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中古史会场上的“捉对厮杀”

2017年8月22-23日，“中国中古史的史实与想像”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津南校区举行。这次会议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安泰召集，中、日、韩、美等国四十余位学者参加。发表人和评议人对学术都有赤诚之心，态度严肃认真，气氛热烈，受到与会者一致好评。

主题报告，议题广泛

22日上午举行了简短的开幕式，接着由四位资深学者作主题报告。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楼劲研究员以《<元和姓纂>所叙拓跋昭成帝及其子孙史事》为题，从唐代林宝《元和姓纂》所记北魏开国前后史事与魏书等处差异出发，捕捉到“昭成帝及其子孙史事与拓跋君统之争”。作者认为，《元和姓纂》对昭成帝的推崇，代表了北魏后期至隋唐时人对拓跋早期帝系和史事的某种流行之说，其史源包括唐代元氏后人尤其是声势最盛的昭成帝之裔所传谱牒和歌颂，同时取鉴了隋唐所修北朝史及后魏史对拓跋早期诸帝的有关评述。作者指出，孝文帝推行宗法制度，重定庙制而严别宗室的亲疏远近，造成昭成帝地位不断跌落，在这种形势的刺激下，北魏后期开始，出现了昭成帝等“远祖”后裔追忆和传颂祖先功业的浪潮，由此形成了《元和姓纂》与《魏书》两种参差不齐的历史记忆。

美国南卡罗纳州立军事大学堡垒学院南恺时（Keith N. Knapp）教授《孝的乌托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方治理观念》（Filial Utopias: Early Medieval Conceptions of Local Governance），试图探讨早期中世知识精英的社会关怀。作者表示，他在考察六朝“忠”（loyalty）的观念时，惊讶地发现史籍中对“良吏”的评价都是“仁”、“慈”、“清”、“俭”，很少出现“忠”的字眼，显然前者是魏晋士大夫治理地方所要达到的目标，而皇帝并不是他们最关注的对象。作者认为，儒家思想从一开始就有很浓郁的乌托邦成分，对理想境界的追求成了题中应有之义，所以“教化”是士大夫的惯习，由此产生了“父母官”的概念，百姓和地方官形成了这样一种拟血缘关系，“孝”、“慈”自然而然成为良吏的标准。

韩国首尔大学东洋史学科金秉骏教授《边境上两个主体之间的不同记忆：以汉代边境为例》指出，“历史是记忆的记录。关键是谁来记忆、记忆什么。记忆的不同主体都把自己的记忆作为事实，因此历史家很可能只用了一部分记忆来构造历史事实，即错误的历史或片面的历史。如果胜者的记忆排除了败者的记忆，只有胜者一方的记忆留下来，情况则会更严重。”从这个角度出发，作者考察了西汉时期帝国疆域与少数民族地图之间的记忆问题，指明汉帝国对不同地区和民族区分对待的策略，其实涉及的是统治层级和统治密度的问题，作者由此提出了“内境”的概念。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杨振红教授报告的题目是《北大藏西汉简<苍颉篇·颛顼>的文义及其思想背景》。颛顼、祝融是战国秦汉时盛行的阴阳五行思想和五德终始说中的两个重要人物，颛顼为北方水德之帝，祝融为南方火德之神。作者参照《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时则》《礼记·月令》，对北大藏汉简《苍颉篇·颛顼》一章136字作了细致的解读，指出该文层层递进式地展现了当时人对于水德和火德的观念，认为《苍颉篇》的体例不同于《说文解字》，并不是单纯的字书，而是带有明显意识形态色彩和教化功能的教科书。

分场报告，气氛热烈

主题报告之后，是分场报告。22日下午和23日一整天共举行了六次分场报告。从报告题目可以看出来，第一场侧重传统政治史、制度史的研究（职官制度、君主继承制度、北魏国号等），第二场主要是观念史的探讨（如“贤”、“某岳先生某”、“素”、“贰臣”或“忠”），第三场大致是政治运作、礼制观念方面的梳理，第四场基本上与宗教信仰有关（凶宅故事、择吉丧葬、行香祭祀、儒道竞争），第五场以秦汉魏晋考古与美术为中心，第六场涉及政治关系与历史书写。总体上设置得宜，紧扣会议主题“史实与想像”。

分场报告的发表人和评议人以70后、80后为主，基本代表了当下中古史青年学者的水平，展示了他们的学术风采和学术智慧。会议共设置了27场“捉对厮杀”（范兆飞语），其中有一位发表人因故未能参会，实际上有26次“交锋”。发表人制作PPT介绍自己的研究，这在学术会议上已很常见，而这次会议至少有五位评议人也制作了PPT，一见可知是精心准备的，好几位学者事先撰写了评议稿，提问和质疑非常直接，但态度诚恳、友善，其目的是相互促进，共同把研究推向深入。正因为发表和评议都郑重其事，秉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理念，就学术论学术，往往每到终场时都令众人感觉意犹未尽。因篇幅所限，这里只能选其中几场稍作展开，以窥其一斑。

孙正军vs王安泰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孙正军是分场报告的第一位发表人，他报告的题目是《汉武帝朝的秩级整理运动——以比秩、中二千石、真二千石秩级的形成为中心》。孙正军开场即提出一个问题：“一份材料能否多说几分话？”显然这是针对近代中国史学传统而发的，因为“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早已成为历史学者的圭臬，轻易动摇不得。但孙正军认为，最近数十年来，受后现代思潮的影响，“科学的研究几成泡影”，也就是说历史学界已很少有人把史学研究视为数理化那样的“科学”。与此同时，学者也逐渐认识到新出文献的有限性，而不像傅斯年等新史学大将那样“迷信”，这样历史研究的重任就从所谓“重建史实”转向历史解释。孙正军这篇论文的主体是检讨比秩、中二千石、真二千石在历史上的形成时间，经他研究，确认这三个秩级大致形成于汉武帝朝前期，而他并不满足于此，接着从职官“分等与分类”的角度讨论了“武帝秩级整理的意义”，认为武帝朝出现了一场秩级整理运动。“在武帝的秩级设计中，划分官职等级只是目标之一，在秩级序列中如何显示官职性质的差异亦是重要考虑。这也就意味着，武帝试图建立的并不单单是包容性强的秩级序列，而且（是）一种等级分明、类别明晰的秩级序列。”孙正军认为，汉武帝对秩级序列的精心设计，显示出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意欲建立垂范后世的“汉家制度”，而这正好反映了武帝构建理想帝国的宏伟梦想。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安泰表示，他是“自告奋勇”要评议这篇论文的。实际上，他的评议是“真刀真枪”，而不像很多学术会议那样套话连篇、空洞浮泛。可以说，王安泰的评议为这次会议的讨论环节奠定了基调，让发表人、评议人和听众都能从中获益，使这次研讨会成为一场真正的“学术会议”。这不只是记者一人的感受，也是众多与会专家、学者的感受，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胡鸿在晚餐时就表示，这样的会有好几年没有遇上了。

王安泰在评论中指出，这篇论文“很宏观”，但在具体问题上讨论得相当清楚，比如作者对分等分类的整理很清晰，显然是花了很大功夫的。不过，在王安泰看来，作者论述的一大前提是否定了汉景帝时期的一些史料，突出强调了汉武帝时期一些比较暧昧的史料，从而认为汉武帝前期发生了一次秩级整理运动。王安泰认为，一方面，这样讨论问题是很有启发的，另一方面，他通过展示一些材料对作者的判断提出质疑，比如西汉早期就出现了各种“比”，如“比列侯”、“比九卿”、“比千石”、“比五百石”等等。王安泰在评论中循着作者的逻辑挑作者论述的矛盾：如果认定景帝时期的“比XX石”并不是真正的秩级，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说武帝前期的“比XX石”也不是真正的秩级？接着，他以同样的方式就“中二千石”提出质疑，总之他觉得这里面有不少问题值得斟酌。同样，“真二千石”也存在疑问：为什么《史记》不使用“真二千石”？如果这样，是不是意味着汉武帝前期并没有出现真二千石？除了一连串的疑问，王安泰也试图给出他的解释：秩级整理运动更可能是纵贯西汉时期，而不限于汉武帝一朝。最后，他发出了一个大大的疑问：“这场运动到底是武帝的梦想还是正军的梦想？”出语诙谐，引来满堂笑声。

随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杨振红在综合讨论环节也就此文作出评议。她首先肯定了作者的研究功力和探索精神，“官制做到这个程度非常难了，要深入下去难度相当大”。杨振红认为，对这个问题的探究，恐怕不能只把它看作官制的变化，这样处理可能就把问题简单化了。她赞同王安泰最后的质疑，那不只是汉武帝一人的梦想，而是秦汉以降历朝皇帝的梦想。她还表示，这些评论也是与孙正军先生共勉，显示出同仁评议的友善。

梶山智史vs胡鸿

日本明治大学文学部梶山智史报告的题目是《北魏国号考——以石刻文献为中心》。围绕北魏国号，历史学界此前有过颇有分量的研究，如梶山在论文中所指出的，何德章曾撰有《北魏国号与正统问题》（《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参加此次研讨会的松下宪一（就职于日本爱知学院大学文学部）曾撰《北魏的国号——“大代”与“大魏”》（《史学杂志》第113编第6号）。这两篇文章的观点不同，且存在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于是作者以石刻材料为基础再作探究。据作者调查，现存755件石刻材料与北魏国号问题直接相关，其中80例刻录的是“代”，约占10%；660例刻录的是“魏”，约占88%；“代、魏”并用的有15例，约占2%。以迁都洛阳为界，迁都前，有32例刻“代”，16例刻“魏”；迁都后，“代”有48例，“魏”有644例，“代、魏”并用有15例。接着，作者就墓志和造像石这两种石刻材料作了统计：迁都前，墓志刻“代”的有13例，刻“魏”的有3例；迁都后，“代”有2例，“魏”有473例。造像记的情况则是，迁都前“代”有8例，“魏”有9例；迁都后“代”有42例，“魏”有146例。凭借扎实的文献和数据统计，作者从三个方面进一步讨论了北魏国号问题：崔宏用“魏”作国号的建议、崔浩的“代魏”并用论、孝文帝对此问题的认识。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胡鸿对这篇论文做了深入浅出的介绍和评议。因论文是用日文写成的，经过胡鸿非常具有表现力的PPT和恰到好处的解说，与会者对梶山这篇论文有了更清晰的理解。胡鸿首先指出，这篇论文运用了新的材料，提出了新的观点。此前何德章先生的论文侧重讨论“魏”与“曹魏”的关联，探讨拓跋部是如何用“魏”这个国号与中华正统的谱系建立关联的；松下先生的论文则认为，北魏只是具有华夏王朝的外形，其内核是以代人集团为中心的认同。这两种观点几乎是针锋相对的。面对这样相互矛盾的见解，梶山试图提出新的观点。胡鸿指出，原先的讨论，尤其是何先生的讨论，大都集中在朝廷上的意见。但是，这种庙堂之上的讨论并不能马上让民众接受。胡鸿指出，梶山这篇论文的一个新意在于，他不仅关注朝廷怎么定调，还关注民众的态度和反应，而这恰好是“活的制度史”的一个具体实践。

胡鸿认为，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本文采用了社会统计学的方法来处理史料，而这考验的是研究者的耐心和细心。大致说来，墓志和造像记分别对应着社会上层和中下层，通过对这755种石刻材料的调查，分时代（迁都前后）和阶层（朝廷与民众）两个维度予以分析，使问题本身展现出很丰富的层次。不过，胡鸿建议增加“地域”维度，这样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会更加深入。比如说，历史上是否存在这样的情况：迁都以后，是不是在平城或关西地区用“魏”比较多？毕竟，代、魏本来就代表两个不同的传统，是处于两个地域的，当地百姓对于国号叫“代”还是叫“魏”，可能也有他们自己的想法。胡鸿还指出，崔宏等提出代魏并行，是在不取消“代”国号的情况下，增加“魏”的国号，是一种折衷式的改变。代、魏并行了一百多年之后，到了孝文帝时期，他提高了“魏”的地位，“魏”对于“代”具有了绝对优势。也就是说，虽然代魏并用，但确实存在一个“魏”的地位逐渐加强的过程。此外，他还提出几个疑问：“代”作为西晋给予拓跋的封国名称，时代并不悠久，何以成为拓跋人的认同凝聚之处？两汉魏晋代郡偏东，为何会给猗卢“代公”、“代王”的封号？

林晓光vs范兆飞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林晓光的报告引起了与会者的热烈讨论，把当天的会议引入最高潮。据悉，在会议召开前十天左右，评议人就在微信朋友圈晒出了评议PPT的封面，加上一群朋友看热闹不嫌事大，“煽风点火”，颇受关注，或可称作“一起事先张扬的学术对垒”。林晓光报告的题目叫《六朝“素”观念谱系与适用语境——从齐高帝遗诏“布衣素族”公案说起》。据作者介绍，这是他多年前读书产生的疑问，藏在心头一直难以完全释怀，于是撰成本文求教于方家。

这篇论文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对历史学界前辈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南齐书·高帝纪》有“吾本布衣素族”的记载，对遗诏中的“素族”该如何理解？赵翼《廿二史劄记》把它理解为门第低下。但从民国时期开始，出现了完全相反的解读方向。这一解读路径的“带头人”是周一良先生，他在1938年发表了名文《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提出“素族”及其同类表达往往是指高门士族，并认为这个“素”并非“寒素”之意，与一般的理解迥然不同。到了1980年代，唐长孺先生《读史释词》对“素”这一六朝流行语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认为“两晋南北朝间凡称‘素’者都没有贬低的意思”。不过林晓光从周、唐二氏看似相类的观点，敏锐地捕捉到其间的分歧，指出其“貌合神离”。周、唐之后，祝总斌先生《素族、庶族解》也表示支持周氏的见解，认为其说“至今不可移易”，但林晓光也指出祝氏的论述“面临着如何解释事实身份与表述之间裂痕的问题”，将“布衣”与“素族”拆分乃至对立，令人生疑。不仅如此，林晓光还注意到周一良晚年对这一看法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逆转，周氏在《魏晋南北朝史劄记》“素族”条回归到赵翼的解释。由此就揭出该文的核心：“素族”究竟指什么？接着，论文重点讨论了“素”的语义转换和“素族”的自我期待。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范兆飞担任评议，他性情直爽，开口便是：“这两天我一直在想（评论的）火力怎么来调整。”引来一片大笑。他为评议此文特意制作了六七页PPT，题为“素族：高等士族、次等士族还是寒人庶民？”范兆飞表示，作者对动态学术史的梳理，他深表赞同，文章有破有立，提出新说，以动态的眼光把握“素”的观念，相比前人观点，更加令人信服。不过他也对作者的一些论断提出质疑，并以图表形式呈现作者与周一良、唐长孺论说的差异，一目了然。对于“素”这一概念，范兆飞认为它在当时语境下是带有强烈道德评判或感情色彩的词汇，这种术语的准确含义极难明确把握。皇帝临终时所说的“素”，和其他人群所说的“素”，能等同吗？另外，他还就一些具体论述提出详细恳切的建议。最后他表示：“读完晓光兄的大作之后，我对素族的概念更加模糊、混乱了。但我相信，这样一种深刻的混乱，正是推动中古史研究的一个阶梯。”范兆飞评议时语调铿锵，气势雄昂，不过会后有人对其评议表示“不满”：“原以为是核导弹，结果却是机关枪。”

在综合讨论环节，杨振红和仇鹿鸣都忍不住发言，就林晓光的论文提出了他们的见解。杨振红指出，“素”字的含义值得斟酌，毕竟汉字一字多义，“素”除了“朴素”、“寒素”的意思，还有“以往”的意思，比如“素来”，论文中提到的“素”是不是都是“素族”的“素”？仇鹿鸣也利用“回应的特权”，指出此文“破”得很漂亮，最大的问题在于如何来“立”，“晓光指出前人把‘素’与‘高门’对应，凿得太实了，而他自己的论证好像也过于‘实’了”。“素”为什么在这个时期变成一个出现频率相当高的词？同样，“清”字也有这种现象，可以把这两个词放在一起讨论。仇鹿鸣还引用陈寅恪的话，“一个字的变化就是一部文化史”，“那么，这样的研究应该往文化史方面深究，而不是局促于社会史的范畴”。

徐畅vs仇鹿鸣

23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徐畅第一个作报告。她提交的论文题为《皇权下乡：唐代京畿县乡的权力格局与社会控制》。她在报告时表示，这篇论文主要是对明清史领域“皇权不下县”这样一个理论论断进行反思的结果，所以标题上用了“皇权下乡”，显示出其视野和关怀。关于帝制中国的基层社会治理问题，基于对明清、民国县乡的观察，学界普遍认为在郡县制的框架下，皇权的下行至县为止，尤以费孝通的“双轨政治说”最为经典：“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皇权，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绅权与族权，二者平行运作，互相作用，形成了‘皇帝无为而天下治’的乡村治理模式”；“中央所派遣的官员到知县为止，不再下去了。自上而下的单轨只筑到县衙门就停了，并不到每家人家大门前或大门之内的”。在徐畅看来，仅仅以近世的情况来讨论“传统”，难免以偏概全，毕竟帝制中国长达两千多年。据近年来学者对早期中国简牍材料的研究，“国家政权”在县以下的活动与控制十分突出。由此出发，徐畅询问：“中古时代，国家行政与社会力量的接合点在县还是在乡？”于是，她尝试剖析唐代京畿地区县乡的权力阶层与社会网络，进行社会权力的微观分析。通过考察唐代京畿乡村的“在地有力者”和“外来有力者”，徐畅认为，“除行政系统之外，无论是本地的乡族力量，还是外来的有力者们，在基层控制中扮演的主要是负面角色，侵夺乡村资源、干扰乡里秩序，似乎皆无助于国家在乡村统治的达成。”那么，促进京畿乡村社会平稳运转的积极的推动力主要来自哪里呢？“本文认为，与外州县乡村不同，这股推助力直接来自皇权。”

仇鹿鸣在评议中透露，他主动选了这篇论文来评议，“倒不是我对这个问题很有研究，而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他接着指出了这篇论文的两个优点，一是对城市周边问题的关注和探究。在中古史领域，荣新江先生很早就有“长安学”的提议，但由于史料的关系，对长安郊外的研究还是相当稀缺的，而作者勾稽材料非常勤奋，尽可能利用各种相关文献。另外，他也指出，中古史领域活跃的青年学者相当多，但主攻经济史的非常少，传统经济史的衰落反映了学术研究的一种趋向，但在某种意义上这并非令人乐观的变化。对经济赋役制度的研究，是建立在以简牍为中心的考证的基础上的。如果不专门从事简牍研究，实际上是很难进入那个领域的，甚至不太明白一些学术争论的焦点在哪。而徐畅通过对具体史料的搜集和排比着手，试图勾勒出一个中观的、甚至宏观的变化，这对理解整个唐代都提供了一个有意思的视角。

同时，仇鹿鸣坦率地指出，论文也有值得讨论的地方。作者有很强的理论关怀，比如她借鉴了“在地的有力者”和“外来的有力者”这样一组概念，希望与明清史学者进行对话，而“华南学派”的工作主要是探讨皇权不在场的时候地方社会是怎么运作的，其背后的一个理论关怀是，某种程度上认为皇权不在场的情况下，通过地方社会的自治和公共空间的展开，地方社会运行得更好。赵世瑜提倡的对华北社会的研究，主要是想探索皇权在场的时候，华北社会是怎么运转的。而徐畅得出的结论，与明清史学者的观察存在比较大的差异。仇鹿鸣认为，从作者提供的材料中恐怕不能得出她所说的皇权推动京畿社会稳定这一结论，因为京畿所在是个相当特殊的地区，皇权对为非作歹、鱼肉乡里的纠正，是一种个案，还是带有某种普遍性的呢？皇权在场，使统治达成，自然不成问题，但这种“达成”，是一种维稳，还是地方的良治？仇鹿鸣还指出，论文还是在笼统地讨论唐代京畿，是否可能作一个历时性的分析，毕竟唐代存世三百年，前后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文中频频提及宦官的问题，而宦官成为一大势力主要发生于唐代后期。此外，他还就几个材料的理解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王煜vs陈珈贝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煜报告的题目是《论汉代的大象与骆驼图像》。王煜注意到，汉代大象和骆驼的图像往往组合在一起，乘骑者和驯象人往往也是西域胡人，这种图像在各地墓葬中十分流行，但当时绝大多数人并没有亲眼见过，尤其是大象。王煜指出，大象和骆驼的图像主要出现在下述几种场景中：昆仑、西王母场景；神人、神兽出行场景；车马出行场景。而在汉代，已经形成了一个以昆仑、天门、西王母为主体的关于西方的升仙信仰。随着西域的开辟，人们将昆仑、西王母的所在逐渐向西域推移，这样西域之兽——骆驼和被当作西域神兽的大象为人所用，成为去往西方昆仑、王母之地的乘骑和导引。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陈珈贝担任本文的评议人。她首先指出，对于大象和骆驼同时出现在画像中这一现象，邢义田先生在这之前注意到，他在看山东平邑皇圣卿东西阙与功曹阙时曾提示：“（大象和骆驼）和同层其他画面的关系不明。大象和骆驼在汉画中有时单独出现，有时同时出现，有时被乘骑，有时被追猎，其意何在？皇圣卿阙和功曹阙上大象骆驼不同的布局，又意味着什么？”（《汉代画像胡汉战争图的构成、类型和意义》，《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19[2005]）另外，青年学者朱浒也有一篇论文《大象有形垂鼻辚囷——汉代中外交流视野中的大象》，发表在《故宫博物院院刊》（06[2016]），后收入《汉画像胡人图像研究》（三联书店，2017）。接着，陈珈贝指出了这个选题的学术价值：“本文不再囿于佛教‘驯象图’的概念，直接整理图像，并且透过对场景的分析，解读大象与骆驼伴生图像，深具意义。”

不过，她还从图像辨识、形象来源、场景分析以及图像资料的使用提出不同看法，对作者的论述提出质疑，显示出论文还有进一步斟酌探讨的空间。陈珈贝指出，大象与骆驼是一组使用较少的图像，并且与汉画中具备特殊意义的“胡人”图像关系密切。然而汉人对“胡”的认识，以及与胡人共存、浸染胡风的现实生活未必需要如实展现于汉画之上。文章对图像出现的“场景”做了细致的分析，但骆驼图像的比例偏低，影响了论证的建立。另外，作者对不同版本的图像似乎关注不够，对一些关键细节的忽略也会影响对图像资料的解读。

张达志vs李碧妍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达志提交的论文是他和学生薛冰清合写的《由燕入唐：安禄山形象的改易与认知》。据张达志介绍，薛冰清9月开学后是一名大四的本科生，与会者得知另一位合作者是这样的身份，不由得啧啧称赞，觉得必是一位可造之材。作者不惮繁难，六易其稿，才提交到会议上来。简单地说，这篇论文对传世文献中有关安禄山的历史书写做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和分析，从燕方、官史、民间三个角度剖析安禄山形象的变迁。

中西书局李碧妍在评议中指出，这次会议有三篇跟中晚唐政治制度有关的文章（仇鹿鸣、古怡青、张达志/薛冰清），反映出学界对这一时期的政治史研究走向深入。此前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学界对安禄山的研究是相当沉寂的。反而在海外，蒲立本有《安禄山叛乱的背景》、藤田真澄有《安禄山：皇帝宝座的觊觎者》，尤其蒲著，影响甚大。前些年荣新江先生从种族问题内亚化角度所作的研究（《安禄山的种族、宗教信仰及叛乱基础》，收入《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一下子把安禄山研究的标的拉得很高。近些年中国大陆对安禄山的研究出现了一些变化，就像论文注释中注意到的，钟焓提出了安禄山究竟是突厥人还是粟特人的问题（《安禄山等杂胡的内亚文化背景——兼论粟特人的“内亚化”问题》，《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失败的僭伪者与成功的开国之君——以三维北族人物传奇性事迹为中心》，《历史研究》2012年第4期），他并不赞同荣氏的见解。另外，还有沈睿文的《安禄山服散考》，从物质文化的角度予以考察，提出新见。在李碧妍看来，这些研究都已达到比较高的程度，那么，要在这样的基础上把研究推向深入，就必然要对史源的情况有更清楚的了解。李碧妍表示，她对论文大部分解读持赞同意见，只有个别地方觉得有待商议。她认为难点在于怎么书写，而目前论文所采取的三段论的处理方式有点中规中矩。对此，她提出两种方案，一是以时间为序观察安禄山形象的变化，一是以安禄山的各种形象为主题，按照主题来写，这样或许可以解释出更多层面的内涵。另外，李碧妍还建议，可以考虑把史料的下限往后移，将明清乃至近现代的民间记忆纳入考察的范围。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游自勇对这篇论文也发表了意见。在他看来，文章写法的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游自勇着重讨论了材料解读的问题，比如在燕方书写当中，对“妖星”怎样解读，他表示非常不认同钟焓的看法，认为钟氏的阐释是一种断章取义。再如，对于猪龙的解释，王小甫、沈睿文、钟焓等先生也各有解释，而游自勇下了一个判语：求之过深。另外，他还指出这篇论文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那就是现藏于北京法源寺的悯忠寺塔铭，尤李对这个塔铭做过重新解读，史睿有解题。而要讨论关于安禄山的历史书写，这个材料没用上，是很可惜的。

从上面简略的介绍，或可管窥这次学术会议“研讨”、“交锋”的场面。杨振红教授在闭幕致辞中说，她是去年11月调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自己第一次以南开教授的身份参加这次会议，而这次会议议题的设置和安排是很有水准的，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杨振红表示，作为一个秦汉史研究者，参加这次会议学到很多东西，眼下活跃在史学界的很大一部分就是70后、80后学者，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是历史趋势，也是一个令人欣慰的现象。韩国学者金秉骏教授年过半百（看上去像四十出头），很欣赏中国青年学者这样直来直往的交流，他恳切地表示，以后再有这样的研讨会，他非常愿意参加。其实，作为学者，再深思熟虑，再聪敏勤奋，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都难免有失之眉睫的时候，而在学术问题上有同行和“外行”评议，无疑是促进学术进步的重要途径。这次会议带给与会者的冲击，必将化为他们“上穷碧落下黄泉”的一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