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龙︱南北朝时代的和平与战争

战争是南北朝关系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南北朝关系从战争开始，亦以战争结束。

刘裕北伐

控制东晋政权已有十余年时间的刘裕，为了积累篡位的最后政治资本，于417年发动第二次北伐，试图消灭接纳了反对刘裕的桓氏和司马氏残余势力的羌族姚氏的后秦政权。要消灭远在关中立国的后秦，刘裕统率的北伐军必须经过北魏控制的黄河中游沿岸地区，南北冲突在所难免。刘裕北伐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消灭后秦政权，故而不想与魏军纠缠以免消耗过多的精力。刘裕原本打算用绢帛买路以减少麻烦，不过最终双方还是通过战争一决胜负。在成功压制了魏军的阻挠后，刘裕率军越过北魏控制区，顺利实现了消灭后秦政权的既定目标。

刘裕北伐占领了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和以洛阳为中心的关东地区，南北朝疆界在黄河沿岸完全接壤。数年之后，宋武帝刘裕去世、少帝刘义符即位之际，北魏趁机发动南征，并且取得了很大战果。明元帝亲征督战，北魏大军渡河攻占了由刘宋军队据守的河南重镇滑台、洛阳、虎牢及其附近地区，将其势力范围扩展到河南地域，为其后与刘宋进一步争雄河淮地带并向南扩张疆界创造了条件。在其后几乎同时的三十年间，南北朝政权分别是由鲜卑族的拓跋焘（408-452）和汉族的刘义隆（407-453）进行统治的，他们的在位时间分别是423.12.24-452.3.11与424.9.17-453.3.16，南北朝关系即是这两个年龄相近的君主及其统治集团政治智慧和军事实力的较量。

就北魏方面来说，在很长时间里其征服的矛头是指向北方地区的各个区域政权，太武帝即位初北魏虽然已据有河南几个重镇，但总的来看黄河中下游河南地区主要还是刘宋领土。尽管如此，对于刘宋在河南地域的统治而言，北魏河南诸镇有如插入其北部边疆的几把尖刀，让刘宋朝廷执政者难以释怀。因此，宋文帝时期曾几次派军北伐以争夺河南沿岸重镇，而北魏方面也都进行了有力还击，并试图进一步扩大战果，对刘宋河南疆域进行蚕食和削弱。这样，在河南地区的军事冲突便成为太武帝发动大规模南伐战争之前近三十年间南北朝战争关系的焦点。

总体来看，南北朝关系在当时更多地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双方通使颇为频繁，在整个南北朝关系史上处于外交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时期。这主要是因为，太武帝时期北魏政治的重心是在消灭北方大夏、北燕、北凉诸政权并加强对各个征服区域的有效控制，镇压各地不断发生的反叛活动（其中严重者如盖吴之乱，甚至威胁到北魏政权的统治基础），而对漠北强大的柔然游牧政权的多次远征和防范，也牵掣了北魏太武帝的大量精力。另一方面，随着北魏对关陇地区的征服，南北朝在今陕甘南部接壤地带的陇南汉中地区发生了冲突，这一带是氐族聚居区，杨氏是当地的实际统治者，南北朝政权的冲突与氐人的向背息息相关。

北魏太武帝南征

450年初北魏太武帝率军南征，入侵刘宋汝南地区。宋文帝在太武帝北撤后派军北伐，兵分三路对黄河和渭河沿岸地域展开进攻，虽然最初也取得了攻城略地的战绩，但当时刘宋的军事实力并不具备支撑大规模北伐战争的条件。更严重的是，北魏太武帝针锋相对，率军发动第二次南征，数十万大军一路高歌猛进，渡过黄河、淮河并迅速向长江北岸集结。451年正月初一大会于瓜步山，与刘宋京师建康隔江相望，对刘宋政权构成了巨大威胁。不过，以步兵和骑兵为主力的魏军面对波涛浩渺的长江巨流和宋军构筑的严密的长江防线，自知渡江无望，而且深入敌后、腹背受敌也是兵家大忌，为避免重蹈苻坚淝水之战的覆辙，太武帝很快便率军撤退，挥师北上。

北魏大军的这次入侵，虽然最后并未实际占领刘宋领土，但魏军在刘宋境内如入无人之境，一路扫荡，“凡所经过，莫不残害”，“青、冀、徐、兖、南兖、豫六州，民死太半”。少年时代经历过这次事件的史学家沈约有这样的描述：“强者为转尸，弱者为系虏，自江、淮至于清、济，户口数十万，自免湖泽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无复鸣鸡吠犬。时岁唯暮春，桑麦始茂，故老遗氓，还号旧落，桓山之响，未足称哀。六州荡然，无复余蔓残构，至于乳燕赴时，衔泥靡托，一枝之间，连窠十数，春雨裁至，增巢已倾。”在沈约看来，这次战争成为刘宋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北魏大军的南侵不仅给江淮地域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使绝大部分的民众死伤或遭到掳掠，幸存者也不得不离乡背井，流离失所。战争的恐怖残酷，在当地社会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

这次南伐后的近二十年间，南北朝关系以和平交往为主，边境地区甚至还设立了互市。宋明帝初年刘宋统治集团内部爆发了严重的政治军事斗争，最终宋明帝一方获得了胜利，但不认同其统治的淮北青齐地区的军政长官则举地归降北魏，使北魏仅用很小的兵力便将这一广大地域据为己有。469年刘宋北方四州入魏，是继北魏统一北方后所得到的最大一片领土，使北强南弱的局面进一步扩大，也对其后南北朝政局发生了重大影响。北魏占领青齐地域后，大批青齐士人入北，他们的才学为后来的孝文帝所重，成为改革的重要参与者，发挥了很大作用。青齐国土丧失十年后，刘宋为南齐所取代。建立南齐的萧道成正是作为淮南军政长官，依靠淮海地域的豪族人物，建立了南齐政权。可以说，青齐地域的入北对此后南北朝政局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此后二十余年间，南北朝边境处于相对平稳的状态，小规模冲突时有发生。北魏孝文帝南迁后，以统一为己任，短短数年间三次亲征南伐，南朝边境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孝文帝迁都即是以南伐为名，其迁都的终极目的也指向了南北统一。孝文帝率领的北魏大军渡过淮河，进入南齐国境。对北魏军队的进攻，南齐进行了有效的还击，使得损失减小到最低程度。然而由于南齐内政急剧衰败，使其边防实力锐减，为北魏夺取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沔北诸郡创造了机会。不仅如此，在内斗中失利的南齐南兖州刺史裴叔业还以寿春献于北魏，使得北魏不费一兵一卒便将国境扩展到淮南地域。在此之前近三百年间，除了西晋的短暂统一外，还没有任何一个北方政权能将国土延伸到如此靠南的区域。不仅如此，由于梁朝梁秦二州长史夏侯道迁的北降，北魏也是未费吹灰之力便将西南重镇汉中收入囊中。

寿春和汉中相继入魏，都不是北魏政权靠军事实力所获得的。对北魏而言，这两个重镇犹如两枚楔子插入了南朝领土，如果条件成熟，有可能成为南北进退的重要战略支撑点。不过北魏占领这两个地区，可谓利弊共生，祸福并存。由于距离统治中心路途遥远，且在南朝领土包围之中，危机之时自救困难，会牵扯很大的精力。六世纪之初，时当北魏宣武帝即位初年，南朝政权经过一系列纷争实现了朝代更迭，梁武帝萧衍建立梁朝，很快便稳定了南方局势。梁武帝统治近半个世纪，成为南朝政治局势最稳定、社会局面最安宁的一段时期。对北魏而言，已然失去了消灭南朝实现统一的最后机会。北魏政权在孝文帝以后开始走下坡路，虽然宣武帝时期没有发生大的动乱，但不稳定的因素正在孕育，尤其是他死后继位的太子尚在幼年，成为政局急剧衰败的重要契机，使得北强南弱的大势发生了逆转。

南北局势的逆转和统一

北魏占领寿春后，试图以之为据点向周边蚕食，不断扩大领土范围。北魏在以寿春为中心的淮南地区的军事存在，对建立不久的梁朝政权而言是一个心腹大患，梁武帝试图通过北伐战争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问题。梁朝初年在稳定内政的同时，梁武帝试图夺回寿春，以解除后顾之忧。当双方的战争冲突到来之际，梁朝军队无论在战略战术的部署实施，还是军队的调遣、后勤补给方面，都能够迅速到位。北魏则有着明显的劣势，距离京师路途遥远，在调兵遣将和后勤补给方面都极为不利，而南方的自然环境对北方将士来说也不太适应，影响到战斗力的发挥。天气因素甚至成为决定此后战争走向的关键。

南北朝军队在寿春周边军事要地进行了激烈的争夺。魏军在成功抵御了梁军对寿春外围诸戍的进攻后，试图扩大战果，向淮南重镇钟离发起进攻。在最初的战斗中梁军几乎全军覆没，但紧接着由于大雨使得“淮水暴长”，魏军不得不撤退到寿春，“失兵四千余人”，付出了很大代价。505年十一月梁军大举北伐，南北朝军队在寿春附近的诸多战略要地发生了艰苦的战斗。由于梁将陈伯之不久前北降，北魏占有梁城和合肥等重镇，具有一定的优势。而陈伯之很快又重新南归，梁城和合肥得而复失，北魏淮南驻军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不过，面对梁军北伐，北魏也显示出志在必胜的决心，向淮南战场投入了多达约三十万人的兵力，因此在最初的战斗中取得了明显的优势，重占梁城，并且马头戍也为魏军所据，俘虏梁将四十余人，“斩获士卒五万有余”。大获全胜的魏军统帅中山王英，决定乘胜进攻钟离城。对于这一行动北魏朝廷并不赞成，但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元英一意孤行，最终因雨季淮河暴涨，加之梁朝二十万援军的到来，结果大败而归。综合相关记载，北魏此次损兵折将当在二十万人以上，严重削弱了北魏军力。

钟离之役的惨败，阻断了北魏进一步向南扩张的野心。不仅如此，北魏军队还在与梁朝军队争夺淮北滨海地域的朐山之役中一败涂地，未曾交战便因严寒天气而致死伤十余万之众，梁朝不仅保住了青齐海滨最后一块飞地，也对北魏军队的有生力量进行了又一次沉重的打击。这两次战役，北魏的损失可以说是致命的，使得北魏军力锐减，很难在短时间里得到及时补充，极大地削弱了北魏的统治力量。这也是近十年后北魏内乱爆发之际无力调兵遣将，战火迅速蔓延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六世纪初年南北朝之间的战争冲突，北魏方面以惨败收场，损兵折将超过三十万人之巨，这在此前北魏任何一个朝代都是不曾有过的。不仅如此，前此百余年间北魏在历次战争中的兵员损失的总和，也应该没有达到宣武帝时期这两次战役中的损失。可以这样说，一个新生的充满活力的政权梁朝，与一个处于垂暮之年的老朽政权北魏，其力量对比已然发生了根本变化。

北魏末年的内乱彻底改变了持续近一个世纪的北强南弱局面，自顾不暇的北魏王朝未能及时做好调整，没有从南北朝对峙的前线迅速抽身，从而将有限的兵力投入平定内乱的战斗中来。为了平叛，又不得不依靠尔朱荣的契胡族部落武装，为其快速坐大创造了条件。尔朱荣凭借其巨大功业，拥戴傀儡孝庄帝，呼风唤雨，叱咤一时。尔朱荣死于孝庄帝之手而未能最终称帝，但他对南北朝局势的深远影响却是任何人或势力所不能相比的。从尔朱荣阵营脱胎而出的高欢和宇文泰最终夺取了北方政权，主导着此后北朝的东、西方局势，进而由他们的子孙篡位建立北齐、北周政权，半个世纪的北方局势皆由此决定。不仅如此，出身尔朱荣阵营、后相继降附高欢和宇文泰的羯胡侯景，在六世纪中叶又南降梁朝，继而发动叛乱，致使梁朝政权走上不归之路。

虽然侯景之乱最终被平定，但南朝政权受到巨大打击，从此一蹶不振，新建立的陈朝在六朝政权中最为孱弱。巴蜀之地和长江中游重镇江陵为西魏北周所占，下游东魏北齐军队已占据整个江淮地域，并曾一度过江进入建康。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对峙中，北方军队逼近甚至占领长江以南区域，这种现象是空前的。按理说在这种局面下，南方政权已没有了生存余地，然而由于北朝东、西政权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对立，战争冲突不断，任何一方都不敢贸然出兵消灭陈朝，以招腹背受敌之困。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即蒙古草原地区突厥汗国的兴起，也使得齐、周政权的军事行动受到很大牵制。虽然在南北朝三国分立之局中，陈朝最为弱小，但还是保有着一定的生存空间。然而，陈宣帝时期发动北伐战争，占领淮南地区，使得北齐抗衡北周的兵力大受牵掣，最终为北周消灭北齐助上一臂之力。当陈朝面对统一了北方的强大的北周政权时，劣势暴露无遗，悔之已晚。然而由于北方周、隋易代以及对突厥的顾虑，陈朝的灭亡又推迟了十年时间，最终在589年，隋朝大军一举消灭陈朝，结束了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的局面，开启了新的历史时代。

总的来看，南北朝之间的战争冲突是近两个世纪南北关系的最突出的表现形式，对南北朝政权的盛衰存亡都有着重大影响。刘裕北伐军成功抵挡住魏军的阻挠，顺利经过黄河中游沿岸地带，实现了消灭后秦的北伐目标，为其篡位开启南朝政局积累了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政治资本。这是晋室南迁以来一个世纪中任何一位高门士族人物所未能建立的伟业，也使得他成为可以与曹操统一北方功业相提并论的非凡人物，对他的篡位自然无人可以置喙。北魏太武帝通过大规模南侵对刘宋江北六州的统治秩序和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构筑了此后北强南弱的基本政治格局。宋明帝初年的政争使得淮北四州拱手相让，对其后南北政局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孝文帝迁都后的南伐，虽然只有沔北诸郡成为北魏领土，但对宣武帝初年寿春和汉中的归北有重要的促进。寿春和汉中入魏，是北魏自得到淮北四州之后在南北纷争中最后得到的南朝领土。然而守卫这两个重要地区特别是寿春的防卫，也让北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使其在日后爆发的内乱中难以有足够的平叛兵力，终至分崩离析。

北魏末年的内乱决定了此后半个多世纪北朝政局的走向，也对南朝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样出身于六镇后来辗转到尔朱荣旗下的高欢和宇文泰，以及他们的子孙，成了北朝后期东、西方政权的统治者。而具有相似经历并相继在高欢、宇文泰部下为将的侯景，在归降梁朝后又发动叛乱，导致梁朝政权瓦解，彻底打乱了南朝的统治秩序。在侯景之乱平定的前后，北朝东、西政权在互相争战的同时，都将势力范围扩展到长江沿岸，甚至占领了长江以南的部分地区。由于北方东、西政权之间战争冲突不断，给弱小的陈朝政权提供了难得的生存空间，虽然北方任一政权都远比陈朝强大，都具有消灭陈朝的实力，但南北朝三国之间还是保持了基本的均势。然而，陈宣帝的北伐却打破了这种脆弱的平衡，北周抓住机会一举消灭北齐，统一后的北方政权成为陈朝的劲敌，南北统一已经不再有任何悬疑，只是时间早晚而已。589年，隋朝大军多路齐发，陈朝灭亡。分裂近四百年的魏晋南北朝历史走到了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