》的编写,更切合《教科书》的教学要求。至于《教授书》的编撰旨趣与行文风格,则与吕先生后来所著作的各类中、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及复习、参考书颇为合拍。
《新式高等小学历史教科书》封面
时至今日,因为课程安排不同,这本民国时期的高小本国史《教授书》,并不适用于今日的小学。但是,对于今日初中本国史教学,它却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参考书。这是因为,当时的学校难以配备诸多古籍,为便于教师备课,《教授书》除了精选正史材料之外,于诸子百家、儒学经典,以及其他稗官野史、名人笔记、杂录之类亦多所征引,于近代史料更是博考群籍辑而录其可靠者。今日的中学历史教师,如认真读过这本《教授书》,他的本国史教学水平一定会有极大的提高,他的本国史修养也会有一个飞跃。
该《教科书》共分六册。前四册主要是根据中国历史各阶段的特点和朝代变化,讲重要的历史人物及相关的历史事件;五、六两册讲解中国历史的基本进程和文化特点。而相应的六册《教授书》,为教师讲解和辅导学生学习《教科书》,不仅提供了丰富、完整,而来龙去脉清楚的历史知识,也为培养学生的学习和概括能力,以及联系和发现问题的能力,提供了一系列有效的方法和步骤。《教授书》最根本的目标,是指导教师怎样培养学生学习和思考的主动性。故其每一课程,除了录入简短的课文,更多得多的是对该课的讲授要旨、准备、预习、讲课次序、整理知识,作合理的安排,要言不烦地讲解重要的知识点。
如《教授书》讲《唐尧》,首先点出此课之要旨,在于使学生知道“古帝施仁政,及不私有天下之盛治(禅让)”;并指示教师先将黄帝至尧的世系作一整理。接下来,教师安排学生课堂预习:一是根据教师要求,作从黄帝到尧的世系表;二是将尧时历法的出现,与黄帝时算学的产生加以联系。做世系表,显然有助于学生的听课与记忆,使之能将所学内容条理化,并抓得住课文的重点。而让学生联系之前已教过的内容,则有助于培养学生认识历史进程中各种相关性的能力。
《教授书》讲《唐尧》
至于教师的讲课次序,首先是预备。其步骤,一是检查学生对课文的预习情况,二是将讲课要旨进一步具体化。如在检查学生预习《唐尧》一课的情况后,教师首先板书:“黄帝以来,帝位相承,其不私有天下,而付托于有德之人,自何人始。”然后,针对这一问题,对教师该如何讲解作具体的提示,并以相关事例进行说明。凡此类具体提示,其征引文献和所作解释,均为各课重点,《教授书》无不讲解得允明得当。
每一课讲完,都有课后整理。其步骤是将课堂上所讲解的知识,更加条理化,也更加概括。这种整理,做得非常切实,使学生能够通过预设的种种具体提问,加深对基本史实的记忆;并通过勾连和比较,对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及其特点,有一个清晰的认识。随着教程的不断进展,学生掌握的历史知识越来越丰富,《教授书》在课程整理时所能提出的问题,也就越来越广泛、深入和有趣。
《新式高等小学历史教授书》内页
如《教授书》讲完《于谦》这一课,在整理过程中,就设计了这样两个问题:一是明英宗何以能复辟?一是明英宗能南归,宋之徽、钦二宗终于北狩,其故安在?《教授书》在讲授《岳飞》时,曾讲过岳飞因为坚持恢复故土,反对与金人议和,必然受到主和派的迫害;宋金只有议和成功,金人才不会归还徽、钦二宗,宋高宗的帝位才能够稳固。而于谦坚决抗击蒙古瓦剌,拒绝与之议和,导致瓦剌将英宗送回,造成日后徐有贞、石亨趁景帝病重,发动政变,奉英宗复辟,杀害于谦,此中所埋伏着的因果关系,尤其值得深长思之。岳飞、于谦,皆因反对议和而死。无论他们反对得无效,还是有效,都是一样的结果,其原因何在?这难道不又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历史大问题吗!
吕先生是提问的高手,也是比较的高手。在《教授书》中,各种各样的提问和比较,不仅有助于学生整理、记忆所学的历史知识,也有助于学生历史认识的不断深化,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
我国史学,素有摆事实、讲道理的特点。事实和道理,是两个不同层面的东西。史学最重要的特点,首先要摆事实。事实摆不清楚,或摆得不大对,甚至完全摆错了,道理就不好讲,讲不通,以至于没有道理可讲;哪怕表面上能把道理讲得头头是道,讲得很玄妙,却经不起摆事实的检验,这样的道理又有什么用处呢!而《教授书》在摆事实和讲道理这两个方面,都做得非常妥帖、明白,言必有据。如《教授书》讲西汉张骞、苏武和东汉班超的出使,除了讲解相关史实,还突出了当时出使诸人的个性特点。
《张骞、苏武》一课,《教授书》以“授张骞、苏武概略,俾知出使外国,贵有冒险之才能与忠义之气节”为要旨。
张骞出使西域,中途被匈奴扣留,十年后借机逃出,仍坚持履行使命,遍历西域诸国,记其道里山川及物产,宣达汉威,前后十三年才回到汉朝。而更了不起的,是他不惧艰险,再次出使西域,终于说服西域诸国与匈奴绝交,内附汉朝,为汉朝立下大功。而苏武受命出使匈奴,却没有建立什么功劳。在匈奴单于那里,苏武的副使与投降匈奴的汉人暗中勾结,要将匈奴单于的母亲挟持到汉朝,苏武却全然不知。及事泄之后,苏武又毫无应对的办法,只是以自杀向皇帝尽忠。而他的可歌可泣和了不起,是在自杀未遂之后,拒绝投降,在匈奴十九年,历尽艰难困苦,始终不失汉节。
而《教授书》讲《班超》,谓鄯善王对班超“敬礼甚备,后忽疏解”,引起班超的怀疑;在侦知鄯善王因匈奴使者到来而另有异图时,班超即对所率三十六吏士讲明势处危险,以饮酒激怒其敢斗之心,趁夜“夹门而伏”匈奴使者,“顺风纵火”,“斩其使,及从士三十余级,余皆烧死”,使鄯善王振恐服伏,遂而次第降服西域五十余国。
按照《教授书》的“指示目的”(即完成教学要旨所必须做到者),《班超》这一课要提示学生:“张骞使西域,以才能称。苏武使匈奴,以气节称。然身在虏廷,敌情狡诈,有时才能不足以济变,气节徒足以亡身,则非有勇略不足为功。”以此来分析班超、张骞和苏武各自的不同。以班超所展现出来的机敏警觉,沉稳强劲,足智多谋,以及果敢绝决的品质,的确也只有以“勇略”来形容了!
《教授书》讲《班超》
根据《教授书》对张骞、苏武和班超的具体讲述,学生对才能、气节和勇略这三个词各自的含义,自能有所领会。若只是笼统地讲张骞、苏武、班超是如何忠义、爱国和勇敢,就难以使学生根据有关史实来理解和把握这三个人的个性特点,至多是泛泛而谈他们的共性。而通过摆事实和讲道理,就能讲出这三个历史人物各自的个性特点,深入而具体地展现从他们身上所折射出来的时代精神和意义。《教授书》在这方面,做得尤其成功。每讲一个历史人物,都有其独特的视角,都能讲出一番令人心悦诚服的道理来。读者在阅读时,若能对此细加注意,随时都会有令人欣喜的获得。
《教授书》的另一个突出的长处,就是选择和叙述史事非常精粹,因能充分地说明问题。
如关于清代雍正朝的年羹尧案,《教授书》一方面强调世宗猜忌心重,臣下无功者也被猜疑,即闾阎细故亦派人查探,尤以侦察、暴露臣下的阴私为能事,以至大小官吏无不提心吊胆,惟恐灾祸及身;一方面强调青海地域广大、交通不便,天时地利皆不宜于清朝用兵,而反叛的罗布藏丹津兵势又极浩大,年羹尧却在这种极为不利的环境和形势下,十余日即获得大捷,乃自古用兵塞外未有如此神速者。这样,既讲清了世宗的猜忌和狭隘,同时也就把年羹尧功劳卓著,手握重兵,而不能为世宗所容的基本性质揭示出来了。
史料上的这种取精用宏,固由于对史料的大量占有,但最根本的还是来自于敏锐的历史眼光,以及对于所要讲解的历史问题的深刻理解与把握。在这一方面,《教授书》的作者亦极擅长。如在讲清年案的基本性质之后,《教授书》就提出清代,乃至中国古代政治史上,专制君主对臣民“不以诚意相孚,而挟智数以御其下”的问题。
诚意,是儒学所提倡的基本道德和修为方法。儒学向来认为,凡做一事,而无诚意,没有能做得好的。待人接物,莫非如此。统治者无诚意,则政治上的一切都无能为也。故所谓“诚意”,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要义。也正因为如此,《教授书》对“诚意”二字在政治上的作用,尤为看重。其讲清末预备立宪的失败,也同样抓住统治者没有诚意的问题。
吕思勉先生
清末《预备立宪》这一课,教学要旨:“授以清廷预备立宪之事,使知变法而无诚意之害。”《教授书》指出,西太后推翻新政,继而又造成庚子之乱,大失天下人心;惟迫于人民立宪之要求,以及怵于外国势力之逼迫,才不情愿地宣布预备立宪;其预备期长达九年;所谓预备者又多为立宪之后应改良之庶政,并非立宪所必须的准备,足见其不过就是在敷衍人民,因此得出清廷之亡,亡于变法而无诚意(而非亡于变法)的结论。清末预备立宪与清朝倒台的关系,固可有很多问题可以细说。但最根本的问题,确实在于口头上要进行根本性的变法,心里想的却是维护一己专制。这又如何能使天下人,在这个政权本已摇摇欲坠的情况下,不失去耐性!这样的政权,谁还会认为它还有机会!这样举重若轻的分析与解释,固基于史料证据的精粹,却也是因为抓住了统治者缺乏诚意这一要害。真好比是万马军中取上将之首级。
《教授书》第五、六册,根据《教科书》揭示中国历史的基本进程和文化特点的要求,“重在联络贯穿,知史事因果关系,以明社会进化之顺序及国势变迁之大要。”如讲明朝之灭亡,谓:“明之亡,可谓直接亡于流寇,而间接亡于满州”。讲明朝对满洲“兵威之不振”,谓:种种失误皆由于党争,“意气之争太甚,必致为小人所乘。”讲明朝的流寇,谓:“中叶以后朝政浊乱。居州郡者,皆贪黩之臣,争剥民以行贿。可知政治之不善,实酿成内乱之大原因。凡流寇必不能以兵平之。盖因民穷财尽,思乱者众。剿不胜剿,抚无可抚也。”讲南明之败,谓:“明末握兵之臣非叛逆,即骄蹇,公忠体国者绝少。其忠义自矢者,则皆本无兵柄,仓促起义之人也,故卒无救于亡。凡异族入主中国,必非徒恃其本族兵力,而必藉汉人为之驱除。辽、金、元三朝皆如此,而清之于三藩为尤著。”并举以具体的史实:后晋将燕云十六州献给契丹;契丹灭后晋,赵延寿为先驱;金人攻陷汴京后,所用多河北人,兼收用北方群盗;蒙古攻宋,刘整以泸州十五郡投降,并为之出谋画策,以说明清朝之有三藩,亦非古来稀有之事。像这样取材既精,而能阐发宏旨的讲解,对于学过前四册,于相关史事既已熟悉的学生来说,只须老师略为提点,自能联系前后,使所学有所贯通,在更广阔的背景下和更高的程度上,理解和把握所学到的本国史知识。
《教科书》的编撰,难免有不足。而《教授书》对此,亦每每加以弥补。如课文《中国历史结论》,对于“中国之历史,至有荣誉之历史”这一中心内容,《教授书》一方面以具体的史实予以充分说明。另一方面,对于《教科书》所谓“近数十年间,外侮荐至,稽诸纪载,国耻较多。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之轻描淡写,亦予以有力纠正:“近世所遇外敌,与前古异。前此所遇,非小国,即游牧部落,兵力虽强,文化固远逊于我。现今所遇,则皆组织完美,文化发达之国家。故近数十年,外侮荐至,亦为前所未有。惟多难兴邦,古有明训。我国家在历史上,根柢至为深厚。苟能人人宝爱其历史,以发扬其爱国之心,而又能臧往知来,以增益其智慧。则今后历史之荣誉,又将开前古未有之局。”短短数语,即将不同时代的“先进就要挨打”或“落后就要挨打”的问题所在,讲得清清楚楚。
而这一课所设之提问:“使中国文化不能随世运进步,能至今否?”“爱敬固有之历史,力求不坠荣誉,其道当如何?”皆非一时一事之问。中国近代以来的志士仁人,又何尝不因这样的问题而忧思、而发愤!陈寅恪先生“吸收外来之文化,坚持本民族之地位”的论断,实际上也是中国近代社会中卓有见识者的普遍见解。《教授书》对于中国近代“外侮”皆来自于“组织完美,文化发达之国家”的讲论,其中也包含着这一层意思。在讲《三国至隋唐之政教学术下》一课时,《教授书》就指出:“唐时国威远播,东西之交通极盛。故火教、景教、回教等皆乘机流入中国。当时于各种宗教,均许宣传。颇有合于近世信教自由之义。”此亦提示:在中国历史的演进中,当国家强盛之时,对外来文化也采取着一种开放的态度,而本国文化亦随之演进,乃成为一“至有荣誉之历史”。所以,“爱敬固有之历史,力求不坠荣誉”,则必须吸收外来之文化,而“随世运之进步”。
作为一个中国人,在一定的年龄段上,并达到一定的文化程度时,对本国的历史文化,是需要有一个相当的广度和深度的了解的。正因为如此,将这样一本《教授书》重新出版,不仅适合今日初中本国史教学参考的需要,即今日的高中生,以及非文史专业的大学生,要了解本国历史和文化,以此《教授书》为读本,亦不失为极好的途径。《教授书》在其“编辑大意”中指出:此书“务养成儿童自力研究之习惯”,“力求简明精要,一洗空泛无谓之弊”。在这两个方面,《教授书》都是做得极好的。惟时过境迁,当日所谓“儿童”,在传统的中国文史方面所受的教育,较今日的青少年恐怕要高出大大的一截。可以肯定地说,这样一本《教授书》,仍能活跃今日青年的思想,使他们在阅读中感受到学习本国史的魅力。
此《教授书》在出版之后,短短数年间,再版十数次。《教授书》共128课,读者若能耐下心来,按书上所要求的去读。平均每天用45至60分钟的时间,每三天修完一课。则一年零一个月不到,即能具备在今日看来已相当完备而贯通的中国历史知识,又何乐而不为呢!
责任编辑:彭珊珊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近代教育,吕思勉,《新式高等小学历史教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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