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我方是如何用传单向日本侵略者展开宣传战的

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D·拉斯韦尔曾说过：“现代战争必须在三个战线展开：军事战线、经济战线、宣传战线。”在抗日战争中，除了战场上你死我活的殊死斗争之外，我方亦展开了强大的宣传战。在各种宣传方式中，传单因散发方式灵活多样、制作廉价便捷、表现形式丰富多彩，而被大量使用，甚至被誉为“纸弹”、“无声的炸弹”。

在抗日宣传战中，中日双方有哪些机构负责制作散发传单？这些传单有哪些形式和内容？散发手段、规模、效果如何？9月23日，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许金生携新作《侵略与抵抗——传单上的抗日战争》做客复旦经世书局，通过展示中日双方形形色色的传单照片原件，返视80年前以传单为武器的中日宣传战。

曾专研日本对华军事谍报活动的许金生，在搜集谍报资料时接触到抗战时期的传单原件，“当时很惊喜，没想到过了七八十年还能保存到现在。和看史料文字不一样，这些原件与图片将我和历史的距离拉近，有一种跨越的时空感觉。”许金生遂开始了近代日本对华宣传活动的研究。

《侵略与抵抗——传单上的抗日战争》是许金生遍访中日各地档案馆、史料馆的研究成果。全书使用了百多种极其珍贵的传单原件，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对抗战期间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以传单等为武器抗击日本侵略的历史，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考察。传单成为最生动的历史证人，跨越时空，将我们带回那场伟大的卫国战争。

中日双方如何以传单打宣传战、心理战？

所谓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决定战争走向的主要因素有人和技术，而人的精神状态对于战争的影响甚大。对于我方，则在于揭露敌方的政策和谣言，抵御敌方的宣传，稳定、凝聚、巩固军心、民心，激励斗志，动员和组织民众参与战争，赢得战争。

八路军向伪军散发的传单

传单因具有这种对敌作战的特殊功能被称为“纸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纸弹”得到了超强利用和发挥。据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仅仅在对日战争中撒下的传单就达三亿份，加上澳大利亚的，同盟国在太平洋战线投下的传单约有四亿份。

二战中日军亦同样重视宣传战。日军武力侵略与宣传攻势并重，不断利用飞机在前线和重要城市大量散发传单，企图破坏我军民抗战斗志。

许金生表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参谋本部第八课还专设传单部，负责传单设计制作。设计传单的都是漫画家等民间人士，出入参谋本部多有不便，于是在东京神田淡路町建立秘密工作机关。该秘密机关是一幢普通商用楼房‘荒井大楼’，一楼是管理人使用，三、四楼是制作传单的工作室，三楼挂有‘田中商会’的牌子掩人耳目。在此工作者被人问起工作时就，有的就说在化妆品公司图案部工作。参谋本部将一些印度、缅甸、马来人安排在东京一家宾馆中，利用他们做针对这些国家的宣传工作，如广播、宣传册等。这些人有些是亲日分子，有些是战俘。为了研究各地民族性和心理特征，负责传单图案、文字设计者去宾馆询问风土人情，征询意见。有时还开座谈会听取意见，有时也召集日本学者进行请教，而著名推理小说家江户川步乱也被邀请过。”

我方自抗战伊始亦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仅仅就利用传单宣传而言，中国共产党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开始使用这一特殊的武器战斗，七七事变爆发后开始在华北对敌散发传单宣传；在国民党方面，1938年4月至5月21日，仅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印制完毕的传单就达6200万份，甚至远赴日本空投传单百万份。此后，随着战争的深入，我方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方面使用传单的范围越来越广，规模越来越大。

我方对日军的主要宣传对象与内容大致可分为：宣传俘虏政策；以两分法分化日军；揭露侵略战争的性质以及给日本人民带来的苦难；宣传对日军不利的形势；刺激思乡情结；揭露日军内部黑暗。而传单有一般文字形式、图画形式、书信形式、数表统计形式、诗歌形式、纸币形式，还有通行证、招待券等，宣传的对象既有日伪军，也有中国民众，宣传内容则因对象而异，宣传渠道也灵活多样。

除共产党、国民党方面，在华日本人、朝鲜人反战组织亦参与了这场抗日宣传战。许金生表示，“日本俘虏中有很大一批被送到延安的工农学校，日本共产党给他们上课，培养阶级觉悟。后来也会请这些日本俘虏来设计传单，这使得抗日后期中国对日宣传做得很好。因为以前我们都是从政治的角度讲阶级兄弟，但接受了那么多年法西斯洗脑的日本军队根本听不进去，这是无效宣传。日本士兵被俘虏了之后，传单主题变成了唤起日本士兵的思乡情结，揭露日军内部黑暗面。这是因为日本长官对士兵很苛刻，克扣薪水，时常打骂处罚。”

传单在抗日中起到怎样的宣传效果？

在抗日战争中，中日双方都曾通过传单打宣传战、心理战，而在绵延多年的战事中传单究竟起到怎样的宣传效果？许金生介绍：“在检验宣传效果时，有些效果是可以通过数据说明的，例如投降、倒戈人数等，但精神层面的变化及其表现，诸如宣传造成的敌军军心涣散、士气低落等心理上的表现，往往是渐现的，是无法以数据表现的。我方优待俘虏的政策，从抗战初期日军完全不知晓、不相信，到后来普遍知晓，乃至渐渐相信，便是典型之例。虽然难以比较，但可以说与看得见的效果相比，看不见的精神层面的效果肯定更大更广。”

“侵华战争的参与者、战后日本著名历史学家藤原彰回忆说，1941年7月自己从军校毕业后被派到河间任小队长，一到任就从士兵们那里知道八路军优待俘虏，八路军中有相当数量的日本俘虏存在。这说明当时我方的俘虏政策已经广为日军所知。 他还说到了我方的宣传活动，老百姓带来装有红枣、信函的慰问袋，反战组织打进电话、在据点外唱反战歌曲等，这些事情他也都遇到过。他个人认为当地八路军等的宣传工作使得日军认识到八路军俘虏政策的实际状況，日本俘虏的反战活动，这十分有意义。这种活动使人怀疑战争目的，降低士气。可以说反战活动的意义正在于此。这种精神层面上的效果也正是我方宣传战、思想战所追求的主要目标，并且，也正是由于这种精神影响的深入与扩大，才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倒戈投降者。”

“抗战全面爆发之初,英国记者贝特兰采访毛泽东时曾经怀疑过我方的宽待俘虏政策，认为这种政策在日军的纪律下未必有效。毛泽东的回答是十分肯定的。事实证明我方的政策确实极为见效，从平型关大战未能俘获一个俘虏，到后来抓获大量俘虏，甚至还出现主动倒戈投诚者，便是最好的证明。出现这种变化，虽然有各种原因，但宣传之功不可没。”

“宣传之功虽不能全归于传单，但就像新四军政治部总结对敌伪宣传工作时所说的那样，‘散发传单和贴标语，是我军对敌伪的最普遍的宣传方式’。作为最普遍的宣传方式，自然对日军影响最大。传单与俘虏的关系，从1944年3月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华北地区协议会有关同盟活动情况的报告便可以窥知一二。报告说‘所有的俘虏全部看过我们的传单，普遍知道不杀俘虏’。报告特地提到了传单，并且说所有的俘虏都看过，无疑是对传单宣传作用的最好诠释。”