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美学批判的余焰……还在慢慢燃烧

李公明

2017-08-31 14:4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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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专业的美学研究者之外,作为普通读者的我们在今天还有什么重大理由必须关注美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最新发展呢?最近读意大利著名哲学家马里奥•佩尔尼奥拉(Mario Perniola)的《当代美学》(裴亚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2月),我相信的确存在着这样的重大理由。这部融当代美学史与美学理论于一体的专著使读者在相对系统地了解20世纪美学思想的同时,把思考维度引向生活与社会政治问题,因而富有启发性和挑战性。
《当代美学》
我一直认为在关于现代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研究中,美学问题仍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虽然这与现代学术的学科分割有关,但是美学维度的缺失从根本上看还是因为对个体的、感性的和情感的经验及其表达的历史价值及意义认识不足,被认识历史和现实斗争中的事件、过程、制度、问题等问题的实证性思维所遮蔽。比如,关于中国民众在抗日战争中所经历的苦难,除了有像南京大屠杀那样的巨大灾难之外,更有日常生活中无时不在的痛苦、恐惧与忧伤,他们最基本的诉求是活命,最真实的状态是在战火与饥饿中寻找生存的机会。在重新思考“人民的苦难史”的过程中,我很自然想起广东版画家蔡迪支先生创作的《桂林紧急疏散》(木刻,1945年),它再现了1944年9月日本侵略军进攻桂林前夕民众紧急疏散的历史场景:扶老携幼涌向桂林北站等候火车北撤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扒窗口入车厢、用绳索拉上车顶……车站一片混乱。蔡迪之多次到车站现场目睹着这一幕历史惨剧,并画了速写。画面上的火车像是在逃难民众汇成的海洋中的几座孤岛,浩茫而无言的苦难感比起杀戮的场面更有历史的悲剧氛围。我认为类似这样的作品除了自身的艺术审美价值之外,在历史研究中不仅仅具有作为历史叙事的插图的作用,它们的产生过程、流传及影响都与画面的视觉性和艺术语言的美学性质一样,具有强烈的历史维度的意义;美学的维度在这里充当了历史见证者与诠释者,悲剧性的美学景观本身就是历史叙事中不可被忽视的景观。至于在现实斗争中,任何复杂的或压抑的语境中都存在美学维度的表述、展示、交流的可能性,所有的压制与反压制、禁锢与反禁锢、真诚与虚伪、光荣与无耻……都可以呈现为各种美学的议题、景观、氛围和价值判断——来自审美的批判很有可能就是坚持到最后的批判力量。从历史到现实,无论是作为受难者、反抗者或是劳动者,他们自身自然地呈现的美学品格首先就是历史性和政治性的。
反过来看,我们同样有理由认为在当代美学研究中,历史的与政治的维度也同样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虽然马克思的美学遗产毫无疑问地把社会批判作为自己的宗旨和力量,而且从卢卡奇、葛兰西到朗西埃、齐泽克、巴丢这一路下来从审美现代性批判到生命与事件政治的美学论述浪潮激涌,但是当代美学的历史与政治转向问题始终没有在系统性和学理性的当代美学史论述中真正建构起来。如果说当代世界最重大的思想特征是让这个世界联系在一起,当代艺术最新锐的创作特征是让艺术切入到真实的生命状况中、回应现实生活的重大挑战,那么当代美学的最重要任务就是要创作性地回应历史与现实的思想斗争问题。
齐泽克
回到佩尔尼奥拉的《当代美学》。他在“绪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书的宗旨和核心论点,值得完整地引述:“在20世纪上半叶的美学确实已经显示出它并不仅仅是关于美与善的趣味的哲学理论。一方面,它已经与文学、造型艺术和音乐建立了共谋关系,并没有被这些领域中的大胆革新和冒险实验所吓倒;另一方面,它也卷入了机构管理、展览、活动组织以及艺术文化产品交流等事务当中。无论在个体生活还是在群体生活中,美学都遭遇了一些大问题:它首先质疑了自身存在的意义,它也激发了大胆的社会乌托邦,它还针对日常生活问题展开了讨论,并厘清了一些微妙的认知性区分。还有,它检验了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宗教和神学的重大问题,探讨了它与伦理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和差异,并与哲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人文学科、甚至是自然、物理和数学等科学建立了联系。而且,它已经超越了‘西方的边界’。由于学会了运用美学方法,一些具有创造性的新思想家诞生了。在并未完全脱离传统的情形下,他们开创了现代化的新理论和新概念。这样一来,他们就既摆脱了欧美殖民主义,也摆脱了他们自身的、令人沉重的历史遗产。最后,全球化已经使得美学更像是一种文化哲学,而不是对美和艺术之本质的一种思考。”(1—2页)在这里有些值得讨论的问题。美学与艺术的共谋关系是很自然地发生的,它不仅没有被艺术的大胆实验和突破而吓倒,相反后者往往要寻求美学的阐释作为自身的存在理由。对于它在所卷入的社会与个人事务的过程中遭遇的重大问题,作者提到了对美学自身的反思和对社会实验的激励作用,尤其是对日常生活问题的思考,这里已经隐含着美学性质的变化意味。而对于“西方边界”的突破,在他看来是全球化带来的结果,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以变得更像“文化哲学”来作为对于上述变化的最后概括,还值得讨论。因为从该书提出的核心概念和具体论述来看,或许更应该概括为当代美学的政治学与社会学转向。
佩尔尼奥拉认为当代美学的全部根基深扎在四个具有本质意义的概念领域中,即生命、形式、知识和行为。因此该书的前四章分别论述这四个概念的美学问题。基于这样的研究思路和基本观点,作者在该书中写作框架和表述方法的设想是以问题为中心,每章的第一小节介绍本章的主要问题,其余小节阐述这一问题的不同发展阶段,最后一个小节则是有关这个问题在20世纪最后一些年间发生的“转折”。他反对那种将美学家划分到不同哲学流派的做法,因为这会存在着方法论上的误导;更加反对通过他们的作品的流行程度来判断他们的价值。同时,更为细致和复杂的是处理理论维度和历史维度、重要作者与次要作者的关系问题,他在谈到重要作者和次要作者的区分的时候顺带揭示了当代语境的一个重要特征:当代意味着什么事情都有变数,根本不存在什么固定的标准,遮蔽性。因此他对此采取的方法是多元视角与变化的、相对的价值判断观。全书篇幅不大,但是涉及现当代60多位重要美学家(从狄尔泰到德勒兹)的美学思想,论述的体例并非常见的那种人物条目加评述的方式,而是以分析、论评为主。可以说,以问题为中心、以当代生活为背景、以多元视角和变化观念是这部美学著作的基本特色。
生命、形式、知识和行为这四个概念的确有很丰富的内涵和包容性,对应于这四个基本概念,同时也是回应前面所说20世纪上半叶开始呈现的美学的整体性变化,佩尔尼奥拉更为明确地表述了这四个概念的转向及实质性意义:“生命美学获得了政治性意义;形式美学获得了媒介意义;知识美学获得了怀疑论意义;实践美学则获得了交往意义。”应该把“获得”理解为或引申为一种“转向”,因为这样才能强调这四个美学概念在当代语境中的根本性变化。例如,关于生命美学的问题,从康德出发而经过狄尔泰、桑塔耶纳、柏格森、西美尔、雅斯贝尔斯到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关于审美经验与游戏本质的并置关系才被嵌入丰富的观念网络中,“它将生命美学之轴转向了政治”。(38页)还有,“与生命美学的政治化转向和形式美学的媒介化转向相伴随的,是认知美学向着怀疑论的转向”。(113页)总之,“美学已悄然出现并活跃于生命政治学、大众媒介、认识论和交往理论中。”(2页)“出现”与“活跃”正是对“转向”的描述。
在对于葛兰西思想的评论中,作者认为“他的思想不是指向乌托邦,而是指向一种更加具体、更加现实的视域。”;当葛兰西说“一个自由的思想者往往比整个的大学教育体系还要更有影响力”(139页)的时候,我们显然会明白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共同问题。正是在实践的意义上,作者认为葛兰西(还有布洛赫)比卢卡奇更为深刻地受到马克思美学思想的影响。(146页)罗蒂的主要思想也是这样,他关注经验-事实的层面,认为“重点在于要保护进行自由讨论的可能性。在不同观点的相互对立中,价值自然会展现出来。……在反抗残忍的斗争(这是罗蒂政治诉求的主要目标)中,文学、民族语言学和新闻比哲学更有效用,因为它们使得那些牺牲者所遭受的苦难发出了声音,它们让我们对他人所遭受的痛苦更加敏感。”(161页)
作者对于阿多诺美学观念的论述可以从一个重要方面来说明“美学作为批判性知识”的政治与社会学转向的理论逻辑。他认为对阿多诺来说,艺术作品的真理性问题不能从艺术家的意图中得到解决。艺术与艺术家很难真正了解自身,“真正的审美经验必须要成为哲学,不然它就根本不存在”。(116页),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认为哲学在本质上具有批判性和质疑性特征,是阿多诺为哲学做出的巨大贡献”(同上)。既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那种建议取消哲学的实践性目的地观点,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它暗含的是将哲学思维的社会批判功能沉默化的企图”。(114页)在这里,艺术——哲学(美学)——社会批判的转向路径是满足理论自身的表述逻辑的。“不论怎样,艺术总是包含着某种与物化相对立的层面的含义,它像光,像焰火,像天堂在人们心目中所显现的那样。……事实上,与爆炸相似,艺术真理需要那种对现实难以预见、难以理解的干预。”(115页)的确是这样,审美力量的秘密与骄傲常常难以言传,但是它所传达的意义却是无法抹杀的,是任何意识强权也无法彻底压制的。
“宙斯送来了生命之火,余焰还在慢慢地燃烧。”差不多40年来这个句子一直回响在我心中,我知道美学批判的余焰也在慢慢燃烧,当然它更多是在青年人的身上闪烁着辉光。“不要问篝火该不该燃烧,先问寒冷黑暗还在不在。”这就是当代美学的转向之问。作为曾经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深切地关注过1968年学生运动、1979年伊朗革命、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2011年美国世贸大厦被袭事件的历史性时刻的美学家,佩尔尼奥拉的转向之问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他由此而拓展了美学面向社会现实的批判性精神。
中国美学在作者的全球性视野中当然不会被忽视,在第六章“美学与文化”中就有“仁,一个中国的伦理美学概念”和“中国士大夫的内在二重性”这两个小节专门予以论述;另外,对于当代中国美学家,如梁漱溟和李泽厚,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无论我们是否同意他的那些评价,但是他把李泽厚的美学研究看作是对布克哈特在100年前提出的问题的回应,进而认为这个回应既不是悲观主义的,也不是失败主义的(240页),作为回应的这两个“主义”倒是颇有启发性的:在我看来,美学批判就是对时代的回应,它不仅仍然有继续燃烧的力量,而最后的结局也未必注定是悲观的或失败的。
责任编辑:于淑娟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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