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炮、病菌、钢铁与其他，是什么决定了技术和国家的进步？

原创 陈扬波 复旦商业知识

公元1532年，西班牙人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率领着一支168人的小队伍，在南美洲高原上的印加城市卡哈马卡面对着率军数万人的印加皇帝。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人类历史上两个分道扬镳的文明之间特别而又典型的一场碰撞——最终，168人的西班牙殖民者轻易击溃了数万的印第安人并俘虏了印加皇帝。皮萨罗和他的继任者在随后数十年间杀戮了绝大多数的印第安人，来自欧洲的白种人替代了原住民成为美洲大陆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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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1世纪的今天，全球化已经覆盖了地球的每个角落，科技正在将全球范围内近79亿人连接在一起。这很容易形成一种巨大的错觉：人类社会是共同匀速发展至今天的。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一万年前，人类开始发展出社会和文明的初始，只有不到2%的人类种群实现了技术和社会突飞猛进的发展，而超过90%的人类种群在最近几十年进入现代社会之前，和一万年前的发展水平相差不大。当两个不同发展速度的人类种群相遇的时候，皮萨罗和印第安人之间的案例便一再上演。人类社会之间巨大而又残酷的命运差异，是怎么产生的？

印第安人陷于被击败和征服的命运，显然直接来自钢铁和枪炮等技术的差距。而中国的近代史发展也难逃这一拷问。英国学者李约瑟在1976年提出的“李约瑟难题”提到：“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中国为什么在古代一度领先于世界，又为何在近代落后？中国社会如何才能实现科学技术对世界的赶超？这个难题也关系到中国今天及未来的发展疑问和前景。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

作者：[美] 贾雷德·戴蒙德

译者：王道还 / 廖月娟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生物学教授贾雷德·戴蒙德的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便是尝试对人类命运分叉进行解答的著作之一。

和自然科学不同，对人类社会的研究无法通过复制和实验来获得。戴蒙德从自身的生物学和地理学专业领域出发，运用了案例观察的研究方法，在宏大的空间和时间跨度背景下，对比研究了地球上一万年前至今的多个人类种群的发展路径。根据作者的分析，人类社会命运分道扬镳的起源，可能就隐藏在历史几个不起眼的细节中：

农业和动植物禀赋

在大约一万年前，小部分人类同绝大多数人类种群开始出现分道扬镳，即是从原始社会的狩猎转向粮食种植的农业。只有从狩猎采集转向粮食种植，人类社会才能告别游居分散的原始部落，开始实现定居聚集和人口增长。是什么促进了狩猎向种植的转变？作者在书中总结了两个关键因素：生存压力和资源禀赋。在当时，对于从事狩猎采集的人类来说，试图尝试种植作物来获取稳定的食物是个极其高风险的尝试。只有一小部分人在饥饿的生存压力下，通过多次试验失败而侥幸成功种植作物，从而发现种植的收益风险比要优于原有的狩猎采集。而另一个关键因素在于，当地是否有合适驯化成为农作物的植物和动物——和常识不同，驯化一种动植物的难度异乎寻常地巨大。纵贯整个历史，人类总共在数千万种动植物中，也仅筛选出不超过十种主要农作动植物——小麦、大麦、水稻、牛、羊、猪等。如果当地没有这些稀少的可驯化的动植物品种，农业种植即永远不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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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人类历史中农业种植起源的地区，可以发现一个违反常识的规律，即这些起源地都不是今天自然条件最好、最适合发展农业的地区。其背后的原因在于是否有足够的压力及合适的资源禀赋——如果你起步资源就不好，那后续发展就和你无缘了。

大陆轴线和交流

如果你侥幸生活在一个充满压力的自然环境下，又恰好拥有足够可驯化的动植物，从而走上了农业种植之路，是否就意味着后续就持续发展了呢？作者认为，还有一个更关键的因素：你的族群是否生活在一个足够大的，且是东西轴向延伸的大陆上？如果不是，那么人类社会的发展一定会遇到后续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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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只有在东西轴向延伸的大陆上的人类才能获得后续的持续发展？作者总结了以下几点原因：

从地理上来看，地球的气候是随着纬度变化而呈现不同东西横向的气候带；

同一纬度的同一气候带能产生类似的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

足够大的大陆，才能容纳下更多的、多样化的人类种群，为大规模迁移和交流打下基础；

位于东西轴线大陆上的人类以横向移动和交流为主，这和气候带和环境地理带保持一致，之间的迁移和交流不会被自然环境阻碍；

同一气候带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类似，其不同人群之间交换经验、知识和技术更容易，从而获得更多借鉴和创新发展。

因此，观察人类发展历史，只有唯一东西轴向的大陆——亚欧大陆实现了后农业时代不同人类种族的大规模迁移、沟通和交流，从而实现技术和社会的快速竞争与发展。在纵向的美洲和非洲大陆上，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天然隔断了不同人类种群的交流和迁移。

位于东西轴向大陆更为关键的意义在于，即使某部分人类在起步阶段因为缺乏动植物资源而落后于其他人群，但后续大规模的迁移、沟通和交流能够帮助其快速学习和获得同一大陆上其他人类的资源和经验技术，从而实现后发赶超。

“飞轮效应”

为什么在具备资源禀赋和交流条件而跨入农业社会的人类种群，会在后续的发展中一日千里，快速拉开同其他人类之间如天堑般巨大的差距？根据作者的观察，人类社会进入合适的轨道之后的螺旋式发展，可以借用今天互联网行业的新词——“飞轮效应”来概括。

当人类开始种植作物而进入农业社会，人群开始聚集和定居，人口开始增长，人类不得不需要面对管理一个人口众多而复杂的群体。组织复杂，等级森严的社会组织开始诞生。农业生产带来的剩余和储备，也产生了脱离农业生产而从事手工业、管理和军事的新社会阶层。随着社会组织和管理需要的增加，政府诞生了，而用于记录和传播信息的文字也随之发明。新的技术也开始诞生、积累和传播。有组织的政府和文字进一步推进了技术创新的发明和传承，更重要的是也促进了技术对外的交流、学习和传播借鉴。技术的进步进一步提升了社会生产力，反过来再次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和社会规模的扩大，这又继续推进了社会组织、政府和技术的进步，从而进入一个自我循环。这就是所谓的“飞轮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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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社会和技术的自我循环发展中，最关键的决定因素是对外交流和传播。创新是难度极高的一项活动，对于单个人类种群来说，能够实现创新和技术进步是个小概率的偶然事件。只有多个人类种群在足够长的时间里保持高频率的交流和传播，不同的技术创新才能得到更多的学习、应用和改进——这反过来推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更多的技术创新。这就是社会发展中的“技术爆炸”。

正是依赖先天资源禀赋和利于传播交流的地理环境，先进民族才能在社会组织和技术上一日千里，将其他大陆上的落后民族远远地甩在身后，然后在下次见面的时候——如同西班牙人在美洲一样，用手中先进的技术打造的枪炮、钢铁和病菌，将印第安人彻底消灭。

反思：技术和中国的未来

此书一经面世便引起极大反响和争议。很多人质疑：人类社会之间残酷的、巨大的命运差异，真的只是由地理先天因素决定的吗？或者说仅仅是因为是否身处东西大陆轴线以及是否有足够驯化的动植物？

戴蒙德在书中提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地理决定论”并非作者首创。本书传递的最有意义之处在于，作者利用人类社会的案例观察和对照，通过归纳法将影响人类社会发展路径的几个重要先天因素和驱动方式提炼了出来，并尝试从唯物主义科学的角度来解释不同社会发展的分歧所在。而这一系列论断也在其他领域学者的著作和观点中有着类似印证。

中国历史学者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尝试回答了戴蒙德在书中提到的部分内容：中国是怎么从技术领先到落后的？作为历史学家，黄仁宇更多的是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阐述中国社会和中国政府组织的形成缘由，他和戴蒙德异曲同工之处是发现地理因素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中的可能影响。

《中国大历史》

作者：黄仁宇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一方面，中国所处东亚大陆的季风性气候以及东西向的河流流向，都造成了中国的自然环境相较于其他地区有着更多的自然灾害。更频繁的天灾结合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使中国比其他地区更早需要并形成中央集权的大政府。虽然同样位于欧亚大陆，中国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也导致古代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交流相对较少。受环境影响，中国过早形成了早熟的中央集权政府，但缺乏内部的创新激励和外部的竞争交流压力，使得古代中国掉入了以“均质”、“稳定”为目标的发展陷阱，技术创新则停滞不前。

美国作家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著作《国家是怎么失败的》则涉及了近代中国的后续问题：中国又是怎么重新恢复技术增长的？在这本书中，作者认为成功的国家政府必须具备两个必要条件：是否具有足够的集权；是否容纳了多元化的主体。如果缺少任何一个条件，则会成为失败的国家。而影响一个地区政府是否具备两个必要条件的诸多影响因素中，地理条件也是其中之一。中国由于过于早熟的政治形态，过于集权的中央政府抑制了内部激励，无法吸纳足够多元化的主体参与，从而导致商业和技术创新停滞。当解决了多元化主体的限制，中国即开始恢复技术增长。

德蒙德和其他相关作者的结论观点也许或存争议，但其通过历史观察和案例对照的研究方法或许帮助我们提炼了技术和社会组织增长的内在逻辑。虽然跨越了人类一万年的漫长历史，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不仅不会改变，反而仍在决定着今天国家和社会的命运。是什么决定了技术发展的速度和趋势？是什么决定了未来中国的发展空间？在今天中国仍在攀登世界技术巅峰的时间节点，作者的问题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资源和空间

从戴蒙德的书中可归纳出，决定技术进步速度的先决条件即是所处的环境，而技术创新的起点，一为资源，二为空间。资源要素是技术发展的基础。空间则决定了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根本动力来源——需求，只有足够大的空间和足够多的需求，才能让社会主体有动力，有意愿去参与技术改造创新。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需求乃发明之母”，只有在具有起步资源和足够开阔多元的土壤环境中，创新之苗才能萌发。

交流和竞争

仅有足够的资源和空间还不够，技术创新的火花要想成为持续不熄的火焰，还需要具备大量的、高频次的交流和竞争。正如作者在书中举的案例，为什么太平洋诸多岛屿上的民族有足够的资源和人口空间，却无法产生持续的技术进步？根本原因在于海洋天然隔绝了太平洋诸岛各人类种群之间的交流和竞争，导致少量的偶然技术创新很快湮灭。闭门造车无法产生持续的压力和需求来驱动高风险、高挑战的持续技术创新。只有参与到频繁的对外交流、沟通和学习竞争，思想才会传播，经验才会被借鉴，知识才会被积累，改进才会被保持，这是技术爆炸和“飞轮效应”所产生的必要条件。

作为人类历史发展多样化路径中的重要一环，中国社会和技术的发展戏剧性地经过了“领先—停滞—复兴”的过程。其中背后的缘由和抗争，在近百年中已有无数人为之努力。在今天的时间节点，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中国实现复兴道路的关键选择。中国后续应该如何才能继续保持社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势头？如上所述，基础空间资源和交流竞争两个必要条件缺一不可。资源要素和市场空间，决定了中国技术进步的基础；对外交流和竞争则决定了中国技术创新能否继续保持“飞轮效应”的根本。良好的的基础空间、秩序和环境，多元化参与的激励和竞争机制，持续的对外输出和交流，决定了中国下一个百年应对技术挑战和发展的命题。李约瑟、黄仁宇和德蒙德等诸多学者关注的问题，在今天依然尤为重要。

□ 作者、制图/陈扬波

原标题：《枪炮、病菌、钢铁与其他，是什么决定了技术和国家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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