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漫谈《燕然山铭》︱《燕然山铭》的真面目

校勘古籍，这事儿说简单，实在简单得不得了——我理解，就是恢复作者原稿写定本的状态，重现古代著述的真实面目。

不过要说复杂，又实在复杂得不得了。即便有作者原稿写定本在，也还很可能存在笔误字讹，为读者顺畅准确地阅读，有时也要校勘；况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找不到这种原稿写定本。稍下一等的，便是作者亲自校对刻印的本子，看上去和原稿写定本差不多，甚至还会在刊印过程中对原稿做有修订，已较原稿更上一筹。但这同样会有文字的舛讹，也就同样存在校勘的问题。

至于后来辗转传钞和相继翻刻所造成的文本变易，更是古籍校勘的主要任务，也是其核心内容。然而，迭经变换之后，简直校不胜校。时移世易，后人往往无法准确理解古人原初的文意，弄不好还会越校错误越多。

这话乍听起来怪异，实际却很正常，因为今天需要我们校订的很多讹误，本来就是古人胡乱校勘的产物，明朝后期人就做出很多这样的荒唐事儿。

一句话，有很多无奈。前人云，考古之事，尽其心力而已，就是对这种无奈心境的表述。其实这一点正是历史研究的一项本质特征——我们只能最大限度地去接近历史的真实面目，在很多情况下都无法知悉所有的史事和全部的史实，但我们会不断推进对历史的认识。在人们认识历史的进程中，新的发现，有时会推动既有的认识出现显著的进展，《燕然山铭》刻石的发现，就会起到这样的作用。

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燕然山铭》的文本，可以分为石刻原本和传世文献迻录本两大系统。

传世文献迻录的《燕然山铭》，大体上有两个文本体系：一个是《后汉书》，被范晔全文迻录在《窦宪传》中；另一个是《文选》，依照它的文体，被编入“铭”这一类。这两个体系的文本，差别不是很大，其上源应当存在比较近密的关系，而结合摩崖刻石铭文，还是可以看出，其中有些相互出入的内容，是具有重要实质性意义的。

在这次发现《燕然山铭》的摩崖刻石之前，人们只能采用常规的办法来校勘《后汉书》和《文选》，虽然能校出一些文字的异同，但往往很难裁决其正误是非（如清人梁章巨的《文选旁证》）。现在，有了最初的刻石文本作依据，再结合上述两大体系的传世文本，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帮助我们厘清真相。尽管能够清晰辨识的文字只是整篇铭文的一部分，但在复原这篇铭文的基本形式、也就是每一行文字的排列状况之后，还可以借助这种形式的要求和限制，间接推定一些文字。这样，我们就能够最大限度地接近班固原稿写定本的形态。

谈到班固原稿写定本这个概念，有一项事情，需要略加澄清。这就是我讲的原稿写定本，是指班固在军中写定后交付上石镌刻的文本，而我们现在实际能够看到的，只是铭刻在石壁上的一部分文字，只能相信这些文字是忠实地转录了班固的原稿。因为班固身在其地，可以察看订正，这篇铭文又庄重异常，刻错文字的可能性极小。至于有人推测现在我们看到的铭文是由班固本人亲自动手，“书丹”上石，我以为可能性极小；甚至可以忽略不加考虑。关于这一点，我将在“《燕然山铭》漫笔”的下一篇文稿中再做具体说明。

石刻原本《燕然山铭》，除了这次考察发现获得的原石拓本之外，在南宋时期学者刘球编着的《隶韵》一书中，还从所称原石拓本或真迹摹本中辑录有47个字。由于原石今已泐损严重，这些字也可以用作参考的数据。

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南宋绍兴刻本《后汉书》

这里需要先向大家说明，在传世文献迻录的《燕然山铭》这一方面，我所依据的《后汉书》和《文选》，版本并不全面，只是就案头所有，姑且做一个最初步的核订。其中的《后汉书》，首先利用的是学者最常使用的中华书局点校本，同时参校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的南宋绍兴刻本和日本汲古书院影印的南宋庆元四年建安黄善夫书坊刻本。《文选》，则优先利用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南宋绍兴明州刻六臣注本，同时参校《传古楼四部要籍选刊》影印的清嘉庆胡克家刻本。所谓“六臣”注本，注释者都是唐人，是在“五臣”注本的基础上加入李善的注释，而胡克刊刻的便是李善的注本。

在石刻原本方面，新近获取的拓片，我只能利用网上通过新闻消息的形式所披露的照片。从中可以看出，原石磨泐已经相当严重，许多字迹已很难识别，甚至还颇有一些文字已根本无从识别。将来实地考察并发现这一铭文刻石的内蒙古大学相关学者，若能公布更清晰的照片，自然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一拓片，从而做出新的修订。刘球的《隶韵》，优先利用的是《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的国家图书馆藏宋拓印残本，其次是同一丛书影印的上海图书馆藏宋拓印残本，最后，是中华书局影印的清嘉庆秦恩复刻本。

下面，我就以中华书局点校本《后汉书•窦宪传》为底本，尝试对《燕然山铭》中能够做出核校的文字，加以初步的订定。其中不管是原石拓本，还是《隶韵》辑存零字，凡字形结构与传世文献无异而只是隶、楷字体之间的差别，一律不予赘述，而凡是六臣注本《文选》与胡刻本不同而文中又已记明李善注本与其他五臣本不同的地方，则径以“五臣注本《文选》”称之。

鉴于具体的校核，比较繁琐，在这里我仅举述其中几个比较重要的事例，供大家相关问题的复杂性和文本意义，然后公布初步的校核结果。

例1●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

【核校】“區落”，原石拓本似作“逗略”。

原石拓本上的“逗略”虽不能百分之百地确认，但并非“區落”，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后汉书》等传世文献中的“區落”，是流传过程中的讹变。假如说“略”与“落”音形相近，还有可能仅仅是同文转写的话，那么，单纯就“逗”字而言，它在石刻拓本上是比较清晰的，由“逗”到“區”，只能是因字形有相近之处而在后世造成的错谬。

那麼，前人又是如何解释“区落”一语的涵义呢？唐人注释《文选》的所谓六臣之一张铣释云：“区落，部落也。”然而作为一个普通的汉语词汇，“区落”在战国秦汉以迄魏晋的文献中，却别无所见，而唐代以后人使用这一词语，则明显是承用《后汉书》和《文选》中《燕然山铭》的典故，这一点是十分令人费解的。

如果不是普通汉语词汇，那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匈奴或其他北方族属用语的音译呢？如清末人文廷式，即谓“区落，盖即单于帐殿之称。区，读如欧。元人窝耳朵、斡耳朵，皆‘区落’之音转”（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卷三三）。文氏由“区落”径直转到“窝耳朵”或“斡耳朵”，这是天知道的事情。现在研究中原北方族裔的学者，仍旧如此转来转去，局外素人是难以置评的。不过班固在这里谈到的冒顿和老上，都是西汉初年的匈奴单于，其行事俱见《汉书・匈奴传》，而班固本人正是《汉书》的作者，他既然熟知匈奴人“区落”这一重要词语，理应写入《汉书•匈奴传》，一如书中所记“单于”以及对这一词语的诠释：“单于者，广大之貌也。”可是《汉书•匈奴传》却根本没有提到到“区落”。这样看来，作为匈奴或其他北方族属的外来语，同样也解释不通。

“区落”不行，那么同样不见于秦汉魏晋典籍的“逗略”这一用法是不是就可以用外族词语来解释了呢？自从清道咸时期以后，西风东渐，学人对古代中文典籍中周边诸族的语言词汇开始给予充分关注，也利用这些知识解決了一些过去未能正确诠释的问题，但中国古代的“四夷”、特別是北边的戎狄，族属变化聚合非常频繁，也非常复杂，语辞語音的变迁自然难得其详。其中有很多问题，即使综合现有的各种手段，恐怕一时还难以求得实实在在的结论，不过聊备一说的猜想而已；另外还颇有那么一些问题，尽管论者言之凿凿，可稍加追究，就会发现明显的问题，即往往在缺乏足够前提条件的情況下，强自对音，肆意转音，结论根本站不住脚。

譬如《汉书·苏武传》曾提到的“区脱”，又作“瓯脱”，长久以来，就被中日两国许多学者视作匈奴族的语汇，实际只是指边界在线的哨所，或指由这些哨所连属而成的边界（别详拙文《秦汉象郡别议》）。还有《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的“陆梁”，由于弄不清说的是什么意思，近代学者有人说是古越语，有人说是壮族的话，还有人说是出自仡佬族，反正怎么看都觉得它不像汉语词汇。可这个字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老话，而且文义本一望可知，亦即“陆上之梁”，盖“梁”之本义是指水上捕鱼的“鱼梁”（别详拙稿《陆梁名义新释》，见拙著《旧史舆地文录》）。最为出奇的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三年“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其中“不得”二字，本来是再平易不过的大白话，可是海内外却有那么一批学者，由于不懂天文学常识，弄不明白“明星出西方”是怎么回事儿，非要把它说成是常人听不懂的外国话不可。于是，有人说它是梵语“佛陀”的音译，有人说它是古印度婆罗门教“吠陀”的对音，有人说它是安息语对拜火教的称谓，还有人说这一词语，本是支那土产，是汉人自己的古语，指的就是青藏高原上的牦牛，通常更多地是书作“扑特”、“怒特”或“奴特”，只是现代人看不出奥妙而已。愈说愈奇，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别详拙稿《秦始皇禁祠明星事新解》，见拙著《旧史舆地文录》）。

基于这些历史教训，在目前情况下，尽管缺乏同样的用例，我想还是首先要把“逗略”一语，当作普通的中国话来解读。逗，可依其常义，解作“停”或“止”义；略，亦依其基本语义，解作“封略”，亦即疆界，而在这里的具体语境下，可稍加引申，释为居地、住地。这两个字连属成为“逗略”，意即“停留的居所”。这样解读，虽然显得有些硬，有些涩，但历史已经远离我们而去，秦汉乃至更远的时期，有些文句，在文献中会有仅此一见的情况。

例如，后代作为恒言成语使用的所谓“百二”，就仅见于《史记•高祖本纪》，就后世知见的秦汉典籍而言，无论怎么解释，这种用法都显得有些生硬；即使按照我的看法，参据汉代石刻铭文将其订正为“百上”，在同一时期典籍中依然找不到相同的用例（别详拙文《释“百二”为“百上”》，见拙著《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又《龟山楚王墓塞石刻铭与秦地所谓“百二”形胜》，见拙著《石室剩言》）。

参照这些情况，对《燕然山铭》原石拓本中“逗略”，也不必过分疑虑，更不必非把它通假转换成别的什么词语不可，甚至想象成为石工没文化随便刻出的别字。

另外，从修辞角度审度《燕然山铭》的词句，这“逗略”二字，也有一些要比“区落”更为合理的地方。

这就是“蹑冒顿之逗略，焚老上之龙庭”这两句话，不仅上下相对，同时还与下文“上以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相互照应，即如清朝学者何焯所点明的那样，系以“冒顿对高，老上对文，非苟下语”（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五）。冒顿是匈奴历史上一位划时代的单于。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述说：“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其世传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其世传国官号乃可得而记云。”班固撰写《汉书•匈奴传》，完全承用了这一段文字，而冒顿成为匈奴单于，正值西汉开国的高祖时期，接下来继承其位的老上单于，则与汉文帝同时。这一点，尤为凸显了“蹑冒顿之逗略”与“焚老上之龙庭”这两个句子骈俪相对的性质。

由此观之，“龙庭”的组合，是一个偏正结构，即以“龙”饰“庭”，若是按照上文所做论述，“逗略”也是这样，即“逗”是“略”的限定成分，而要是像传世文献那样把这两个字书作“区落”，两字之间则属平行并列的关系。如唐人张铣所说，按照其字面上的语义，区落就是部落，而部落乃是“部”与“落”的同义重复。同理，区落自是“区”与“落”的同义重复，既可以合称“部落”或“区落”，也可以单称之为“部”、“区”，或谓之曰“落”。两相比较，书作“逗略”，应该更为合理。

下面我们再从其实质内容来看这两句话。《燕然山铭》中的“龙庭”，班固在《汉书•匈奴传》有相关记述云：“岁正月，诸长小㑹单于庭，祠。五月，大㑹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计。……日上戊己。”“龙城”自然是个固定的地点，《燕然山铭》所说“龙庭”，不过是“龙城”的变相（唐人张铣注《文选》和李贤等注《后汉书》，都早已做过这样的解说），但一般来说，所谓“单于庭”却不是这样，这是因为班固同时还清楚记载说，匈奴的习俗，是“随草畜牧而转移”，或称“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居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尽管在每年的正月，也许会居处于一个特定的地点，但相对于其常年的移徙状况而言，即可称之为“逗略”，也就是一度“停留的居所”。这样，以暂时的“逗略”，对恒定的“龙庭”，在修辞上也相当妥切。

附带说明一下，北魏人崔浩，曾解释“龙城”一名说：“西方胡皆事龙神，故名大会处为龙城。”（《史记•匈奴列传》唐司马贞《索隐》）盖此前范晔就在《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述说“匈奴俗，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对照前述《汉书•匈奴传》的记载，范晔所说明显是由班固旧文敷衍而来，而依据《汉书》所记，乃绝无敬事龙神之事，如何会以“龙祠”名之？其实不管是“龙城”，还是“龙庭”，都是班固按照自己的理解，对《史记》旧文做出的错误改写。

这是因为上面提到的《汉书•匈奴传》对“龙城”等事的记载，本来是因仍《史记•匈奴列传》的说法，不过《史记•匈奴列传》是把这两个字写作“茏城”，《史记》其他地方，如《韩长儒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和《平津侯主父列传》，也都是如此。不管是将其解作“葱茏”之义，还是通假为“笼”字，都与遍体鳞甲而又张牙舞爪的大龙没有半毛钱关系。班固写《汉书》，在利用《史记》旧文时，因为没读懂或是理解错了，做过很多错误的改动，所谓“龙城”云者，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尽管班固这一改动十分错误，但就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而言，愈加说明他在《燕然山铭》中由“龙城”改写的“龙庭”，确实是一个偏正结构的汉文词汇，而不会是什么北番匈奴语的音译（有《汉书》别本书作“茏城”，北魏崔浩注《汉书》和唐人李善注《文选》，都见过这样的文本，或以为班固本作“茏”字，如清胡绍瑛《文选笺证》，然今以《燕然山铭》之“龙庭”相较，知班固所记自是“龙城”）。

总之，根据我对原石拓片的辨识和上述考述，目前暂定以“逗略”来取代传世文献中的“区落”。至于有更清楚的拓本可以证明我的辨识有误，或是上述考述存在偏差，自可随时做出修订。

例2●鑠王師兮征荒裔。

【核校】“鑠”，《隶韵》字形不同，左侧作“火”旁，为“（火樂）”。兮，原石拓本无此“兮”字。

铄，原石拓本模糊不清。虽然《隶韵》作“（火樂）”，但这句话是藉用《诗经•酌》“于铄王师”的典故，故《隶韵》此字的可靠性很值得怀疑，今不取，仍暂从《后汉书》等传世文献，书作“铄”。

原石拓片中阙少的这处“兮”字，比较明晰，大体可以肯定，再结合铭文整体排列情况是以每行满行15字（个别特殊情况除外）为准则，这句话以下仅余两行位置，而除去所有“兮”字之后，剩余30字，恰可镌满两行。故班固原稿，应当没有这些“兮”字，只是三字一句，故今删除所有“兮”字。

单纯就“铭”之一体在早期的应用范围而言，东汉末人蔡邕，曾归纳总结说：“《春秋》之论铭也，曰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蔡邕同时还针对上古多镌铸铭文于钟鼎的情况讲述说：“钟鼎礼乐之器，昭德纪功，以示子孙，物不朽者莫不朽于金石故也。近世以来，咸铭之于碑。”（蔡邕《蔡中郎外集》卷二《铭论》）

其实蔡邕所说这种“昭德纪功，以示子孙”的碑石，就其内在性质而言，可以划分成很多种类，其中也包括很多普通人的墓碑，他本人就替人写过不少这样的碑文。溯其渊源关系，各类碑石中只要含有“铭”的成分，就可以说也是一种“铭”文，亦即“建碑勒铭，以旌休美”（蔡邕《蔡中郎集》卷二《汝南周巨胜碑》），或曰“刊石树铭，光示来世”（《蔡中郎集》卷二《贞节先生陈留范史云碑》）。如清末人苏舆所云：“汉世赋铭之类，叙终则缀以词。……碑志，铭词之支流矣。”（清王先谦《释名疏证部》卷六《释典艺》）

与钟鼎等铜器相比，摩崖刻石亦可以“碑”该之。所谓“言时计功”与“称伐”，窦宪此番刻石的缘由也都与之契合。因而，《燕然山铭》自与“铭”的性质和形式没有什么冲突。

梁昭明太子萧统，在《文选》中编录这篇《燕然山铭》时，在标题下附加有“并序”二字。这显然是把“其辞曰”后面的这几句韵语，视作“铭”辞，此前所述，只是写在它前面的“序”文而已。略观包括碑铭在内的各种“铭”文，便可知至少有很大一部分的“铭”，形式都是如此，有“序”有“铭”。

这些“铭”辞，具体的格式，绝大多数都是四言韵语。其间也有一些“铭”辞，间或衬以像“矣”这样的语气助词，用以调节字数和文气。另外还有一小部分，如蔡邕撰写的《伯夷叔齐碑》，篇末之铭书作“惟君之质，体清良兮；昔佐殷姬，忠孝彰兮”云云，全篇“铭”辞，就是由这样八个以“兮”煞尾的句子组成（《蔡中郎外集》卷一《伯夷叔齐碑》）。类似的情况还有《三公山碑》、《周憬功勋铭》、《景君铭》等等（宋洪适《隶释》卷三《三公山碑》，卷四《桂阳太守周憬功勋铭》，卷六《北海相景君铭》）。但若是考虑到当时的“铭”辞多为四言韵语这一通例，这实质上仍是在维持四字一顿句式的原则下，统一置入“兮”字，大的格局，并没有改变。另有一些铭文，全篇大部分文句，都是普通的四言韵语，但其中也有个别一两个句子，是像这样在末尾缀加“兮”字，如《刘修碑》（洪适《隶释》卷八《慎令刘修碑》）。这样的“铭”辞，尤其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

清咸丰二年聊城杨氏海源阁仿宋刻本《蔡中郎集》中的《王子乔碑》

除了这种通行的四言韵句之外，东汉时还有一些“铭”辞，是写作三言韵语，如蔡邕撰述的《王子乔碑》就是这样，书作“伊王君，德通灵”云云，连续四十四个三字经式的句子（《蔡中郎集》卷一《王子乔碑》）。其他如《祝睦后碑》、《张寿碑》、《马江碑》和《郭仲奇碑》等碑的“铭”辞，也都是这样（洪适《隶释》卷七《山阳太守祝睦后碑》、《竹邑侯相张寿碑》，卷八《郎中马江碑》，卷九《北军中候郭仲奇碑》）。这和《燕然山铭》篇末“铭”辞的形式，完全相同。这意味着《燕然山铭》刻石的“铭”辞作三言韵文，而不像《后汉书》等传世文献的录文一样衬有“兮”字，并不是一个孤例，因而绝不会是省略“兮”字未刻。

东汉《张寿碑》残碑拓片（碑石阙失损毁严重，中为清人题跋）

这种“铭”文为什么都要写成四字或者三字韵文的形式，道理很简单，即便于吟诵，以广流传。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秦汉时期的识字课本，如《仓颉篇》和《急就篇》中的一部分内容等，即大多或四字为句的韵语，或三字为句的韵语，直至清代社会上普遍流行的蒙学书籍三字经、千字文，依然如此，就能充分理解这种形式因其朗朗上口而广泛、持久通行于世的状况。

不管是三言韵文，还是四言韵文，就其外在形式而言，单纯看其句型和韵律，都可以说是一种“诗”句，与同一形式的歌词，存在更为密切的内在关联。我们看西汉时期的宗庙和祭典乐曲《安世房中歌》、《郊祀歌》，其歌词，也多是三言或是四言韵文（《汉书•礼乐志》），就更容易理解，汉代“铭”辞通行的四言或三言形式，实与之一脉相连，而班固以三言韵语的形式写下这篇“铭”辞，是很自然的。

在形式上，与此《燕然山铭》非常类似、同时又密切相关的一个例证，是班固为其《汉书》各篇所做“叙录”，百篇之中，除了最后的《叙传》，用的都是四言韵语，而最后这篇讲述自己撰著旨意的《叙传》，谓之曰“凡《汉书》，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云云，用的正是三言韵语。

其实《燕然山铭》石刻每行15字的镌制形式，很有可能就是依据篇末这30个字的“铭”辞来安排的。这30个字的“铭”辞，因需要提行另刻，不必与前面的序文相连，像现在看到的这样，每行15字，正好刻满两行，可以最合理地利用特地凿平的石面。这一点也可以反过来印证其“铭”辞中本不带有“兮”字，而不会是石工上石时对班固原稿有所省略。

至于《后汉书》和《文选》等传世文献中载录的《燕然山铭》何以会增衍一系列“兮”字，我想，从东汉时期的“铭”辞形式的另一种形态，也能够做出说明。

这就是东汉时期也有很少一部分“铭”辞的形式，是上三字、下三字而在中间夹以一个“兮”字，和《后汉书》、《文选》载录的《燕然山铭》，完全一致。如《孔耽碑》之“君之德兮性自然”云云，《张表碑》之“于穆君兮焕流芳”云云（洪适《隶释》卷五《梁相孔耽神祠碑》，卷八《冀州从事张表碑》），便是如此。

从“铭”辞文体本身的发展历程来看，这种夹带“兮”字者应是从前述三言韵句的基础上衍变而来。

如上所述，西汉宫廷的御用歌曲，其唱词，有很多就是三言韵语，而在西汉建立之初，从前朝沿袭下来的宗庙和祭典用乐，“但能纪其铿鎗鼓舞，而不能言其义”《汉书•礼乐志》，这显然是仅有其曲而不具其词。因为只要有词，何至于司乐者竟“不能言其义”？况且《汉书•礼乐志》尚明确记载，至高祖、武帝时期，朝廷始命人为其填词觅句，尤证这些歌曲本以奏乐为重，唱词属于附庸。

这样，歌者在演唱所配置的唱词时，免不了会根据乐调的需要而拖长、转变某些词语固有的简单音节，在一些特别地方，甚至会随着曲调的节拍而增添衬字。这是我们在元代的曲子词里可以十分清晰而又相当普遍地看到的现象。以近律远，是同样的道理。

看一看刘邦得天下后回归沛县老家时，“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史记•高祖本纪》）。这篇即兴唱出的歌词，其中的“兮”字，显然起着衬字的作用，而“大风起兮云飞扬”句，正是把“兮”字插入其上、下文各三字之间。

透过刘邦引吭高歌的这首《大风歌》，更加清晰地显示出《孔耽碑》、《张表碑》等“铭”辞中“兮”字随曲衍生的性质（前面所说四言韵语的“铭”在句末缀以“兮”字，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同样的因素），从而进一步证实《燕然山铭》刻石中三字“铭”辞的合理性，说明《后汉书》、《文选》所载《燕然山铭》的“兮”字，应当是在世间流传的过程中，因倚声唱诵而衍增，或是钞录者受到《孔耽碑》、《张表碑》式“铭”辞的影响而妄自添加。

经过一个个具体的考订，依据目前所知见材料，可将《燕然山铭》的全部文字，即总共291字，最大限度复原如下：

上面对《燕然山铭》的辨识和解读，是在条件很不充分的情况下所做的初步尝试，自然会存在很多的瑕疵和遗憾。但我相信，这样的工作，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这是因为即使条件再充分，人们对历史事物和历史问题的认识，也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对远古历史的研究中，很难有完美的终结者。向社会公布上述粗浅认识，可以让关心这一重大发现的各方面人士，及时了解我的思考和探索，为那些富有学识的学者深入研究相关问题，提供一点点参考，这总不是什么坏事。

最后需要稍加说明的是，有些人或许觉得，与《后汉书》和《文选》载录的传世文本相比，《燕然山铭》刻石体现的文本差异，特别是文字字形的异同，并没有多大价值，无须如此郑重其事地加以考究。对此，我想简单谈谈自己的想法。

首先，我在关于《燕然山铭》的第一篇“漫笔”中，开宗明义，就已经讲到，由于在《后汉书》和《文选》中都收有这篇铭文的全文，所以总的来说，它并没有带给我们一项全新的史料，因而不宜过分夸大其学术价值。

然而在另一方面，历史研究的魅力和价值，往往就在细节当中。西洋人的成语，说魔鬼在细节之中。我在学习历史知识的过程中，却时时都会感受到，上帝的灵光正是透过细微空隙而闪现。即便是看似可此可彼的两个同义文字，譬如“畺㝢”与“境宇”，但一个是班固在燕然山下写定的原始形态，一个是后世有意无意的改写，揭示这种差异，除了会为具体的古籍校勘提供确切的依据外，我们还应该看到，这种差异本身，就是古代典籍文本演化的重要内容，这就是历史在流动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一个侧面，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真身，既不容忽视，更不容蔑视。

2017年9月3日晚记

（说明：限于篇幅，文本校订内容只举两例，更详细的内容或可见辛德勇教授的微信公众号“辛德勇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