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顿大学第二届唐至明中国人文会议随感

2017年9月14-17日，第二届唐至明中国人文会议（Second Conference on Middle Period Chinese Humanities）在荷兰莱顿大学举行。继三年前在哈佛大学首度举办后，此一会议此番“移师”欧洲汉学重镇莱顿大学，并吸引了来自美国、中国、欧洲、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的上百名学者参加，逐渐成为同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学术会议之一。

此次会议共收到论文140余篇，分为47个讨论组（Panel），因个人学力及参与的讨论组所限，本文无意对其中的具体论文过多加以介绍评述，只略谈参加此次会议的个人观感，侧重于介绍会议杰出的组织形式与会议所呈现的部分研究动向，以供因故未能参会的国内学人参考。

诸多参与此次会议的学人，都叹服于此次会议致力于中西学术交流的组织形式。虽然大型学术会议标榜国际化的并不在少数，但真正致力于让各国学者从国际会议中最大程度有所受益的则不多见。虽然学术会议无可避免地带有“社交”（Social）性质，但兼顾学术与社交，或者说是将社交建立在有价值的学术交流之上，才是学术会议的追求所在。

早在此次会议筹备时，莱顿大学就建立了会议的专属网址，所有参与会议的学人，都需要提前将论文全文上传至网站；尤为难得的是，每位与会者还需要承担至少两篇参会论文的在线书面评议。虽然有些书面评议过于客套、笼统，但亦不乏负责、精彩、近似于顶级期刊专业审查意见的评议。如笔者以宋元两朝所见真迹题跋为线索、讨论朱熹文集中未收书信的论文，即得到了曾致力于朱熹书信数位化研究的台湾清华大学祝平次先生近两千字的评议。此前笔者在史语所访问期间，由传统的宋明理学义理研究“跨界”撰写此篇论文之时，史语所和文哲所的师长就曾建议此一题目应拜访祝平次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古丽巍女史关于元丰新制下尚书省运作的最新研究，则得到了蔡涵墨教授（Charles Hartman）长达四页的中英双语评议意见。在会议正式召开之前，所有与会者即已看到其他学人对于自己论文的书面评议，这也促使了与会学人得以在会议召开时尽可能严肃、正面地回应这些批评。

绝大多数的国际会议，无论与会者是单独投稿、还是以组团的方式报名，大多只需要参加一次分组讨论（Panel），但此处会议精心谋划之处，即在于每位与会者都将参与三个分组讨论。这也是此次会议收到140余篇论文，却有47个分组之缘由。三个分组的划定标准，分别为研究主题（Topic）、研究时段（Time Period）、研究方法（Method/Sources），而每一小组，都尽可能参合中、西方学人，并邀请一到两位的资深学者担任总评议。如笔者的论文，就需要分别参加思想史主题、南宋时段和哲学文本分析方法三次分组讨论，由万安玲（Linda Walton）、柏文莉（Beverley Bossler）、祝平次和华澜（Alain Arrault）教授负责总评议。

据悉此一组织方式，来自伊佩霞（Patricia Ebrey）教授的提议。会议期间，笔者曾就此专门询问美国学者，被告知单一论文在同一次会议中参加三组讨论，在北美学界亦极为罕见。如此形式对于与会者虽难免疲惫，却有助于大家结识不同背景的学人，参与更多元的讨论。

对于学术会议而言，评议是否具有足够分量，对于会议的效果至关重要。除了提前提交书面评议外，各小组的现场总评议多为该领域最资深的前辈学者或正值壮年的中坚力量。如会议首日举行的五场分组讨论，政治史小组由新近出版了英文世界宋徽宗研究重磅专著的美国华盛顿大学伊佩霞教授和常年致力于政治史研究的台湾长庚大学黄宽重教授担任总评议；思想史小组由曾研究唐宋士大夫文化的美国哈佛大学包弼德（Peter Bol）教授和以研究邵雍及湖南神像见长的法国远东学院华澜教授担任总评议；社会史小组由曾研究宋元时期妇女、家庭史，并出版宋代权力关系专著的美国加州大学柏文莉（Beverley Bossler）教授和致力于宋代抚州士人群体、地方宗教研究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韩明士（Robert Hymes）教授担任总评议；制度史小组由新近出版《历史的严妆》的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蔡涵墨和提出“活的制度史”的北京大学邓小南教授担任总评议。当然，本次大会在遴选评议人方面亦大力提携青年学人，如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王锦萍和美国博登大学（Bowdoin College)的左娅皆担任相关讨论组总评议。

本次会议所谓“Middle Period”之说源自欧洲史研究中的Classical、Middle/Medieval和Modern之分，但不等同于大陆学界常言的“中古”。会议中文名为“唐至明”，但实际参会者仍以宋史研究者居多。原因之一或许是因为首届会议在哈佛大学的主事者包弼德教授、此次会议在莱顿大学的主事者魏希德（Hilde De Weerdt）教授，乃至会议在亚洲学界的响应者如台湾长庚大学的黄宽重教授、日本大阪市立大学的平田茂树教授和北京大学的邓小南教授，皆为宋史领域的资深学者。

对于本次会议的47个讨论组，不同视角的学人往往有各自的判断，但就笔者自己的观察和见闻而言，其议程设置主要仍由海外汉学界所主导。如以研究主题分类的小组，分别为政治史、思想史、社会史、制度史、文化史、军事史、艺术史、史学史、地方史、物质文化、性别研究、文学、宗教、交流，从各组论文数量和质量看，除了艺术史、物质文化、国家地区交流等新兴议题外，亦可以看出学界对制度史、思想史等传统研究似重新有所重视。

在以研究时段分类的小组中，虽然学界正逐步反思断代史研究中的诸多弊端，但多数论文仍然受限于断代史思维，虽有论文因研究某一朝代之首、尾而对另一朝代有所涉及，或者是研究某一观念、现象在不同时代的流变，但真正长跨度、大纵深的研究仍然非常罕见。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在Must We Divide History into Periods？一书中的诸多追问，不仅对于西方史研究成立，对于中国史研究亦值得重视。

在以研究方法分类的小组中，有两点动向或值得注意。其一是以图像分析（Visual Analysis）为研究路径的小组所收录的12篇论文清一色皆为英文论文，在本次会议各小组中极少见。其二是近年来热闹非凡的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研究方法，虽然仅有6篇相关论文，但仍然得以成为一个独立的讨论组，而本组仅有一篇中文论文。相较而言，大陆学人提交的论文，在研究方法上多为目前已经非常成熟的官方文书、文学文本、哲学文本分析。当然，研究方法或暂有中西之别，但绝无高下之分，以笔者所熟悉的哲学史、思想史研究而言，在文本“精耕细作”的基础上实现张岱年先生所谓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乃是东亚学人的传统优势所在，但西方学界对于新问题、新理论、新方法的重视，与之亦不必然冲突。当然，对于思想史的讨论，难免涉及到“何为思想史”的纠葛，此非本文所能解决，因此将思想史视为东亚学人的传统优势所在的说法，也是主要是基于特定研究方法的单方面表述。

毫不意外的，此次会议亦组织了由哈佛大学、台湾“中研院”和北京大学联合开发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和由莱顿大学开发的古籍半自动标记平台码库思（Markus）的工作坊。笔者毫不怀疑数字人文作为新技术可能带来的研究便利，并曾多次参加CBDB的培训及报告会，在平日研究中亦极为频繁地使用其在线功能，但笔者与多数关注CBDB和Markus的学人都有同样的疑问：即作为近年来传播最为得力的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数字人文技术，CBDB和Markus可能都还缺乏足够强有力、并可供借鉴的研究成果。

前文多谈及此次会议的优点，下文则多关注此次会议的部分不足，当然总体而言，此次会议当是瑕不掩瑜，会议的不足有些乃是会议参与者的责任，其中亦不乏学界普遍存在的难题，非会议组织者所能克服。

作为一次旨在尽可能多地邀请各国学人参与的国际学术会议，此次会议对于参会论文的质量明显降低了要求，而一篇明显不合格的论文，却要经历三次分组讨论，对于论文作者和评议人而言，都是颇为尴尬之事。

较之低质量参会论文等个案，会议期间听闻多位前辈学者所忧虑的深层次问题恐怕是与会论文在整体研究范式上明显缺乏突破。虽然近年来中青年优秀学人辈出，但在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理论构建等方面，则未能较前辈学者有明显突破。学界多尊崇前辈师长，因此常有“一代不如一代”的评论，但一位师长当年曾说，每一代学人都有自己的问题意识，而学术条件一代胜过一代，只要新生代学人找到属于自己的问题意识，自会“超越”前辈学者。与其他领域的代际交替不同，学术代际的薪火传递，绝非教职等学术资源的接续，亦非在师长宏观研究下做“后学式”的局部、个案研究，以填补、验证师长的假想与理论，而是应在接受良好学术训练、消化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能提出反映新一代学人整体特质和水平的新的研究范式。就此而言，虽然美国、日本、台湾、大陆历史学界的前辈学人逐渐退休，新生代学人逐渐取得相关教职，但学问的薪火传承可能仍不如人意。此处会议中，新生代学人个案研究中仍然存在不接“地气”、理论材料“两张皮”等常见弊端，原因之一也是新生代学人的个案研究被笼罩于前辈学者研究范式之下，从而导致议题先行、理论先行。如宋史学界所熟悉的郝若贝（Robert Hartwell）和韩明士提出的宋代地方士人兴起的理论框架，在本次会议上仍有相关论文在“验证”其主旨。寻找议题对于大陆新生代学人尤为紧迫，虽然大陆不乏极具潜力的新生代学人，在研究的深度和厚度上绝不逊色于海外同行，但目前学界的多数议题仍然是由西方学者提出并引领。

与亚洲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简称“AAS”）召开的相关国际汉学大会只能以英文发表、讨论不同，此次会议明确官方语言为中、英双语。数月前，笔者曾在新加坡参加第二十届国际中国哲学学会年会（ISCP），会议虽也接受中、英双语投稿，但实际分组讨论时，则多将中、英文论文分开。而此次莱顿会议的组织者为促进学术交流则颇费心思，如每组的论文尽可能收录中、英两种语言，每组总评议尽可能分别安排母语为中文和英语的两位学者来承担，同时提示与会者“自由”选择自己擅长的语言发言。但在实际讨论过程中，这种“自由”并不易得，英语仍是更为强势的学术语言。此前曾有大陆学者出于对语言的顾虑而放弃参会、甚至放弃担任评议人，而个别会场讨论时，若以中文发言也确实会显得“不入流”，而此时评议人的控场能力则至关重要。会议期间，以笔者所见，在大陆取得博士学位的学人，哪怕是年轻一辈，即便其学术英语听力不成问题，但以英语深度参与讨论则仍属罕见。虽然相比于仅有三名德国学者、四名日本学者参会，大陆学人在此次会议上的参与人数并不算少，但面对日趋国际化的学术环境，在大陆取得博士学位的年轻学人，仍然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真正走向国际学术对话舞台。

仅就宋史学界而言，过去一个世代的国际学术交流已有明显的进步，如大陆宋史学界与欧美、日本和港台的宋史学界，有着异常密切的交流，这是前辈学者苦心经营、来之不易的国际学术氛围。宋史学界新生代学人极大地受益于这种学术氛围，在交流访问方面极为便利。如笔者暑期在台湾访问不足三月，却得以参加梁庚尧、黄宽重、柳立言等教授各自主持的读书会等学术活动，与台湾宋史学界新老两代学人建立联系的“效率”之高，连笔者本人亦颇觉不可思议。但如前辈师长所言，学者之间不应停留在情谊上的“交流”，而应更进一步至于学术上的“交锋”。前辈学者所营造的学术生态，使得新生代学人有条件也有责任在学术领域进行深层次的辩难切磋，从而取得真正国际化的学术成果，推动中国史研究议题的国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