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感受影像装置艺术先驱比尔·维奥拉的光影与深沉

影响了中国一代影像艺术家的比尔·维奥拉是影像装置艺术的先驱者，他的作品充满着苦行僧式的信念、坚忍、不屈。

9月23日，“比尔·维奥拉1977-2014精选作品展”在广州红专厂当代艺术馆RMCA开幕。这也是这位当代艺术家、影像装置艺术先驱者第一次在中国举办带有回顾性质的大型展览。

澎湃新闻·艺术评论（www.thepaper.cn）在展览现场专访了艺术家工作室的执行总监、其妻子琪拉·佩洛芙，谈及艺术家不同时期的作品及创作历程。

以录像为主体,实现着视频录像、影像装置、声音场域、行为、表演的跨界聚合的比尔·维奥拉，他的作品恢弘、考究、色彩鲜明、伴随着高技术含量的视觉、听觉效果。然而他的作品看起来并不轻松，甚至过于严肃。生、死、希望、害怕、喜乐、受苦、灵魂、创造都是他作品的主旋律。他以极具个性化的观念表达，带来了别样的感知体验和对生命意识、真相与认知等问题上的反思。

1951年出生并成长于纽约的比尔·维奥拉，早期受白南准等艺术家的影响，开始钻研影像艺术。 自1972年起,他创作了逾百件影像作品及多媒体装置作品。

回顾和梳理是这次展览的主旨。展厅内呈现了艺术家自1977-2014年间的二十四件重要作品，分布在红专厂当代艺术馆的四栋展览空间中。观众可以在幽暗的展厅中感受到他不同时期的重要影像装置作品所带来的思考。

在一号展馆中，《火之女》、《特里斯坦的上升》、《惊骇五人组》、《洗礼》、《仪式》等作品无疑是重头戏。

《惊骇五人组》 参考了耶罗尼米斯·博斯的画作中的人物和气氛。这件作品没有任何声音，两女三男的五人组被一波强烈的情绪席卷时，他们的面部表情生动夸张，分别演绎了喜、怒、哀、惧、疑五种情绪。极度缓慢的镜头呈现了最微小的细节及表情变化，创造了一种主观的心理空间。

而作品《仪式》则 是受到了阿尔弗雷德·丢勒在 1526 年绘制的祭坛两翼画《四使徒》的启发所创作。

二号馆的《倒影池》、《救生筏》、《边缘行走》等影像装置作品都伴随着水的元素。其中，作品《救生筏》偏向于日常指涉, 它展现了一个组19位来自不同种族，不同背景的 群体,突然被高速喷射的水流袭击, 人们挣扎着相互扶持安慰,直到重新站立起来。

三号展馆中的四个平板屏幕上所呈现的作品《殉道者系列》，表达了行动的原则和信念。这些不同的人遭遇了不同的折磨，但受害并不是表达的目的，作品的核心在于身体承受能力达到极限的情况下，殉道者的强大、坚忍、不屈和牺牲，他们穿越了黑暗与死亡的屏障。这件作品是《殉道者(土、气、火、水)》的一套副本。后者曾一度挂在圣保罗大教堂中，试图发挥着宗教的作用。

长期游历于世界各地，潜心学习和研究着不同的宗教，这使得比尔的作品很早就超越了地域文明的局限。通过在艺术馆“另外影院”中同期播放关于艺术家的展映项目和展厅里的文献资料，观众可一窥艺术家的内心深处。

据悉，此次展览是继意大利斯特罗奇宫、德国汉堡岸口馆和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举办的三个维奥拉大型个展之后,在中国的首个大型回顾展。

展览将持续到2018年3月27日。

同时，在展览现场，澎湃新闻记者专访了比尔·维奥拉工作室执行总监，艺术家的妻子琪拉·佩洛芙。她谈及了艺术家不同时期的作品及创作历程。

澎湃新闻：在你看来，在比尔40年来的创作中，他的艺术作品有着什么样的风格变化？

琪拉：比尔的作品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他的学生时期，他做了各种摄像技术、视觉艺术的实验。在那个时候，比尔在熟悉机器设备和他的关系，是一些实验性的。他会找一个意向或者一个图像，然后不断重复地去拍摄，直到影像碎裂了为止。

在1979年，我们开始去拍摄整个世界。而在这一个阶段，比尔脱离了刻意操作和摆拍。我们一起去了突尼斯的沙漠拍海市蜃楼，去了加拿大拍摄雪景等，搜集了各种各样的大自然的素材。同时，他在搜集的同时也在有目的地塑造一个作品。1981年，他在日本创造作品《初梦》时搜集了各种大自然的场景，然后把它们转变成一组关于这个主题的作品。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时间非常长的影像作品《不知自己是何人何物》，作品大约长达一个小时，集合了各种图像素材。在他创作前，他写了一个表格，其中包括了他希望有的场景名单。虽然在正式拍摄时会和他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但他依然会对照表格，寻找合适的画面，把它们组合起来。

在这第二个宏大主题的创作阶段之后，我们发现了平板电视为我们提供了更小的空间，更精确的细节。于是他就用了高速摄像机，做了非常慢速的展示，其中包括“受难系列”和“情绪情感系列”。新的设备，例如35毫米摄像机，它与过去拍摄的24帧每秒不同，能做到300帧每秒，使得我们能够把作品在短时间内拍完，但作品的展示时间可以拉长。例如拍摄《惊骇五人组》只用了一分钟，展示时长为10分钟。因为是300帧一秒，所以人像的表情都非常的自然，顺畅。

澎湃新闻：那么比尔在作品中融入不同元素和文化是在哪一阶段，以及他是如何融入的？

琪拉：那是在第二阶段吧。比尔平时有大量的阅读，看了许多博物馆，美术馆的展览。除了这些学习之外，他在创作的时候融入了自己的各人经历和相关的情绪。1991年时，他的母亲就去世了。而在1998年，他的父亲也去世了。但当他在直面死亡的过程中，他的两个儿子在这个阶段里出生了。所以他的个人情感在这个时间段里经历了生死的冲突。

当他在处理作品创作的时候，同时也在处理自己情感的认知。他会去借鉴一些文艺复兴时期，甚至是更早期的中世纪的一些作品。因为这些作品也展现了人们的情感。比如当家人死去的时候，你会哭。而在那些经典作品中，当你看到圣母玛利亚抱着已经死去的基督时那悲痛的情绪，你会感觉受到抚慰。

所以他希望把这些元素放到作品里，再现他的情绪。

澎湃新闻：请继续谈及他创作的第四阶段。

琪拉：在新的这一阶段中，比如在2014年，他和一个歌剧团队合作，创作一个和古代神话——特里斯坦相关的歌剧的作品。当时对方要求是做一个长达四个小时的作品。当我们完成后发现，可以把歌剧中的元素和图像提炼出来，单独成为不同的作品。这也是一种实验性的作品，比如《火之女》、《洗礼》、《溶解》等，都是从歌剧中提炼出来的。

澎湃新闻：所以随着摄影，影像技术的发展，比尔的下一个探索方向是什么？

琪拉：现在，我不知道。因为，我们目前在一个回顾阶段，有太多的事情要做，编辑作品图录，以及策划展览。从欧洲的三个展览到中国现在的这个展览。在下一个阶段前需要静一下，理清思路。

澎湃新闻：这次中国的展览有四个展馆，在策展方面是怎么考虑的？

琪拉：这里有美术馆的团队，以及长滩的团队。布展是由好多人合作完成的。布置展览的时候在考虑不同主题的归类时，还考虑了展馆的空间大小，将主要的大作品放入了主要的展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