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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国好书”《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2022-04-24 13:05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引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2020年党中央提出具有重要意义的发展战略。在国际国内经济复杂多变的情况，特别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以来，对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如何在新时代促进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继续保持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发展？如何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实现实体经济的发展升级？如何以金融改革创新实现实体经济发展？双循环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怎样的关系？著名经济经济学家、2016年度“中国好书”作者贾康老师全新力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2021年再度获得“中国好书”。在本书中，作者对以上问题做了权威阐述。作者强调，中国力量开创“中国奇迹”，立足于“双循环”概念的主体内涵，条理化地阐述新时代背景下“双循环”与“两新一重”“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实体经济升级发展”“一带一路”“本土区域发展”等中国经济发展关键问题的关系，以求为充分释放中国经济发展潜力、持久应对全球竞争中的挑战与风险提供有力支撑。（下文摘取自2021年5月中国出版集团中译出版社出版的2021年度“中国好书”作者贾康《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在危机中育新机，在变局中开新局”一文，稍有修改）

（一）以持久战思维，在新发展格局中推进现代化

2020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当前经济形势复杂严峻，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以“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更多依靠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

中央决策层的这一指导意见，包含十分丰富而深刻的内容，具有长期视野与“跨周期”前瞻纵深的战略思维，需要我们深入领会，将其精神与要领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实际工作中去。

（二）当前经济形势的复杂严峻，与“三重叠加”等中长期问题紧密关联

中国经济运行在2010年之后，告别年度两位数增长的高速特征，GDP增幅不断下降，从2010年的10.6%，下行到2019年的6.1%。这一过程中首先是中国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后“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经济发展阶段转换因素，使“牺牲一些速度”而寻求“中高速”的高质量发展成为必然选择；后又在2018年开始，叠加了不期而至的中美贸易摩擦，使原来引领“新常态”中已初具形态的中高速平台状况（2015年后长达12个季度经济增速为6.7%—6.9%）未能得到稳固而继续下行；再到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形成使经济急剧下行的严重冲击，我国国民经济面临几十年来未有的负增长局面（第一季度-6.8%，第二季度收窄为-1.6%）。当前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就其下行与低速特征而言，是新常态、贸易摩擦和疫情“三重叠加”造成的。若从时间维度考查，引领“新常态”显然是中长期问题，我们还要经过5—10年的努力，使国民经济以比6%可能更低一些的中高速状态，完成“L型”的转换，以中高速可持续的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经济体；贸易战既已到来，那么也必然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中长期过程，需要在一系列复杂的挑战性问题的处理中，力求与美方“斗而不破”，延续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如何完全战胜新冠肺炎疫情，未来的前景也还有十分明显的不确定性，本土最严重的短期冲击已过，但基于全球态势和病毒演变大概率的考虑，是疫情抗御工作需要常态化，使经济社会生活在很有可能中长期与新冠病毒的共存过程中，实现对疫情的有效控制、收敛和最终将其消灭。一言以蔽之，上述这些紧密相连于经济形势复杂性、严峻性的问题，都具有中长期问题的特征。

（三）为把握好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必须充分认识“内循环为主体”新发展格局的长期性

由于对前述“三重叠加”等中长期问题造成的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必须力求加以对冲，所以面对来自国际方面更加明显的种种不确定性，我们别无选择地要运用宏观调控“相机抉择”原则，指导方针上更加注重扩大内需，把握相对明显的一些确定性因素，这就顺理成章地引出了对于内循环的更为倚重，将其作为扩张需求给经济升温的主体因素。但是注重扩大内需、抓内循环，绝不意味着重返闭关锁国，而是在决不放弃维系与发展外循环努力的同时，更多依靠内循环控制和收敛不确定性，在内外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中，形成国内国际供需循环升级版式的相互促进。这种双循环相互结合、相互促进而其中内循环更多充当主体角色的新格局，也将体现出其长期性，因为中国当下面临的最大的外部压力与不确定性是来自美国意欲遏制中国的战略企图，这是构成中国需消解的巨大外部不确定性的主要成因。与这一因素打交道，将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新发展格局的伴随特征，我们对此必须充分认识，形成足够长期的思想准备，以应对百年未有之变局和可能难以预料的惊涛骇浪，把握好内循环与双循环中内生潜力的释放及其对外部不确定性和不利因素的抗御。

（四）长期坚持结构调整战略方向，掌握好跨周期调节

自2010年以来的阶段转换与引领新常态，其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中央的分析认识十分明显，在“黄金发展期”特征还未消退的情况下，“矛盾凸显期”特征却已到来，我们必须抓住不放、有效解决的“矛盾主要方面”——供给侧的结构问题；在实现“强起来”的新时代推进“新的两步走”的现代化发展，需要正确处理的社会主要矛盾，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充分的发展主要是不平衡的结构问题带出来的，所以追求高质量的“升级版”的发展，关键在于坚持好结构优化调整的战略方向。基于这个重要认识判断，党中央明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方针，党的十九大把由制度结构优化带出整个供给体系质量与效率提高的改革，明确表述为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与水平的主线，这显然是覆盖“新的两步走”战略实施全时段的，是一个跨越若干经济周期的长期或超长期概念。在当前复杂严峻形势下，中央明确表述的“掌握好跨周期调节”，正是把我们调控任务的前瞻视界，放在风云变幻的“跨周期”战略高度，以指导我们的全局部署、总体协调和各项工作，以求能够立足当下，放眼未来，有备无患，处变不惊，在掌握好跨周期调节之中，去稳步实现中国和平发展中达于伟大民族复兴的战略目标。

（五）“持久战”思想落在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均衡上

综上所述，可知中央的战略思维，在立足中长期、跨周期推动“稳中求进”的现代化进程考虑中，顺理成章地强调了“持久战”的认识角度。要保持战略耐心、前进定力而持久地应对挑战与风险的历史考验，完成中国“行百里者半九十”的现代化冲关。这一思想要领，合乎逻辑地落在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均衡”上。

中国的经济成长性是我们在长时期中追求稳定增长的客观基础。我国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而成为全球经济总量居第二位的经济体，但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要认识我国的“发展中”特征，另一方面要认识我国的“发展潜力”特征。中国的工业化就全国而言，还处在中期向中后期、后期的转变中，与工业化伴随的城镇化真实水平可以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现为44.38%）再适当靠近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现为60.6%）来认识——我认为可取50%左右的量值，那么完成工业化、走过城镇化高速发展期，至少还要走过15年以上的时间段，伴之以坚定不移的市场化、国际化、高科技化（即信息化）与法治化、民主化，中国经济社会的成长性还极为可观——经济增速近年虽下行，但未来我国经济完成“L型”转换实现较长期中高速稳增长状况，是有弥合二元经济进程中客观的潜力释放空间、回旋余地和强大韧性作为客观条件的。

中国长期稳增长的实现，又与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正确处理防风险而紧密相连，是必须把握好的主观因素。复杂严峻局面中风险因素的来源，是内部如何在深水区攻坚克难以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挑战，与外部如何应对百年未有之变局中的国际竞争挑战，两方面所形成的矛盾与压力的交织，但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化，工作更抓实”，并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开放，在自身稳增长的同时拥抱全球化，处理好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合作竞争，我们将有望在跨周期的“持久战”中，掌握好升级版高质量发展的稳增长与防范、化解内外风险因素之间的长期均衡，稳中求进地争取“中国制造”的世界工厂向“中国创造”“中国智造”高端水平的上升，使中国的现代化与“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人类文明进步，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六）更好掌握主动权以新格局谋发展

我们站在新时代新的历史起点上，应当深刻领会中央指导方针，以“双循环”形成新发展格局最主要的新意，就在于审时度势侧重以“内循环为主体”，更为积极主动地应对种种挑战而追求新阶段上的高质量发展，“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在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为中心道路上“双循环”更卓有成效的相互促进，乘风破浪一往无前，在发展新格局中实现中华民族和平崛起和现代化的伟大民族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