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自由主义的僵局：人文主义与身份政治之龃龉

当地时间2017年8月23日，美国纽约，一座76英尺高的哥伦布雕像矗立在哥伦布广场上。近期的夏洛茨维尔事件之后，许多政客、激进人士和公民呼吁将纪念南部邦联时期和其他有争议的人物的纪念碑拆除，其中包括哥伦布雕像。视觉中国 图

西方自由主义陷入了麻烦。他们终于回过神来，开始严肃对待左翼激进派和右翼反动派发起的新浪潮对其意识形态的挑战，但也许为时已晚。屋漏偏逢连夜雨，他们陷入了双重困境——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丧失对西方世界政治想象的控制力，却不知道为什么。

许多美国自由主义者害怕进步激进主义，尤其是身份认同问题，它曾在2016年大选中引发右翼的反弹，最终导致民主党的败选。这些自由主义者批判道，激进分子放弃了自由主义对多元与和谐的普遍信仰，而将重点放在了以冲突为导向的报复性正义议程上。然而，他们忙着把责任一股脑儿推给激进分子，却毫不关心自由主义应当对当前危机负有何种责任。比如，现代自由主义哲学权威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坚持认为，正义要求我们将最少受惠者的利益（the least well-off，也可译为最不富裕人群）放在首位。这一主张将自由主义暴露在“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中，人们争先恐后地“比惨”，让自己看起来像是最少受惠者，从而获得最大的关注——直接导致了自由主义者反对的、以身份认同为基础的激进主义。然而，拒绝正义论意味着将挑战如下观念：自由主义具有抽象的哲学基础，而非依靠美国的传统、习俗和其他更深厚的基础——后者正是保守主义者一直以来的主张。一些自由主义者非但没有重新检讨罗尔斯的第一原则，反而紧锣密鼓地谋划从激进分子手中夺回第一原则的解释权。他们争辩道，这一原则最适用于关乎所有人的政治实践——公民身份，而不是部分人的特殊吁求。

自由主义碎裂

许多人为自由主义的萎靡不振开出了药方，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政治论证之一来自哥伦比亚大学思想史学家马克·里拉（Mark Lilla）。在他的最新著作《曾经与未来的自由主义者》（The Once and Future Liberal）中，里拉用“自由主义碎裂”（the liberal crackup）描述美国的情况——左翼内部自由主义者与新的身份认同政治分子之间的决裂。这一论点首先在唐纳德·特朗普胜选后不久提出，里拉将当前西方自由主义的危机归因于身份认同政治的崛起导致道德忠诚的破碎，身份认同政治的特征是，正义意味着将权力和声望重新分配给被压迫群体，直到他们认为自己获得足够的补偿为止。

思想史学家马克·里拉（Mark Lilla）和他的最新著作《曾经与未来的自由主义者》（The Once and Future Liberal）

在里拉的论述中，身份认同政治的路径已经失败了，因为它侵蚀了左翼对共同公民身份的理解。不断聚焦种族、性和性别的身份认同，严重削弱了自由主义者言说政治集体语言的能力，也让他们无法参与霍布斯称之为“国家”（commonwealth）的现实——在1993年写给莎伦·劳埃德（Sharon Lloyd）的信中，罗尔斯推断霍布斯是第一个政治自由主义者。作为一名教授，里拉对他的学生感到沮丧，他们“对与自己的身份无关或不影响他们的议题漠不关心”，而“公民身份、社会团结和公共利益这些经典的自由主义观念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为了“重新抓住美国人的想象，成为全国性的主导力量”，里拉认为，自由主义左翼“必须提供共同命运的图景，而这建立在任何背景的所有美国人都共有的东西之上。而这就是公民身份。”

然而，里拉试图超越身份认同政治，走向更高更牢固的公民身份原则，却并未提供一条前进的路径，反而揭示了自由主义的困窘之深。它表明，他所谴责的政治分裂，并不是意见分歧，而是不可调和的冲突——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之间的僵局：文化上的人文主义（或称之为西方的艺术与科学遗产，包括世俗与宗教的传统）和政治上投身于最受压迫、处境最差和被边缘化的群体。后者非但没有支持前一个原则，反而煽动起一场反自由人文主义的文化革命，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这场革命在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和米歇尔·福柯等激进分子的影响下首次夺取了左翼的控制地位。这些思想家及其后继者认为，人文主义不过掩护了歧视压迫的制度化结构，自由主义本身就是腐败。随着对这些革命的正义要求表示怀疑变得越来越难，自由人文主义者放弃了他们自己珍贵的文化权威，退缩至政治和经济领域。在那里他们相信，一个大资本、大政府的折中方案，可以为他们与革命者之间的和谐提供基础——这一希望被一个事实所确证：2016年民主党提名人希拉里·克林顿试图同时向华尔街和“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团体献殷勤；又被另一个事实所削弱：第二波和第三波女权主义者之间激烈争论，希拉里是否扭曲了女权主义。这是具有充分的启发意义的。

当里拉说明公民政治的假定力量时，自由主义的僵局是显而易见的。为了进一步说明他的反左倾要点，里拉重申了一个问题，即美国白人正面临黑人曾经历的连锁不公。“我不是一个黑人男性驾驶员，”他说，“也永远不会知道那是种什么样的体验。”在身份认同政治的锋芒之下，里拉耐人寻味地屈从于战略本质主义（strategic essentialism，印度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斯皮瓦克在80年代提出一个后殖民理论概念，指少数群体根据共同的性别、文化或政治身份动员起来代表自己的政治手段，虽然这些团体成员之间可能存在强烈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论，但他们有时会暂时“本质化”，并以简化的方式提出他们的团体认同，以实现某些平等权利或反对全球文化的影响，译者注）。

根据这一逻辑，为了断言不容置疑的诉求，一个身份团体所要做的一切，就是宣称外部没有人能真正理解其经验，所以也就没有一个外部人士可以合法地裁定该团体的诉求。但是，里拉想要说明的是，激进分子漏掉了一环。“如果我会受他经验的影响，”里拉说的是那个黑人驾驶员，“我就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与他有相同的认同。”换而言之，即便一个外部人士无法理解一个团体身份的本质，愤愤不平的团体成员仍然需要寻找一些与他们的看客共同的基础，从而获得他们应有的权利。自由人文主义曾经坚信，这一共同基础就是我们共享的人文主义，由几个世纪的艺术、历史、文学和宗教构成。但对里拉而言，那艘船已经远去。“公民身份，”他宣称，“据我所知，是我们唯一共有的东西。”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公民身份并不是拥有不同身份认同的人们重建政治团结的最好基础，但现在却是唯一可能的基础。

事实上，里拉接受了自己的经验与那些“他者”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他承认了重要的一点，即自由主义者必须与身份认同政治左翼激进分子之间展开极其痛苦的竞争，对于后者而言，宗教是满嘴空话，友爱只限于部落，甚至世俗的人文主义最终也受到种族、阶级和性别压迫结构合流的毒害。为了反驳身份认同政治分子对自由主义文化概念的攻击，他坚持共有的人文主义本身就是社会团结坚实的道德基础，他徒劳地摇晃公民身份的护身符。那么进一步地，可以在意识形态真空中断言，政治才是人类与其同类发生关系的唯一可能基础，然而这是错误的。

这种公民身份的构想采纳了反人文主义的主张，这些主张是身份认同政治分子的武器，他们试图用民主的霍布斯主义解除人文主义的武装。对于霍布斯而言，国家的和平和团结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主权者，融合了世俗与精神权威。他推论，如果将权力转移给人民，整个大厦将崩溃。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令人畏惧的利维坦，让我们对我们之间琐碎的差别感到骄傲，那么公意将在无休止的不可调和的道德与政治解释的冲击下崩溃，最终导致内战乃至全面战争。里拉及类似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政治是国家唯一可能的基础，在这点上霍布斯是正确的；国家必须为人们的身份认同提供一个主流的解释，以便维系这个政治基础的统一，在这点上霍布斯是错误的。我们的人民不仅可以通过公民身份的实践发挥主权的统一作用，国家的公民身份也可以驯服我们不同的身份骄傲。

然而，民主化利维坦的企图正是美国自由主义危机的根源。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公民社会的实践已经逐渐完善，人们把票投给更加广泛又更加个人维度的平等医疗权利和安全保障——同时扩大了福利国家和安全国家（security state）。但是，自由主义者为了参与国家扩张而裁减政治机构，为身份认同政治分子召回群体的狂怒大开方便之门，霍布斯认识到这是民主政治内在的危险。平等的健康权利和安全保障没能解决这样的一种主张：如果要避免社会不公，就应该把最少受惠者放在首位——不仅是金钱和救济等物质和服务要素，还有关注、声誉和权力等社会和心理要素。如果公民的正义观念永远围绕着“谁是最少受惠者”这一问题，那么一个团体的政治财富就与它真实或想象的社会地位呈负相关。所以，各种自傲的互相冲突的解释开始了无休止的战争，受害者与优先权的概念只能成为话语和物质的力量。叠床架屋的派系比他们的不满增长得还快。正如霍布斯曾警告的，随着我们对共同人性的承认受到了侵蚀，我们也被剥夺了所有的精神权威、自然哲学和真实友爱的基础。共同的团体会员资格并不足以维系国家。

需要什么样的公民身份？

因此，现代自由主义者可能会试图超越霍布斯，来论证他们寻求复兴的公民身份。比如，在《人的状况》中，汉娜·阿伦特以英雄主义的形式提出了公民实践，这种勇气造就了友爱，因而也可能造就团结，而政治是它的最后一个实践场所。然而，阿伦特的英雄政治共和理论强调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尖锐分歧，与美国政治文化不相容。正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所揭示的，美国的民主始于新英格兰地区的小城镇，从那时起普通老百姓的认识就进入了美国政治，也就是说，为了应对当前共同的挑战，应该把他们的个人利益放到一起。里拉这些自由主义者放弃了人文主义文化，而公民民族主义者抛下了他们，独自对抗身份认同政治左翼激进分子。

因此，无论处在西方自由主义光谱的哪个位置，这都是西方的一个悲剧性时刻。正如自由主义专栏作家戴蒙·林克（Damon Linker）最近说的：“不被误解的政治应该是，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搞清楚我们是谁。”这意味着要去搞清楚“作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作为一个公民，作为集体的成员，作为整体的一部分，从事一项共同事业，我们应该感谢彼此些什么”。然而，林克认为，自由主义政治共同体意味着，公民身份可能“不仅从强调个人权利和自我主张的次级政治身份中产生，更植根于我们对彼此的责任和义务，从政治团结中涌现”。事实上，这种假定的自由主义团结愿景危险地相似于交叉社会主义者（intersectional socialists，交叉意味着他们认同，性别歧视、种族主义、阶级压迫、恐同症等政治压迫的受害者拥有共同的事业，可以通过合作获益，推翻压迫人民的帝国和政治经济精英，译者注）提出的乌托邦政权，后者相信身份政治革命能和公民民族主义相兼容。他们相信，国家能够而且必须成功地裁决和协调所有处境不佳的团体的要求，无论是以种族、阶级、性别或者其他的形式提出。对于交叉社会主义而言，这很简单：身份政治革命说社会欠他们什么，就是什么；公民身份意味着落实他们所说的，这永远正确。剩下的就是一些细节，可以委派给政府正式批准的专家。

头脑清醒的结论是，自由主义者认为它们能够安全地放弃人文主义文化，走向更高层次的公民政治，最终会被身份认同左翼分子及其交叉社会主义盟友所超越。政治并不能拯救我们脱离身份认同政治，因为政治从来不会拯救我们，虽然它也许不可避免，而且不可或缺。为了追求真正的共同正义观，人类需要更深层次的共同基础。然而，即便对于自由主义的敌对批评者——尤其是基督徒或世俗的右翼人文主义者——也还没到幸灾乐祸的时候。今天深刻的危机也许是不可避免的。这可能会刺激出一些健康的或鼓舞人心的变化。但是，如果自由主义者崩溃或者枯萎，历史强有力地表明，在一个不同的基础上重建西方社会秩序，需要有另一个伟大的战争轮回。 

本文原载于2017年8月29日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