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人口与环境的互动

2017年7月25日，贵博讲坛第五期在贵州省博物馆A区二楼学术报告厅举行。来自剑桥大学的刘歆益博士演讲“饮食、季节与阶级：欧亚大陆是如何联系起来的”，来自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T. R. 基德 （T.R. Kidder）教授演讲“理解‘人类世’的根源：晚新石器时代到商代的中国”。本期论坛由贵州省博物馆李飞副馆长主持。

讲演完后，刘博士与基德教授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听众就感兴趣的问题向两位教授请教，两位教授也耐心地作了解答。 

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贵州省博物馆”（gzsbwg）。经授权，澎湃新闻分两篇转载。此为下篇《理解“人类世”的根源：晚新石器时代到商代的中国》（现题为编者所拟），包括两场讲座的问答。

主讲人基德 （T.R. Kidder）教授

在环境快速变化的背景之下，每个人都受到环境变化的影响，一般来讲我们所谈的问题是单向的：即环境的变化对人产生了影响？而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双向性的问题：即环境变化对人产生什么影响？人的行为对环境产生什么影响？这种反向的影响的时间点在哪里？

考古学家的核心总是试图理解人，所讨论的核心是：人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影响环境的？于是一些考古学家提出了“人类世”的概念。“人类世”的概念是说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人的行为对环境、对全球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于是我们需要讨论“人类世”是怎样发生的。

之前的很多讨论都是关于时间点的，即从什么时候人类开始影响环境。而我想讨论的是人类是如何改变环境的？也就是说，我们人类的行为不仅改变了古代的环境，同时改变了我们自己的社会生存环境，然而我不认为这个过程是必然的，可能是巧合发生的，但那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人类的起源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人类的起源与人类对动物的驯化过程中，人类改变了周边的环境，与此同时，人类也改变了周围的环境、与动植物之间的关系，改变了对本体社会政治与一系列与人相关的事物。

“人类世”的开始年代一直在提前。目前我们对“人类世”的理解是：人类对环境的改变比我们想象之中的要早。中国很多考古数据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新的思考的框架。下面我希望利用我在黄河流域的考古工作来作一些具体的例子。

今天要讲的案例是河南省三羊庄遗址，通过这个案例，我要从五个不同的方面（角度）来理解人是如何改变大自然的。

我从五个角度来理解人类的进程：

1.climate气候

2.population人口

3.politics&religion政治与经济

4.technology技术

5.environment环境

我今天想强调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不同的作用力是相互连接的。

环境背景是指在不同学科下对古环境的复原得到的大背景。比如说，在中国东部地区、中国东北部地区，古环境在8000年前后到达了一个相对舒适、相对平稳的阶段，在此后的几千年里环境一直在变暖和变干，这是我们环境的一个大背景。

公元前8000年到公元前5000年，中国北方，尤其是中原地区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代，其结果是整个社会总量在提升，中国北方的植被相对丰富。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农业的发展即是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形成的。通过考古遗址，虽然无法复原当时人口的情况，但是可以想见人口是在增长的，增长的人口在向黄土高原的西部地区移动。

在环境和人口发展的背景之下，河南河北北部地区，人的活动行为在环境数据里面越来越多，举其中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火的使用，具体来说就是“放火烧荒”的行为。

在公元前5000年之后的时期，整个中国北方的环境变得干燥。因为人口的发展，黄土高原的西部地区水土流失的情况出现了。这是由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农业的深化和集中化，使得环境在急剧恶化。

总的来说，从距今4000年开始，人类的社会和生产活动成为改变中国北方地貌和环境的最主要的因素。

山西的考古遗址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在公元前4200年之后，随着人口的增长，当时的遗址范围不断扩大，遗址中考古发掘证据表明人类活动的范围在扩大，同时水土流失的情况在加剧。之后，水土流失对环境的反作用是持续不断的。人的行为以及对周围环境的改造造成了比较大规模的山体滑坡。所以一定程度上，黄河的“黄”就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的，因为水土流失尤其是核心地区人为的改造，使黄河的沉积率在上升。

在河南对三杨庄遗址的调查和鞍山遗址的调查，希望通过长期坚持的研究，找出黄河的形成以及黄河本身的变化对本地环境影响的因素。

在三杨庄遗址中可以得到古代土壤的数据。当时的农业对该地土壤发育产生了影响。在公元前4000年后，再也没有看到有土壤发育的迹象，也就是说在商早期，该地周围的森林植被在迅速减少。土地发育的信号证明了当地人的行为对植被有很大影响。

河南鞍山的遗址中发现了商晚期或者中期所建造的水渠，水渠反映了人与自然竞争的关系。它强调了人与自然的竞争关系一方面是人类的不断索取，另一方面是环境的不断恶化。环境的不断改变，对当地的地貌，水质产生很大影响。

人口问题自古以来就是人的发展问题。例如汉代能够达到现在都没有达到的高度。人口的密集或者人口的压力，很快就变成了对于地缘政治的压力。在人口发展进入瓶颈期时，向外或者向周边扩展的压力不断增强。

另一个说法是农业技术的改变。如汉代的农业技术更集中化，特别是对于同一块土地的耕种更集中。所导致的结果是：环境在变坏，人口在增加。在全球环境视角下，我们能看到中国或者西方的环境变化。例如甲烷的升高、二氧化碳的含量增加，我们可以理解为人的行为不仅仅对当地环境产生影响，更对全球环境产生巨大影响。

人类行为对环境变化产生恶劣的影响是恶性循环。人类对土地过度的使用，使得人类不得不去开发生态更敏感的地区的环境。因此人与环境的关系变得更加恶劣。在黄河的下游地区，对环境使用的恶性循环已经进入到政府层面。

在黄河流域的一个古村落遗址中，铁器在当时的使用已非常普遍。从遗址中能看出很多与日常生活相关的遗迹，如人的脚印、道路的铺设，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汉代的生活场景。由于这是一个灾难性的遗址，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日常生活的场景是这个社群悲惨的结束时的面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东汉之后黄河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黄河改道和黄河大规模泛滥的情况比较少见了。这与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改变是密切相关的，也有上层地缘政治的因素在其中。后面的时代里，尤其是唐代时，气候干湿条件的变化，雨水变得丰富，这时人口在向外扩张。而当气候又进入一个干旱时期，人口又在缩紧。后来又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上游的水土流失造成黄河夹带泥沙沉积河道，为了防止河水泛滥，人们不得不加高堤坝，于是黄河流域又进入了一个危险期。在宋代，黄河泛滥对当地环境的影响变成一种常态。经常会听说某个地区被洪水沉积所淹没，环境对人类的影响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加深远。

洛阳某遗址周边环境改变的情况显示，环境恶化和水土流失的关系非常大，城墙外围反复被能量很大的水和沉积冲洗，环境的危机、环境变化的能量惊人。这个情况不仅存在于洛阳地区，整个北方都处在环境变化的影响之下。公元12世纪时，黄河流域大规模改道进入黄海的时期，整个黄河下游平原的动力在增加。

类似黄河改道在历史上是有记载的，是政令实施的结果。人类社会和政治手段使很大范围的区域地理面貌发生改变。宋代黄河商丘和三羊庄相似的人和环境之间的互动，造成了大规模的水土流失，更大规模的水土流失造成了洪水的泛滥。最后造成本地地貌的改变和一个又一个问题。元代、明代末年黄河水位是在原来宋代水位之上的。这时可以想见，对当地农作物栽种危机有多大？

我的观点是在理解中国朝代兴衰的历史，在今天看来那是一个恶性循环。通过上述几个案例，地缘政治和朝代的更迭似乎是联系起来的。

回到“人类世”的话题，“人类世”的产生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它的动力是相互关联的。通过理解人类世，古代社会和人口环境之间的动力，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

【问答】

Q：为什么粮食作物是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相互交流，而经济作物如芒果、开心果、石榴等是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后才有交流，它们之间有时代的差距，是否在当时的背景下，作物的交流是有选择的？

A：这实际上是一个时间点的问题，欧亚大陆物质文化和农作物传播的早晚的问题。一定程度上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还在起步阶段，包括对东西方农业的传播、东西方农业起源的年代和动力，在过去十年里开始积累了一些基础，但现在谈时间表还为时尚早。

东西方物质和知识交流的时间线的问题，关于主粮作物最早的移动，最早的证据可能是中国出产的粟黍由西向东移动的过程。它传到欧洲的年代现在仍然存在问题，但我们最早应该能推算在6000年到5000年之间。

随后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作为调味品，甚至是作为药类的植物传播的年代和驯化动物的年代是相似的。再往后是在公元前1500年到1000年之间。所有社会动力，即人类的主食传播和底层劳动者相关，与农业最基础的生产者相关。当拥有了大量的物质文化，拥有了高级的物质文化，才开始有了社会上层的交流。所有关于社会动力的问题，在整个欧亚大陆史前全球化的过程中，它最基础的动力是自下而上的，而后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

Q：您说到了麦当劳和地缘的传播与政治的关系，较有趣的食物问题是，中国在前些年开始流行印度飞饼，当然到中国之后是经过改良的；而在这一两年印度也开始流行中国的饺子等食物，当然也是经过改良的，饺子在中国是蘸酱油、醋，而在印度就变成了蘸咖喱。那您觉得这两种食物传播的内在原因是什么？

A：这是关于中国食物转换的问题。农作物的传播、食物的传播和农业知识的传播都是不能替代的，它们的传播速度都非常的快。比如说小麦种植的技术从伊朗高原到河西走廊花了500年的时间，从哈萨克斯坦的东部到中原地区用了二三百年的时间。传播速度告诉我们，技术本身在传播中是没有壁垒的，但对技术的使用是壁垒的。青铜技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青铜技术在欧亚的转变，到欧亚草原上作为以一种武器被传播，从伊朗高原的东部到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它的转变传播都是飞速的。饮食也是一样，食物本身可以非常快速地传播，但是它在进入另外一个地区之后必须与当地的饮食传统相融合。对比东方和西方的饮食传统：在西方，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形成非常完整的磨面食的技术和烘烤的技术；而中国的饮食结构产生在旧石器时代，其饮食结构是相对保守的，在农业产生之前就形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Q：罗森教授“中国弧”的概念来自于“半月型文化带”，这两个概念的异同点和侧重点在哪里？

A：“中国弧”与“半月型文化”其实是同一个概念，只是处在不同的语境和不同的时代下，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尺度的问题。“半月型”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先见性。而“中国弧”是一个很有趣的想法，如果我们在中国拉一条线从东北到西南，会有一个隐隐约约的相似性，罗森的观点是近十五年前提出的，一定程度上他所见到的考古学证据更丰富。在过去这15年，考古学无论是在中亚还是中国，都是一个大发展。

Q：人类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在您所讲述的历史时段里面比较有名的例子应该是大禹治水的神话。最近吴庆龙有一篇文章讨论黄河堰塞湖洪水泛滥、大禹治水和夏朝的关系，我想请问基德博士，有没有关注到这篇文章，并做一个简单的点评。谢谢。

A：这篇文章发表时询问过我的意见，我认为这是一篇有趣的文章。但我不同意这篇文章的结论。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到目前为止还未见到环境考古中所呈现的地质证据。从逻辑上来看，如果有洪水就能证明传说的真实性，这样的逻辑是有问题的。但是，有趣的是，这篇文章出现后，能引起大家在文章之外的讨论，这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