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乐︱南北朝时代的战争与和平

江苏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姚乐

2017-09-20 09:27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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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四世纪初,西晋上有宗王内战,下有灾民流移,当此多事之秋,被称作“五胡”的内迁非汉民族相继建政,或盘踞一方,或攻入中原。晋朝政府迅速丧失对黄河流域的控制,怀、愍二帝惨遭俘虏和杀害。318年,坐镇建康(今江苏南京)的琅邪王司马睿,在南迁士民和江东大族的联合拥戴下登上帝位,建立东晋。打回老家去,是东晋王朝的头号目标,是它政权合法性的第一来源,故其首要之敌,是在北方次第立国的前赵(329年亡)、后赵(351年亡)、前燕(370年亡)、前秦(394年亡)、后秦(417年亡)、后燕(409年亡)、南燕(410年亡)等胡族政权。上述各国的国运都不怎么样,从君主称帝之年算起,长者三四十年,短者十余年,皆告衰亡,虽曾对东晋构成莫大威胁,却无一能与后者长期对抗。
淝水之战前秦溃败,短暂臣服苻坚的他族首领乘势独立。386年,鲜卑贵族拓跋珪在草原复国,十余年间,败后燕、都平城(今山西大同)、称皇帝,将疆域展至黄河北岸。与之相继踵,东晋方面,将军刘裕开启“气吞万里如虎”的北伐大业,先后消灭南燕、后秦,据有青齐,顿兵关洛,与拓跋氏的北魏(内部长期沿用代国旧称)隔河相望。420年,刘裕代晋建宋,尔后,南方禅代传国的宋、齐、梁、陈,与北魏及其继承者东西魏、北齐北周、隋朝之间有战有和,直至589年归于一统:这南北对峙的一百七十年,史家习称为南北朝时代。
十二至十三世纪的中国,也呈现过长达一百五十年的南北对峙局面,南为南宋,北为金、元(蒙古)。南宋的文人士大夫,常以东晋南朝自况,吊古伤今。然而,这两个时代终归很不一样。南宋与金朝之间,先后凡三次签订有效的停战协定,最长维持四十一年(隆兴和议)的和平,乃至再度开战时,自幼不识干戈的边境吏民,对上回战争留下的守城兵器“谩知所措”(王致远《开禧德安守城录》)。如此漫长的休战,在五至六世纪根本无法想象。
南北朝时代,拿银子和丝绸“购买”和平的方案还没发明出来——经济上也不允许,有例可循的和亲外交,北朝曾倡议过,终被南方否决。两边频繁的通使,于和平有切实补益者极少,常常前脚使臣刚走,后脚边衅又开。战争的弦时刻紧绷,任谁都在伺机而动。用“兵连祸结”形容这个时代似显夸张,却也与实情相差不远。彼时,但凡一个年满二十岁的成人,他的生命中必曾经历或见闻过至少一场大战。若是小规模的边境冲突,就更属家常便饭,屡见不鲜了。此间频繁的南北战争,该如何简要把握?若从疆域地理的大形势着眼,不妨分为三个阶段。
中国地势图(局部)
第一阶段:从黄河到淮河(420年-469年)
高山大川是自然的地理界线,南北朝疆界的形成,也不离于山川险阻。
刘宋建国之初,西段以秦岭、伏牛山为界,秦岭南缘的汉中盆地为梁州(治汉中),伏牛山南缘的南阳盆地设雍州(治襄阳);东段以黄河为界,守洛阳城、虎牢关(今河南荥阳西北)、滑台戍(今河南滑县东),碻磝津(今山东茌平西南),立司州于虎牢,兖州于滑台。最东边,是平定南燕后拿下的山东丘陵,以东阳(今山东青州)、历城(今山东济南)为重镇,青州刺史领之。几段防线,最险固者为秦岭,最薄弱者为黄河。南北相持,最先被北朝突破的便是黄河。
东晋末年,刘裕攻打后秦,途中收复洛阳,把疆土拓展到了黄河岸边。当时,刘裕曾想过把朝廷从建康(今江苏南京)迁回洛阳,但被参谋长官王仲德以“暴师日久,士有归心”为由劝阻。不久,为刘裕留守建康的刘穆之突然病死,担心朝局有变的他急忙赶回;部署在长安(今陕西西安)的诸将却起了内讧,被赫连勃勃所乘,大军仓促退出关中,部分留守河南。至此,刘裕的第二次北伐宣告结束。
此前,刘裕部队沿黄河西进时,因借道北岸,和魏人起过摩擦。断断续续的战斗,双方各有胜负,期间刘裕用战车配合步兵,布下著名的“却月阵”,大败来犯的鲜卑骑兵,有效震慑了北魏方面。此后,魏国和晋、宋之间维持了数年的和平。裴子野《宋略·总论》说,刘裕称帝后还想着“屠桑乾而境北地”,“境北地”是定关中,“屠桑干”是灭北魏,奈何大事未办,刘裕便已病逝,猛虎的足迹,最终止于河滨。
《宋略》一书,是在沈约《宋书》基础上删改而来,但《宋书》并未记载刘裕这一计划,故此仅为裴氏的一家之言,孤证不立。事实上,晋末宋初的内外形势,不容南军再有大举出击的可能:其前线将士已然疲殆,后方的三吴、岭南多处,又因水灾和动乱而敝败不堪,后勤实难为继。于是,刘宋方面只能采取“通好北虏”的策略,借北魏牵制赫连,以图河南无事。“河南安则济、泗静”(《宋书》郑鲜之语),说到底,宋人是把经营重点放在济水、泗水流域,而以河南作为最外围的缓冲区,根本谈不上攻略河北。就在去世当年(422年),刘裕还下诏以淮河为界,把豫州一剖为二,分开管理,意味着平时不再用淮南的人力财力去供养淮北的镇戍,他虚外实内的用意,是非常明显的。
刘宋在黄河沿线的有限驻军,既要应对河南的东晋残余势力(司马楚之等),又要防备河北的魏国军队,处境很不乐观,用何承天《安边论》的话讲:“虽绵河作守,而兵孤援阔”。刘裕在世时,鲜卑尚不敢南侵,他甫一崩殂,魏明元帝拓跋嗣立即发兵渡河攻宋,将南岸的要塞占为己有。当时,跟刘宋一样,北魏也无力在河南建立深入统治,仅在虎牢等处留兵驻守,“余众悉北归”(《宋书·索虏传》),郡县则委之降附的土人,利用他们继续牵制刘宋。
就实际而言,河南之于宋、魏双方,都只是前敌缓冲带,有两句话最能反映刘宋的态度。元嘉七年(430年),宋文帝刘义隆意图恢复河南,他对内诏曰:“今民和年丰,方隅无事,宜时经理,以固疆埸。”疆埸者,边境是也。对外,宋国使者向魏太武帝拓跋焘宣称:“河南旧是宋土,中为彼所侵,今当修复旧境,不关河北。”两方面的说辞都表明,南朝出兵不过是要巩固边界,非关一统天下之大计。
刘宋中期(449年)宋魏对峙形势(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宋文帝缺乏雄才伟略,又喜遥控战局,不肯充分放权给前线将领,史称“授将遣帅,乖分阃之命,才谢光武,而遥制兵略,至于攻日战时,莫不仰听成旨”。他在位期间三次北伐,均以失败告终,不但未能收复河洛,还一度使自家政权陷入险境。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其二次北伐遭遇魏人长驱反击,拓跋焘亲率部队,一路开进到长江北岸,登上瓜步山(今南京六合区东南),眺望建康城。
刘宋军事上的挫败,最直观的原因是南方缺少骑兵。450年,沈庆之反对北伐时说:“马步不敌,为日已久矣”。沈是久经沙场的老将,步军较之马军的劣势,他再清楚不过。对阵交锋,步兵依靠地形和阵型,或许还能占到上风,但算上行军和后勤,南北军队的差距就非常明显了。南朝部队和辎重的运输,十分仰仗水路,河渠不达之处,或遇暴水、枯水之时,大军便难行进。北朝骑兵来去如风,给养可赖沿途抄略,机动性远非南军可比,更能绕到后方,袭击对手的陆上粮道,甚至率先进攻南朝防守薄弱的腹心地带:拓跋焘胡马饮江,便是极佳的战例。
南朝执盾武士俑
然在当时,魏军也有明显短板,那便是善野战不善攻城。其南进时,便绕开了彭城(今江苏徐州)、盱眙(今江苏盱眙)两座坚城,归途欲攻盱眙以泄愤,非但不克,还损兵上万,“积尸与城等”。另一方面,北魏的军队组织尚不完善,颇似淝水之战时的前秦,或者说,还保留着草原游牧军团的特点,属于以拓跋鲜卑这一强势部族为核心,裹挟氐、羌、丁零、杂胡、汉兵而成的混编部队,欠缺整合。故魏军攻至长江时,已属强弩之末,外则腹背临敌,内则军心不齐,只好草草收场。
几十年后,北魏大臣高闾上表孝文帝,回顾宋魏之战说:“昔世祖(即拓跋焘)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骑数十万南临瓜步,诸郡尽降,而盱眙小城,攻而弗克。班师之日,兵不戍一郡,土不辟一廛。夫岂无人,以大镇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因拿不下彭城等大镇,兵马又颇多折损,魏军连同沿途占领的郡县也无力固守,转而对民众就地洗劫屠杀,并驱赶降人“五万余家分置近畿”,充实平城一带。
魏人这一阶段的南下,达到了震慑宋人,毁伤对方有生力量的目的,其战马所过之处,青州(治东阳)、冀州(治历城)、徐州(治彭城)、豫州(治睢阳,今安徽寿县)、南兖州(治广陵,今江苏扬州),皆大残破,南起江淮,北抵济水,村井空荒,无复鸡鸣犬吠,人民藏身湖泽苇荡,百不余一。宋廷本已久丧进取河北之心,此番元气大伤后,对恢复河南一事也深感绝望。吕思勉先生将“元嘉草草”视为南北朝历史的关键转折,其《两晋南北朝史》云:“自景平之初,至于元嘉之末,宋魏战争,历三十年,宋多败衄,北强南弱之形势,由此遂成,此实关系南北朝百六十年之大局,非徒一时之得失也!”
宋孝武帝刘骏时,周朗上书献策,主张国家努力积攒马匹的同时,更应收缩防线。他说,关中河南已然不守,“历下、泗间”又“何足独恋”?在他看来,劳师动众苦撑山东淮北,不过是“空守孤城,徒费财役”,因为魏人只需派三千轻骑,“春来犯麦,秋至侵禾”,不出两年,便可使镇戍军民困迫不已。既然如此,便应把战略重点移到淮河防线上,“缘淮城垒,皆宜兴复”,至于“越淮穷河,跨陇出漠”的征伐大计,就等国力能够满足“办骑卒四十万而国中不扰,取谷支二十岁而远邑不惊”的条件后再说吧。
刘骏并未理会周朗的建言,但周朗的“行见淮北必非境服”,却一语成谶。465年,宋湘东王刘彧弑杀前废帝刘子业,在建康称帝,改元泰始。次年,邓琬等人奉晋安王刘子勋在寻阳(今江西九江)即天子位,建元“义嘉”。当时,地方大员多不承认宋明帝刘彧的合法性,镇守淮北的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司州刺史常珍奇均站在刘子勋一边。孰料不久,子勋便被击败处死,刘彧虽声言不穷究党羽,但各人均不自安,纷纷向北魏求援。于是,魏献文帝拓跋弘趁机遣将攻宋,历时三年,至469年,几乎夺取了刘宋置于淮北的全部州郡。战后,刘宋的青、冀二州移治郁洲(今江苏连云港云台山,时为海岛),徐州移治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兖州移治淮阴(今江苏淮安),司州移治义阳(今河南信阳)。除郁洲岛在淮北海上外,其余皆在淮南。半个世纪前,刘裕披坚执锐、亲冒矢石取得的战果,至此尽数付诸东流。
第二阶段:沿淮拉锯期(470年-547年)
《宋书·索虏传》记载,“义嘉之难”时,魏人入侵的目的之一,是“纳昶反国,定其社稷”,即护送之前被刘子业逼降北魏的宋义阳王刘昶去建康称帝,建立傀儡政权。其南征诏书大抵是由高允、高闾父子起草,中有“六军燮伐之期,率土同轨之日”等语,口号指向天下一统。不过,类似的表述,在北魏初年的文书中就已存在,因为草诏者都是汉人,内容又是抄撮典故、润饰其辞,故并不能反映鲜卑执政者的真实心态。
然而,魏人此次南攻取胜后,与元嘉末年仓促回兵、屠杀百姓不同,是颇致力于安抚民情的,还下诏“曲赦淮北三州之民”,督促“镇统之主,勤加慰纳,遵用轻典,以莅新化”,若驻守将领敢“令民逃亡”,则将“加罪无纵”。这些举措,体现了北魏政府华夏化程度的加深,统一南北也不再是纸面虚文,而是要落到实处的长期战略。
当时,北魏的实际掌权者是汉化程度很深的冯太后(血缘上也是汉人),她执政时期主导一系列改革,推动了魏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完善,由她抚养成人的孝文帝拓跋宏,在亲政后更是发起了迁都洛阳、全面华夏化的大变革。北魏侵吞南朝疆域的新动向,及表现出的更大野心,想来与冯氏不无关系。
冯太后之墓,大同方山永固陵
正所谓得陇望蜀,占领了淮北,北魏便又想着进取淮南。479年,齐高帝萧道成篡宋,旋又杀死宋顺帝刘准,给了魏人出兵的口实。是年,魏军再度以护送刘昶归国为名,向寿阳(今安徽寿县)、钟离、淮阴等沿淮重镇发起进攻,这仗打到481年,魏军终无所得。483年起,魏、齐两国建立通使关系,除去个别局部冲突外,维持了约十年的相对和平。
493年秋天,魏孝文帝以南伐萧齐为名,带领百官和军队从平城出发,行至洛阳,次年宣布就地定都。北魏迁洛,宣告南北战争从此进入一个更加白热化的阶段。于名,拓跋宏(元宏)深以中华天子自居,统一中国的使命感比其祖先们都要迫切;于实,洛阳迫近国土南界,为都城安全计,也亟需进一步打开局面。就这样,从494年起,南北双方开始了频繁的攻防作战,你来我往,一直打到529年。
萧齐后期(497年)齐魏对峙形势
纵观这35年的战局,起先占优的仍是北朝。498年,元宏率军攻陷新野、南阳,次年又于马圈城(今河南镇平南)大败齐军,夺取南阳盆地之大部。500年,齐国寿阳守将裴叔业因皇帝萧宝卷不断诛杀大臣而深感惊惧,举城降魏,元宏生前苦攻未破的淮河防线,魏人至此不费吹灰之力便撕开了一个口子,兵锋一直进到巢湖北面,占领合肥。504年,淮河上游的义阳陷落,下游的角城(今江苏泗阳境内)投降,南朝在淮河方面全线告急。505年正月,夏侯道迁据南郑(即汉中)叛梁,汉中盆地亦入于魏,南朝遂全失秦岭、伏牛之险,退守大巴山-武当山-汉水-桐柏山-线。
局面逐渐倒向南朝,是在梁武帝萧衍代齐(502年)并稳定政局之后。506年,梁军收复合肥、霍丘(今安徽霍邱)。509年,魏宿豫城(今江苏宿迁)降梁。时淮南重镇寿阳仍在魏人手中,考虑到寿阳城坚兵多,萧梁方面决定采用水攻之计,自514年起,凡动用数十万人,在寿阳下游的浮山峡(今江苏泗洪与安徽明光、五河交界处)构筑堤坝阻遏淮水,欲使之回灌寿阳城。516年浮山堰成,水淹数百里,魏军溃走,然寿阳之戍事先转移到了八公山上,仍未拔除,沿淮百姓却因水灾饱受损失。
北魏孝明帝时期(515年-528年),内则朝政混乱,外则六镇反叛,四方多事,萧梁在这一阶段持续取得更多战果:526年取寿阳,527年取涡阳,528年又取义阳。义阳归附梁朝,正值魏孝明帝死去,权臣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杀死胡太后、幼帝及王公百官数千人。变乱之后,北魏淮北州郡降梁者甚多,宗室王元颢等人也来投奔萧衍。萧衍封元颢为魏王,同年冬,命陈庆之率军护送元颢入洛,此行创造了南朝百年以来北伐的一个高潮:陈庆之北上途中,一路攻下铚城(今安徽濉溪西南)、荥城(今河南商丘东)、睢阳(今商丘)、考城、大梁(今河南开封)、荥阳、虎牢,经四十七战,克三十二城,所向披靡,魏孝庄帝仓皇出逃到尔朱荣处求援。
529年五月下旬,梁军进入洛阳,旋遭尔朱荣来袭。陈庆之率所部进至黄河北岸同敌军相持,终因寡不敌众而退。七月,元颢败死,梁军覆没于山洪,庆之幸免于难,辗转回到建康,先前所得郡县复被魏军收回。对此,有学者批评称,梁武帝组织的这次行动,属于北伐余力不济情况下的一场投机,该决策本身是十分荒唐的。要之,陈庆之战术上的成功,挽救不了萧衍战略上的失败。
梁朝后期(546年)的南北形势
入洛失败后,梁朝无力继续北进,北魏不久分裂为东、西魏,相互攻伐,南北之间战事停歇,梁朝疆界维持近二十年,直到侯景来降。
第三阶段:从淮汉到长江(548年-589年)
547年,东魏实际统治者高欢病逝,他生前委任去镇守河南之地的将领侯景,因不服其子高澄,转而投靠西魏。见西魏并不积极响应,侯景又同时联络梁朝,表示愿献土归附。闻说消息后,利令智昏的梁武帝开始了他的又一场投机,不仅接受降表,还派出军队援助侯景共抗东魏。548年,在东魏的攻势下,侯景军与梁军皆败,河南之地全失。侯景败后,梁武帝非但没有将其驱逐,还允许他率残兵屯驻寿阳并任地方长官,此举竟成“开门揖盗”。东魏与萧梁转眼议和,侯景担心被萧衍出卖给高氏,经数月之密谋,终于发动叛乱。
梁武帝在位近半个世纪,政权与社会内部积累的结构性问题,以侯景之乱为契机,一下子爆发出来。奴婢的倒戈,宗室的背叛,都是侯景的重要助力。549年,侯景攻入建康台城,梁武帝病饿而死。就在侯景军洗劫建康、蹂躏江东的同时,梁朝的皇子和宗室们却在互相争斗,为了取胜或自保,他们不惜向敌国求援,以致国土落入外人之手:雍州刺史萧詧不敌荆州刺史萧绎,求西魏保护,魏人得襄阳;北徐州刺史(治钟离)萧正表投靠侯景,被南兖州刺史萧会理击退后,举州投东魏;合州刺史(治合肥)萧范向东魏请兵助讨侯景,而州竟为魏军所踞。
552年,萧绎命王僧辩东下,平定了侯景之乱。同年萧绎在江陵(今湖北荆州)即帝位,是为梁元帝。元帝向西魏称藩,请兵伐蜀(萧纪),导致四川盆地入于魏人版图。554年,元帝要求西魏归还所占梁境,魏人大为不满,直接消灭了萧绎政权,改立傀儡萧詧于江陵。与此相先后,淮东的南兖、北兖(治淮阴)、秦(今江苏六合)等州被取代东魏的北齐占有。至此,南朝自东向西的淮水、汉水、大巴山防线全告丧失,只剩半条长江可守了。
陈朝中期(572年)的南北形势
就在南朝濒临全面崩盘的危难时刻,陈霸先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于556年击退渡江围困建康的北齐大军,次年代梁,建立陈朝。陈初,武帝(霸先)、文帝(陈蒨)叔侄致力于平息内乱,及至宣帝陈顼时,始图突破长江,拓展国境。时,西魏已被宇文氏取代,北周建立。北周欲执行大臣韦孝宽提出的联陈灭齐方针,得到陈朝方面的积极响应。573年三月,陈宣帝派吴明彻督军北上,陈军没有遇到强大抵抗,用了两年时间,顺利收复淮南诸城。时齐人闻陈军北上,说“国家待遇淮南,失之同于蒿箭”(《北齐书》源文宗语),意思是齐朝根本不重视淮南。而所以如此,是因北齐正集中兵力防御北周,实在不暇南顾。
577年北周灭齐,消息传到建康,陈宣帝令吴明彻进军淮北,与周人抢夺胜利果实。次年,陈军攻彭城途中遭北周野战部队包抄,主帅被俘。接着的一年多内,周师两伐淮南,579年突破淮河西段,陈朝见势不妙,赶忙将剩余的各城军队连同百姓一并迁往江南,淮南之地尽为北周所得。从此直至灭亡,南朝都无力量再向淮甸。
走向统一
581年,杨坚代周称帝,建立隋朝。588年冬,隋兵五十余万分八路攻打陈朝。待大江中、上段的陈朝部队相继击破后,次年正月,于下游待命的隋军,其主力由韩擒虎、贺若弼率领,分别从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和广陵渡江,拿下姑熟(今安徽当涂)、京口(今江苏镇江),合围建康。正如杜牧《台城曲》所写的那样,“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589年正月二十日,带着宠妃张丽华一同躲入井中的陈后主被韩擒虎部下抓获,陈朝灭亡。旷日持久的南北战争,至此告一段落。
战争是南北朝历史的主旋律,但正如欧洲中世史上的英法百年战争,最长曾休战二十年一样,南朝北朝交兵的间隙,也有过短暂的和平。《礼记》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左传》云:“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十年八载无大战的岁月,于农业社会元气之恢复而言,亦已足矣。局部地区,甚至还能出现欣欣向荣的小康面貌。《南齐书·良政传》云:“永明之世十许年中,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永明之世(482年-493年)的十许年,正是南齐北魏刀兵暂止的十许年。雨季再短,不碍夏虫欢乐,但若站在上帝视角,俯瞰这转瞬即逝的繁华,恐怕任谁都不免生起浮世无常、国土危脆的悲凉感吧。
学界前贤都说,南北朝的历史,其进程之主流在北而不在南,南方不唯武力不如北方,人口财力也逐渐不如北方,北方统一南方,诚为历史之必然。但是,历史的走向绝非线性,而系呈现一种必然与偶然交织的混沌状态。如果刘裕和他的助手刘穆之都能更长寿一些,晋宋是否有望荡平河朔,统一北方?若没有侯景之乱,保有淮河两岸和巴蜀的南朝,能否多撑持数十上百年,甚至北伐成功? 惜乎,历史不容假设。
不过,无论谁胜谁败,中国的统一都将是大势所趋。北方政权华夏化的深入,南方对北方认同度的提高,此等文化心理层面的因素,在影响历史走向的方面毕竟居于次要位置,更为根本的,还是中国地理的大格局,不容南北形成长期稳定的对立状态。农耕时代的中国,最主要的产粮地,一在黄淮海平原,一在长江中下游平原。两大平原相连属,江、河、淮、济“四渎”流于其上,都非不可逾越的障碍。河川既然不足凭恃,南北政权欲守护各自的经济要区,便需动用大量人力来填补地理的“缝隙”。然以兵守边,耗费甚巨,非但百姓困苦,官员的日子也不好过。这一点的弊害,在戍兵稍多、经济稍弱的南朝,表现得尤为明显。
因为军费开支庞大,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南朝建康城中,靠俸禄养家糊口的寄生官僚,很多在世时家人每餐便难于“兼肉”(有两种肉类),死去后子女更常落入“孤贫”的境地。所以,他们经常希望到待遇较优、捞钱方便的地方郡县任官,而朝廷将外职授予部分在京官员,允许他们挂数职、吃空饷,也成例行的恩赏。国家的集权需以财政为依托,要走出财政的困境,扩大税收底盘无疑是最便捷的办法。税收底盘是什么?那就是土地和人民。所以,南朝有为之君,无一不思北伐。
战争是一场豪赌,其赌注之一,是比平时投入更多的军费。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北伐,为筹措粮饷,立将百官俸禄减少三分之一,号召王公、后妃、公主、内外官员捐献金银财宝,又向后方较富有的寺院和民家征借25%的资产。梁武帝普通五年(524年)北伐,“京师谷贵”,昭明太子“菲衣减膳,改常馔为小食”——连储君都得跟着艰苦朴素。是可谓进亦忧,退亦忧,战亦苦,不战亦苦。如此,南北混一,四海一家,于君于民,都是最好的结果。南朝政权再怎么“本土化”,处境再怎么不利,统治集团都没有抛弃过统一天下的思想。生在南朝、长在南朝的萧道成,于立国未稳之际,曾对豫州刺史垣崇祖说过:“卿视吾是守江东而已邪?所少者食,卿但努力营田,自然平殄虏寇!”岂帝王天生自带理想光环?盖形势与视野,使其不得不然耳。
(雠温社是我们南京的几位青年学者在2015年组织的读书会,两年来每周活动一次,共读中古史料。夫对读互正曰雠,因故知新曰温,又《魏书》云李奇冗散数年而与高允雠温古籍,读书会既未始有意于形式,因以“雠温”名之,兼志冗散也。本文是雠温社系列作品之一。)
校对:张亮亮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南北朝,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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